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大跃进”时期的两大问题是：“人民公社”和全民“大炼钢铁”。其中“大炼钢铁”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其一是投入了大量人力资源，按薄一波在1958年9月30日讲话中的统计，全国投入钢铁战线的人员有5000多万，加上其他行业的支援人员，大约1亿人左右。从当时全国6亿多人口来看，这个比例明显太高了，直接的后果挤占了农村农业生产劳力，影响了农业产出，是1959年农业歉收的一个人为原因。其二是浪费了资源。为了全民炼钢，大量树木被砍伐，影响了生态，而“小土群”炼出的300万吨钢，大都质量较差，但国家只能收购，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
毋庸讳言，“大炼钢铁”造成了国家损失，是造成三年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讲到责任，常常归咎于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历史文件1981年的《决议》，在强调认识不足，经验不足之后，也归责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同志”的“自满”、“急于求成”、“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隐含的意思就是毛泽东承担主要和最大责任。但是，把“大炼钢铁”前后决策和实施过程还原出来，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故事。
“大炼钢铁”的原因
1957年的中国，距抗战胜利才12年，离抗美援朝停战才4年，国家尚未统一，蒋介石时刻在叫嚣反攻大陆，美军几个航母舰队在中国近海（100公里内）游弋，中苏面和心不和，新中国仍处于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压力下。防止侵略，准备战争，保卫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是国家领导人考虑的首要问题。虽然在朝鲜和美国人的作战中，毛泽东评论：美国人钢多，我们气多（士气高），但使中国也“钢多”，肯定成为了毛泽东的目标。在赫鲁晓夫指责中共之后，毛曾经说过：“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可见，优先发展钢铁（包括重工业），是当时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
“15年赶上英国”的目标是科学的和可行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会议时宣布：中国15年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大祝词时向国内宣布我国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15年赶超英国”，现在变成批毛和批“大跃进”的一发重炮弹，但事实上从钢铁工业上看，这是一个非常科学合理的可实行的发展目标。
中国1950年钢产量是61万吨，1957年达到535万吨，七年中增长最低的年份增长19.7%（1957年），最高的达到56.8%（1956年），七年平均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6.4%。根据日本出版的《钢铁统计要览》，1957年英国钢产量是2205万吨。因此，毛泽东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从静态上看，只是要求15年平均年复合增长率达到9.9%即可，对比前七年36.4%年复合增长率，这是一个很保守的目标，即使考虑到英国钢铁工业的增长，中国只要保持12%的年增长率，15年就达到近3000万吨钢的产量。因此，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上看，毛泽东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都是很靠谱的目标。
从后来实际情况看，即使出现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目标也是基本实现了。在15年后的1972年，中国钢产量达到2338万吨，静态上超过英国1957年的产量；三年后的1975年，中国钢产量达到2390万吨，首次超过了英国的年钢产量，动态上完成了赶超英国的目标。
因此，毛泽东的15年在钢产量上赶超英国的目标是完全合理和可行的。
从“15年赶超”到“2到3年赶超”
1958年8月中共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公报中公开提出了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直接导致了58年后四个月全民大炼钢铁，结果全年钢产量达到1073万吨，其中正规钢厂生产近800万吨，约300万吨是“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钢）、群（群众运动）”搞出来的，质量很差，劳命伤财，大伤元气。
毛泽东“15年赶超”如何演变为1958年“1070万吨”的目标呢？大事记如下。
- 1957年11月和12月，毛，刘分别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
- 1958年1月，国家经委建议当年钢产量620万吨（增长15.9%），3月2日人大开会通过；
- 3月8日，冶金部提出700万吨目标（增长30.8%）；
- 4月初，冶金部又修改计划，提出10年赶上英国，1962年达到2000万吨目标；
- 6月，华东区（柯庆施当政）提出1959年达到1200万吨产能，东北，华北等各大区纷纷提高指标，汇总后1959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
- 6月中，冶金部再次修改目标，向中央提出年产800万吨钢的计划（增长49.5%）；
- 6月，国务院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书面报告，认为“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或超过英国”；
- 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经委主任薄一波向政治局提交《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提出1958年产钢1000万吨的目标（增长86.9%）；
- 6月19日，毛泽东在薄的报告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 7月1日，刘少奇公开讲话：“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
- 8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年产1000万吨钢的目标；
- 8月17日-30日，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不放心钢的产量，亲自找中央相关部委及各大钢铁企业负责人开会研究，与会各位领导人全部说行。最终北戴河会议定下了1070万吨（翻一番）的指标，并向社会公布；
- 9月毛泽东视察武汉，安徽，江苏，上海，视察了武钢，大冶钢厂，马钢等钢企及一些小高炉，询问企业对完成1070万吨的看法，大家一致表示有信心；在结束视察后毛泽东亲自写的和新华社记者谈话稿中提到工业方面要发动群众，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中央书记处部署全国“小土群”大炼钢铁运动；
- 10月14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和河北，和负责人谈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
- 11月2日-10日，毛泽东召开郑州会议，开始纠正视察中发现的“左”倾错误，批评了不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三五年搞成共产主义的看法；要求高级干部每人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三遍；
11月21日-27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武昌召开。毛泽东批评了高指标和浮夸风，提出了不要弄虚作假，要压缩空气，把高指标降下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这就危险”；会议将北戴河会议的1959年钢产量3000万吨砍到了1800万吨；
- 11-28日-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落实刚结束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 1959年3月，中央召开上海会议纠左；
- 1959年4月，全国“小土群”炼钢运动结束。
“大炼钢铁”中毛泽东的责任
对大炼钢铁，毛泽东高姿态的主动承认了责任。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曾说气话：“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元，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
毛泽东此话，解脱了大批高级干部的责任，从此他们躲在毛泽东这棵大树下遮风避雨；在毛泽东过世后，此话又成为毛泽东为“大炼钢铁”负责的证据。
毋庸讳言，毛泽东在1958年6月19日的文件批示上提到了钢产量上两年赶超是可能的，在8月北戴河会议上对1070万吨的目标最后拍板的。但那是在什么情况下作的决策？
首先，毛泽东6月19日的批示，并非主动提出来的，是在从中央到地方所有具体工作的负责人都认为是可行的基础上才确认的。6月19日之前，毛泽东仅提过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而所有地方大区负责人都确认了1959年3000万吨钢的目标，中央两个主管部委（计委，建委）在两位副总理领衔下分别给中共政治局出了钢产量两年赶超英国的正式报告。在中央到地方的负责领导都取得了一致意见和建议下，毛泽东才把自己15赶超英国的目标提前到了在钢的方面两年是可能的。
其次，在北戴河决定58年1070万吨指标前，毛泽东又反复邀请部委和钢企负责人开会讨论，是在所有与会者都拍胸脯的情况才作出了决定。曾经有一篇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回忆文章记叙这么一段事。对1000万吨指标有怀疑的周总理，在国务院有关部长在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前，要求这些部长要如实反映情况。后来在全国大炼钢出现问题时，在国务院会议上，总理声色俱厉地批评这些部长们：你们在北戴河是如何向主席拍胸脯的？
最后，毛泽东是头脑发热时间最短的领导人，也是第一个出来降温的领导人。从6月19日毛被手下各方面大员们忽悠相信了两年钢产量超英国开始，到8月北戴河会议定下1070万吨钢目标止，毛泽东仅热过头三个月。通过9，10两个月到地方视察，毛泽东立马发现了问题并抓住了要害，从11月2日郑州会议开始，就开始降温，反共产风，反浮夸风，反高指标，反瞎指挥。可见毛泽东的纠错能力是相当强的。其实在6到8月的三个月里，毛泽东还要化大量精力处理许多外交和军事重大问题，如赫鲁晓夫的访华和联合舰队，炮击金门的部署等，对于钢铁产量指标这样一个经济问题，毛是更多地依赖于具体业务部门的判断。因此，即使要追究责任，毛至多也是一个所谓的“领导责任”。
战役检讨会——“上海会议”
虽然毛泽东主动承担了大炼钢铁的责任，并在庐山会议上维护了党内激进派，但是毛心里明镜似的知道问题来自哪里以及谁该负什么责任。
1959年3-4月间的上海会议（中央八届七中全会），应该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会议。当时1958年的大跃进结果刚出来了，毛泽东已知道大跃进是打了败仗了，上海会议就类似败仗后的战役总结会，与会者神经都是紧张的，不像之后的庐山会议，开始时开得是神仙会。我们知道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结束时有一个三个多小时的大会发言，谈到了16个问题。但是我们看不到毛泽东讲话的全文，估计毛的讲话会使一些人很难堪。今天只能从片言只语中了解毛泽东当时的心境和看法。
据与会者李锐的回忆文章，毛泽东的发言是“满篇怨言、气话”，“疾言厉色，很有情绪”，事实上应该是毛对党内高级干部的严厉批评。
从权延赤的作品中我们知道，彭德怀在毛的讲话中间插话，对毛的“纠左”进行了嘲讽，引起了毛的严厉反击，把历史上两人的纠葛又抖落了一遍，是否是四个月后庐山会议的前兆？
李锐回忆了毛泽东在会上说要在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二部（冶金部，机械部）找几个像李锐这样的“有头脑”，“能唱反调”的通讯员做兼职秘书，直接向毛反映情况（建立第二报告管道），其实这反映了毛对“钢铁两年赶超英国”的这些主事部门领导“没头脑”地给政治局出不切实际的报告的严重不满和批评。
毛泽东对约半年前由他亲自发起的反共产风，反浮夸风，反瞎指挥风等没有很好的落实是不满意的，他话中有话地假批评李锐给毛写信要给自己的领导看是“怕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是播野鸡毛的”。
毛泽东讲了海瑞的故事，讲了海瑞因给皇帝非常不客气地上书而坐牢，但皇帝死后，海瑞在牢里伤心地大哭，把吃的东西都吐出来的。“我们共产党干部很不勇敢，不肯尖锐，无非是怕穿小鞋，怕失掉职务，失掉选票”。毛还提到了把《明史。海瑞》给彭德怀看，给周恩来看，当场问周看了没有。李锐引用了会后田家英转胡乔木的看法，认为毛的内心还是要求“不出海瑞”。田、李两人还认为胡的看法很深刻。
可见田、李、胡这些秀才的政治水平是如何低！他们这种水平在毛身边迟早要出事。尤其李锐，过了四十年还参不透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这里的讲话重点根本不是在讲出还是不出海瑞，毛在中央大会上讲到给彭，周看海瑞传是有明确含义的。对周恩来，毛是隐晦批评！周是主张平衡稳健发展的。毛是批评他们不能像海瑞那样坚持正确的意见，明哲保身。我们知道周恩来因为反冒进在57年底和58年1月份被批评并作检查，之后对国务院这些头脑发烧的部长们基本上是眼开眼闭，由着他们胡来。
哪给彭德怀看海瑞是什么意思呢？彭历来是大炮，敢直言，毛是要彭学海瑞再“大炮”一点？联想到毛曾经半开玩笑地对彭说：我死了你可不要造反啊（见黄克诚回忆录）；庐山会议上两位元帅流泪劝彭总：主席在，你尚且如此，主席不在了，谁能管住你？毛泽东给彭德怀看海瑞，显然是已经把彭看作海瑞般的直言诤臣，但要彭德怀学海瑞的“忠”，告诉彭：现在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刚定（58年11月已定刘接毛的国家主席之职，毛退二线），纵然以前你对刘有百般意见，但在我身后要服从刘。
后人只是看到了海瑞的“直”，没看到他的“忠”，而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讲海瑞故事时是特别提到海瑞这两个特点的，并明指彭，周两人，是有针对性的。可惜彭还是辜负了毛的深意，在庐山上闹将起来，惹出祸来。这是后话不提。
毛在会议上表扬了李锐给他写三封信，李锐得意洋洋地还把其中的一封信全文抄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李锐把毛的话：“你写的东西有骨头，没有肉，你给我点肉吃嘛”看作是毛对他的赞赏，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毛对他的鼓励之外还有隐含的批评：有论点，没有论据！李锐的信确实是很肤浅的，根本没有论证和数据。如果在我手下的项目经理给我这样一份报告，肯定会扔回去让他重写。毛泽东不可能根据这样一封简单的信就否定两位副总理分别代表计委和经委给政治局的正式报告。
从毛泽东的讲话透露出的零零散散的信息看，毛对党内大多数的掌握经济实权的高级干部们很失望，认为这些干部还不具备治天下的知识和能力，以致要毛把基础经济书推荐给他们认真学习（冶金部的王部长事后给下到鞍山和鞍钢做党委书记就是一个证明）；毛对少数头脑清醒的高级干部（如周恩来）也有失望，因为他们在压力下妥协，没能坚持正确的意见。
毛泽东在表达怨气和怒气时，是否想到了打天下团队的得心应手？想当年，有周，叶在中枢辅佐，有林罗，陈粟，刘邓，还有特能吃苦的老彭在四方征战；大风起兮云飞扬，各路猛士不仅能将中央的战略高效实施，还有海瑞般的发来“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电报的林总，有屡次“斗胆直言”发来“有骨头还有肉”电报的粟大将。
红花还得绿叶扶啊！
来源：快乐如风的光影说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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