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8月11日，美国左翼网站《雅各宾》刊文。文章指出在印度政治急剧右转的背景之下，喀拉拉邦依旧是其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文章从地域文化角度探讨了喀拉拉邦共产主义的诞生条件，并回溯了该邦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及取得的成就。
喀拉拉邦仍然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
（2018年2月28日，印度喀拉拉邦科钦市，当地居民在街头劳作。图源：巴里·刘易斯丨盖蒂图片社）
莫迪政府对在喀拉拉邦由共产党领导的左翼联盟持强烈敌意，因为该联盟在改善民生方面成就显著——这与莫迪及其印度教民族主义亲信的执政表现大相径庭。
印度中央政府始终以猜忌和蔑视的态度看待喀拉拉邦。总理莫迪领导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经常将其描述为国内的“第五纵队敌人”。
几十年来，喀拉拉邦一直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根据地。尽管日益陷入孤立，该州仍持续定期投票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民主阵线（LDF）——最近一次是2021年的胜利，这是左翼民主阵线自1980年以来的第六次胜选，也是该联盟首次实现连任。
在印度政治在全国层面急剧右转之际，是什么让喀拉拉邦的共产主义运动保持勃勃生机？这又为国际左翼力量提供了怎样的经验？
喀拉拉邦的独特之处
科钦堡是坐落于喀拉拉邦拉克代夫海畔的一个闷热渔港，白鹭在海浪中小心翼翼地踱步，小贩们在巨大的榕树荫下等待顾客，出售冰淇淋、果汁、茶点，或是撒有辣椒粉的菠萝片。
渔民们高高地站在竹制渔网支架上吆喝，打破了午后潮湿的寂静。好奇的游客驻足观望，等待他们展示捕鱼技艺。这些渔网最早是由明代航海家、外交家郑和于1410年带到此地。
早在郑和到访之前，自古苏美尔人时代起，包括埃及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内的外国人便已开始造访马拉巴尔海岸。罗马人尤其热衷于此地的胡椒，常用大量的黄金进行交换。1492年的西班牙《阿尔罕布拉法令》颁布后，一批被驱逐的犹太人也曾在此避难。
这里还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公元七世纪时，当地人就与渴望将该地区丰富的香料运往阿勒颇、巴格达和开罗等新兴市场的海上商人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经济往来，也包含文化交融——喀拉拉邦如今已被公认为是伊斯兰教传入印度的门户。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重商主义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让位于更不公平的殖民统治形式。葡萄牙人首先染指喀拉拉邦的贸易网络，荷兰人紧随其后，最终由英国殖民统治所接管。
这片间杂分布于阿拉伯海与西高止山脉之间的土地，因其独特的地理禀赋孕育出复杂多元的历史，并赋予了喀拉拉邦一种有别于印度其他地区的独特气质。人们能够明显感知到，喀拉拉邦的身份内核与其周边各邦存在本质差异。
然而，该州最显著的特质不在于史册的记载，也不在于其映射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遗存。它被摹绘在墙壁上，悬挂于屋椽上，印制在旗帜、横幅和政治海报中：无论走在何处，都充满了共产主义的符号。
体育与社会主义
在科钦堡卡拉瓦西区，两位年轻人坐在“红色青年体育俱乐部”门前——这座朴素的建筑外，一面绘有镰刀和锤子的大红旗傲立于卷曲的铁窗栏上。
室内，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肖像框悬挂在墙面中央，下方陈列着俱乐部成员们的照片：他们或在俱乐部前参与活动，或在卡斯特罗、切·格瓦拉的画像前读书抽烟。这里曾是当地共产党的办公场所。
“在喀拉拉邦，共产主义被视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不仅是政治事实，更是社会事实。”
“你们国家没有体育俱乐部吗？”一位青年对我的好奇表示不解。
“但里面不会挂列宁的画像。”我回答道。
阿迪尔曾是该俱乐部的成员。他表示“红色青年”对自己政治观的塑造至关重要：
“像我们这样的人，都深受这个地方的影响。在我年轻的时候，党的办公室就在这里，我们目睹过集会的进行，见证过飘扬的红旗，还有切·格瓦拉和卡尔·马克思的海报。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沐浴着共产主义思想长大的。”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些扩散的符号标志着运动在蓬勃发展。学者尼西姆·曼纳图卡伦 （著有《共产主义、庶民研究和后殖民理论：南印度的左翼》）认为，这些口号和符号不过是逝去时代的美学残余：
“喀拉拉邦共产主义运动在实践中所做的事情，大多本质上都是社会民主主义，只不过包裹在苏联或者中国那种旧的共产主义革命言辞中……革命言辞从未消散，但实际上，他们推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但同时，阿迪尔也强调，像“红色青年”这样的俱乐部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在于其对革命符号的简单复刻：“我们主要从事社会服务——从各家各户收集食物进行分发，以及举办足球、板球和印度桌球等体育比赛。”
他的叙述展现了一个非常普通的组织，其重要性更多在于它与社区的紧密联系，这折射出喀拉拉邦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仅是政治领域的事实，也是人们进行日常活动的社会领域的事实。
喀拉拉邦共产主义的诞生
20世纪20年代印度共产党（CPI）成立时，马拉巴尔海岸仍分为多个公国，这些公国最终合并成为了喀拉拉邦。该地区曾长期作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前沿。在亲英统治者的默许下，严格的种姓制度使得当地大部分贫困农村人口深受其苦。
这些迭起的反抗活动并非仅仅是对缺乏意识形态或战略思维的简单回应。由于喀拉拉邦悠久的贸易历史，其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关系模式为协调行动和激进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即使在英国殖民时期，政府为支持农业扩张而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也显示出公共支出的潜在效益。这无意中预示了强大福利国家的理想以及中央集权政策制定的运用，并有助于削弱当时的阶级和种姓差异。
在俄国革命后的几年里，共产党日益深入当地的农业斗争。他们成立农民工会，举行饥饿游行，要求保障农民权利，椰壳纤维行业的工人开始组织起来并获得支持。
当时印度大部分地区仍深陷于帝国统治和种姓制度造成的社会分裂。喀拉拉邦地区由马拉巴尔区、科钦王国和特拉凡科王国分治，宗教差异进一步加深了这些社会裂痕。该地区庞大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群体在不满现状的工人阶级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1921年，当穆斯林劳工从英国支持的印度教地主手中夺取马拉巴尔区的土地时，他们宣布独立并建立起临时自治政权，使以前被剥削的佃农成了土地所有者。尽管英国军队在六个月后重新占领该地区，但这一事件揭示了区域性宗教压迫与更广泛反殖民阶级斗争之间的相互联系。
英国当局对印度共产党实施了全国禁令，并迫害其领导人。到到20 世纪 30 年代，新组成的喀拉拉邦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在（合法的）国大社会党内部组织起来，这是一个隶属于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左翼派别。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喀拉拉邦政治局成员维朱·克里希南这样描述这段历史：
“社会党人在国民大会党内作为一个独特的团体发挥作用。与国民大会党不同，他们处理的是工人和农民的问题……而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明确要求完全独立于英国统治——当时国民大会党仍在考虑自治领地位……他们又花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才发出完全独立的呼吁。”
“共产主义运动在积极参加反帝斗争的同时，也持续发起了反对社会歧视、社会不公的斗争，并带领工人和农民争取基本权利、反抗封建地主。这些活动为巩固喀拉拉邦共产主义运动根基发挥了关键作用。”
直到1942年，随着英国和苏联结成反纳粹同盟，针对印度共产党的全国禁令才得以解除。此后印度共产党不仅在即将建邦的喀拉拉地区声望激增（印共在此领导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在特伦甘纳邦、比哈尔邦、安得拉邦、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等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政府的持续镇压迫使许多喀拉拉邦共产党人转入地下开展活动，其中包括印度最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历史学家埃拉姆库拉姆·马纳卡尔·桑卡兰·南布迪里帕德（简称E. M. S.）。他既是国大社会党的奠基者，也是后来印共喀拉拉邦分支的创始人。
独立之后
1947年，英国终于放弃了殖民统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成为印度首任总理。然而，尽管尼赫鲁本人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并且左翼力量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政权对共产主义者的镇压仍在继续，部分印共领导人入狱，其余则隐蔽地下。1950年，在如今泰米尔纳德邦的监狱内，22名共产党人惨遭狱警隔窗射杀。
在1951至1952年的选举中，印共赢得了议会第二多的席位，但其议会团规模远小于尼赫鲁领导的的执政党国民大会党。与此同时，印度正以语言界限重新划分邦域。到1956年，特拉凡科、科钦和马拉巴尔合并为现在的喀拉拉邦。
“1957年喀拉拉邦的首届立法选举以印度共产党胜利告终。”
在次年喀拉拉邦的首届立法选举中，印度共产党以60席战胜国民大会党的43席。在独立议员的支持下，埃姆斯·南布迪里帕德成为该邦第一任首席部长，这也是印度首位民选的共产党政府领导人。
新政府随即着手制定民生法案，例如保护佃农免遭驱逐，授予其对世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以及制定最低工资制度，这引发了地主阶级的强烈不满。
1959年，尼赫鲁总理援引宪法中的一项冷门条款，宣布解散喀拉拉邦内阁，并由中央直接管辖。这预示了联邦政府延续至今的态度——将喀拉拉邦视为本质上的异类破坏者。
1960年重新选举时，印共的得票率虽然有所上升，但其多数席位还是输给了国民大会党组建的政治联盟。随后，就一系列问题的尖锐分歧导致印共分裂成两个政党，即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埃姆斯·南布迪里帕德领导组建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该党后来成为两大阵营中较大的一支。
1970年代，当印共支持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实施紧急统治时，两党之间的分歧变得尤为激烈，许多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直到这次事件之后，喀拉拉邦的印度共产党才能够在左翼民主阵线的框架内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实现和解。
该联盟还包括若干较小的政党，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自1980年取得选举突破以来，左翼民主阵线与国民大会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UDF）交替执政，直到2021年再度出现连任。
喀拉拉邦模式
“喀拉拉邦共产党人及其左翼盟友，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联邦体系中赢得了一个邦的地方政权。”曼纳图卡伦认为，这些状况迫使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逐渐右转：
“[他们]在一个框架内工作，在这个框架内有正式的民主，但所有的宪法条款都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由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大会党制定的。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体制。在这个资本主义体系内，任何政党除了妥协别无选择。”
喀拉拉邦现任首席部长皮纳拉伊·维贾扬曾在紧急状态期间遭受监禁和酷刑，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喀拉拉邦委员会任职最久的书记。维贾扬政府持续推行发展经济学家所称的“喀拉拉邦模式”——该术语已经成为喀拉拉邦共产主义在人类发展领域成就的代名词。
如今，喀拉拉邦已基本实现了全民医疗和全民教育。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该邦在印度各邦中排名第二，并拥有全国最低的多维贫困率。今年，喀拉拉邦的科塔亚姆区更是取得历史性成就，成为印度首个消除极端贫困的地区。
根据2017年启动的“生活使命”计划，该邦已为极端贫困群体提供了约45万套住房，近6万户家庭获得了创收、住房保障和身份办理方面的支持。
喀拉拉邦模式最突出的成就或许是在医疗保健领域。截至2020年，该邦平均预期寿命约为75岁——位列全国之首，且显著高于印度70岁的平均水平——该邦同时也是印度婴儿死亡率最低的邦之一。鉴于喀拉拉邦约为13.11万亿卢比（1670亿美元）、在印度各邦中仅列11位的名义GDP，这些成就显得尤为难得。
在曼纳图卡伦看来，这些成就本质上源于一个在实践中早已放弃共产主义、选择与跨国资本妥协的社会民主党。他指出左翼民主阵线政府所承受的诸多压力，包括喀拉拉邦的高移民率、农业衰退，以及对外部投资的持续寻求，这从2019年该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债券的举动中便可见一斑：
“喀拉拉邦只是一个小地方。印度其他地区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共产党如果继续怀揣超越或废除资本主义的目标，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然而，维朱·克里希南驳斥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与欧洲中左翼政党相提并论的说法：
“明确反对12小时工作制、亲企业的劳动法以及公共部门私有化——这些立场都与欧洲社会民主党存在明显差异。所谓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右转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它仍然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一个坚定的反帝政党，代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围困中坚守
尽管处于被围困的境地，喀拉拉邦的共产主义仍然坚挺。这与西孟加拉邦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阵线虽然曾经执政数十年，但自2011年惨败后至今仍未复苏。这也与印度的整个政治图景大不相同：两个共产党在全国人民院（印度下议院）的席位现已从2004年的53席（约占总席位十分之一）锐减至如今的6席。
尽管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已经主导印度政坛，喀拉拉邦仍保持相对独立地位。在去年的全国人民院选举中，无论是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还是左翼民主阵线，民意指数都远超掌握中央政权的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尽管印度人民党确实首次在喀拉拉邦赢得一席。
今年11月，喀拉拉邦有望成为印度首个消除极端贫困的邦。不论未来情形如何，能够在重重围困中坚守这么久，这本身无疑就是一场胜利。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 段德华 编译
来源：WorldCommunistParties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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