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自设立以来便争议不断。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美国基本实现了对这一奖项的垄断，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这种垄断程度愈发严重。美国之外的学者若想获此殊荣，基本上都需要先在美国接受学术教育或开展学术研究才有可能实现。可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美国经济学奖”。通过梳理经济学研究中心从欧洲国家向美国转移的历史可以发现，经济学研究的地域性从相对发散走向了高度集中。这一现象揭示了美国对经济学研究实行垄断的本质，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主流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披上科学外衣的各种变异情况。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当展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与现状
2024年10月，作为诺贝尔奖“压轴”奖项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这一奖项毫无意外地由美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诺贝尔奖大家庭里最年轻的一员，也是争议最大的奖项，它在1968年设立，自1969年第一届颁发以来已经走过了55个年头。此奖项并不属于1895年诺贝尔在遗嘱中提到的5个奖项之一，它的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该奖旨在奖励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士，从历届获奖者的贡献来看，他们要么在这个领域实现了理论创新，要么取得了方法创新，抑或以经济思想对经济政策制定进行指导或施加影响。奖项全称中，科学用的是复数“Sciences”，意指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个初衷本身就富有争议，因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不能完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导致不少数学家或者数学出身的经济学家获得了这一奖项，很多人因此吐槽“三流的”数学家成了“一流”的经济学家。在整个诺贝尔奖大家庭中，经济学奖得主尤其集中于美国，目前的96位获奖者中，有多达57位出生于美国，占比近60%;还有一些得主出生于美国本土之外，但他们后来取得了美国国籍，其获奖的主要成就也在美国取得，算上这部分获奖者的话，就有多达7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美国籍，占比高达73%，具体可见图1所示。
图1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国籍、出生地(根据诺贝尔奖官网资料整理)
图1按国籍和出生地汇总了各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具体情况，有的得主出生地和国籍不一致，因而会被计算到两个国家里，如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既被算作了英国人，也被算作了奥地利人。如果以美国学术圈来算，也就是把那些出生于美国之外但加入美国国籍的学者，以及那些学习和工作经历主要在美国的学者只算入美国的话，那么受美国学术影响的获奖者占比高达8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在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早期，获奖者还存在一定的欧洲血统，第一届获奖者为挪威经济学家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包括瑞典学派的贡纳尔·缪尔达尔(Karl Gunnar Myrdal)、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G.Ohlin)，奥地利学派的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具有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传统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Richard Hicks)，甚至苏联计划经济时期进行最优规划的经济学家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V.Kantorovich)都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认可。但是进入21世纪，美国学者的垄断程度日益严重，除了2014年的让·梯若尔(Jean Tirole)(法国)获奖之外，每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席位都被美国学者“承包”或“分享”，甚至让·梯若尔(Jean Tirole)本人也是在美国接受的经济学教育。可以说，现在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变成了“美国经济学奖”，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发达国家的科学研究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因而在科学文化上的成就高于发展中国家属于正常现象，由此来看，诺贝尔奖自诞生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奖项基本被发达国家“瓜分”并不让人意外。但与几个自然科学奖项相比，经济学奖在发达国家中的分配显得尤为不均，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以“在21世纪的20年里贡献了20位诺贝尔奖得主”为自豪，但在经济学领域至今仍颗粒无收，而资本主义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德国也只不过出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莱茵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本文接下来将考察经济学研究中心从欧洲国家到美国的转移以及美国如何实现对这一学科的绝对垄断。
二、美国经济学的发展与嬗变
(一)美国经济学的“崛起”历程
19世纪，经济学在美国逐渐发展起来，但直到19世纪后期，美国都没有出现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人物。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评价这一时期的美国经济学时指出，“邓巴在1876年所发表的意见，即美国文献‘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毫无贡献’，并没有由于最近的研究提供的资料而失去效力”①。早期的美国经济学基本可以算是欧洲经济学在美国的“分支”，而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德国而非英国。当时的英国已经贵为世界最强霸主的“日不落帝国”，经济思想也已经从重商主义进入了自由主义，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需要的是与其他国家进行自由贸易，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然而，自由贸易思想从来只是经济最强大的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而宣扬的经济主张，是“守成大国”的最优策略选择，对于当时的追赶者德国和美国而言，二者并不信任英国的这一套主张，相反，都在积极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以扶持本国工业。这在经济学理论上也得到了体现，德国历史学派就带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主张积极加强国家干预，通过关税政策扶持本国产业发展，最终达到与经济最强大国家的主导产业进行竞争的目的。历史学派主张经济理论必须为了适应不同的历史状况而做出调整，这个观点强烈吸引了那些相信美国的经济条件不同于欧洲的经济学学子和青年学者。虽然那时美国也发展了研究生教育，但很多经济学爱好者还是争相前往德国学习经济学。作为当时美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会创始人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就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进修经济学，导师为旧历史学派成员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克拉克的研究方法渗透了道德因素，把人性的一些特征考虑了进去，这使得他的边际效用理论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这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存在显著差别。受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影响，克拉克并没有使用数学方法，而是坚持道德哲学思考，这使其在方法论上具有较强的古典传统。同时，数理经济学也在美国发展了起来，影响力最大的当数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旧制度经济学的两位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和约翰·洛克斯·康芒斯(JohnR.Commons)同样在这一时期活跃于美国经济学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弗兰克·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即小克拉克)和爱德华·哈斯丁·张伯伦(Edward Hastings Chamberlin)成为了美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
这一时期欧洲经济学同样群星璀璨。在英国，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和凯恩斯接过了由马歇尔所开创的剑桥学派的大旗;奥地利学派传承到了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第三代，哈耶克也开始了和凯恩斯学派旷日持久的论战;在瑞士，洛桑学派的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人把数理经济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推出了新福利经济学;在北欧，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等人创立的瑞典学派也已经形成并得到发展。可以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经济学和欧洲经济学仍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并且从大地域范围来讲，学派众多的欧洲仍然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地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整个经济学研究开始呈现出美国一枝独秀的繁荣态势，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完成了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三次大综合，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正式建立，这一套经济学方法论很快成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主流经济学范式，而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开创了货币主义理论，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两大支柱力量。从此，两派之间的对立和相互攻讦成了经济学界争论的主要内容，也成为了助推经济学领域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主要力量。而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在这一时期满目疮痍，不仅经济凋敝，科学文化研究也受到了很大影响，经济学研究出现严重的后劲乏力：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已经被美国经济学融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昔日轰轰烈烈的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的论战已在美国演变为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的“二人转”;洛桑学派和瑞典学派也慢慢失去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继承人，变得青黄不接;为数不多的亮点在英国，新剑桥学派扛起了传承凯恩斯主义和复兴李嘉图古典传统的重任，他们坚持自己才是凯恩斯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并喊出了“回到李嘉图中去”的口号。
20世纪50—80年代，作为昔日经济学重镇的传承者，为了维护“经济学正统”的荣光，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皮埃罗·斯拉法(Piero Sraffa)和路易吉·帕西内蒂(Luigi Pasinetti)等新剑桥学派人物与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麻省剑桥)的萨缪尔森、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和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围绕决定经济学走向的理论问题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激烈交锋，几乎所有经济学界的知名人物都参与了这场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1953年，罗宾逊以新古典综合派在总量生产函数存在异质资本品的加总问题发起了论战，随后，1960年，斯拉法发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证明新古典生产函数只适用于单一产品模型。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应战，但其作出的一系列解释在新剑桥学派猛烈的攻势下难以招架，最终以萨缪尔森1966年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告终。此后，双方又不断在此问题上展开新的理论争论，但由于新剑桥学派在异质品加总问题上始终提不出来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这些争论最终无疾而终。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剑桥学派的罗宾逊、斯拉法和卡尔多等人相继去世，这一争论逐渐消失。新古典综合派彻底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凯恩斯革命已经烟消云散了，经济学重新被数学家和工程师占领了”②。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则无一例外成为了诺贝尔奖“遗珠”，“诺贝尔经济学奖”几乎可以等同于“美国经济学奖”了。目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还在沿着新剑桥学派的路线进行探索，但已经完全成为主流经济学界眼里的“非主流经济学”。
在这场没有结果的争论之后，强大的美国经济学界继续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发扬光大，并将其推向了全世界。在西欧，昔日各个学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数理经济学和计量实证研究几乎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在东欧，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原本在这些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受到了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冲击;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甚至直到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它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还形成了正统派、宇野派、市民社会派和数理学派等四个主要派别，但如今日本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已经大量欧美化，随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大师们渐渐逝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日渐式微;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大量传入也使得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呈现出明显西化的特点，政治经济学不断被边缘化，很多高校的经济学院甚至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直到近年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这一现象的结果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单极化”的格局，美国主流经济学实现了“大一统”，几乎全世界的经济学博士都在学“三高”和跑回归，而对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学习已经变得“非必要”“不充分”。
(二)美国经济学获得中心地位的原因
1.美国的经济实力
与其他同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学科相比，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经济规律，对经济实力的依附程度远远强于其他学科，经济学研究总是以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和地区为依托。近代以来，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长期影响着世界发展，因此，经济学的研究重镇曾长期处于英国。纵观整个经济学的发展史，英国诞生了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古典政治经济学完成者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大综合的完成者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经济学第二次大综合的完成者马歇尔，还有对现代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凯恩斯。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由英国转移到美国，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所著《世界经济千年统计》的统计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872年超过英国，1875年开始，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逐渐超过英国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但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美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巴克豪斯(Roger E.Backhouse)的观点，美国经济学自19世纪中后期兴起，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并且超过了英国。③20世纪50年代，哈耶克告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往芝加哥大学，他成立的“朝圣山协会”复兴了新自由主义。随着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等人辗转汇聚于芝加哥大学，英、美两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进一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2.两次世界大战的移民潮
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动荡，很多欧洲学者选择移民到了美国。跟我们熟知的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一样，很多经济学家也随着这一时期的移民潮来到了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俄(苏联)很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选择了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征服和种族灭绝行动迫使很多欧洲大陆学者流亡到了美国。因此，20世纪20年代，移居美国的经济学家很多来自俄国，到了20世纪30—40年代，这些移民的经济学家则多半来自德语国家。这些学者不仅使美国的经济学队伍得到了极大增强，有的知名学者还引领了这门学科在美国的发展。哈佛大学就吸引到了声名显赫的熊彼特和华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里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一般均衡思想发展成了“投入—产出分析”，这一分析方法如今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定量研究的主要工具;熊彼特在哈佛为奥地利经济学派思想在美国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熊彼特本人并不算色彩特别鲜明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但他在哈佛所传授的马歇尔、维克塞尔、庇古、庞巴维克(Böhm-Bawerk)等人的经济思想和理论对萨缪尔森等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萨缪尔森后来借用数理分析方法，将欧洲的新古典传统经济思想和新兴的凯恩斯主义杂糅，开创了美国的新古典综合学派。
3.美国的经济学研究形式
美国经济学界看似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与美国本身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开放包容的传统是分不开的，但不得不说，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只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美国各大名校并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容身之所，就连强如保罗·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也难以在学界觅得一份教职。这一倾向如此明显，使得美国经济学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19世纪中叶，美国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和起步阶段，虽然研究机构众多，但各个机构质量参差不齐，只有少数几个机构占据主导地位。到了19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扩张，研究形式逐渐规范起来。1879年，第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系在哈佛大学成立，并于1886年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学英文顶级期刊《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成立，并很快被设计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经济学组织，只要有足够兴趣，并愿意缴纳会员费，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其中。之后，美国经济学界展示出来的研究宽度使得规模较小的英国学界无法望其项背。
美国同样也很重视学术期刊的建设，自从《经济学季刊》创立以来，芝加哥学派也于1892年创办了《政治经济学》杂志，此后各种学术期刊纷纷涌现。目前国际学术期刊中公认的五大顶级期刊就有四个在美国，经济学领域排名靠前的权威期刊也基本在美国，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经济学主流期刊创刊时间及国别
可以说，通过这些学术期刊，美国牢牢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阵地。而这也决定了，要使经济学某一领域的研究形成足够的世界影响力，就得按照美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去开展。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和西方其他非主流经济学学者(包括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虽然也偶尔能够在这些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但终归只是凤毛麟角。而且，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奖范围完全局限于主流经济学，只有主流经济学才能够拥有提名权和投票权。由此可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主流经济学之自留地，美国囊括了大部分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全世界的经济学学者都争先恐后地跑到美国“取经”，而后在本国“传教布道”之时，美国的这种垄断地位也就得到进一步强化。
三、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和方法演变
为了维持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垄断地位，其在形式和方法上的各种“创新”功不可没。这些创新有效规避了来自其他学派的攻击和对主流经济学根基的动摇，促使主流经济学的“大厦”越筑越高，而进行这些创新的学者也大多获得了诺贝尔奖。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成就来看，他们都在形式或方法上丰富了这一学科，推动经济学不断成为一门显学，并促进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广度，但也出现了褒贬不一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同时，在经济学数理化的过程中，出现了重数学推导、轻经济思想的现象，这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在理论上停滞不前，在思想上越发贫乏的局面。而当下大行其道的实证研究，很多都已经演变为“数据流”，几乎看不到其与经济学的联系，经济理论已经被所谓的经济学家们抛在脑后，变成了一个纯粹“炫技”的游戏;他们为了追求进一步的所谓严谨和硬核，又借助自然科学的实验方式搞出了“实验经济学”。这些层出不穷的“创新”使得后来的经济学研究者都被主流经济学的“热点”吸引了注意力，而学说史上的很多争论和争议却逐渐湮没了。
(一)“经济学帝国主义”与学科交叉
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学科交叉特点，它不仅与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社会科学交叉，还与心理学、医学等学科交叉，于是经济学出现了各种千奇百怪的姿态。
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个词由拉尔夫·苏特(Ralph Suter)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次经济学讨论中提出，用于描述经济学家使用经济学工具不断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展的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一趋势日渐明显。经济学与政治学相结合，形成了新政治经济学;与社会学结合，形成了经济社会学;与法学结合，形成了法经济学;与哲学结合，形成了经济哲学;与历史学结合，形成了经济史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所做的工作就是积极推动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发展，他将理性、优化原理等经济学思想用于分析家庭、教育、犯罪等微观现象，被称为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社会问题的“跨界第一人”。舒尔茨和贝克尔所开创的劳动经济学也主要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近年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现在风靡学界的因果推断计量方法(也就是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主要贡献)的出现，新政治经济学和量化历史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者趋之若鹜的领域。
不仅如此，经济学家还在积极推动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如果说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是用经济思想和经济方法分析其他社会科学问题，其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则是借助自然科学思想或者方法来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经济学与生物学相结合形成的演化经济学，就是借鉴生物演化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相对成熟的经济理论。最典型的是经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相关学者借助心理学的方法解释经济行为，形成了现在所熟知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如今，这一交叉学科已经相对成熟，早在1978年，具有心理学背景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2017年行为金融学的代表性人物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也获此奖项。经济学与资源、环境、能源等工科相结合出现了能源经济学、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并且同样诞生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8年，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如今，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和医学的子领域走进了经济学界，出现了诸如卫生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神经经济学、基因经济学等新兴交叉学科，令人不禁感慨万事万物皆可经济学。
(二)从“数学游戏”到“数据游戏”
从1776年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鼻祖”的亚当·斯密出版巨著《国富论》到现在的200多年时间里，整个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一个从“古典主义传统”到“数理经济学”再到现在以“计量实证”为主的几个发展阶段，从利用数学工具炫技的“数学游戏”到利用各种计量工具进行数据炫技的“数据游戏”。
经济学从不排斥使用数学，马克思也说过，“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④。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经历了几次数学化之后，开始将手段作为目的，一味地追求数学。1970年，《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上就曾刊登了一篇用数学方法对“1+1=2”进行化简的短文以讽刺这种过度数学化的乱象。⑤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也曾公开撰文批评经济学界存在多年的滥用数学的现象。罗默认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不但无法帮助其解决现实问题，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晦涩难懂。⑥西方经济学沉迷数学自然有其原因，从研究对象上讲，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而不注重研究生产关系，这就决定了其重数理逻辑、缺人文关怀。这是由其服务的资产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如果经济学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深挖的话，必然会触及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私有制，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力图回避的，他们不可能主动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正当性，他们试图塑造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性，于是主流经济学家们只能做起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裱糊匠”，用一层一层的数学掩饰其庸俗经济学的本质。他们自称这是为了提高经济学研究的门槛，其结果却是吸引了大量数学家加入进来“降维打击”，这自然使这门学科走入了歧途。
这个现象迫使主流经济学开始反思过度数学化，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寻求新的“科学”外衣，计量工具的不断创新为其提供了机会，于是主流经济学进入了风靡至今的“数据游戏”阶段。从现在国外主流期刊的文章来看，实证文章已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技术流、数据流的文章充斥着主流经济学期刊，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衰微可见一斑，而这些实证文章的结果无一例外是为主流经济学说提供经验证明或者是抹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甚至隐蔽地“夹带私货”，宣扬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私有产权制度等。在中国，虽然越来越多的海归学者在国外顶级期刊发文，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用中国的数据做一些几乎没有任何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在经验研究方法上，美国经济学界有两大派别：简化方法和结构方法。简化方法认为，经验研究应该让“数据自己说话”。他们认为，经济理论模型是由研究者的意志决定的，把研究者的意志强加到数据上而得到的结论只有在模型正确的情况下才会正确，因为研究者不可能知道什么模型是正确的，他们的主要研究工具很简单，即使用各种各样的回归分析(regression)。结构方法则认为，数据不可能完全显示自己是怎么产生的，因此，结构方法的经济学家注重模型，注重估计模型中的原始参数。简而言之，结构方法强调模型与数据相统一，而简化方法则强调对数据本身的研究。从两大派别的发展现状来看，理论性更强的结构方法的发展要远远滞后于玩弄数据的简化方法，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贡献被认为是简化方法的一次重大胜利，这反映出主流经济学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沦为应用统计学的一个分支了。
(三)从“准自然实验”到“自然实验”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于实证手段的丰富确实优秀，从最近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结果来看，很明显，实证研究已经开始慢慢占领这一奖项了。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尔逊运用的是“自然实验”的实证方法，而202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贡献在于“准自然实验”。从目前国外顶级期刊发文来看，实证研究也是占据了主流，而在实证方法上又以随机控制实验(RCT)和因果推断为主。这两种方法都是通过寻找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方式来进行的，因而都带有实验的特点。因果推断计量方法主要用于政策效应评估，是政府政策实施后的一种事后评价，实验组是模拟出来的，与控制组并不完全相同，因而也被称为“准自然实验”，主要用于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随机控制实验则是真正的自然实验，基本上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模式，选定一组对象进行特定环境下的实验，以考察一项自变量的变动对于因变量的影响，这是一种事前实验。由于随机控制实验(RCT)的随机分配模式可以很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其严谨性要比“准自然实验法”更好，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目前世界经济学顶级期刊所刊发的文章基本上从因果推断的双重差分法(DID)、工具变量法(IV)群雄并进变成了RCT一枝独秀。随着RCT的火爆，“实验经济学”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领域，但是随机控制实验成本耗费巨大，很难大规模推广，因而只能用于微观层面的研究，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奖原因就在于运用随机控制实验的方法为人类反贫困作出贡献。但是，这一结果争议巨大，很多中国学者认为，要论扶贫的话，我国的扶贫工作比这种小规模实验对人类反贫困的贡献要大得多。与我国的精准扶贫相比，他们进行的反贫困研究只是机制上的设计罢了，跟我国的反贫困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是制度性的，就是运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对贫困群体进行精准帮扶，而西方经济学的反贫困学说仍然考虑的是资源最优配置问题。
四、对主流经济学“大一统”的反思
从古典时代到数理时代，从理论研究到实证研究再到现在的实验研究，我们可以看出主流经济学总是在力图变得自然科学化，以致不断褪去它的思想深度，成为“工程师”的舞台，最后经济学便只剩下了形式和方法上的不断创新罢了。这种创新不断追求形式上的精确和严谨，以掩盖其背后的庸俗经济学本质：通过表面上的意识形态淡化，达成宣扬西方经济学普世性的根本目的。各种实证回归不管怎么做，都是建构在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很多实证文章都要符合西方主流的价值观才有可能发表于国际顶尖杂志，这显然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仅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甚至还会直接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典型事件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顶级期刊《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直接资助“港独分子”的暴力示威活动，并将这当作一场社会实验，以此发表文章攻击中国的主权问题，这实在令人发指。可以看出，有国界和阶级性的西方经济学借助超国家和超阶级的自然科学外衣来达到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目的，这体现的是为新帝国主义服务的霸权主义本质。因此，我们在面对“变异”的主流经济学时，仍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以下几点。
(一)经济学有国界，经济学家有祖国
自然科学体现的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思考，用于帮助人类对自然界加以认识和改造。从本质上来说，自然科学体现的是整个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不会具有国界和地域性。但社会科学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其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式都有所差别，而且社会科学往往会成为国与国之间软实力较量的主要工具，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国别性和民族性。比如，在历史观上，欧美历史学界就大量存在明显具有地域偏见的“欧洲中心论”观点，更别说带有严重种族对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了。
经济学尤其如此，美国主流经济学本质上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为整个人类社会谋幸福的手段。资本主义两代霸主英国和美国在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都是采用保护主义的方式发展本国工业，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才开始奉行经济自由主义，这样才能在全球价值链上维持自己金字塔顶端的地位。其他国家如果不结合本国国情，全盘吸收发达国家经济学主张的话，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这些国家广泛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休克疗法”主张，结果经济陷入凋敝，财富也都集中到了国内财阀和国际垄断寡头手中，而他们所期待的经济阵痛之后的迅速腾飞却迟迟没有来临。拉美国家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之后，出现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其最终结果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潭而难以自拔。
因此，经济学家不应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将其当作教条来为本国实践出谋划策。对中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四点期望，“一是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二是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三是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四是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⑦。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体现了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实践中充分考虑中国具体国情，因此，我们决不能让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主导我国的经济建设。
(二)经济学具有阶级性
经济学的阶级性具有必然的历史规定性。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被各阶级共同接受的理论经济学范式，经济学家维护的往往是特定利益集团的权益，输出符合特定利益集团的价值判断。⑧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经济”一词的古希腊学者色诺芬(Xenophon)，就是代表着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来提出自己思想主张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经济和政治从来都是不分家的，总是代表着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政策主张，并不存在完全中立的经济学。譬如，重商主义反映的是商业资本家的利益，重农主义反映的是地主阶级和农业资本家的利益，自由主义则反映的是工业化时代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从不避讳自己代表的是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反映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因而《资本论》也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庸俗经济学，就现代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两大派别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来说，二者维护的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它们对于经济具体运行过程中政府干预的理解有所差别而已。资产阶级经济学可以为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但对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本不敢去触及。阶级立场注定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主流经济学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根本矛盾，对于经济危机也只能采取缘木求鱼的解决方式。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只不过是主张经济危机时政府去救企业罢了，丝毫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本质。即便是资产阶级所谓的“福利经济学”，仍带有很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其提出的“福利最大化”思想甚至还需要借助效用函数这种“形而上”的概念来加以推导。因此，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决不能被西方经济学牵着鼻子走，需要有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三)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在于纸上谈兵，而在于经世致用
西方经济学总是自恃“科学”，认为自己可以大量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用实证研究检验理论模型，并且常常以“不可证伪”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所谓的实证检验只是局部数据上的证明而已，并不具备揭示一般真理的可能性。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理论上总是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难以自拔，后来就索性回避这些问题，开始大量引入统计学方法，沉醉于所谓的数据游戏，如今又开始转向“做实验”去了，其从来只是纸上谈兵，不曾解决过任何实际问题。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主流经济学长期研究收入分配，但美国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于是主流学者们便大言不惭地称经济学“不是用来预测和解决问题的，只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从经济哲学上来讲，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只不过是逻辑实证主义罢了，先是提一套理论，然后找一些数据去证明，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却不管，得到的只是数据的证明而非全过程证明。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就曾指出，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们看起来都十分学术，但他们只是“假装发展出了一门科学”⑨。
实际上，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经世致用，解决实际问题，服务于人类发展。从这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创造性地提出剩余价值学说，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为人类指明了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正确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中国结合自身国情和发展经验，总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贫困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才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
五、西方主流经济学意识形态垄断对发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启示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在不断拓宽研究广度，另一方面却把所有研究都局限于“程式”的规范上，这导致本领域的方法越来越单一，知识、结构越来越狭隘，由此可见，西方经济学其实是在衰退的。⑩而且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带有的这种国家性、民族性、阶级性，反映的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学，因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全世界占据“大一统”地位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大行其道的今天，我国也有很多信奉西方经济学的学者，拿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当“金科玉律”，并不考虑这种私有制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适用性，大肆攻击公有制经济和国有企业，把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说成是没有坚持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了防止主流经济学的泛滥对社会主义造成危害，中国学者必须要在经济学理论上有自己真正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⑪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以资本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之间存在本质差别，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的科学学科话语体系。
(一)发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人民性立场
每一门经济理论都根植于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服务于特定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⑫。这是因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和根本立场。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站在人民立场研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展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⑭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是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根本目标的理论体现，因而不必讳言人民性这一鲜明的阶级立场。我们要将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创造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与应用，在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检验经济学的真理性，更好地回答如何生产、怎么发展、为谁服务的问题，铸牢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人民立场。
(二)发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实践性导向
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经济学理论真理的唯一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⑮这些伟大实践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坚实基底。经济学理论应当围绕现实问题展开，并提供对这些问题的深刻理解和解决方案，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在新时代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国形成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新质生产力等独具特色的经济学概念范畴，在改革发展中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此外，中华民族有深厚的优秀文化传统，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智慧，这些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中国经济学界要深入挖掘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其中具有当代价值的经济思想，使其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相适应。⑯
(三)发展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开放性的策略
开放性是经济学理论活力和进步的源泉。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发展中国经济学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需要融合不同来源、不同文化、不同学科的思想与方法。我们要构建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有基于中国特色的特征，也有世界经济学理论的一般特质。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体制实践中形成的有关金融、企业、价格、贸易、汇率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包含科学的成分，应该充分借鉴吸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⑰在信息时代，我们要结合大数据技术创新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在创新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同时不断引领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指导。
恩格斯说过：“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⑱2021年，教育部公布了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通知，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78年)》等9种教材，这个举措象征着我们向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迈出了重要一步。我们所主张的“中国经济学”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可取之处加以合理借鉴，使之为我所用，并融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国情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而总结出来的符合中国人民利益诉求的经济学。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有利于中国学者全面客观地认识经济学理论，批判辩证地看待西方经济学，打破西方经济学的学术研究垄断。同时，这种理论创新能够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可以说，中国经济学兼顾了经济学的学术性和实践性，是真正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需要的经济学。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演变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庸俗经济学和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种。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左右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诺贝尔奖的设立初衷是表彰“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士，而经济学奖表彰的是“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但现如今，奖项成了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自留地，成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精神家园和维护其私有利益的平台，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背道而驰，很难谈得上对人类有积极贡献，挂着“诺贝尔奖”名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是对这一奖项的莫大侮辱和讽刺。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美国垄断既是过往美国经济实力的反映，也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成功实践。如今随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也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近年来中国产业政策在西方大量兴起表明中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之关系的科学实践正在影响西方。应该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我们有责任总结中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将其上升为体系化学理化的经济学说，打破西方经济学的学术垄断，为增进全人类的福祉贡献科学正义的经济思想。若能如此，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必将取代以资本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参考文献：
[1]程恩富、张建伟：《范式危机、问题意识与政治经济学革新》，《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2]余斌：《浅论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阶级性与欺骗性》，《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
[3]卫兴华：《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考》，《河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4]周文、柴斯捷：《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研究》，《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2期。
[5]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学源流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
注释：
①[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5-216页。
②柳欣：《剑桥资本争论之谜——实物还是货币、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学术月刊》2012年第10期。
③[英]罗杰·E.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198页。
④[法]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页。
⑤Siegfried，John J.，A first lesson in econometrics，Journalo f Political Economy，1970，Vol.78，No.6.
⑥Romer，Paul M.，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5，Vol.105，No.5.
⑦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1页。
⑧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
⑨陈永伟：《皮凯蒂简史》，https：//mphtbprolweixinhtbprolqq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s/j62RblccwvqxD cfa obN 5Tw.2022年2月19日。
⑩朱富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神话》，《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⑪《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
⑫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⑬何自力、张倓：《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
⑭程恩富、齐新宇：《重建中国经济学的若干基本问题》，《财经研究》1999年第7期。
⑮习近平：《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人民日报》2019年3月5日。
⑯逄锦聚：《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和方法》，《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
(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5年第1期；转自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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