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建：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批判及中国应对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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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建：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批判及中国应对
2025-04-24
【内容提要】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到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数字帝国主义企图以数字资源私有、数字平台垄断构建出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统摄全球文明的“数字世界新文明”，并主要以文化殖民的方式在全球展开殖民掠夺。数字帝国主义企图通过掩盖文化殖民的主体、转换文化殖民的内容、扩展文化殖民的范围、升级文化殖民的程度，实现对全球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文化主体性消融。数字帝国主义营造出的数字时代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假象背后，蕴藏着人的个性被扼杀、新的社会不平等出现、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人类文明多样性衰败等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应从技术、资本、价值等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中的三个关键因素出发，积极予以应对，即以技术革新打破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技术垄断、以制度更新突破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资本逻辑、以价值出新破解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价值困境，从而超越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数字世界新形态文明。
所谓数字帝国主义，就是数字技术在资本助推下催生出的数字全球化及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使帝国主义的殖民方式和剥削形式呈现出超越国界、统治全球的数字霸权新形态。数字帝国主义是一种以数字生产资料由数字资本家私人占有、数字资源平台由数字企业垄断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新形态，即列宁所说的“垄断代替自由竞争，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的实质”。数字帝国主义升级了垄断资本家进行的经济殖民、政治殖民旧形式，转而以更加隐蔽的数字资源掠夺、数字精神控制的文化殖民新形式，向全球进行“数字新文明”的推广，“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而扩大了数字帝国主义殖民的范围，加深了殖民的程度。因此，深入分析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对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逻辑进行批判，揭露其剥削的新形式、新手段，对于审视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揭露数字帝国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数字帝国主义是由数字资本家控制数字技术，加大数字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程度，源源不断攫取劳动者更多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形态。资本增殖仍旧是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仍旧是“少数人牟取暴利的自由、发财的自由、商业周转的自由”。与文化帝国主义、网络帝国主义强调使用话语霸权、网络文化攻击等进行文化殖民不同，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是通过诱导公众主动参加数字空间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对其进行精神控制和数字劳动剥削。这种文化殖民的生产方式、剥削方式呈现范围更广泛（一切在数字空间活动的人群都可能成为被剥削的对象）、隐蔽性更强的特征。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通过“数字平台垄断”“数字市场控制” “数字生态系统构建”“数字生命政治生产机制”等，以征服和控制人心的方式达成资本增殖的目的。在数字帝国主义的逻辑下，文化殖民的主体由“国家主体”演化为“数字主体”，文化殖民的内容由“文化产品”转变为“数字作品”，文化殖民的范围从“殖民对象”扩展为“全球网民”，文化殖民的程度从“话语规训”升级为“精神控制”，由此形成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1．文化殖民的主体由“国家主体”演化为“数字主体”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是以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和数字资源的平台垄断为基础的，其文化殖民的主体由原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演变为掌握数字技术、数字资源的数字垄断企业及其背后的数字资本家，也即“数字主体”。在过去，由强制力量保障其霸权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内外双标的方式，对内通过教育引导掌握文化领导权，对外则以自我为中心构建世界文化生态，通过输出文化产品、价值观等方式，解构其他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以达成文化殖民的目的。在这一时期，文化殖民具有明确的身份主体，即帝国主义国家。这种身份主体明确的文化殖民使得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批判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赛义德等学者就把这种身份主体观念视为“帝国主义文化的标准”大加批判。进入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殖民的主体身份趋向模糊。从文化供给的角度看，文化生产的主体表面上由资本主义国家转变为全体网民。所有活动在数字空间的个体都可以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他们可以通过创作短剧、评论新闻消息、制造热点事件等多种文化生产方式，发表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殖民主体身份被全体网民取代了。然而，由于数字空间的基础架构、运行逻辑、基本价值取向、技术发展方向等，都是由数字垄断企业所控制，他们“形成了瓜分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寡头同盟”。这就意味着文化生产的真正主体是掌握数字文化生产规则、提供数字文化生产平台的数字资本家，即网民在数字空间如何生产文化产品、生产什么样的文化产品以及接收到什么样的文化产品，是由数字垄断企业及其背后的数字资本家所决定的。这表明，谁掌握了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谁就拥有了文化殖民的主体身份，并可以使用所掌握的数字技术、数字平台和数字资源决定数字空间的文化生产方式、文化生产方向和文化生产内容，即拥有了文化殖民的主体权力，且这种主体身份和主体权力在数字技术和资本的共谋下不断得以扩张和强化。2．文化殖民的内容由“文化产品”转变为“数字作品”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以“数据+算法+算力”的融合为主要方式，以在数据信息及数字产品中融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主要渠道进行文化殖民。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大数据的有效利用将实现经济转型，并带来生产力增长和消费盈余的新浪潮，使用大数据将成为现有公司竞争的关键基础”。因此，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被数字资本家垄断。在这一过程中，数据的生产者与所有者相分离，垄断数据成为数字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殖民的关键。在数据垄断的前提下，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强大的算法和算力，“实现对人的总体性控制”。一方面，算法在强大算力的支撑下，可以对殖民对象的偏好、身份、行为特点等隐私信息进行立体化、全方位收集处理，形成大规模数据集。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家综合运用多种复杂算法、大模型和数据规则，构建起殖民对象与网络空间数据信息的精准适配体系。在这个适配体系中，算法可以根据殖民对象的文化偏好，对其进行持续的用户兴趣刺激，把殖民对象的注意力固定在某一文化领域或者文艺事件当中，从而实现对其的意识形态影响和价值观灌输，使殖民对象不自觉中形成数字帝国主义所灌输的价值观。因此，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文化殖民的内容不再是根据殖民对象所在国家、民族或者群体的风俗、习惯、兴趣、爱好而规模化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比如，20世纪美国的文化殖民以输出流行文化为主要手段，在全球推销其音乐作品和好莱坞电影），而是在大模型数字技术工具支撑下，根据殖民对象的个性和文化习惯生成的“数字作品”，这些数字作品虽然部分是由网民根据自己的个性创造出来的，但是，数字作品的创作平台和创作逻辑是由数字资本家所设定的，数字作品的指向是吸引殖民对象的注意力并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这就决定了其作品内容传播的是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3．文化殖民的范围从“殖民对象”扩展为“全球网民”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实现了从“工厂生产”向“数字生产”的转变。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工厂不再是劳动或生产的范式性场所或集中地了；劳动过程已经越出了工厂的高墙，并蔓延至整个社会”。也就是说，数字技术使文化生产摆脱了固定主体、固定空间的限制。数字平台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数字文化生产并进行传播。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方式拓展了文化殖民的范围，具体表现为数字文化殖民对象的全民化和数字文化殖民时空的全域化。首先，全球网民在进行文化生产的同时成为殖民对象。在数字时代，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和劳动的数字化转向，使得数字空间的劳动和消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不分年龄、种族、国别、信仰等，都可以在数字空间生产文化产品。任何数字空间的个体都可以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也同时成为文化殖民的对象。数字平台通过“黏性”和“瘾力”吸引更多更广泛的群体进入数字空间。无论是沉迷于游戏的少年儿童，还是靠刷平台视频消遣的退休老人，其“流量”副产品都成为数字文化生产的内容。这样，公众在参与数字文化生产的同时，也被数字平台的规则、价值观所“规训”，成为文化殖民的对象，这构成了数字帝国主义特殊的文化殖民方式。其次，文化生产时空的侵占使文化殖民无处不在。从劳动时间上看，无论是有雇佣关系的劳动，还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劳动，数字技术并未真正减少人们的劳动时间，只是缩短了“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延长他无偿地为资本劳动的工作日部分”。数字资本家通过数字技术革新，把文化生产的“工厂”延伸到日常生活之中，使人们在数字空间进行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文化消费的界限模糊化，将人们在数字空间的活动时间纳入文化殖民的过程当中，对文化殖民对象的剥削进一步加深。从劳动空间上看，数字资本家通过数字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过程嵌入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全过程监督，能实时根据监控对象的意愿和动向推销其文化产品，实现了文化殖民时空的全社会纳入。4．文化殖民的程度从“话语规训”升级为“精神控制”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与算法合谋升级了文化殖民的程度，使原本用话语、价值观对殖民对象的“话语规训”升级为从精神上控制殖民对象的“精神规训”。在以往的文化殖民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推销文化产品、推广语言和教育、互联网渗透、制定并实施文化评价标准等多种方式进行文化殖民。上述各种文化殖民方式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目标是通过“话语”的建构，把西方的价值观渗透到殖民对象的社会文化生活过程中进行文化殖民，因为殖民者认为“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数字帝国主义则通过算法监控、技术监视、算法推荐等升级了文化殖民的程度，实现了对全球网民的“精神控制”。算法技术“可以借助数字监视读懂并且控制人们的思想”。一方面，算法技术通过精准的数据抓取、综合、分析，勾勒出殖民对象的“文化肖像”，准确把握殖民对象的价值观、文化背景等。ChatGPT能够生成符合用户价值观、文化背景的内容，就是算法技术“精神控制”文化殖民对象的典型体现。另一方面，算法技术对殖民对象的控制，体现在思维的禁锢、精神的诱导上。算法技术通过不断“自我进化”，为殖民对象提供各类文化“安乐旋涡”，使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逐渐丧失自我的、本民族的文化思维、文化积淀、文化价值观念等，主动接受算法技术提供的“精神鸦片”，从而使殖民对象“自愿”屈从于算法技术带来的“文化鸦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算法技术对人的精神控制，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算法技术借助数据和算力，细腻地审阅人们的精神世界，编制出符合人们潜意识中期待的空间和内容，使人们从内心认可数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算法技术通过程序设计和精神控制术对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的侵蚀，使“人的反思性被消解，人变成了无个性的大众”。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技术进步和文化消费数字化升级营造出数字时代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假象，即人们可以在数字空间自由地创作文化作品，自由地享受来自数字空间的各类文化。文化生产的平等性、文化传播的自由性似乎得到了数字技术的确证。然而，数字帝国主义推动“经济权力（创造价值的权力）和认知权力（占有知识的权力）前所未有地趋同”的文化殖民逻辑，消解了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主体性，使“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扼杀了人的个性、制造新的社会不平等、造成国际社会政治极化，最终导致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衰败。因此，深刻分析数字帝国主义的深层次矛盾，揭露其在更高层次、更广范围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显得尤为必要。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是以加强对个体的控制为逻辑起点的。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对个体的控制，是把“计算扩展到生产领域之外”，用技术和计算创造文化需求，消融个体的主体性、消解个体的价值观，从而扼杀人的个性。首先，数字技术制造娱乐旋涡，消融个体的主体性。主体性是个体认识自我和占有自己全部本质的前提，也是个体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前提。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释人的主体性，也就是说个体需要经历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和社会实践活动，才能够确立自身的主体性。数字技术通过制造“娱乐旋涡”“数据陷阱”“信息茧房”等，把个体与现实社会、文化生活、价值关系等割裂开来，使个体仅从感官上追求自身的满足，沦为“原子式的个体”。比如，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元宇宙、赛博空间、数字平台视频等，吸引大量网民深陷其中，使他们逐渐丧失了思考能力、批判性和实践能力。这种消融主体性的文化殖民方式已经超越了工业社会“利用技术而不是恐怖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的禁锢个体主体性的方式。其次，数字技术制造文化需求，消解个体的价值观。数字技术鼓励网民自我创造，通过对时间的加速和空间的扩展，不断制造出新的文化需求。这样的结果是，数字空间的文化新需求、文化新热点、文化新爆点引导网民追求个性化的、新奇的文化或者价值观，而逐渐对本国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失去了兴趣和遵循的内在动力。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加速文化的生产过程，不断以廉价的、庸俗的、错误的数字文化产品充斥数字空间，使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无法引导自己的民众，从而消解个体的价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然而，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文化生产和数字文化消费，把个体牢牢地控制在技术的股掌之中，使其成为数字技术的奴隶。如ChatGPT所使用的多头注意力机制技术，给个体投喂符合其个性特点的内容，尤其是符合其文化习惯和价值观的文化内容，让个体不由自主地、不自觉地成为其“数字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个性被扼杀，数字帝国主义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文化殖民，对个体达成了从身体到精神的“全景监狱”式的控制。数字帝国主义攫取殖民对象的数据资源，进而通过技术破坏社会秩序，制造新的社会不平等。首先，数字帝国主义在文化殖民过程中对数据资源的攫取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有价值的要素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如“谷歌等企业在使用数据开展工作的时候，其积累存储的数据已然是其‘核心设施’”。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平台企业对数据的重视表明，数据信息是数字帝国主义进行文化殖民的重要基础。一方面，数字资本家通过使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制定通用的数据标准等方式，从国家获取数据收集、存储的权力，把数据集中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家通过隐性的手段获取数据。如 ChatGPT对数据信息的收集，主要靠其技术运行机制，即只有用户把内心的想法、隐私的东西反馈给ChatGPT，它才会为用户提供符合其个性和习惯的内容。随着脸书、照片墙、推特、油管等自媒体平台的发展，为数字资本家采集数据信息提供了新渠道。数据信息被数字帝国主义用以开展文化殖民，加大了对殖民对象的控制，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其次，数字帝国主义在文化殖民过程中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借由数字传播科技的帮助，国与国之间、经济与道德、公共和私有之间的藩篱都如同柏林围墙一般崩塌。”具体而言，就是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技术对社会全面布控，对数字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过程、消费服务、价值内涵等进行严密设计，把资本增殖、技术至上、效率优先等观念和运行逻辑强势嵌入社会当中，破坏了社会秩序中的人文精神、公平正义等。这种从外部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理性，而不是真正追寻个人头脑相互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用“数字技术+数字文化”控制社会的运作机制，遵循资本增殖改造社会秩序的逻辑，把社会个体牢牢地锁定在数字技术设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因而，数字时代的社会秩序被数字资本家牢牢掌控，社会群体、组织的利益被忽视，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平等。“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正是通过消解他国的文化主体性，进而破坏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使国际社会共同价值链断裂，造成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造成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是从消解他国的文化主体性开始的。数字资本家鼓励用户根据自我兴趣爱好在数字空间创造文化作品，同时，这样的数字文化作品又必须符合数字技术背后的技术架构、社会权力等。也就是说，数字文化的生产、流通、消费都是被数字资本家及其垄断平台所精心设计和有效控制的。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帝国主义通过对用户数字空间“痕迹”的分析，掌握其价值观、政治立场等，然后通过数字平台精准地向目标用户推送自身的价值观和政治方案，以达成通过文化殖民方式消解其文化主体性的目的。美国对中国领先的数字行业和科技企业进行打压，实际上就是数字资本家企图通过牢牢把握数字技术垄断权，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在消解他国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更进一步对维系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进行破坏。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运用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逻辑，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进行解构，使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链断裂，陷入了政治极化。美国的新冷战战略，组建“五眼联盟”对中国进行遏制等，均体现了和平、发展的国际价值共识被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所破坏而引起的国际社会政治极化。另一方面，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反噬西方国家内部社会，使其陷入政治极化，进而造成国际社会的政治极化。如近年来美国、英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数字技术的文化控制下，国内社会呈现出“自由化”加速与政治极化加重的矛盾现象。这一现象投射到国际社会，造成国际社会纷争不断、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世界人民遭受到政治极化带来的巨大灾难。相较于传统帝国主义通过“资本+大炮”的方式摧毁其他文明，数字帝国主义搭建的数字文化平台、实施的数字文化传播在表面上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和交融。但是，作为资本主义文化殖民的新形式，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运用“数学杀伤性武器”，仍然以实现“文化统一”和资本增殖为目标。数字技术垄断和数字生产方式使数字资本增殖的本性暴露无遗，而这种本性最终展开于其对世界文明的摧残过程中。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过程，实质上是建构全球数字新秩序的过程。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平台建设、数字技术垄断、数字文化传播等手段，把触角伸向所有“触网”的、位于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群，并将人们创造出来的、理应属于全球人民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收入自己囊中。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帝国主义不仅通过数字技术在全球攫取财富，还构建起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全球数字新秩序。“数字寡头与美国政府组成了利益共同体，借助于数字技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进一步向全球输出，以维持其在全球的文化霸权。”这意味着，数字帝国主义超越了传统帝国主义“建立在指挥一方领土并具有运用该领土上的人文和自然资源来实现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的能力”，通过技术在时空中的原子化过程（数字技术渗透到每一个社会个体身上，使他们变成社会中相互独立的、互不联系的个体，可称之为技术的原子化过程），构建起超越民族国家、超越疆域范围的数字空间和数字秩序。这样一来，数字帝国主义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构建数字空间秩序，用数字技术工具、数字技术逻辑来“测量”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明，只要是不符合数字帝国主义进行数字资源掠夺、数字资本增殖的文明，都被排斥在其构建的数字空间之外。由此，数字帝国主义打造的“数字自由空间”虚伪的面纱被揭开了。因而，数字帝国主义通过超越国家、地域的“数字文明”的构建，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受制于这种“数字文明”的控制，难以实现文明的发展进步，导致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衰败，阻碍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呼吁各方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坚守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初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因此，面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活动，中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积极予以应对。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需要解决好技术、资本、价值等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中的三个关键要素。因为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是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合谋，采用文化侵略、精神控制的方式，企图通过构建基于自身价值观与技术逻辑的“数字文明”在全球范围内谋求财富、获取统治地位的过程。其中，数字帝国主义对技术的垄断、运用资本逻辑开展文化殖民以及去价值化的文化生产是其进行文化殖民的关键环节和核心要素。因而，中国需要通过技术革新打破数字帝国主义的技术垄断，通过制度更新突破数字帝国主义的资本逻辑，通过价值出新破解数字帝国主义的价值困境，从而推动技术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同向而行，构建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数字世界新形态文明。数字技术垄断无疑是数字帝国主义进行全球文化殖民的基础。统计数据显示，“数字系统与服务的尖端技术仍旧过度集中在美国的互联网公司”，世界“互联网搜索市场90%被谷歌占据，社交媒体市场的2/3被脸书把持”。最尖端的技术和最丰富的数字资源掌握在数字资本家手中，势必会被其用来开展全球文化殖民。因此，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中国应从技术革新入手，打破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技术垄断。一是集中优势力量突破前沿核心技术和基础关键技术。中国“要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也就是说，中国要加大技术革新力度，通过科技和产业的发展，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一方面，要研发与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相当的科学技术。在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过程中，主要用到数字搜集、处理和分发技术。如ChatGPT就是基于多头注意力机制的大模型语言生成技术，这项技术可以有效地把用户吸引到应用平台上。这就要求中国在应对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时，要有针对性地研发相应的技术，能够与之抗衡。另一方面，要布局前沿科学技术与应用。要有前瞻性眼光，根据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早于数字帝国主义布局前沿科技研发与应用领域，掌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主动权、主导权，从而有效应对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中的技术垄断。二是积极倡导技术应用实现全球协同和公开公平。技术革新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打破技术壁垒，促进技术应用的公平、公开、合作和共赢。中国倡导“建立合作平台，促进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公平分配，避免技术壁垒，共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要应对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技术垄断，还要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数字技术应用的公开和公平。一方面，要构建技术合作应用机制和平台，推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进行技术合作研发、合作应用。打破数字霸权，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空间治理秩序，推动数字技术造福人民，而不是剥削奴役人民。另一方面，要在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产业链发展、技术标准制定、高端人才培养、技术全球流动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实现技术应用的全球协同，推动新技术应用以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遵循的仍旧是资本的逐利逻辑，即资本与技术相结合，通过文化殖民的方式，控制殖民对象为其劳动以创造更大的剩余价值。“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应对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需要通过制度更新，打破数字资本家对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的私人占有。一是以社会制度更新驾驭资本逻辑。数字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其文化殖民的展开，根本上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及资本的无序肆意扩张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回到问题的本源，即如何解决社会资本的归属问题。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提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也就是说，要想驾驭资本逻辑、规范资本行为，需要确立一种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能够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而言，突破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背后的资本逻辑，就是要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示范效应，解决好社会制度发展与数字资本运行的“同步性”问题，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资本与数字技术结合的负面效应转化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向力量。二是以管理制度规范资本行为。社会制度更新落实到具体管理制度中，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管理制度革新规制资本的运行。首先，健全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管理制度。一方面，发挥国有资本的优势，引导、规范资本市场运转，推动数字资本运行规范有序和向善向好。只有这样，才能把数字资本的优势转化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对全球人民进行文化殖民。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建设、制度规范、法律法规、过程监管等的协同作用，规范数字资本的运行过程，遏制资本“富于贪婪的侵略性”，发挥其“充满进取精神和生命力”的优势，为人类谋幸福，而不是对人类进行数字剥削、精神控制。其次，通过构建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构建起技术、资本、经济之间的有效协同发展机制，充分发挥三者各自的优势，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形成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规避数字资本、数字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之，通过对数字资本、数字技术管理制度的创新，改变数字帝国主义资本和技术的运作模式，从根源上解决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问题。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控制行为。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文化殖民，让个体原子化、让社会失序、让世界失衡。如数字垄断资本通过算法共谋的方式与政府合作，形成“军工-数字复合体”获取利益，严重损害了国际社会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竞争秩序等。因此，破解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价值困境，中国要在国际社会积极倡导新型的、能够引领未来国际社会发展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从而为重构国际社会秩序提供可能。首先，通过倡导开放、包容的发展模式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发展模式是开放的、包容的，希望通过加强主要经济体政策协调的方式，把所有国家都纳入世界经济发展轨道。一方面，通过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带动周边国家、其他地区的发展，追求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发展的相互成就；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家间的合作，通过政策支持、发展援助等多种方式，解决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追求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从而解决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数字技术垄断和数字资源独占所造成的“数据资本的不平等”以及对世界各国网民的文化殖民问题。其次，通过凝聚共识推动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一方面，要承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世界文明发展的差异性、丰富性，在尊重各个国家文明的个性的基础上，增进文明的包容性，倡导文明之间互相借鉴，推动世界文明的多样化丰富化发展，粉碎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文化殖民塑造单一文化、单一价值观的企图。另一方面，要找到各国人民的利益交汇点，鼓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按照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价值取向去理解价值，发展建构自己的历史文化，通过利益的交汇达成行动的交互和目标的协同，团结世界大多数人民共同抵制来自数字帝国主义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破坏。最后，通过建立新型国家间关系推动新型国际秩序形成。通过倡导多边合作关系，使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价值准则，推动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鼓励各国按照自己的习俗和模式进行发展等，促使新型国际秩序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构建起基于人民幸福生活、社会稳定有序和人类美好未来的新型国际秩序，从而粉碎数字帝国主义以技术和资本为逻辑建构国际关系，进行全球文化殖民和财富掠夺的企图。相较于传统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是建立在内在化层面上的控制机制”。数字帝国主义依靠先进的数字技术，构建了全球数字空间的基础设施、基本架构、运行逻辑、价值方向等。如脸书、苹果、谷歌、亚马逊、微软等5家数字企业的市值超过9万亿美元等。数字帝国主义在现实社会的展开是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技术进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它在全球范围内营造数字技术崇拜和数字技术迷信，即数字拜物教。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正是在数字拜物教的掩盖下，形成了数字技术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全球扩展的合法性解释，并以此为起点企图对全球秩序进行重构。数字拜物教将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过程美化为文化自由交流、文化自由创作、文化自由传播的自由平等的数字世界新文明。它制造的数字文明幻象让人们热衷于数字生产、数字生活和数字消费，使数字帝国主义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数字垄断、数字剥削和数字文化殖民。概言之，数字帝国主义通过文化殖民对个体的精神控制、对社会秩序的塑造、对世界秩序的重构，以及对数字劳动剥削与统治的掩盖，一方面确证了数字帝国主义的霸权属性，另一方面则推动了数字帝国主义背后的数字资本权力的扩张。对于中国而言，不仅要深入分析数字帝国主义文化殖民的逻辑，剖析数字帝国主义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要切实负起大国的责任，通过提供技术、制度、价值等多维度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和世界文明的进步提供新的发展方向，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2]《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4] 巩永丹：《西方左翼对共产主义的数智化重构及其迷思破除》，《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1期。[5]〔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原标题《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逻辑及其批判》，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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