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古希腊哲学界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第一性原理”。他认为，第一性原理相当于数学中的公理，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违反。第一性原理，通俗的解释就是“寻找并回到事物的本质”。
现实中，总有人言必称“我们就得这样做，因为一直如此；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不能这么做”。囿于经验主义或本本主义，一些人成了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的教条主义者。
教条主义者依据“人们一直这样做”判定一件事只有这样做，或依据“从来没有人这样做”，判定一件事不能这样做。凡此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而没有从事物的本源出发，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这是典型的郑人买履，宁信度不信其足。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指挥者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流，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195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回答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提到的“天才的军事家”问题时说：“我哪里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和战略家？我只是比那些死背教条的人多懂得三条道理：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
“人要吃饭，走路要用脚，子弹能打死人”，是不需要证明的公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正是遵循“第一性原理”，“寻找并回到事物的本质”。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多次授权粟裕“可机断处置，不必请示”，目的正是让粟裕不必拘泥于具体作战命令，并相信粟裕能把握解放战争的本质，领会中央命令的核心要义，用总体战略性“价值判断”指导战术应用性“技术判断”，形散神聚，“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上级命令、既往经验、书本知识、已有的规章制度等，自然应该尊重。但如果明明发现这些已与实际相龃龉，仍然按部就班、不越雷池，要么是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忠，要么是自身智商有问题。有些人为群众办事，总爱推脱说这不合规定那没有先例，一味地遵守“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可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却悄然作于己“应不应该办”的狭隘“价值判断”，思想特别“解放”，“创意”变通多多。如此选择性判断，不是智商问题，而是德行有亏，典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桎梏于惯例的思维，就如不停地用新复印出来的纸张再行复印，必然信号递减；相反，“生活就像剥洋葱，当你一层一层剥开时，总有一层会让你流泪。”商业上讲究“不让中间商赚差价”。当年王明博古李德等人就如共产国际的“真理批发商”，让中国革命付出了惨痛的“差价”。是毛主席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才甩开了这样的“中间商”，让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立足于第一性原理，用物理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目的正是直奔问题核心，力避命令、经验、知识、制度等中间环节于真理现身的信号干扰。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陈云提倡“高中级干部，能交一点敢于反映真实情况的知心朋友”。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特别要多交几个能说心里话的基层朋友，这样才有利于了解真实情况，才有利于把工作做好。”“多交基层朋友”，正是减少“中间商”，避免信号失真的好办法。立足于第一性原理，“寻找并回到事物的本质”，是最根本的守正。根深才能叶茂，越穷究本源的守正越能催生颠覆性原始创新，越接近思想领域的“装备制造”。
“若前方无路，我就踏出一条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真理也注定无法假手“代理人”来发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做事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基层治理中很多好的经验做法都来自群众，原因正在于他们最接地气，这也应验了第一性原理的正确性。陈云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工作方法，焦裕禄相信“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都立足于第一性原理，不为条条框框的“技术判断”障目，以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多作“价值判断”，勤用“价值判断”为“技术判断”的缺漏兜底，找到根本解决问题之道。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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