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走上 改旗易帜邪路的一个典型

    1984年秋天，作为一名普通的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会见后，撒切尔夫人对西方世界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过：“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最近，中央提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落实十八大确立的改革开放重大部署。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我国的改革时，特别强调改革的方向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推进。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我们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所谓“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国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存在的。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政治动乱期间明确指出，现在大家都赞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2)后来，江泽民把这一争论概括为两种改革观的斗争。他在1989年指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我们必须明确划清两者的根本界限。”(3)过了两年，他又重申这一点，他说：“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4)

    不能不承认，我国改革发展到了今天，仍然存在着改革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危险。举一个例子吧。十八大刚刚开过，就有人组织“改革共识论坛”，提出当前改革的方向是实行“宪政民主”，而且把它说成是“共识”，强加于人，并喊出“中国梦，宪政梦”的口号。这就是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有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面改，否则就不是改革”，他说，“这是偷换概念，曲解我们的改革。”

    可以说，改革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这种斗争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始终，需要我们时刻注意。吴敬琏最近提出，我国改革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5)这个问题提得好，改革确实有、而且一直有朝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只不过我们不赞成他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方向。

    在我国，总有那么一些人竭力想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而且花样翻新，不断有新的提法，一会儿是新自由主义，过一会儿又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现在又在提什么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等等，其政治目的都是一样的，无非是要把我国的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化道路上去。但由于我们党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终究还只是某些人的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

    然而，就世界范围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有把改革引上改旗易帜的邪路、从而导致严重后果的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言必称改革，俨然以改革家自居。一时间很多人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不知道他究竟想干什么。“改革”是一个好字眼，谁能够反对改革呢？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标志着改旗易帜了，即由马克思主义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了。正是在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改革葬送了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改旗易帜的邪路”，看看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条道路，并从中吸取教训。

彻底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的前提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以重新评价十月革命以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的。

    事情要从赫鲁晓夫说起。大家知道，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指出，这个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这是因为，斯大林问题不仅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在列宁逝世以后的三十年时间里，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人们有时也把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叫做“斯大林模式”。所以，对斯大林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确的方面（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卫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而且更加变本加厉了。他把否定斯大林、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他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的突破口。他提出，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据“斯大林主义”建立起来的一种“官僚专制”的“极权社会主义”、“专横的社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严重扭曲”，是社会主义的“变形”。这种社会主义使得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形成了垄断：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是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造成了“政治垄断”；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排除了人们对所有制的选择，造成了“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排斥了其他意识形态，造成了“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个方面的“异化”：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生产资料、财产的异化”，精神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这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三垄断”、“三异化”。他宣布：“几十年来强加给党的社会主义原来的那种理论和实践模式已经站不住脚了”，“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他认为，“这一结论具有原则意义”，因而必须实行“革命性的变革”，消除垄断、克服异化。他提出，要“彻底抛弃斯大林模式”，“粉碎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告别过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形象地说，要炸毁过去的一切”，等等。他的改革就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

    顺便说一下，有人在谈论我国改革的必要性时，也总是强调我们存在“三垄断”，把它作为改革的对象，所以，他们的改革思路同戈尔巴乔夫是一样的，甚至连用语都一样。

    我们还是谈苏联的改革吧。“三垄断”、“三异化”的说法，涉及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是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是改革应该改什么。从理论上讲，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恰恰是两种改革观的根本分歧所在。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探索的产物。应该分两个层次来评价这一制度：在基本制度层次上，它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完全正确的；在实现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层次上，它在探索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存在严重缺点。因此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不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毛泽东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要“三七开”，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是科学的辩证的结论。相应地改革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改革，从性质上讲，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

    戈尔巴乔夫则相反。他完全否定已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出发，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全部社会主义制度，既要改革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更要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种改革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彻底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

    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何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评价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绝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的原则问题。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斯大林，必然导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懂得，为什么我国某些人谈论改革的时候，要集中力量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竭力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了。应该说，敌对势力是深谙此道的。

    习近平同志今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科学地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指出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明确指出，对社会主义实践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是会导致亡党亡国的。他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教训十分深刻啊！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了。应该说，习近平同志这段话是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提出来，他把科学地评价已有的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意义说得十分清楚了。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改革是如何导致苏联社会制度演变和苏共亡党的吧。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社会制度方面，把社会主义制度改造成为资本主义制度

    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说他“坚持社会主义的选择”，甚至在他宣布解散共产党的时候，还声称他“赞成社会主义价值”。但是，他所说 的“社会主义”已经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了。他认为社会主义本质上并不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的、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实行的组织社会生活的原则和过程。这些原则和过程是以基本价值为内容并围绕它展开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些伦理性的观念，即“人道主义和全人类价值原则；民主和自由原则；社会公正原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社会主义不过是不断脱离社会实际状况、逐步实现其价值观念的一种运动。这就是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并不是某种伦理观念，它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有它自身的、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具有自身固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世界社会主义各国的实践，概括地说，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处于指导地位。这些特征和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得出的科学结论，反映了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具备这些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才能称得上社会主义，不具备，就不能叫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6)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恰恰是完全否定和抛弃这些本质特征和原则。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多党制。戈尔巴乔夫认为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主张搞与“民治国家”相对立的“党治国家”，违反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他否认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把党的领导看作是“官僚专制”、“行政命令”，因而反对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要求放弃党的“政治垄断”，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的条款，使共产党成为与各种政治势力（包括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进行所谓平等竞争、争取政治权力的政治组织。他鼓吹实行多党制，强调党不谋求垄断，允许“表达各种政治意愿”的“各种政治组织和派别自由竞争”，共产党应在这一竞争中“谋求得到一个被承认的席位”。然而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让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还能搞社会主义吗？我们党对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当苏联共产党1990年二月全会决定实行多党制的时候，我们党就明确指出，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全民国家”。戈尔巴乔夫把剥夺阶级敌人民主、自由的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使人与政权、与政治相分离”的根源，是“专制”、“独裁”。他借口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犯过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把无产阶级专政描绘成违反人道主义的、不民主的、恐怖的制度，因而提出要“排除任何阶级的专政”，要求取消无产阶级专政。戈尔巴乔夫宣称：“我不能接受下述建议和意见，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某种专政才能拯救我们。”他赞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他提出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充实人权”，使之符合“全民国家”的结论。大家知道，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总是具有阶级性的，不是这个阶级的专政，就是那个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可靠保障。世界上并没有全民民主的国家，只要是国家，就不可能是全民的。在当今条件下，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恢复资产阶级专政。

    第三，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张私有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7)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戈尔巴乔夫完全否定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攻击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是“经济垄断”，妨碍人们自由地选择所有制形式，妨碍人的价值的实现，因而要求把已实现了公有化的经济实行私有化。他借口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方面存在缺陷，在“取消国家所有制的垄断”的口号下，主张把国营企业的财产分散归个人所有。他认为只有私有化“才能克服人与生产资料的异化”，“恢复社会公正”，“实现个人利益”，“保证社会安定”。然而取消了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必然导致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为资本主义制度奠定经济基础。

    第四，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戈尔巴乔夫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就是“精神垄断”，妨碍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必须“抛弃对不同观点和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他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认为社会需要各种意识形态“自由竞争”，“坚决反对对舆论工具进行任何形式的霸占，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允许各个党派、各种政治组织利用电视、广播、报刊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大家知道，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起指导作用，它引领社会各种思潮按照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一个社会，指导思想只能有一个，在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去占领，多元化的指导思想只是一种空想。

    可见，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尽管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但它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因而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它所主张的实质上是作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模式。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进行改革，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党建方面，把共产党改造成为社会民主党

    戈尔巴乔夫在否定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产党本身。他宣布，共产党已经发生“严重变形”，几十年来只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造成了“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使国家发展中严重的停滞现象得以产生”。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建党原则和活动方法”，对党进行根本的改造，即所谓的“革新”。

    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来“革新”共产党，说到底就是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和原则，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奋斗目标、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使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

    第一，在党的性质方面，把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全民党”。戈尔巴乔夫反对政党是阶级的集中代表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否定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主张“抛弃与全民和全人类价值相对立”的“阶级观点”，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要求把党改造成为超阶级的、“全体人民的”、“全民族的”党。他主持的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党章宣布：苏联共产党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志同道合者的自愿的联合组织”。一句话，党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全民党”。

    这一“革新”党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早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就声称，在苏联，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也已消失，共产党不再具有阶级性，而应该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即“全民党”。这一观点在苏联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和批判，进而成为戈尔巴乔夫党建思想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一观点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的。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阶级斗争是过去了，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加上在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仍处于帝国主义包围之中，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竭力向社会主义国家渗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因此，共产党必须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否则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是无法保证的。

    “全民党”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为什么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要把“全民党”作为“革新”党的目标呢?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把党改造成资产阶级政党。在当今世界上，如果按大类划分，任何一个政党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就是资产阶级政党。抛弃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必然蜕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要公开宣布把共产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政党，那是困难的，因而不得不打出“全民党”的旗号作为掩饰。可以说，凡是丢掉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鼓吹“全民党”的，实质上都是主张搞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是必须警惕的。

    第二，在奋斗目标方面，把共产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之流宣布：实现共产主义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认为那种“历史不以各种政治力量的意志为转移，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自己的最终目标”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观点”。因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的“主航道”是错误的，改革就是要“校正”这个主航道。总之，不能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那么，党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明确地说：“现在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为之而奋斗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建立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建立自由的和社会公正的社会。”所以，他主张把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只是碍于形势发展，他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而已。

    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用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是“这样一个崭新的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也不是原来那种东西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这就是说，他们要建立一种介乎资本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制度。然而这种“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有的。在当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对立的情况下，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在“告别过去”、“炸毁过去的一切”的同时，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司空见惯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因素”，主张搬过来，用以改造苏联的社会制度。可见，所谓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已有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而同资本主义则是相通的。所谓“不是资本主义的复本”，不过是要对资本主义作若干改良而已。所谓“第三条道路”这一奋斗目标的确立，标志着党发生了根本变化，随之苏联的社会制度也必然发生根本变化。

    第三，在指导思想方面，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戈尔巴乔夫攻击党内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一种“精神垄断”，提出“革新”党就要允许“党员有信仰、表达意见和行动的自由”，“允许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观点、意见和流派的存在”。他主张党内应该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他一方面攻击马克思、列宁的社会理论已经过时，另一方面以“吸收一切先进思想”为名，宣称费边社会主义著作中积极的内容、社会党国际纲领中合理的内核、康德哲学中的伦理观念、基督教教义中人的价值的主张等等，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中“有用的东西”一起，统统是党的理论基础的思想来源。

    指导思想多元化，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主张党内各种意识形态一律平等、自由竞争，实际上这样的多元化是不可能有的。毫无疑问，共产党生活在社会中，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思想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会存在多种意识形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任何一个政党总有一种意识形态处于指导地位，没有一种思想作为指导，就不可能组织成为一个政党。戈尔巴乔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不是真的不要指导思想了，他不过是以抽象的、一般的、所谓全人类共同的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已。而这种人道主义又是什么呢?戈尔巴乔夫直截了当地说：“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甚至认为十月革命只是朝法国大革命宣布的“人和公民的自由以及个性自由”迈出的新的一步。可见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要求以此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凡是鼓吹党内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上都是主张允许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这样共产党也就不再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了。

    第四，在组织原则方面，抛弃民主集中制，主张“普遍的民主”，即不需要集中的民主。戈尔巴乔夫攻击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了党的“兵营式的等级纪律”，形成了官僚专制、行政命令，“妨碍进行公开的探索”，而“抛弃民主集中制就能够顺利的拆除党的等级命令制的组织结构。”他主张党内生活的准则只能是民主，“确保党内真正多元化，保障少数人的权利，确保党员和公民自由发表意见和坚持自己的立场，确保个人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他要求“摒弃多数的统治”，强调“少数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权利”，包括“在党的舆论工具上捍卫自己的观点的权利”；要求“放弃形式主义的完全一致原则”，反对个人服从组织，主张党员可以根据某个纲领、利益、观点进行横向联系，组织各种俱乐部、辩论中心、论坛、委员会，开展活动，这实际上是允许党内派别组织的合法存在。要求废除下级服从上级这一原则，认为这会使得每一个党员“不能恢复自己的尊严感和党内自由感”，“把党员变成党的机关的附庸”。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革新”党，苏联共产党很快就失去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成了一个派别林立、自由结合的组织和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 

    人们往往对戈尔巴乔夫等人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时，共产党毫无反抗感到难以理解。其实，只要了解了当时经过戈尔巴乔夫六年左右时间的改造，苏联共产党早就已经不是列宁所创建的那样思想统一、有铁的纪律、具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了，而变成了一个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社会民主党了，这样的政党毫无战斗力，在敌对势力进攻面前，必然是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

    苏联的剧变，最根本的一条是共产党自身出了问题，即按照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造了党。可见，坚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原则建立党的组织和开展党的活动，这是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关键。

    上面我们简要地回顾了戈尔巴乔夫在社会制度和党建两个方面的改革。从这一简要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改革的前提、性质和目标上，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观是根本对立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改革，而在于朝什么方向改、改什么、改成什么样，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社会主义旗帜还是改旗易帜。这个问题，今天也实际地摆在我们面前。

    现在，在我国公开赞成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人不多了，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改革使得俄罗斯人民陷入严重困境。但是，有人只是批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顺序不对，没有先搞经济改革，而先搞政治改革了；方法不对，没有渐进地进行改革，而搞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如此等等。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顺序、方法等方面是不对的，脱离了国情，但这绝不是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只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只要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顺序、方法，都不可避免产生现在俄罗斯那样的结果。

    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化，这种改革使得社会制度迅速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使得党迅速由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政党变为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一点，戈尔巴乔夫直认不讳。他说，经过改革，“在九十年代，西方的政府、议会和人民将会同迄今已有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这个“完全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社会制度和共产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尼克松说，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摧毁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布热津斯基也说，这种改革使得“苏联改造成为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国家”，它符合西方的需要。难怪西方领导人要授予戈尔巴乔夫“诺贝尔和平奖”，并建议英国女王授予他“荣誉爵士”称号，以表彰他改革的“巨大成就”。这从反面充分说明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观（也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观）的实质。

    我们大量引用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言论，事情过去20多年了，但听起来却十分耳熟。记得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我国思想界涌动着一股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宣传和赞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屡见报刊，一些人竭力主张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甚至喊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口号。他们是赤裸裸地要求我国改旗易帜的。我读了那些文章，发现他们不过是重复了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连用语都一样。他们也像戈尔巴乔夫一样，把西欧国家作为样板，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见这股思潮是国际性的，对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成了严重威胁。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线的任务，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绝不搞民主社会主义。为了同民主社会主义作斗争，回顾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思想，了解这种走改旗易帜邪路的改革导致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是有好处的。

    (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