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姝含｜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叙事及其现实困境

  2025-06-14
   

  

   

  【摘 要】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话语始终隐匿着一种“文明优越”的等级思维。“文明”成为西方中心主义框架下蓄意制造的话语陷阱，也是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交锋与话语权争夺的战略武器。从叙事前提看，现代“文明”概念本身具有排他性、等级性特质，并在语义流变中实现了同“西方”的话语绑定，“文明”成为西方民族身份的符号象征与精神凝结，“文明的西方”与“野蛮的东方”构成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回溯历史进程，西方中心主义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形成，而“文明使命”正是欧洲殖民者对外侵略征服的合法性说辞，给人类文明带来罄竹难书的灾难与悲剧。在后殖民时代，西方文明以“现代化”“人权”“普世价值”的名义，采用价值观输出、意识形态渗透等更为温和隐蔽的方式传播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实现帝国主义文明霸权的当代延续。新的时代境遇下，必须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和“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叙事，重塑顺应历史发展大势、符合全人类共同愿景的新型文明秩序。

    

  近代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深深盘踞在人们的话语和意识深处，引导着人们认知世界与解释世界的方式。欧洲是资本主义及现代文明的策源地，长期掌握着秩序建构与历史叙事的主导权与优先权。西方国家标榜自身为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标杆，编织出一套“西方至上、以西为尊”的现代话语体系。在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中，看似具有包容性和广泛性的“文明”范畴，并不能消解其内在鲜明的政治意味。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西方学者指出，产生于16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过程中逐渐异化为维护中心国家利益的普遍模式，不断引发世界规模的文明冲突。时至今日，西方国家在国际交往中仍然奉行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妄图使东方国家边缘化为西方的附庸，并借助“现代文明”话语为其意识形态战略服务，导致人类社会陷入全球性文明危机。

  
  

  如何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羁绊与话语宰制？如何跳脱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等二分法的叙事藩篱？这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政治话语，也是值得深入剖析的学术议题。本文以文明为单位，从文明批判的路径入手，依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西方中心主义展开研究：首先剖析和解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中“文明”范式本身所隐含的等级属性，再将这一语义流变归置于世界历史总体进程中，重新审视现代文明建构脉络同西方殖民扩张的复杂联系，以便清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和对抗性，进而揭露当代资本主义文明观的霸权本质。最后，在一个打破时空界限的思维场域中，摒弃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式和东西方文明的偏狭分野，合理探讨国际文明对话交流的基本原则和实践路径，以期化解文明危机、走出文明困局。

  
  

  一、价值预设：“文明”与“西方”的话语联盟

  
  

  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即权力”，即任何话语都是权力的产物。西方国家一直掌控着现代核心概念和重要议题的话语制定权。西方话语中的“文明”不再仅仅是一个描述社会状态的语言单位，而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涵和价值导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国际社会普遍将西方看作现代文明的历史发源地。人们习惯于将“西方”同“文明”联系在一起，二者之间的话语捆绑成为学术研究中无须纠偏的“常识”，而“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法原则正是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逻辑起点。要打破这种前提预设，就必须将西方中心主义还原到“西方文明”的话语谱系中，以揭示这一概念背后隐蔽的政治意图。

  
  

  （一）语义考辨：文明概念的等级属性

  
  

  “文明”的语义复杂多歧，大致兴起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通常用以表示国家、社会发展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最早使用“civilization”一词的西方学者是法国革命家维克托·里凯蒂，即米拉波侯爵。1756年，他在其法文著作《人口论》中首先使用了“文明”这一术语。米拉波提出，真正的文明介于“野蛮状态”和“虚假文明”之间，应通过开明的统治对这一发展过程进行控制与约束，从而实现文明的“繁荣昌盛”。这时的文明概念就已经与“野蛮”“没落”“衰亡”联系起来了。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文明”的拉丁语词根“civis”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意为公民、住在市镇上的人。早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思想家就展现出某种“希腊族群中心”的倾向。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指出，非希腊地区都是野蛮民族，外族人欠缺勇敢智谋且富于奴性，特别是亚洲蛮族常常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反抗。在希腊人看来，周边的部落和族群发展水平低下、生活条件落后，他们习惯把自身疆域以外的人看作奴役的对象，并使用“barbaros”（意为“野人”或“蛮族”）等带有侮辱性意味的称呼。这一时期的文明语义夹杂着强烈的优越感和排他性色彩。即便在希波战争以后，希腊人仍然认为非希腊民族生活在“文明的边缘”。到了中世纪，“文明”成为中等阶层和上流社会的身份象征。宫廷贵族为凸显自身高度的社会素养、礼仪规范、精神理想，赋予“文明”以礼貌、教养、开化的意涵，以区别于“卑贱”“庸俗”“粗劣”的普通民众。文明语义蕴含了某种阶级属性，“文明人”专指本国“受人尊敬”的中等阶层、宫廷贵族、知识分子，而底层人民仍属于“不文明”之列。在基督教“因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的教义影响下，“文明”的等级化倾向在宗教信仰者和异教徒的认知冲突中进一步加剧。

  
  

  大航海时代开启以后，欧洲殖民者在全球扩张中以“文明人”自居，并用“野蛮”（savage,barbarous,wild）、“原始”（primitive）、“邪异”（pagan,heathen）、“魔鬼的奴仆”（slave of the devil）、“迷信”（superstition）、“愚昧”（ignorance）等字眼来描绘殖民地区的原住民，这些词汇带有鲜明的蔑视与偏见，流露出西方人居高临下的胜利者姿态。“文明”一词开始出现与“savagery”（蒙昧）、“barbarism”（野蛮）相对立的现代语义。诺贝特·埃利亚斯称，“文明”成为欧洲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辩护词，正如当年“文明”概念的鼻祖“礼貌”和“开化”被宫廷贵族上等阶层用来为他们的统治进行辩护一样。17世纪，理性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脉搏，文明概念“背后潜藏着启蒙主义的一般精神，强调的是世俗的、进步的人类自我发展”，并“凸显了现代性的相关意涵：一种确立的优雅、秩序状态”。启蒙运动在赋予每个人以理性精神的同时，也暗示开化、文明的欧洲人理应去启蒙尚未开化的、野蛮的人群。18、19世纪，欧洲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昭示人类社会达到了历史演进至今的最理想状态，现代工业社会比以往社会形态更发达、更先进。此时的文明语义随之发生根本性变革，“文明社会”（civilized society）指涉人类社会摆脱蒙昧、野蛮而达到的高级阶段和进步状态。“文明”逐渐成为一个固定概念为人们所广泛使用。通过爬梳文明的语义流变，不难看出西方语境中的“文明”自诞生之日就沾染着不平等的社会属性：高高在上的“文明”是向“野蛮”的俯望，或言一种“排斥异己的姿态”。

  
  

  （二）符号象征：民族精神的身份认同

  
  

  现代“文明”的术语衍变是以西方崛起为历史境遇的，而“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叙事也伴随着东西方在空间位置上的地域分野。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概念，“西方”（occidental）原指一种方向或者地区，起初并没有与特定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属性相关联。15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国家占领了大面积的殖民地、自治领、保护国和附属国，构筑起庞大的帝国版图。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征服的胜利大大延伸了“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坐标，使欧洲人首次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世界认知，晚近的“新西方”概念日渐明晰。伴随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秩序逐渐形成，西方整体实力得到强化，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自我中心意识迅速发展。

  
  

  为增强西方世界内部的自我认同和精神凝结，以达到凸显地域身份及主体权力的目的，西方话语实现了“文明”范式的转向。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是最早一批使用“文明”概念来阐释欧洲整体性的学者，他在《欧洲文明史》中讲道：“我用了欧洲文明这个词语，因为十分明显，存在着一个欧洲文明，在欧洲各国的文明中普遍地存在着一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基于欧洲大陆的历史文化传统，也突出强调欧洲各民族国家的集体利益，具体表现在西方社会普遍一致的技术水平、礼仪规范、科学知识等方面。“西方”还以“文明”为内核，吸纳了“理性”“进步”“民主”“现代”等元素，“它们至少成为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这种以民族情感为维系纽带的地域中心主义，促使他们强化了本民族区别于外部世界的边界意识和共同体意识，加速推动了西方文明内部的同质化进程。为深入概括和总结“文明”的特征，西方学者将资本主义萌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国家的出现界定为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性事件。人们开始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系，鸟瞰人类历史的现代化发展。“西方”成为文明的地理载体，“文明”成为西方的解释范式，二者在学术话语中形成闭环互证，共同构筑起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内核。

  
  

  随着东西方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东方”（oriental）成为一种与西方存在“差异”甚至“对立”的异质性概念。同自由、契约、三权分立、公民社会等特殊范畴一样，“文明状态是欧洲各民族的专属品（尽管程度相异），而其对立面——蒙昧、野蛮或自然状态——则位于欧洲边界之外”。作为“文明的西方”的他者化存在，东方和东方人被赋予了缺陷、怪异、狡诈、放荡、淫秽、好斗的符号象征。后殖民主义文学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这种人为制造的想象性建构投射出西方入侵和统治东方的真实企图，以此实现帝国主义霸权和话语权力宰制的共谋。西方与非西方裂变为两个泾渭分明的世界，二者陷入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传统与现代、民主与威权等二元对立的关系场景。

  
  

  人们理解和认知世界的“常识”或“真理”是在竞争、互动、交锋的话语场域中创造出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笼罩下的“文明”话语业已形成其特定的叙事方式、价值取向和秩序规则，美国历史学家杰里·本特利这样评价：“直至21世纪，‘文明’一词已戴上那么多的面具并服务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因而无法把它当作一个正式的分析范畴。”“西方”与“文明”的话语联姻看似严丝合缝，实则是已被历史事实证伪的逻辑悖论。因此，对西方文明语义本身所具有的等级属性和价值偏见进行解构、破除，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宰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历史反刍：欧洲殖民扩张时期的文明规训

  
  

  西方中心主义是欧洲国家在全球扩张中确立的观念，美国地理学家布劳特称“欧洲中心主义简直就是殖民者的世界模式”，而“文明”正是殖民者对外侵略与掠夺的话语工具。欧洲殖民者热衷于将自身的宗教信仰、生理机能以及行为习惯统统塑造为“文明”的表征，以“自我”的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文明，将一切与之不合的“他者”贬斥为异端。西方国家把武力征服活动美化为“文明使命”，通过把非西方地区定义为“不文明”或“半文明”，宣称其有义务对殖民地进行规训和教化，以论证殖民统治行径的历史正当性。“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叙事被应用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身份指认。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发生学视角考察“现代文明”，就不难窥见西方文明同殖民征服之间的复杂联系，即“文明的说辞”同“不文明的事实”之间的矛盾。

  
  

  （一）理论支撑：宗教与种族的启蒙开化使命

  
  

  1、宗教合法性：“传经布道”的神圣外衣

  
  

  宗教认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调与底色，也成为服务于地缘政治战略的思想武器。在西方人看来，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基督教世界是实现文明的最终归宿，欧洲文明的优越性正是来自宗教的庇护和“真神的保佑”。基督教神学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叙事也在“信教者”与“异教徒”的对立中强化，基督教的信徒被界定为“文明人”，不信教者和异教徒则是“未开化的人”或“野蛮人”。伴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达·伽马开辟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以及麦哲伦完成人类首次环球航行，欧洲殖民者在帝国扩张与布道传教的结合中建构了一套“中心-边缘”的文明等级体系：处在“中心”位置的英法等欧洲国家已经普遍实现了“文明”，而那些没有被基督教统治的边缘地区因文明程度低下而被归为“蛮族”。信教者可以奉行“神的意旨”对那些“不文明”的地区动用武力，且不会受到上帝的谴责或约束。

  
  

  在这样的教义指引下，欧洲人进行殖民统治并非“侵略”或“奴役”，而是帮助“蛮族”摆脱愚昧、使之沐浴“文明”之光。黑奴贸易中的非洲人被描述为“急需宗教和文明拯救的野蛮人”，殖民者之所以将这些奴隶贩卖到葡萄牙，是在帮助他们走上“真正的救赎之路”。殖民者宣称要对愚昧的原住民实行“文明开化”，例如生存技能的训练、宗教信仰的传播、传统习性的培养，通过文明化的“改造”，让他们享有上帝的“赐福”。而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不配拥有耕种的土地，如果反抗，则被视为违反真神的旨意。在欧洲传教士的“福音”教义规训之下，殖民地受压迫、受奴役的原住民也开始主动祈求“神的知遇”，渴望得到灵魂的启蒙。罗伯特·路威对此评价道，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征服自然”，一旦“人类感觉他在大宇宙中的荏弱无能时，就要皈依超自然。这个可怜的东西，他不想做上帝，他只想在生存竞争中能够苟延残喘，只希望吃了多少辛苦能换得最低限度的乐利。”宗教给欧洲人的殖民暴行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许多殖民者利用基督教教义兜售“文明”这一精神鸦片，“用枪炮和《圣经》的力量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最突然的屠杀之一”。

  
  

  2、生物学依据：“白人至上”的种族优势

  
  

  “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的种族主义为西方中心主义命题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生物学依据。西方社会的种族差异观点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思想家们习惯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身体结构等因素来对不同族裔身份进行比较。一般来说，“种族主义被理解为群体之间的各种憎恨或偏见”。一些持种族主义观点的西方人认为，以肤色为代表的不同人种具有血统上的高低贵贱之分：“纯白种人”生来高贵和优越，而非洲人、亚洲人、土著美洲人都是愚昧、丑陋、卑劣的存在，特别是“纯黑种人”或“纯红种人”最为低微，“黑人奴隶=非人”的认知早已司空见惯。种族主义思想家们陆续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白人至上论”，以解释欧洲人相较于其他种族在遗传学上的天赋优势，例如证明印第安人在体力和智力上均不及白人发达，或是宣称黑人在外观上比白人更接近于猿猴。

  
  

  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进化论假说问世以后，经由赫胥黎、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移植和应用，从自然科学进一步拓展到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领域，形成了诸多新的概念群和思想意象，其中声名大噪的社会进化论为种族主义提供了“科学”外衣。这一理论主张人类社会同样遵循物竞天择的进化法则与筛选机制，进一步加剧了种族等级划分的精细化。既然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那么具有优秀基因的白色人种就应该处于人类进化等级的最高序位，而欧洲地区以外的有色人种就全部归为“劣等民族”，非洲黑人的肤色更是尚未进化完全的明证。基于此，高等种族对劣等种族的“文明开化”就是合乎“科学”的，这无疑为欧洲白人对黑人、印第安人进行种族灭绝和“基因置换”提供了有利的论据支撑。

  
  

  西方学者将生物进化论滥用于人类社会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文明世界趋向丛林化。欧洲殖民者如此倚重种族主义，“把对印第安人的每一次剥夺都说成文明战胜野蛮的表现，所以他们才能处之泰然和心安理得”。这种思维逻辑还暗示了种族身份是先天的、无法改变的，强调“他者”的不可逆转性，以此将文野之别的等级固化。因此，所谓的“种族优越论”，不过是西方中心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衍生物，即“白人中心主义”。

  
  

  （二）现实悖谬：文明使命与“反文明”的侵略事实

  
  

  皮埃尔·马南写道：“西方之外，存在着伟大的文明，很多事情在那里发生，但是这些文明一直都不知晓运动、历史运动。它们有纪年但没有历史，至少在西方的压迫和侵略使得它们走进历史之前没有。”“文明征服”被视为最崇高的人类责任，而非西方文明的“欧洲化”是那些“人类公仆”的义务。然而，西方国家真的帮助“野蛮”民族走向“文明”的前景了吗？

  
  

  欧洲国家对其他地区的殖民征服持续了几百年，资本要素随着商品输出扩散至亚非拉地区，如恩格斯所言“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尽管资本的空间化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球经济整体水平，但被征服地区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却更加贫困落后。无论是西班牙集结的“无敌舰队”还是英国建立的“日不落帝国”，西方殖民者对拉丁美洲实行的“海盗式掠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对非洲黑人的“奴隶贸易”，都是诉诸经济掠夺、政治压制、暴力征服、文化冲突等各种侵略手段的。

  
  

  所谓的“文明教化”，不过是西方列强对殖民地进行控制、驯化、遮蔽的话语工具。英国在殖民印度期间进行的“社会改造”，是通过收取高额赋税等手段进行资本积累，最终导致印度农业与手工业衰败凋敝、多次出现大规模灾荒，印度农民长期处于赤贫状态。不仅如此，欧洲殖民者给非洲地区当地民众开展教育、创办教育机构，实则是为培养和扶植能对资本主义国家俯首帖耳的“精英”“人才”，“除了教授基督教信仰外，孩子们还会去了解殖民国家的文明性质，教导他们对此要绝对忠诚”。实际上，西方列强为保持其在世界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并不会真正让殖民地的民众掌握现代政治知识。殖民者宣称，那些未开化的非西方地区还不具备文明的素质来实践民主政治制度。英国政治家约翰·密尔在其著作《代议制政府》中指出：“在有些社会状况下，强有力的专制政治本身就是在为使人民适于较高文明所特别欠缺的方面对他们加以训练的最好的统治方式”，这是文明国家对野蛮地区“理想的统治”。

  
  

  作为反证西方文明进步属性的参照物，“野蛮”一词是殖民者给被殖民者贴上的民族标签，以便心安理得地对“野蛮”民族发起合乎正当性的攻击甚至屠戮。在英法殖民者进行的黑奴贸易中，有1000多万非洲人在运输途中死亡；美国白人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导致原住民数量从500万下降至不足25万，仅有不到原来的5%。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里描述道，欧洲人“带着他们自古以来陆续遭遇的诸多传染病踏上了新大陆，并给美洲印第安人带去了万劫不复的人口灾难”。“文明”带给“野蛮”的冲击导致广大被殖民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社会结构的解体、原生经济的崩溃、资源环境的摧毁乃至系统性的种族灭绝。

  
  

  吊诡的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悲惨与苦难一旦被提升到文明“动力”的位置，似乎就具备了合理性与正当性。在现代语境中，文明是进步、发展的代名词，不断走向更高级的“文明”成为世界各民族共同追求的历史归宿。持线性进步观的学者认为，社会历史就是由低级到高级、由蒙昧向文明，沿着直线无限进步的过程。“文明”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一切掠夺、奴役、压迫的野蛮罪行都湮没在“文明”和“进步”的进程中，“不文明”和“非文明”的成分被有意低估甚至漠视，这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欺骗性所在。到底该如何解读人类文明史才能避免落入“唯进步论”的窠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跳出资产阶级学者以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中心的狭隘视野，重点关注广大民众特别是底层人民和边缘群体所遭受的黑暗与不公，赞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反抗和斗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积累才是“进步”话语背后的原动力，把那些看似是文明“对立面”的黑暗与苦难带到了历史舞台前，克服了资产阶级文明观的英雄主义叙事。

  
  

  西方的殖民统治给世界其他文明带来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预言了文明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在走向毁灭与崩溃。在西方海外侵略扩张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遭到毁灭性打击，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被无情侵蚀，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底色的全球文明体系就此形成。一部文明或文明化的历史，对殖民地来说却是一部充满暴力、血腥、斗争与反抗的罪恶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着传播“文明”的幌子对非西方民族进行围剿，给当地人民带去的不是平等、自由和人权，而是战争、贫穷和杀戮。

  
  

  三、时代映现：帝国主义文明霸权的秩序维系

  
  

  “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主张，本质上代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权力秩序与价值准则。自近代以后，非西方国家被迫进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沦为受“中心”国家支配的边缘、半边缘角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旧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开始松动，西方国家难以重蹈传统的殖民扩张老路，转而采取更为温和隐蔽的控制手段以保持资本利益最大化。后殖民主义批评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深入剖析了西方国家对殖民地、附属国施行的“认知暴力”和“文化殖民”机制，称其已“不是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占领，而是以政治经济为潜在基础的、更为彻底有效的文化占领或文化殖民”。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加持下，西方中心主义裹挟着资产阶级全球扩张的战略意图，通过自由市场广泛传播至被输入国。当代的文明霸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新兴媒介为技术手段、以话语垄断为实现路径，将本国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植入其他民族国家，渗透到被输入国的制度政策、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中，侵蚀甚至中断非西方文明独立发展的自主性。

  
  

  （一）殖民统治的当代延续与策略调适

  
  

  西方文明与“现代化”话语相结合并进行全球扩散，构成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当代主要传播方式。塞缪尔·亨廷顿直言，西方文明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领先优势，在现代化问题上制定了一套“西式标准”，并将其归功于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沿袭了“野蛮、半开化、文明”的历史分期法，提倡走西方文明道路以实现现代化，他声称：“现代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西方学者大肆鼓吹“现代文明=西方文明”的公式，将“现代性”解释为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试图将资产阶级制定的“文明标准”上升为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褫夺其他民族自主发展的权利。这种新的殖民形式在国际交往中表现为一种不平衡和不对等的国家关系，即两种文明体的地位表现为操纵与被操纵、支配与被支配、遏制与被遏制的隶属关系。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席勒在《传播与文化统治》中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用以描述一个社会被纳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及其统治阶层是如何被吸引、被施压、被强迫或是被贿赂来塑造自身的社会体制，从而符合甚至促进该体系统治中心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结构”。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粉饰下，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取代了传统的地缘政治手段，成为当前国际格局中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新特征。

  
  

  西方制定的“文明标准”充斥着帝国主义势力的思维逻辑、评判原则和话语权力，“一直是欧洲国家体系扩张的首选武器”。在最初的习惯国际法规则里，缺乏“文明”的民族国家不能享有完整主权，只有认可和接受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才能跻身“文明世界”，获得准入“文明国家”的成员资格，享受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保护和特权。英国学派学者江文汉概述了“文明标准”的几个方面：其一，保障公民特别是外国国民的基本权利，如生命、尊严、财产、商业和宗教自由等；其二，作为有组织的政府机构，能够有效率地运行国家机器，并拥有一定的自卫组织能力；其三，遵守国际法，维护国内法律体系，保证管辖范围内所有人包括外国人的公平公正；其四，通过维持适当的和永久的外交途径来履行国际制度规定的义务；其五，在总体上符合“文明”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如奴隶制、一夫多妻制被普遍认为是“不文明的”。这套源始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欧洲“文明标准”，规定以文明程度的不同来处理国际事务和交往关系，并派生出“文明国家”“主权国家”“国际社会”等政治权力范畴。事实上，用“文明”这把更为抽象的标尺衡量“他者”文明程度的高低，看似打破了原有的宗教信仰或种族身份等原生性差异，实则仍然是帝国主义殖民霸权的旧调重弹。苏格兰法学家詹姆士·洛里默在《国际法概要》中按照“文明程度”将世界地理区域划分为“完全政治承认”“部分政治承认”“自然的或仅作为人类而承认”的不同范围，其中欧洲全部国家及其殖民地附属国都属于获得“完全政治承认”的区域。“国际社会”的成员国有权介入“野蛮国家”的主权事务甚至发动战争。此外，亨利·惠顿的《国际法要素》、伯伦知理的《文明国家的现代国际法》以及约瑟夫·劳伦斯的《国际法原理》等著作中的某些观点或论述同样采纳了这套文明标准。

  
  

  西方国家一味地宣称自身制度与模式的普适性，将“文明标准”作为讨伐异己的精神武器强行套用在其他国家，其真实目的不外乎是为了抹杀其他民族的文明独特性。非西方国家在接受“文明国家”的“指导”以进行改革时，无不经历了一个屈辱与被压迫的历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显性的“文明国家”划分标准在国际社会中出现了退潮，但国际等级秩序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西方国家仍然是主导规则的特权中心。20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依旧借助习惯国际法的部分规约，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施文明入侵，道貌岸然地扮演落后国家的文明启蒙者、引领者角色，向国际社会呼吁“新文明标准”的回归和复兴。

  
  

  （二）美国新中心主义霸权的秩序建构

  
  

  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更是凭借压倒性优势取代英国成为新晋世界霸主，统摄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曾经被欧洲人视作“蛮夷之地”的美国，仅建国200余年，便成为南面称孤的超级大国。这举世瞩目的成功和崛起赋予美国人一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自诩本国为“山巅之城”，并将自己的文明模式视为“人类进步的顶峰”。西方文明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中心主义”深受极端政客的追捧，常常被用来解释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民族纷争、宗教冲突等全球事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家大卫·罗斯科普夫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仅存的军事霸权国，也是世界唯一仅存的信息霸权国。美国应利用信息时代的工具，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作为新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美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等新型传播载体进行文明输出，主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扩张。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依然是超级大国根据自身利益所塑造和维系的，非西方文明持续受到多重压制。

  
  

  “文明”依旧是美国同其他“挑战者文明”进行利益争夺和话语操纵的有力武器。在帝国主义根深蒂固的等级逻辑中，整个人类历史被撕裂为颠倒对立的两个世界，西方国家属于“文明世界”，而其他地区属于“半开化”或“野蛮世界”，只有“文明的西方”才能担负起“修复”世界完整性的神圣使命。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对外奉行门罗主义，却对美国侵占菲律宾的行径这样解释：“‘我们对生活在野蛮状态的人们的责任，要确保将他们从枷锁中解放出来’以及‘我们只能通过摧毁野蛮状态本身来解放他们’”。20世纪下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并将这一套政策主张作为新的“文明标准”——把是否采纳并用以政治统治的“华盛顿共识”作为判定发展中国家是否发达、进步的价值尺度。美国还以“人权关涉”破坏“主权不容侵犯”原则，甚至直接无视国际组织的准则规约，肆意发动多场地区战争。美国学者杰克·唐纳利在文章《人权：一种新的文明标准？》中指出，“人权”是“文明标准”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延续，更具包容性以及划分国际阵营的可塑性空间。早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国家就从“文明与野蛮”的标准出发，赋予欧美白人以“人权”的资格，而黑人、土著美洲人则无法享受“人权保护”而沦为牺牲品。部分英裔美国人承袭了这种文明等级观，遵循“消灭异端，同而后和”的后殖民范式，导致人类文明趋向“野蛮化”。除“现代性”“人权”以外，西方学者和政治家还基于“文明标准”发展出其他新概念，如环境保护、民主、发展、资本主义。

  
  

  直至今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以各种手段控制世界各种文明体的交往规则，炮制“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论”等论调，动辄以“人道主义”“人权高于主权”“保护的责任”等名义干涉别国内政，运用“利己则用，利他则弃”的单边主义侵蚀国际多边机制，垄断他国叙事话语权甚至颠覆别国政权，导致那些谋求发展的国家陷入严重的转型困境，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数不清的历史悲剧和文明浩劫。据相关研究的统计数据显示，21世纪以来美国挑起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已造成超90万人死亡，在全球制造了3700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无数事实充分说明，美西方推崇的那一套理论是以“文明”之名，实行“肆意妄为的政治霸权、穷兵黩武的军事霸权、巧取豪夺的经济霸权、垄断打压的科技霸权、蛊惑人心的文化霸权”，让世界人民看清了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人类和平“卫道士”的虚伪面目。

  
  

  世纪交替之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区域性崛起，给西方的政治模式、价值体系及中心地位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非西方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复苏。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中评价道：“从未见过世界上出现像中国崛起这样造成全球力量平衡发生如此快速的结构性变化。”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弊端日益显现，如国家利益受损、政府运行受阻、社会分裂加深和治理效能低下，出现了政党、国家与社会脱节甚至断裂的局面。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环境气候变化形势严峻、局部战争冲突不断等全球性事件更是暴露了传统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根本缺陷，直指西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衰败。“我们站在了一个时代的边缘，这个时代不是自由市场的鼓吹者们憧憬的富足时代，而是悲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和正在萎缩的自然资源把主权国家拉入前所未有的危险竞争中。”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陷入前所未有之颓势，全球政治经济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四、践履指向：重塑人类文明格局的共同愿景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正向建构与逆向解构的因素交织重叠，“西强东弱”格局和“东升西降”态势并存，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欧美国家主导全球事务、制定游戏规则、操纵国际组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在多元化的文明格局下，“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当前，非西方文明的递嬗演进仍然面临着传统延续与现代化转型的迫切任务，必须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霸权和话语垄断，有效探讨合理的国际文明交往交流新原则。

  
  

  （一）价值定位：尊重文明多样性，实现多元共存与平等共生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世界文明的活力之源。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各个历史阶段和地域空间中，由于地域风俗、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差异性存在，不同文明类型表现出迥异独特的个性与特征。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反思现代性》中指出，“现代性确实蔓延到了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一种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的发展，或至少多种文明模式”。然而西方国家却在世界范围内形塑单向度的意识形态，以“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湮没文明样态的丰富性，促使人类文明朝着同质化、单一化的方向发展。西方国家对所谓“低等文明”进行侵略、征服，企图用西方文明统一和整合世界文明，这种做法既违背了世界文明发展规律，也不符合人类历史演进趋势。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并不是从属关系，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可以取代或消灭其他文明，任何试图通过贬损其他文明以抬高自己、凸显自身优越性的做法，都是恃强凌弱的霸权行为。

  
  

  任何民族、国家、文明体无论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都应该一视同仁予以尊重。文明多样性是指在地理坐标、自然环境、文化传统方面的客观差异，绝不是高低贵贱的等级之别。西方中心主义固有的等级观念成为阻碍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大障碍，体现了西方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价值取向。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真切诠释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我们致力于批判和破解西方中心主义，决不是楬橥“东方中心主义”或“中国中心主义”。尊重和保护文明多样性，只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异质文明和弱势文明，才能实现不同文明的百花齐放。

  
  

  （二）传统赓续：保护文明主体性，捍卫民族独立与发展主权

  
  

  文明标识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延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人类文明积淀着世界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蕴藏着古今中外社会治理的智慧资源。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不曾断裂，关键在于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国家是承载文明赓续与发展的重要角色，能否保护好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自主发展权利，还关系到整个国际环境的和平稳定。西方政客热衷于推广“西式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漠视其他民族国家文明环境的具体性和特殊性，目的在于将发展中国家嵌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然而，仍然有不少国家接受和效仿西方设定的文明路径，并对西方国家顶礼膜拜、俯首称臣，沦为美西方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棋子。

  
  

  任何一种文明一旦舍弃其民族的精神基因，那么这个民族的独立自主权也将丧失或中断。那些接受西方文明“全盘教化”的后发国家的社会现状，便是这一后果最直观的注解。部分盲目效法西方模式的国家经历了一个从幻想到幻灭的祛魅过程，并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如社会分裂的代价、主体异化的代价、生态破坏的代价、技术僭越的代价以及文明冲突的代价。人类文明并非只有一种发展模式，“现代化”不是西方文明独有的特殊产物，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也不是对西方文明的简单复制或照单全收。各个民族国家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要牢牢坚守文化主体性原则，增进民众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一方面，要根据本国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实际国情选择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在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下巩固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重视保护与传承本民族的历史文脉，警惕并严防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渗透，使本民族文明在内生性演化中历久弥新。

  
  

  （三）开放融通：传递文明包容性，开展和平对话与交往互鉴

  
  

  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内生动力。任何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文明形态都存在着客观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才把各个文明体之间区别开来，得以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美国学者亨廷顿看到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政治文化差异，但他认为这些差异不可弥合，势必造成世界性的文明冲突，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弥合，而是根本无须弥合。纵观人类文明史，异质文明之间的冲突或融合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常态化存在，各文明体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存在碰撞和摩擦是正常的，但亨廷顿将差异等同于斗争和冲突，将西方文明同非西方文明对立、阻隔起来。在亨廷顿的理论体系里，“寻找辨识敌人”是塑造文明认同的逻辑前提，这种分析范式仍然是一种对抗性的冷战思维。

  
  

  事实上，异质文明之间并非像亨廷顿说的那样水火不容，与异质文明的对话能够更好地审视自身。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也是世界文明更迭革新的过程，例如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对孔子等中国古代先哲十分推崇，中国的儒学经典经过翻译后传入欧洲大陆，为西方学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迪。实现民族独立自主不等于文明割裂或文明隔绝，抵御西方文明霸权的侵蚀也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或是孤芳自赏。面对文明差异，可以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友好的方式化解文明争端、凝聚文明共识，避免诉诸武力的军事战争抑或是隐蔽的精神殖民。要充分认可多元文明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贡献，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胸怀汲取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实现世界文明的和平共融。

  
  

  （四）生态优化：构建文明共同体，消解文明危机与西方霸权

  
  

  随着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愈发密切，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不同文明体之间也形成了多元并存、共生共融的关系。然而，新殖民主义霸权阴魂不散，西方社会内部的文明危机已然扩散成为每个民族国家都置身其中且无法回避的全球性危机。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平等和不平衡的意识形态反映。尽管西方精英习惯将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冠之以“自由主义”美名，但实际上，西方构筑的国际秩序始终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践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等级观，给人类带来难以愈合的创伤。“当前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不适合处理地域和政治冲突，这些冲突是一个资源匮乏日益恶化的世界的病态现象。”如今，资本主义文明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导致其不能为全球共同体治理提供公正有效的理念和方案，西方中心主义已然走向破产。

  
  

  为共同应对文明危机、化解文明困境，创造符合人类文明交往旨趣的国际环境，必须凝结世界诸文明体休戚与共的价值追求，共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文明共同体”。首先，要打破西方主导的旧有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交往准则和规范，推动国家关系多边化与法治化；其次，树立超越国家意识形态差异、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文明观，塑造主体多样化、道路多元化、角色平等化、规则共建化的世界文明新格局。只有这样，才能破解西方文明“零和博弈”的思维逻辑和“国强必霸”的错误论调，优化全球文明生态。一个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国际文明新秩序，必然会从根本上消弭西方中心主义笼罩下的帝国主义文明霸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2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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