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一些人生关节点上的重要选择，总引起人们无尽的回味和遐思。比如，早年毛泽东曾有过三次离开众人汲汲之路而另辟它途的选择：一是早年放弃赴法勤工俭学；二是大革命中回湖南搞农运；三是八七会议后毅然“上山”。他的这些“独辟蹊径”的选择，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早年曾主张“大留学政策”，去国外求学本是他的夙愿，在新民学会（注：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在长沙组织成立的进步组织）成立初，他就计划过去日本，但未成行。不久，各地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许多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有志青年都纷纷奔涌而去，毛泽东也于1919年春组织大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但他本人却选择留在国内，转回湖南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毛泽当时的解释是：第一，是“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第二，“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事实上，毛泽东对于留学目的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总要先把需解决的问题搞清楚了，再去寻找可能的答案，才能有的放矢。总之，毛泽东这种清醒镇静的态度，确实体现出特立独行的气质和勇气。当日后毛泽东成就了伟业，人们颇赞叹毛泽东这次选择的“先见之明”。其实，问题并非这么简单。在当时，虽然毛泽东在国内从事革命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在党内的地位却并不如选择了赴法留学的人，更不必说留法学生群体后来也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可见，选择留学还是放弃，本身并不能说明哪种选择更为高明，而如果仅看这一次选择，也难以看清毛泽东特立独行的性格。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现，就很有意思。毛泽东是新民学会的领军人物，湖南党组织的创建者。但在“一大”关于建党原则的尖锐争论中，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参会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都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在会上慷慨陈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经常用英语大声演说。而毛泽东在整个会议上，除了负责记录外，只发过一次言，这与他在湖南为革命活动奔走的形象判若两人。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便借养病的时间抓紧读书，特别是“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为什么呢？这与他当时计划在国内再作几年准备，然后赴外国求学恐怕有关系。历史走到1924年底至1925年初，毛泽东又作了一次选择。这次是因“严重的神经衰弱”，他离开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回湖南养病。从他回乡后不知疲倦地积极进行农村调查、开展农运来看，毛泽东的病是出于精神困扰。此间，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是一个大难题。毛泽东原本与党内大多数人一样，坚决反对这种特殊的合作方式，但经过建党后两年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他逐渐感到联合阵线对于革命斗争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共“三大”上关于是否接受党内合作的激烈争论中，毛泽东赞成党内合作。毛泽东赞成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认为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可以获得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和平台，可不想失去本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所以，他在工作中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十分坚决。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并逐渐成为这个“国共群英会”的共方核心人物，与该部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的斗争日益公开化。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毛泽东向他面呈自己领衔抨击右派的信，孙中山却无暇处理，叶楚伧等人趁机“用尽办法，把毛赶走”。加上积劳成疾，毛泽东就告假回湖南养病去了。据说叶楚伧为此特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庆贺”。不过，毛泽东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失利，和陈独秀的指导思想也不无关系。由于共产国际在联合阵线中过分看重国民党的作用，要求共产党“一切工作归国民党”，陈独秀多番抵制而无效，遂不得不听从共产国际的训令，向国民党步步退让，导致中国共产党人放不开手脚，处处被动挨打。为了解决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做法，主要是不停地开会讨论，与鲍罗廷争辩，实在不行，就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写信申诉和控告。这些方法，都因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全力扶持国民党、不允许夺取领导权也不允许退出党外而无一奏效。在苦耗心神而无效之后，毛泽东采取了“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办法，避开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也静静地思考下一步的路。没想到，他回乡之后，却意外发现了农村革命欣欣向荣的火热场景，重新燃起希望之火，“心病”由此祛除大半，积极开展起调查研究，搞起农民运动来。这是毛泽东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契机。毛泽东的第三次重要选择，就是众所周知的“上山”了。“上山”之说未必是毛泽东的首创，据曾担任过瞿秋白秘书的羊牧之回忆，早在中共“五大”刚刚闭幕不久，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瞿秋白就指出：汪精卫与蒋介石的暗中勾结，已逐渐转向公开了，我们极有可能要被迫“上梁山”，要求下面的同志做“上山”的准备。瞿秋白表达的应是当时不少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感，他们都多少受到过中国古代“逼上梁山”式的农民暴动经验的影响。毛泽东后来也说过，“上山”是逼出来的。但当时“上山”的含义可能还不十分明确，是喻指“被迫进行武装反抗”，而未必实指“上井冈山”或者“去偏僻农村”。而当国共合作破裂，党内讨论湖南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的时候，毛泽东大胆地正式提出的“上山”主张，就是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战术策略了，因“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可以保存革命力量。有这样一个细节耐人寻味：“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十分欣赏毛泽东农民运动实践及其总结的瞿秋白，邀请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却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上山”和“住高楼大厦”，这两种选择颇具象征意义。瞿秋白作为党内有声望的理论家和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道路也做过十分艰苦的探索。然而，数年间，住在上海和莫斯科“高楼大厦”里的瞿秋白，在与共产国际频繁直接打交道中，因不时与共产国际意见相左而又坚持独立思考而被严厉打击，尤其是遭受“左”倾教条主义者王明等人残酷的党内斗争，长期精神上十分痛苦，思想探索几乎陷于停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两次实地调查研究，和在中共中央及国民党内工作时直接与共产国际打交道的经验，看出无休止的理论争斗的实际意义有限，反而被缚住了手脚无法施展，而实践的广阔天地才能大有作为。毛泽东“上山”的选择，既是去偏远的农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远离中央，同时远离共产国际，赢得自由思索和行动的宝贵空间。事实上，当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不停地犯“左”倾错误的时候，远离理论纷争而埋头于农村革命斗争的毛泽东，却用实际行动为中国革命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并很快让共产国际也不得不因此对中国革命作出新的判断，寄予新的希望。 （来源：“平顶山党史方志”微信公众号，原载“《百年潮》”；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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