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少光：毛泽东与新中国的人口辩证法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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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少光：毛泽东与新中国的人口辩证法
2025-07-21
【摘要】“马尔萨斯陷阱”和“艾奇逊诅咒”，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人口问题上的反映，受到毛泽东严厉批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对人口治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索，为新中国人口治理工作作出巨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在人口发展领域取得诸多伟大成就，破除了资产阶级人口理论教条，粉碎了帝国主义的蔑视。新中国人口治理实现了多方面辩证统一，不仅驳斥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者的错误人口理论，而且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新中国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口规模巨大。将规模巨大的人口有效转化为强大建设力量，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和人民生活水平，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任务。为此，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实际，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索。不同于资产阶级人口理论（以马尔萨斯主义为代表）敌视人、把人口问题归咎于劳动人民，毛泽东既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更从人民福祉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建设原则思考人口问题。在毛泽东领导推动下，党和政府经过卓有成效的人口治理，从根本上改变了新中国人口状况，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打下坚实基础。人口数量稳步增长，人口质量显著提升，人口结构日趋合理，这一人口治理成就避免了资本主义无法避开的“马尔萨斯陷阱”，粉碎了帝国主义者用来恫吓、误导中国人民的“艾奇逊诅咒”。新中国人口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显示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新规律。然而，部分人误读、曲解、贬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口治理实践，低估和忽视那一时期在人口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为此，有必要深入考察毛泽东人口治理思想与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口治理实践，概括提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迥异的人口发展规律，在比较中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
一、避免“马尔萨斯陷阱”与打破“艾奇逊诅咒”
新中国一个基本国情是人口规模巨大。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发展起点低的国家开展现代化建设，显然不轻松。1949年，我国有5亿多人口，占世界人口总量近四分之一。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特别在战争结束、社会环境安定后，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由此造成物质生活资料需求进一步增长，要求我国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旧中国人口素质低，不仅表现为健康状况差、人均预期寿命短、死亡率高，而且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低、文盲率高。旧中国人口结构也很不合理，表现为：区域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不协调；阶级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父权、夫权对女性的压迫大，性别不平等；民族压迫严重，甚至把人口政策用作民族压迫手段；等等。旧中国统治者无力开展有效人口治理，造成复杂而尖锐的人口矛盾。
破解人口治理难题，开展有效人口治理，需要破除资产阶级在人口问题上的迷信与教条。当时，流毒最广、危害最大的教条是“马尔萨斯陷阱”与“艾奇逊诅咒”。
“马尔萨斯陷阱”指由英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理论，要点是：存在“食物生产”和“人口生产”两种生产；两种生产的增长方式不同，食物生产按算数比率增长，人口生产按几何比率增长；食物（粮食）增长滞后于人口增长，由此，必然导致“人口过剩”即一部分人口无法获得足够食物；“人口过剩”是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人力无法改变，是社会发展绕不开的“陷阱”。据此，马尔萨斯提出“预防性的抑制”来控制人口，具体做法包括：废除教区法和济贫法案；鼓励开垦新土地；为极端贫困者设立济贫院，强迫其进行劳动，按劳取酬。但是，从根本上说，救治贫困的最好办法是实行最充分的资本主义制度，即私人所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
“马尔萨斯陷阱”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人口问题的基本态度，核心是从客体而非主体、自然而非社会的角度出发理解人口问题。一是把人口问题归结为一般的超历史的自然规律，而不是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的产物。这就把矛盾推给“自然”，为统治阶级开脱责任。二是从“患寡”角度出发，把人口问题归结为财富生产不足，而非财富分配不均。这就把特定的生产关系问题泛化为一般的生产力发展问题，把社会内部的阶级与权力关系转化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不是站在“创造财富的主体”即劳动者的立场反思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并由此上升到反思生产关系），而是从“客体的现实代表”即资本家的角度出发，打压和遏制劳动者。这意味着：财富是宝贵的，但创造财富的人即劳动者是微不足道的，制造贫困的正是创造财富的劳动者自己。因此，只有对劳动者进行生育抑制，才能实现经济发展。
当帝国主义者在国际关系领域利用“马尔萨斯陷阱”，就成了“艾奇逊诅咒”。“艾奇逊诅咒”指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借人口问题为美国帝国主义政策辩护的言论。1949年，美国政府扶植的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失败，美国以新殖民主义控制中国的政策破产。在此背景下，艾奇逊写信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配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的说辞，为美国对华政策辩解。人口问题成为艾奇逊大加发挥的论据。艾奇逊认为，影响现代中国命运主要因素有两个：人口和西方（西方国家的政策和西方的观念）。“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由此，中国社会就产生了革命，但这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艾奇逊言下之意是：中国人凭自己的力量无法解决人口问题。这就是对新中国充满恶意的“艾奇逊诅咒”，但在当时不乏信众。对此，毛泽东指出：“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马尔萨斯陷阱”与“艾奇逊诅咒”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在人口问题上的反映。“马尔萨斯陷阱”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相对过剩人口和赤贫人口。这其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陷阱”，却被马尔萨斯“包装”成一切社会固有的。在此基础上，马尔萨斯以“自然”之名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开脱，以“跨越陷阱”之名为镇压、剥削无产阶级提供依据。“艾奇逊诅咒”是“马尔萨斯陷阱”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延伸，把由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社会危机歪曲为被侵略国家人口过多。“艾奇逊诅咒”的潜台词是：中国人自己解决不了吃饭问题，需要帝国主义的“友谊”即殖民。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政策也是美国二战后对外推行“新帝国主义”的重要手段，通过美国掌控的国际组织来落实。“美国国内并未遭到出生率剧增问题的困扰，但它却比任何人更急于向四面八方推行计划生育”“在今天，这种全球性攻势具有一个十分明确的作用，即试图为各国和各阶级之间十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辩解，使穷人相信，贫穷是没有控制生育的结果，以阻挡行动起来和造反的群众的愤怒情绪。在东南亚，在阻止越南人口增长的努力中，节育环与炸弹和弹争相施用。在拉丁美洲，将未来的游击战士扼杀在子宫内，要比将他们消灭在崇山峻岭中或城市街道上更加卫生、更加有效。虽然亚马孙河流城是地球上人烟最稀少的地区，但各种美国使团仍在该地区为数千名妇女做绝育手术。”
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集中批判了“马尔萨斯陷阱”与“艾奇逊诅咒”，指出革命的原因不在于人口太多，而是制度落后与帝国主义侵略；革命的目的正在于通过建立新社会制度解决吃饭问题。“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革命实践已经并且还将以事实驳倒马尔萨斯和艾奇逊。对此，毛泽东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同于马尔萨斯和艾奇逊把社会贫困和社会危机归咎于人口过剩，毛泽东将人口视为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因素，“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描绘了一幅光明图景，充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人口问题的态度：建立崭新的社会制度，激发中国社会的巨大创造力，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世界，以事实避免了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陷阱”，打破了“艾奇逊诅咒”。
二、毛泽东对新中国人口治理方略的探索
为将新中国规模巨大的人口转化为经济建设能量，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展开了卓有成效的人口治理工作，主要表现在八方面。
第一，正视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基本事实，肯定其意义，坚决反对污蔑和贬损。中国人口众多是基本历史事实，也是中华民族在过去长期领先、创造出光辉灿烂文明的有力证据和保证。人口规模与现代化的关系显而易见：随着工商业技术普及，各国难以建立与保持技术优势，人口规模就开始成为决定经济相对规模的重要因素，如荷兰在18世纪失去经济领头地位和英国在19世纪末被赶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二者人口规模不够。毛泽东充分肯定“人口规模巨大”蕴藏的社会发展潜力。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万七千方公里的国土。”1958年，他在为《红旗》杂志创刊号撰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中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第二，通过调查准确掌握人口数据，实施科学稳健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进行社会化调控。1953年，新中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采用科学调查方法开展人口普查工作，党和政府由此掌握了较为翔实的人口资料，为提出经济建设方案提供了可靠依据。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计划生育”，提倡对人口进行社会化调控。1956年，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说：“过去有些人批评我们提倡节育，但是现在赞成的人多起来了。”“社会的生产已经计划化了，而人类本身的生产还处在一种无政府和无计划的状态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人类本身的生产也实行计划化呢？我想是可以的。”1957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看人类是最不会管理自己了。工厂生产布匹、桌椅板凳、钢铁有计划，而人类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没有计划了，这是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在毛泽东领导推动下，我国开始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文化和医疗卫生，较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人口素质。人口问题既是“数量”问题，也是“质量”问题，后者关乎人口的健康程度、受教育水平、科学文化素养等。基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提高人口质量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让与人口发展相关的各方面资源优先惠及普通劳动者。例如，毛泽东明确要求：“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针对农村医疗卫生落后面貌，毛泽东指出，“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并做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形成的报告提出：“必须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认真组织城市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培养农村卫生人员，建立和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农村医药卫生问题。”在毛泽东推动下，新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广泛覆盖的基础教育体系和卫生服务体系。到1952年底，最主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霍乱、天花）、肺结核、黑热病、寄生虫、地方病、性病等，都得到有效控制。此外，长期威胁母婴生命健康的产褥热和破伤风也因大力推广新法接生得到根本遏制。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全国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以前的35岁提高至1957年的57岁。1949年到1965年，共培养155万全日制大学毕业生（相当于1949年前二十年总和的8.4倍）、1.6万名研究生、近20万业余大学和函授大学毕业生、296万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
第四，变革生产关系，使之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激活并释放大规模人口蕴含的生产潜力。旧中国以个体小农私有制经济为主，增产能力有限，难以实现现代化，更难以解决人口问题。只有通过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提升国家产业水平，才能实现生产发展与劳动力转移。然而，资本主义工业化会造成一系列矛盾与困境，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避免的。因此，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是变革生产关系与发展生产力相统一：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另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提升产业水平。1955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口众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国平均每人只有三亩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亩田或只有几分田），时有灾荒（每年都有大批的农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水、旱、风、霜、雹、虫的灾害）和经营方法落后，以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建设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进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说来，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发展多种经营，剩余劳动力就有出路了。现在的小社和初级社，对于充分地利用劳动力和诸种生产资料，还是一种束缚。到了办大社和高级社的时候，就可以冲破这种束缚，而使整个生产力和生产向前发展一大步。那时候，更加需要发展多种经营，发展为城市和为乡村服务的许多大规模的事业。这样，才能充分利用整个生产力，首先是人力。”
第五，通过区域开发、妇女解放、政权建设、民族工作等优化人口结构。毛泽东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充分体现“统筹兼顾”的观点。例如，《论十大关系》中“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一条强调，“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1951年，毛泽东对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说：“历史上，西藏地区的人口曾达到一千多万，现在减少到了一百余万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会灭绝的。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的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要帮助发展人口，对藏族人民尤其是这样。”少数民族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实现的，如开发边疆、三线建设、上山下乡、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等，在这一过程中涌现了“西迁精神”“老西藏精神”“兵团精神”等宝贵精神。
第六，组织与动员人民，将之变为生气勃勃、团结有力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把规模巨大的人口切实组织起来，把“数量优势”化为“力量优势”，是新中国人口治理的重要任务。对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就指出：“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日本人口少，中国人口多，但它所以能够欺负我们，因为我们的广大的人民没有很好地组织。”1953年，毛泽东指出：“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他还说：“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第七，明确制度优势，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锚定社会主义人口治理目标。社会主义制度为避开“马尔萨斯陷阱”、打破“艾奇逊诅咒”提供了现实基础与保障，突出表现为党和政府明确以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为发展目标。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人口治理抱有强烈自信。“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我们的目的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们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同时，毛泽东对艰苦创业保持清醒态度。“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第八，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角度出发看待人口问题。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两种矛盾的划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主要使用说服教育的民主办法。对此，毛泽东指出：“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我主张中学要上课，要教育怎么样生孩子，怎么样养孩子，怎么样避免生孩子，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要生。”这一工作思路的正确性已通过实践得到充分证明。
三、新中国人口治理内蕴的辩证法
马克思对人口问题的分析和对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口理论的批判，为正确分析人口规律提供了方法论指引。马克思揭示了不同社会条件下人口规律的特殊性：“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不同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因而“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不了解它特有的差别”“把这些极其复杂的和变化多端的关系愚蠢地归结为一种关系”，结果只能是“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而这“纯粹是凭空捏造”。马克思指出，人口规律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关系性质决定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矛盾决定了人口规律表现为两极分化和相对人口过剩。“‘过剩人口’这个用语只同劳动能力有关，也就是说，同必要人口有关；这是劳动能力的过剩。但是，这种情况纯粹是资本的本性产生的。”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下，人口发展会呈现出新规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口数量提升较快，人口质量显著提高，人口结构日趋合理，由此，一个团结奋发的人口大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在现代化进程中，新中国人口发展确实呈现出许多新特征，打破了资产阶级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规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实现了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同步快速提升，没有出现二者相互掣肘的情况。新中国没有掉进“马尔萨斯陷阱”，没有被帝国主义话语圈套牵着鼻子走，而是肯定人口规模巨大的积极意义并着重提高人口质量。人口质量提升了，人人都成为高素质劳动者，数量巨大的人口就成为“第一个可宝贵的”社会财富。中国“人口数量巨大”这一特征的实际后果，由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合力作用决定，不是单纯由人口数量决定。
新中国人口治理实现了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着力提高人口素质，使“数量”变为“质量”，获得巨大发展优势。正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培养的一大批身体健康、接受过教育培训、有纪律、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迅速发展并获得“世界工厂”美誉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通过数量增长推进质量提升。新中国成立时，我国80%以上人口是文盲。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快速提高人口素质。问题在于，若一开始采取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限制人口增长，那就只能主要提高成年人口的文化素质。相较而言，兴办教育提升新生人口素质，无疑更可行。因此，新中国在维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同时提高新生人口素质，也直接提高了人口整体素质。新中国人口素质之所以得到快速提升，主要在于既教育培训既有人口，也教育培训新生人口。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人口质量“代际跃升”，为后来出现“人口红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将人民福祉作为社会发展根本目的，据此别出心裁选择人口发展的手段。资产阶级理论家虽然声称“人是目的”，但并不能贯彻到底。一旦进入现实即资本主义生产，人的发展就被资本增殖的狭隘目的支配，人口规律就开始屈从于资本增殖规律。因此，尽管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数量巨大的人口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但资本主义国家最终无法解决人口问题，只能陷入人口过剩、贫富两极分化和普遍贫困化陷阱。
新中国人口治理实现了目的与手段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在人口问题上坚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人口发展政策始终以人民幸福安康为考量，绝不把关乎民生福祉的关键当成谋利手段。例如，对于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分配等，党和政府都在能承担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原则。另一方面，合理安排人口发展步骤与任务，在国家统一筹划下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作用。实事求是地说，为促进人口发展，新中国建设者们做出了巨大牺牲。但是，正由于“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新中国才能在短时间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走了几百年才走完的路，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坚实基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新中国建设者“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把自己当作主人，用自己的双手开创未来。
第三，既有慷慨投入，又有高效产出，超越资产主义的狭隘计算眼界。资本主义国家人口政策服务于资本增殖这一根本目的，只在不损害资本增殖前提下计算投入和产出。某些措施（即使有利于人口发展）一旦妨碍资本增殖或超出资本增殖的承受能力，就会遭到唾弃。对此，马克思揭露道：“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吮吸——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早死亡”“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
新中国人口治理实现了投入与产出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以极大魄力增加投入促进人口发展，体现为：建设大量公益性、普惠性、全国性公共服务设施和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建立了覆盖广泛的医疗卫生体系和文化教育体系、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体系、价格低廉的水电和邮政体系等，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和人的全面发展谋划建设，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经过广泛持久的人口发展投入，大规模人口所蕴含的生产潜力得到激活，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全国一盘棋”，全社会按照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增进全体人民福祉目的核算投入产出，这突出表现为高度重视开发“老少边穷岛”地区，从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政治高度出发促进人口发展。这些资本增值层面的“赔钱买卖”，却是新中国人口发展目标，充分反映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第四，拓宽了人们看待人口问题的视域，将人口发展规律把握为社会发展规律，超越了马尔萨斯主义将人口规律曲解为“自然”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是：越来越受社会条件制约。这一演变既涉及生产力发展导致的物质生活方式、生活资料供给改善，也涉及生产关系、组织模式、心理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从推进工业化、促进农业劳动人口向工业领域转移这一生产力发展要求上看，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一致。然而，就凭借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生产目的来主导、引领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根本区别，这表现为个人在社会中所处地位、享受发展成果程度的不同。
新中国的人口治理实现了人口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把人口增长当作“社会规律”，立足中华民族长远利益与广大人民实际需要，超越了资产阶级狭隘、自私自利的“原子”思维。同时，通过基层党组织与政权建设将国家治理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更好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作用，使中华民族在事实上成为愈加紧密、团结无间、频繁互动的大家庭。这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为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毛泽东以高度理论自觉，深入总结概括新中国人口治理的思路与举措，赋予其科学内涵。他指出：“最后总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资产阶级能做的，难道无产阶级不能做到吗？资产阶级学到的技术，无产阶级也会学到。资产阶级能达到的生产水平，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也应当达到。资产阶级能控制人口的发展，难道马列主义者的我们不能做到吗？”面对人口问题，毛泽东始终把劳动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总是从服务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来规划解决人口问题。因此，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同冷暖、共呼吸、心连心，留下许多广为传颂的篇章。例如，1958年6月，毛泽东得知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喜讯之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七律·送瘟神》二首，充分展现出其关心人民健康、心系人口发展的领袖情怀。
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和政府高瞻远瞩，人口治理工作取得许多成就。对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一九八○年，全国各类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二亿零四百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二点七倍。三十二年来，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出近九百万专门人才……群众性体育事业蓬勃发展，不少运动项目取得出色的成绩。烈性传染病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城乡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寿命大大延长。”
四、新中国人口治理的启示
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式现代化优势日益凸显的背景下，审视新中国人口治理内蕴的辩证法，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应从大历史视野出发，基于长时段发展，抓住主流、主线，充分认识新中国人口治理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的人口治理是成功的，取得多方面成就。一是实现了人口数量较快增长与质量快速提高，让一个人口众多、团结有序、蓬勃发展的人口大国屹立在世界东方，消除了帝国主义者的蔑视。二是确定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人口治理方略，彰显了社会主义在解决人口问题方面的优越性。从科学社会主义角度看，社会主义中国首次面对人口治理难题，取得重大成就，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经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经验。
第二，从与时俱进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角度，应认真梳理总结毛泽东对新中国人口治理的贡献，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讲深、讲实。从“破”的角度来看，需要深入批判形形色色贬低、曲解、污蔑新中国人口治理的错误观点。新中国人口治理方略超越了马尔萨斯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人口治理方案。尤其值得强调的是，1949-1976年中国人口从5.4亿增长到9.8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将人类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果迅速普及到广大的农村、普惠到了几乎全体中国人民的结果”“是毛泽东时代以人为本、以人民健康福祉为中心的伟大成就”。从“立”的角度看，应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就，概括提炼人口治理宝贵经验，立足社会形态特殊性，发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其超越资本主义的新内容。新中国人口治理将人口规律把握为社会规律的论断，表明了艾奇逊和马尔萨斯的短视，正是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这一教条的具体体现。
第三，立足当下具体实际，高度重视并积极应对人口治理新挑战，提高人口治理水平，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模糊地谈“人口红利”尤其只讲“红利”而刻意淡化由谁创造、如何形成、需要什么条件，无疑是错误的。近年来，在互联网平台上，美国网友深入揭露美国人口发展的重要环节如医疗、教育、住房的高昂费用，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也反过来提醒我们，不能被马尔萨斯主义蒙蔽，不能让人口发展过于服务资本增殖。要在实践中坚定制度自信，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5年第4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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