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郭沫若无论是作诗，还是写剧本，常常是“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就是这么一位才子诗人、文坛巨擘，也是非常重视修改的。他写《孔雀胆》“虽然只费了五天，但改却费了二十天以上”（《〈孔雀胆〉的润色》）；写《蔡文姬》“费了七天工夫。但其后在上海，在济南，在北京，都修改过多少次”（《蔡文姬·序》）；而剧本《武则天》自初稿发表的近两年半的时间里，则“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武则天·序》）。他认为“文章写好后，要翻来覆去地推敲一下”（《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要“多读几遍，多改几遍”（《怎样运用文学的语言？》）。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的成功要诀。郭老有关修改的“理论”与实践，再次雄辩地证明了认真细致地反复修改对于精品佳作的“出炉”，是何等的重要！
才情横溢、著作等身的郭老在为我们创作了数量可观的经典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修改佳话。如他为黄继光纪念馆题词便是其中之一：1962年夏，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的家乡、四川省中江县（现属德阳市）筹建黄继光纪念馆。纪念馆筹委会发函邀请郭沫若为烈士题词。收到邀请函后的郭老很快完成了对联的创作：上联的最末两字原为“永在”，写好后作者发觉上联里出现了两个“在”字，不妥，需要改。郭老感到“永在”是死字眼，而英烈是永远活着的，永远在呼啸前进，于是改作“长啸”。这一改就使全句变活了。郭老对此修改还是比较满意的。对联写出来了，匾额写什么呢？郭老为此煞费苦心，颇费周章。他起先想用“永垂不朽”“浩气长存”“气壮山河”等现成词语，觉得这些太俗套、缺乏新意，弃而不用。接着想了个“藩翰中朝”，又感到“藩翰”（喻捍卫王室的重臣）虽典雅，但生僻，圈去未用。后又改为“火中凤凰”“青年师表”“人民模范”，又觉空而不切；再又改为“血铸和平”“国际英雄”，依然觉得和联语扣合不紧，也不称意。就这样，郭老前前后后共拟了二十多个，最后才确定用“凯歌百代”作为匾额。（参见郭沫若《凯歌百代》，《人民日报》1962年6月29日第4版）这四个字既通俗易懂，又意味深长：写出了黄继光精神的内涵和深远影响，与联语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郭老手书的那四个雄劲豪放、苍劲有力的鎏金大字——“凯歌百代”至今仍然在纪念馆黄继光雕像后面的白色照壁上熠熠闪光。
郭沫若为写好题词，精益求精，琢磨推敲，前后改动二十余次。像郭老这样才思敏捷的大手笔犹能“不以一时笔快为定，而惮于屡改” （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七），更何况我们这些初学者呢？郭沫若一丝不苟的写作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千锤百炼出真金，要想文章写得好，多写多改不可少。请记住他的谆谆告诫吧——“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武则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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