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触动》到《中国震撼》再到《中国超越》，这是我走访百国，思考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心路历程。我想把各种相关的问题思考得尽量全面一点、透彻一点，使自己呈现给读者的东西能真正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这个国家，对得起这个民族，对得起这个时代，也对得起自己。中国崛起到今天这样，绝不能再被浅薄的西方话语忽悠了。我们的国家确实还存有很多问题，但我们取得的成绩远远大于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肯定自己，再来自信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最终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
一
关于中国崛起，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这个“文明型国家”有八个特征，亦可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其中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势头和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必将深刻地影响人类和世界的未来。
为了读懂中国崛起，建议从三个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一是采用“板块”及“板块互动”的概念。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口与美国相当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更大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所在。二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中国经济的规模。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应当在一至五年内超越美国。即使用官方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也将超越美国。三是用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净资产”来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过去 20多年里，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在这个意义上，物质意义上的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精彩。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多数中国人的财富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而多数美国人的财富不增反减。如果我们采用以上三个方法，或者将以上三个方法考虑进去，并重新计算有关的数据，那么世界上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崛起需要通过国际比较才能看得更清楚。我自己估计，中国过去 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就的总和，也超过了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成就的总和。在不少方面，我们的成就也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我们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包括腐败、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但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横向的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并得出一些审慎而全面的结论，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说清楚，最终也都有解。
二
关于中国模式，邓小平本人曾多次使用这个概念。在狭义上，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在广义上，它与中国道路的概念相通，指的是中国一整套做法、经验、理念和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主要有八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在改革领域内，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改革模式，比较其他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中国的模式属于“稳健型”，原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属于“激进型”。相比之下，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也有不小的代价，但总体效果最好。
中国模式这些特点的背后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切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过去 30多年中，中国也有人尝试要跳出中国模式框架，但最后在实践中又总是被拉回来，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究其原因，大概就是“文明型国家”的超强基因带来了一种规范：一旦我们不照这个基因图谱生长和发展，中国的发展就容易遭遇挫折和失败。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西方国家本身也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后走向更大的辉煌。
中国模式使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所有特征——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但是，如果我们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我们“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沃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疆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被彻底断送。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离不开中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概括为“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这个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它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包括在决策领域内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基因和西方文化有益元素，三者有机结合后形成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些制度安排也将是中国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最重要的制度保证。
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我们要防止出现像美国那样的资本力量压倒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格局，这是“美国梦”风光不再的主要原因。中国模式下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 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中美两国的政治体制安排都继续按现在的逻辑发展下去的话，“中国梦”实现的前景应比“美国梦”的前景更为光明和精彩。
三
关于中国话语，三本书中的不少篇幅都是探讨中国话语建构的。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伴有自己话语的崛起。失去话语，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已经取得的成就。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终都应该体现在话语自信上。我主张建设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也主张推动民间的、学术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我总结了中国崛起背后的八个理念，即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我也总结了中国超越西方的四条思路和经验，即民本主义、组织起来、综合创新、上下策结合。
我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治话语观点和概念，如“良政还是劣政”范式应该代替西方主张的“民主还是专制”范式，因为前者更能解释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于天”，“民心”等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整体与长远的利益，治国要把“民心”和“民意”结合起来，但一定要确保“民心”治国的主导地位；中国的“选拔 +（某种形式的）选举”模式高于西方的大众民主模式；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称为“最不坏的制度”，我把中国模式称为“最不坏的模式”；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大致上只有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从一个更大的范围看，三本书中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建构中国话语的尝试。
在阐述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过程中，我也对西方现状、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们不再仰视西方，当然也不俯视西方，西方还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西方有很多问题，我们要引以为戒。平视西方，我们才能看得清楚，看得准确，看出名堂来，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关于西方现状，我强调西方内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第三世界，西方民众对西方民主模式出现了持续的失望。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这三种力量关系的失衡，资本力量独大，导致今天的美国民主越来越像“钱主”。西方民主模式运作中的三个基本假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似乎已经变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
我建议可以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话语来评述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其主要的弊端。这些弊端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我们可以用中国标准来评判各国政治制度的质量，来确定为什么“颜色革命”会失败，为什么“阿拉伯之春”会变成“阿拉伯之冬”，为什么西方制度也一路走衰。
至于西方的人权观，它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之间缺少一种平衡，西方过多地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二是西方一般认为只有法庭可受理的人权问题才算人权，而从政治方面推进和捍卫人权应该同样重要；三是西方人权观始终无法解决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力之间的矛盾。
四
西方长期以来一直误判中国，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特别是“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和“历史终结论”）。为了釜底抽薪地解构西方话语，我概述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首先，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领先西方；其次，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动力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 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源于中国，所以“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我探讨了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特别是对美国和美国模式的超越。中国在六个领域内正在实现对美国的超越，即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在百姓资产上的超越，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超越，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超越，在政治制度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最终也能超越美国。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有伟大的历史传承，有辉煌的崛起业绩，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获得了自信，对此我们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们有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天下情怀，有“天降大任”的担当，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我们愿意放飞自己的梦想，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越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变革，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继续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但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作出弥足珍贵的贡献。
“中国从哪里来，中国走什么路，中国往何处去”，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回答这些大问题。回答对了，国家的前途无比灿烂；回答错了，就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前功尽弃。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可称之为原因一。 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可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国自己的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这种制度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与“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背后的哲学观截然不同。“历史终结论”的哲学观是社会单线演化的哲学观，它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简单地由落后向先进的单向度演变的进程，而西方模式又被认为是代表了人类最先进的成就；而“文明型国家”的哲学观则认为，社会发展从来都是多元复合的，各种发展模式从来都是百花竞放的，他们可以互相竞争，也可以互相借鉴，甚至你追我赶，超越对方。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路演变和发展过来的。只要人类存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动态历史进程便不会终结。
我们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孙子等伟大先哲的深邃思想而崛起的，我们是经历了上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民族独立而崛起的，我们是在与世界全面互动并借鉴了其他文明无数长处之后而崛起的，这种崛起不仅在物质财富上，而且在制度安排和文化理念上，一定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并一定会深刻地影响世界未来的格局和秩序。我们从自己的文明中走来，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我们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张维为教授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昆仑策研究院执行委员、高级研究员。)
（来源：《红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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