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王船山一直被视为湖湘文化的象征和湖南精神的领袖，毛泽东也深受王船山的影响。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流淌着船山哲学的精华和智慧，更有对船山哲学思想的弘扬光大。经典著作《实践论》，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船山哲学思想的精髓知行观的继承和发扬。
毛泽东对船山学的认识过程
青年毛泽东对王船山思想的最初理解主要是通过杨昌济先生讲解船山学而实现的。杨先生热衷于研究船山著作，并将中西各派学说与船山学结合起来传授给他的学生，这种授课方式让毛泽东很快掌握了船山学说中的精要之义，故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养成了“知了就要行”“重在行事”的实干精神。
1914年6月，青年毛泽东参加刘人熙等人发起成立的船山学社，并经常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参与船山学术思想的讲座。萧三在撰写关于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书中说：“长沙城里曾组织过‘船山学社’，每逢星期日举行讲座，讲王夫之的学说，泽东同志邀我们少数人也去听讲，他极其推崇王船山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民族意识。”
1920至1921年期间，毛泽东居住在船山学社，深入研究船山学说。据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引谢觉哉回忆：“在长沙有一次我到毛泽东同志住的船山学社去，他不在，他要搬家。有人正在搬运他的行李，有一大网篮满满地盛着笔记本，我大惊骇：毛泽东同志阅读丰富和阅读的用心，竟写了这么一大篮子。”这其中有不少关于船山学的研究心得。毛泽东在船山学社受益匪浅，并与何叔衡等人在船山学社社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使船山学社这方热土成为培养立志改造社会的革命人士的阵地。
可以说，船山学说伴随着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整个过程。1957年，毛泽东在长沙宴请友朋，其中杨昌济先生生前好友曹典球先生即席赋七律一首，首联即为“船山星火昔时明，莽莽乾坤事远征”。将毛泽东万里长征、扭转乾坤的建国伟业与船山思想直接联系起来，一语道出王船山、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渊源承继关系。
毛泽东《实践论》对王船山知行观的继承和发扬
1937年7月，毛泽东创作《实践论》，标志着毛泽东对王船山哲学思想中知行观的继承和发扬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哲学史上，对知行问题论述集大成者非王船山莫属。王船山在批判吸收朱熹、王阳明知行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的知行合一理论。王船山从“道”和“德”两个方面对认识的起源和认识的两个阶段（“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展开论述。船山说，“见闻之知，止于见己闻，而穷于所以然之理”“视听之明，可以摄物；心知之量，可以受物”。意即人类通过耳目感官的视听功能，对世间万事万物产生感性认识，人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是从人的所见所闻的感觉开始的，认识起源于感觉，这是认识的初级阶段。至于“德性之知”，则可指导人的行为或实践，船山指出，“知行相资以为用”，“夫人必知之，而后能行之；行者皆行其所知也”，“君子之知，以审行也”。船山的论述表明了知对行的巨大反作用。
毛泽东的《实践论》深刻阐释了“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中蕴含了船山学的知行认知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毛泽东对认识来源及认识的两个过程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与王船山的理论几乎类似，无疑又超越了船山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
在知行关系上，王船山注重行或实践，他在《尚书引义》中说：“知可诡而行不可诡。”意思是说，知是主观的，可能包含虚假和欺骗；而行是客观的，在实践中难以假冒掩饰。故可以用行为来检验知识的真伪，用“行”来衡量“知”能否实现，由此可见船山知行学说中已初步蕴含了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的意思了。王船山进而论述了“行”较“知”而言更为重要，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以行为功，行不以知为功；行可得知之效，知未可以得行之效”。船山的论述显然是重视行的功效，行比知更高级更重要，行中必定包含有知的内容和作用，而知中并不必包含有行的内容和作用。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详细论述：“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最后得出科学结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船山哲学中的知行学说，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论，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后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作者：毛健；来源：决策与信息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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