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溪远 梁严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创建和实践成就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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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溪远 梁严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创建和实践成就
2025-07-19
【摘 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出与发展具有必然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克服认识脱离实践、理论脱离实际；克服“劳心”和“劳力”相分离；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许多伟大的实践成就，极大改变了社会面貌、促进了社会生产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新时代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实践模式，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磅礴力量。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党一贯的优良传统。2024年9月，习近平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为新时代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其中“体”和“劳”也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劳动教育。当下，人工智能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但也引发对于“劳动教育过时论”“劳动去技能化”“技术性失业”等现实问题的担忧，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面临一定挑战。因此，考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出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总结其实践成就，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先进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优越性，对于在新时代更好推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提出发展的必然性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提出发展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符合社会发展必然趋势。回望历史，中国共产党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解决了四方面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克服认识脱离实践、理论脱离实际；克服“劳心”和“劳力”相分离；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生产建设需要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根据地位处贫困乡村地区，开展各项工作都须以解决基本的生产问题为前提，同时，农村劳苦大众也需要教育来提高文化水平、摆脱愚昧状态，以承担革命生产任务。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应运而生。在农村“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办学校，就需要老师和学生自己动手挖窑洞、盖礼堂、开荒种地等，“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同解决办教育的物质困难联系在一起的”。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人口不断迁入，原本人烟稀少、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发的陕甘宁边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和边区经费、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更加剧了这一状况。“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校，不过是多余的空话。”正基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号召生产自救，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开展大规模生产运动，以实现自力更生。“一些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在干部教育方面，实施各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将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组织全体师生一面学习，一面参加生产运动；陕北公学全体师生为完成2100亩的开荒生产任务，组织青年突击队，发起劳动竞赛；中国女子大学既教学，也生产，经常出现边听课边织衣的场景，被称为“学习生产两不误” 。总体来看，当时根据地各教育单位在党的教育方针指引下，大力开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描绘出一幅学习与生产并进的育人场景，极大帮助改善了根据地的物质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对此，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号召人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为响应这一号召，教育界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勤俭办学、勤工俭学”的教育风气逐渐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要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内容和方法上要适应时代发展。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规划应考虑就业“对口”问题，这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经济发展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能否培育创新、创造能力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对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服务于创新发展，不断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以劳动教育赋能创新教育。
（二）克服认识脱离实践、理论脱离实际的需要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内部一度出现认识与实践相脱离的情况。有些党员只顾埋头读书，轻视实践斗争，结果将马克思主义变为死板的教条，犯了教条主义错误；有些党员轻视理论学习，只注重实际斗争，结果以主观经验取代科学指导，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人类的知识从哪里来？对此，毛泽东指出：“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他进一步指出：“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只凭书本知识和只凭主观经验，都是片面的；要获得完整的知识，就必须掌握“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生产劳动是人类的基本活动，也是人类获取知识技能的基本途径；围绕生产劳动，人类才可以获得感性认识并将之提升为科学的理性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领域一度出现理论脱离实际，即校园学习同实际社会需要脱节的情况。1965年，毛泽东指出要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去接触社会实际。他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毛泽东建议，文科大学要让学生去搞工业、农业和商业；理工科的学生不仅去工厂实习，在实验室做实验，也要适当接触社会实际；高中毕业生先去做点实际工作，如下农村、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江泽民重申要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让学生去参加社会实践。他说：“如果只是让学生关起门来读书，不参加劳动，不接触社会实践，不了解工人农民是怎样辛勤创造社会财富的，不培养劳动人民感情，是不利于他们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的。”由此可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理论联系实际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体现。
（三）克服“劳心”和“劳力”相分离的需要
在旧社会，劳动是剥削压迫大众的枷锁，教育则是大众遥不可及的“奢侈品”。旧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将教育和学术束之高阁，不主动与社会生活建立现实联系，使当时的学校普遍成为“大小书呆子的养成所，避世出世的修道院”。同时，剥削者把受教育权据为己有，将文化知识当做进一步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认为脑力劳动者高人一等，使“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论传统书院，还是各类学校，大众都难以进入其中求学。为避免学术成为少数人的统治工具，使教育“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役平民阶级的怪剧”，就要解决劳心者和劳力者相脱离，即书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痼疾。“马克思主义认为，教育离开了生产劳动，就不可能解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正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推行与人民和社会相联系的新教育，一方面让广大劳动人民接受教育，另一方面让知识分子到工农民众中去，“扫除那种‘读书’同生产脱离的寄生虫式的教育制度的残余，而使学校教育同生产劳动密切的联系起来”。
1921年，毛泽东在创办“平民主义”的新型高校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指出：“本大学学友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段之接近：应注意劳动。”“脑力与体力平均发展”和“注意劳动”，这就提出了脑力和体力共同发展，尤其要重视劳动教育的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积极开展服务劳苦大众的新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这一方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根据地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划时代意义，旨在教育广大劳动人民，使他们成为具有坚强意志的革命主体。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各根据地贯彻执行的一项教育原则。不论在中小学教育中，还是在干部教育中，党领导的学校都灵活机动地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融入日常学习生活，既使普通中小学生通过生产劳动全面掌握理论知识，又扭转了人们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观念，更培养出适应革命环境、能跟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干部，有效破除了“劳心”与“劳力”相分离的状况。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十分注重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帮助劳动人民树立“劳动创造世界”和热爱劳动的革命主体观念。例如，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享受主义风气，毛泽东批评道，有些青年“以为到了社会主义就应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靠辛勤劳动、不费力气享受现成幸福生活了”。1958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生产劳动列为学校正式课程，提出培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观点”，要“同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心劳力分离的观点进行斗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重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为了培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发表讲话，指出要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价值观念，让每个人都能辛勤、诚实、创造性劳动。由此可见，在领导推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我们党始终注重引导培育正确的劳动观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观念。
（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需要
推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为解决由机器大工业分工体系所造成人的片面发展而提出的。马克思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即“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的个性”。在剥削社会中，“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想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不可能的。社会主义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须在教育实践中将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使人的精神与体格同步发展。
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毛泽东指出：“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得到比较完全的和比较广博的知识，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因为这样全面发展的新人物才适宜担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光荣、伟大的任务。”他指出，德育和智育“都同从事劳动有关”，因此“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不仅符合社会的需要，更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1982年，胡乔木在会见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要求学生在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文化的劳动者的有效途径之一”。随着社会发展，我们进入以知识创新和应用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的知识创新精神和知识应用能力成为关键，因此需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成就
我们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许多伟大的实践成就，极大改变了社会面貌、促进了社会生产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
（一）改造社会：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第一，劳动人民拥有受教育权。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指导下，打破了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使广大人民拥有受教育权，让他们掌握更多知识技能、提升阶级觉悟，从而为解放全中国开辟了教育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积极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为工人讲授生活常识和阶级斗争，在短时间内普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创办农民夜校、农民学校等，对农民开展文化普及教育，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开展各类社会教育（如陕甘宁边区的“冬学”、晋察冀边区的“早学”和“午学”、各类生产识字班等），把生产和学习统一起来，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水平，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的生产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全国扫盲运动，数亿农民在田间地头学习识字，数千万工人在车间掌握基础读写能力，各类学校积极吸收大批工农青年入学，这些措施有效提升了国民素质，真正实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自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劳动人民的教育问题，使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不断自我解放，积极投身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真正实现当家做主。
第二，实现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大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使知识分子劳动化，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强化他们与劳动人民的感情，培育他们的无产阶级意识。在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学校安排知识分子去农村实习和锻炼，与劳动人民朝夕相处，“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并培养他们热爱劳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1968年，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由此，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发展，并使知识青年受到劳动锻炼。总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改造旧知识分子世界观、提升党的知识分子的阶级觉悟、锻炼知识青年、推动知识分子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斗等方面，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第三，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提升女性社会地位。数千年来，中国妇女深受封建礼教束缚，毫无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之所以如此，“中心关系，还在经济”。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是经济关系上的不平等，因此，要实现妇女解放，打破妇女数千年来受限于“男主外，女主内”和“无才便是德”的状况，就必须开展“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实践，让广大妇女参加劳动的同时接受教育，在掌握知识的同时懂得生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通过“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提升妇女地位。土地革命后，妇女也分配到土地，这为妇女解放创造了物质条件。要让妇女摒弃女子不能劳动的旧观念，鼓励她们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就需要开展宣传教育。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普遍设立识字组、半日班、夜校、冬学等教育机构，广泛吸收妇女入学，利用生产劳动的空闲时间开展教育活动。到大生产运动后期，更是“生产组织同学习组织统一，生产组长就是学习组长”，妇女生产劳动小组就是集体学习小组，真正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随着经济地位改变和文化知识提升，广大妇女不再受封建思想的束缚，开始参与重要的社会事务，社会地位显著提升。经过新中国几代人不懈努力，新中国妇女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都显著提升，这一成就显然与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有很大关系。
历史已经证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伟大创举扭转了中国千百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落后观念，有效克服了教育脱离生产劳动导致的“劳心”与“劳力”的对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使广大劳动人民树立起正确劳动观，真正实现了自身解放，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源源不断输送力量.
（二）促进生产：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第一，促进社会生产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伟大成就，正是中国亿万人民通过辛勤、诚实的劳动铸就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使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内生产总值从1949年的123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21年的114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正体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通过培育人才来支撑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成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财政极端困难时发起大生产运动，人民积极响应。1940年2月，中央财政部通报1939年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总结指出：“边区群众去年开荒一百零四万亩，增加粮二十万担，增加牛羊百万头，大大改善了生活，并保障了今春征收救国公粮五万担。”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实践形式大生产运动，不仅有效提升了革命根据地人民的劳动能力，而且为接下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培养了大量工农出身的干部和基层技术人才，为我国建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培育了大批掌握科学技术、拥有创新实践能力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助力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实现快速增长。
第二，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越发成为第一生产力。进入21世纪，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更成为时代的呼唤。对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实践激发了人才的创新精神，推动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还促进了“产学研”合作，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新时代新征程，以创新为主导的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将不断培养具有跨界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的“新质人才”，把最新的科技成果引入生产实践，助力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和人才的关联性提到新高度，指出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对此，要不断创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模式，实现教育、科技和人才协同发展和良性互动，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掌握主动权。2024年9月，习近平在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强化校企科研合作，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代生产力。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这为新时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模式创新提供了路径指引。
（三）培养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原则之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取得的重要成就是“育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我们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越来越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并由此培养了大批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955年2月，《人民教育》发表文章《实行全面发展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商榷》，引发全面发展教育的大讨论；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并进一步明确了德、智、体与人的综合素质的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这一方针，并指出应将其贯彻到各方面。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途径。各级各类学校要从实际出发，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总要求，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作为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现代生产的基本技能，而且可以帮助他们养成正确的劳动观，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教育价值，是对“怎样培养人”的时代回应。
总体而言，我们党领导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在各历史时期都具有完整含义，但重点略有不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的成就主要在打破脑体劳动界限、塑造平等社会关系、培育劳动人民的建设主体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在继承此前成就的基础上，主要体现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这些历史成就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社会、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途径的观点是正确的。
三、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的现实启示
进入21世纪，智能科技加速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人类的劳动形式和劳动观念再次发生巨大变化。随着物质财富愈加丰富，消费主义和拜金主义也盛行起来，极易使人变得懒惰，滋生不劳而获的思想。在一段时间里，生产劳动变得“落后过时”，成为“脏累苦”的代名词，在教育领域，体力劳动甚至有逐渐淡出视野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良传统面临被遗忘的风险和挑战。同时，应试教育影响着整个社会，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追求提升考试成绩，学生沦为“刷题机器”，逐渐脱离社会具体实际，丧失了真正理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长期缺乏生产劳动，将对人的发展产生严重后果，造成不良影响。从个体维度看，劳动观念淡薄会导致自我价值感降低。一方面，生产劳动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缺失劳动实践将导致人类无法获得正确知识，因为生产劳动是人类获得知识的基本途径。从社会维度来看，缺失生产劳动实践，将导致社会整体生产力下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结构失衡，也会导致文化传承受阻，让我们失去许多传统工艺和文化遗产。由此，面对新挑战，我们应坚定不移全面推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一）坚持党的领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
在现代机器大工业发展、阶级矛盾越发尖锐以至于不得不开展阶级斗争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诞生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过程，具有现实历史指向，是围绕获得阶级斗争胜利、消灭私有制和实现共产主义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其重要面相之一就是打破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创造一个人人接受教育并通过生产劳动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世界。资本主义实行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非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是在资本逻辑驱动下实现生产力的抽象快速增长。资本主义的目的是最大化攫取剩余价值，其提供的劳动技能训练以短期就业为导向，忽视人的长期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在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各历史时期都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并通过领导相关实践有效改变了千百年来剥削阶级奴役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使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在热爱劳动、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社会主义新风尚中，涌现出大批模范典型，如“铁人”王进喜、“两弹元勋”邓稼先、“蓝领专家”孔祥瑞、“新时代雷锋”徐虎等，以这些劳动模范为代表的劳动人民奋发图强、兢兢业业、忘我奉献，为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提供了坚实保障，塑造了劳动人民的光辉形象。新时代新征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确立“劳动托举中国梦”的价值导向，不断发挥艰苦奋斗、敢于拼搏的主人翁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凝聚力量、不懈奋斗。
（二）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践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的创造潜能，自觉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习近平强调：“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人类一切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创造的，而生产劳动总要消耗的人的体力，因此，即使在机械化、智能化程度很高的时代，强调体力劳动也不过时。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不仅有助于培养正确的劳动观、掌握必备的劳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劳动品格和劳动精神，而且可以提升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认知、激发对祖国和劳动人民的热爱、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劳动奉献意识，让人们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人获取完整知识的重要途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本质上是认识与实践相结合，可以让学生养成在实践中加深对于理论认识并用实践来检验和完善理论认识的科学素养。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在生产实践中能够拓宽视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仅可以锻炼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造能力，而且可以懂得与他人沟通和合作，培养团队精神、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些“直接知识”是书本上的“间接知识”无法代替的。因此，唯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真正做到认识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人获取完整的知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人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可以与世界充分接触，用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去“丈量”这个世界，进而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人生道德观。通过生产劳动，学生学习知识、提升技艺、拓展能力、强健身体、康健心理、提升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令自己身心趋于完善，塑造健全人格，真正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三）创新实践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力量
进入新时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需不断创新实践模式，激发全体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不断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力量。
一是以学校为主阵地，全面加强劳动教育。劳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念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与完善。劳动教育作为学校践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要实践模式，要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在大中小学各阶段都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在专业课程中渗透劳动教育内容，在课外活动中安排劳动实践，等等；注重因材施教，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成长规律，在不同教育阶段侧重不同的劳动教育内容，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不断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拥有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人才保障。
二是加强社会支持配合，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应统合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资源，对各阶段劳动教育开展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合力；应将劳动教育纳入综合素质评价，实现“知行合一”，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动教育模式，如加强社会支持配合、发展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让学生到企业公司、工厂农场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并体验现代科技条件下劳动实践的新形态，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
资本主义将人变为机器附庸，社会主义教育则使劳动者成为主人。当下，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劳动去技能化”“技术性失业”等问题越来越突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论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启示意义。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目标是真正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融合，让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实现自身解放。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历史创建和实践成就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制度优势开辟出一条破解相关难题的独特教育路径，有效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积极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为全球教育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经验。
（作者：徐溪远，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梁严冰，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毛邓理论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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