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毛泽东与中共七大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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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太原：大历史观视野下的毛泽东与中共七大
2025-09-05
【摘要】中共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全党成熟的标志。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审视中共七大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毛泽东在其中的历史性贡献。
第一，中共七大是同心同德、“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召开的大会。第二，毛泽东以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和黑暗，使中共七大成为知难而进、敢于胜利的大会。第三，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特别是提出了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第四，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推动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
中共七大，是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抗日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并且即将迎来最后胜利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使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一致的基础上召开的。中共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许多历史事件的意义是在历史进程中凸显出来的，延伸和拉长历史的视线来看毛泽东与中共七大，更是如此。
中共七大召开时，主席台上方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会场后面的题词是“同心同德”，这是党的领导核心的鲜明昭示。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辛的历史过程。
早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被选为5位中央局成员之一，并担任中央局秘书。此后，毛泽东的党内职务有过多次起伏，屡受排挤打击。直到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对此，邓小平后来回忆，“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周恩来后来也说道，当时“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延安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特别是在整风基础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在整风运动过程中，为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从组织手续上完成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中共七大正式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刘少奇在七大上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1945年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从一个长时段来看毛泽东成为领袖的历程可知，领袖并非天生造就，也不是自我加封，而是通过其卓越的领导业绩铸就的。正如彭德怀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成为首要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和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深入到农村腹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革命道路。邓小平后来曾指出：“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毛泽东带领全党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引领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经过一次次的考验和证明，毛泽东当之无愧“是中国革命的旗帜”。
在领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不能以教条主义的观点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造，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中共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将“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联系到后来的革命进程和今天毛泽东思想仍在发挥的指导作用，这一说法是多么富有远见。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一面旗帜上的两颗璀璨的明珠。刘少奇指出：“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的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我们是不可战胜的”。陆定一也不无感慨地讲道：“我觉得这次七次代表大会给我最大的感动，就是我们党真正地在毛主席领导下面，空前未有地团结起来了！”中共七大被称为“团结的大会”，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就不能团结；没有正确的理论武装，同样也不能团结。毛泽东早年曾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革命旗帜的确立，为党战胜困难、争取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中共七大召开时，党面临的形势基本上是“一片大好”。从国际形势来看，大会处在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从国内形势来看，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具备四大显著优势：其一，拥有一个历经考验且党员规模庞大（达121万之众）的中国共产党，使革命有着坚强的领导力量；其二，控制着一片幅员辽阔的解放区（涵盖了9550万人口，配备了91万军队及220万民兵），构成了坚实的战略后方；其三，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援助和支持，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保证；其四，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援助。特别是，中国人民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着。在这些有利条件下，中国迎来了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历史性机遇，这在近代百年、五四运动以来、建党以来都是前所未有的。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大会上更多地讲到了面临的问题和诸多严峻的挑战，他指出，“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谁只看到积极面而忽视潜在困难，“谁也就不会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实际上，这是他一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曾说过，作为领导，必须有预见，就是在某种东西“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所谓预见，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从好的方面看到好的前途，比如科学预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把握游击战的战略价值等；二是充分地估计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不好的方面。例如，1938年，日军逼近武汉时，毛泽东说：“如果武汉一失，日本帝国主义的胃口不吃则已，一吃便想再吃，他还要西安、广州、南昌，中国只剩下峨眉山。”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上如毛泽东所料，这也成为他在《论持久战》中划分抗战阶段的一个重要依据。再如，1940年，毛泽东敏锐察觉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曾多次致电提醒新四军可能遭遇的围堵和袭击。第二种“预见”既反映出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智慧，也体现了他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在前景光明的时候也要充分地估计到困难，这一点更鲜明地体现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中。他强调，切勿将党的事业理解为一帆风顺的，而应从事实出发，清楚地认识到存在两种可能性，好与坏两种前途。
就国际情况而言，世界将走向进步。但同时，在许多国家内部，仍存在着不愿目睹本国及世界各国人民实现团结、进步与解放的强大反动势力。即便二战结束和国际和平实现以后，斗争也是存在着的，在反法西斯侵略的阵营内部，潜藏着持续对各国人民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实施压迫的势力。唯有历经长期斗争，彻底铲除这些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但这一天注定不会迅速且轻易实现。毛泽东观察到，“最近四五年来，国际局势经常是矛盾的，一会儿是好消息，一会儿是坏消息，好了又坏，坏了又好，今后还会是这样，时好时坏，不好不坏，波浪式地发展”。就国内来说，明显地存在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要“准备应付大事变”。
除了国际国内大的问题，毛泽东还一口气列举了可能遇到的17条具体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准备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准备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这17条困难，涉及方方面面，把所有可能遇到甚至不太可能遇到的困难都充分估计到了。毛泽东认为，“要把估计放在最困难的基础上”，“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这些困难后来有的果然遇到了，有的是不同程度地发生了。
讲完困难后，毛泽东从另一种可能性出发提出了“一定要胜利”的八条原则，包括暂时吃亏，最终胜利；此处失败，彼处胜利；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克服天灾，太行有经验；党内发生纠纷，使我们获得锻炼；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这些原则基本上是建立在17条困难之上的战略调整和合理应对。可见，中共七大被称为“胜利的大会”是有充分根据的。这种敢于胜利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分析之上，既充分地估计到了光明，也充分地估计到了黑暗。正如中共七大代表所言，当代表们沉浸在一片团结胜利的喜悦情绪中时，毛泽东这种立足最不利情况，同时力求最佳结果的思想，是其一贯的思维方式，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和重要价值，“任何时候，对于做好各种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形势”与“任务”，基本上是中共文件中最常用的两个词语，认清形势，明确任务，正是事业通向成功的基本工作方法。特别是面对未来，既要认清好的形势，还要认清坏的形势，坚持底线思维，掌握历史主动。习近平曾专门引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列举17条困难，指出这样的论述“很深刻，是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从最困难的方面着想，争取最好的前途，已成为中共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
应对各种困难，最根本的是做好自己的事。中共七大召开时，党已经有一个强大的解放区，那么如何进一步促进解放区的发展，进而建设一个新中国，是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构成、生产力标准，尤其是对发展和利用资本主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与《新民主主义论》相比，有了新的重要发展。
就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其中“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属于社会主义的因素。与《新民主主义论》重点放在“节制资本”方面不同的是，《论联合政府》强调要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得到比较大的发展。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时就提出：“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拥有广大且强有力的基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明确提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初步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提出，在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他也指出，“这只是中国革命的一方面的结果，不是它的全部结果”，除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还会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后者使中国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1944年7月，谈到战后中国对私人资本的态度时，毛泽东提出：“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趋势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他指出，自十月革命爆发后，资本主义的原有格局被打破，犹如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剩余的资本主义逐渐分化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变为法西斯的资本主义，一部分变为民主的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看来，这两个部分相互对峙，而民主的资本主义正与社会主义携手合作，因而我们所提倡的是具备生命力和革命性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从整个世界而言，资本主义整体呈现衰落态势，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部分资本主义力量仍发挥着积极作用，并对中国等国家，包括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因而党“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毛泽东还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各类报告和讲话中，“资本主义”一词共计出现了66次，如此高频率地使用，是他此前没有过的。毛泽东如此重视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即当时一些人总以为，共产党人不赞成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赞成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是在接近胜利的关键阶段，愈发注重赢得更广泛的力量支持，积极促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已成为毛泽东娴熟的政治智慧。这一策略的确成效斐然，蒋介石的重要幕僚唐纵在日记中写到，主张维护私有财产权并推动资本主义发展，这标志着中共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并取得很大成效，使得以往对共产党具有恐惧心理的后方工商界和国民党内部失意群体“已完全改观”。此前一些“有产者”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共”他们的“产”，而去除了这一点，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命运可有机地关联起来，支持共产党则不再有什么顾虑了。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而“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赢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正是解放生产力的应然之举。同时，他也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条件的，要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也就是要在国家经济发挥领导作用的前提下发展。毛泽东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问题，这些有益思考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进而制定出充分有利于发展国计民生的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
中共七大召开时，党已经有了24年的历史。毛泽东在会上深刻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就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后简化和发展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并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任务。作风关系政党的形象和兴衰。对三大作风的总结和发扬，正是推进党的建设这个“伟大的工程”的必然要求。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反对离开实际空谈主义、反对盲从，也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他看来，“真理只有一个”，“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要“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中共七大召开前，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问题，对全党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克服主观主义，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的目的。这再次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强调“必须使各级党的领导骨干都懂得，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相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他抚今追昔指出，我们党“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既不能脱离实践走向教条主义，也不能脱离理论走向经验主义，必须科学地从实际出发学习和运用理论，从而解决革命进程中大大小小的问题。中共七大本身即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大会，处处彰显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正如张闻天所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讲话和报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同志思想的又一辉煌的发展”。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毛泽东指出，中共七大“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因为“我们的意见，符合于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最忠实的代言人”。由此，他强调，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取得在于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根本宗旨，坚决防止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从党的历史看，长期实践也证明，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均与特定时空条件下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契合，体现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反之，一切错误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均背离了当时当地群众的合理诉求，本质上是对群众路线的背离。密切联系群众，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发自内心地热爱群众，扎下身子心甘情愿地为群众做事。毛泽东指出，要“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要教育每位同志深怀爱民之心，细致体察群众的需求与呼声；无论身处何地，都要与当地群众融为一体；根据群众的实际觉悟水平，循序渐进地引导他们提升思想认识，在群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协助他们逐步组建团体，有序开展符合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各项必要斗争。
要养成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就要反对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命令主义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尾巴主义即是“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群众中的少数人或个别人并不能代表群众，这是做群众工作要特别警惕的。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够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对于共产党人而言，要把工作批评作为常态，在批评过程中注重民主氛围的营造，以坦诚的胸怀接纳批评与进行自我批评。毛泽东指出，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而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成效，正是因为在运动中开展了严谨务实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对于为什么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从各个方面讲得很深很透。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只有不惧他人之批评，敢于直面他人之意见，敞开言路以待，来自外界的批评才可能愈来愈少。他还饶有趣味地强调，共产党人“要学会听闲话”，应保持开放心态倾听不同声音。他将党比喻为开政治工厂，对于工厂运作而言，缺乏原料则难以为继，因此收集原料是至关重要的，打开窗户就使得工厂的原料有来源。“大家有意见，有气，就应该打开窗户，让他们把气出完，把意见都说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的集中。”在这里，毛泽东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到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高度进行阐释，强调的是建立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的高度的集中。
对于“听闲话”和作自我批评，毛泽东还在中共七大上现身说法。他坦诚地讲到一个情况，自己初到陕北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一度搞得不好。由于一开始未能充分重视这一问题，处理相关事务时存在不足，因此有人说闲话觉得“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毛泽东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大量耐心的协调工作，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和做法，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三大作风的提出，在党的作风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对自觉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2年10月，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因此，必须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持之以恒抓好作风建设。
8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共七大，似乎已很久远；走进中共七大的各项议程和内容，又似乎近在眼前，这就是有着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的中共七大。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推动下，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共七大对面临困难与争取胜利的深刻把握，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确立及阐释，对党在长期奋斗中优良作风的概括，是中共七大取得的重要成果，是党的奋斗历程中的重要篇章。就连当时蒋介石了解了有关中共七大的内容，也感到“颇有益也”，认为研究中共七大的经过和内容“殊有价值。本党诚愧不逮。若不急起直追，则败亡无日矣”。这恰恰从另一方面彰显了中共七大“胜利的大会”的定位。邓小平后来评价说：“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承载着“愚公移山”式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精神，在党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方向、开辟了道路。（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党的文献》2025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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