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毛泽东不是单纯的乐观主义者，当时的形势也不容过于乐观。辩证法大师毛泽东深知此点。在这篇印发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与会者的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生哲学课题，告诫人们：
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
这似乎是不关痛痒的泛泛之论，其实深有所指。所指的，就是中国形势的发展有两种可能性。在写这篇文章的头10天，即11月21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给党的干部们打过“预防针”：“我是怀疑派……杜勒斯、蒋介石都骂我们公社要亡国，我看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总有两种可能：一亡，一不亡。当然，亡是暂时的。”又说：“食堂、托儿所可以垮，公社不可以垮。我看什么时候都有两种可能性，一好，一垮。”
12月9日，在中央全会的讲话中，他把“两种可能性”的话挑得更明：
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
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
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
这是毛泽东留下文字的讲话提纲里的话，可见他对这个问题是多么注重。在这段文字的结束处，毛泽东又引用了被他视为有唯物主义思想的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对现实有忧虑，但更自信。这是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基调，也是他随后提倡“打鬼”的心理前提。
三、“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书”
1958年这一页翻过去了。
1959年春，由于在西藏平叛，西方舆论大肆攻击。冰雪覆盖的北欧小国挪威，在报刊上两次登出攻击毛泽东的文章，并载有毛泽东的漫画，还在他的脸上打大白×，说毛泽东是比希特勒还希特勒的独裁者，人们可以骂神，为什么不能骂毛泽东呢？难道毛泽东比神还厉害吗？如果中国对此如何如何不服，西方就会有一千张报纸大骂毛泽东的独裁云云。
4月27日，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向挪威政府递交照会抗议。有关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推荐给中央其他领导人及负责新闻工作的同志阅读，还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我意应借此同西方不是一千家，而是一万家、十万家报纸挑战，让他们都在我的面上打白×，骂希特勒的更甚者，我认为如此极为有益，将此事闹大闹长，让世界人民注意……这是个好题目，不应放过。”
又说：“挪威的两次漫画及其凶恶论点都应登在《人民日报》，并加驳斥，引起挪报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复，和我们的反报复。”
反观国内，1959年，毛泽东继续沿着纠“左”的思路做工作，但同时又担心由此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似乎要进行两面作战。
不管怎样，鼓励志气，增强信心，是需要的。特别是在应付国际压力这条战线上。
这年4月15日，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这个国家最高级的讲坛上，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说：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接着回忆起1958年炮击金门，打死打伤对方高级将领的事。这自然是令人快慰的，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说到这里，毛泽东来了灵感，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成为他的语言素材：
《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据讲话现场记录，有六处注明：“笑声”。
这是毛泽东在郑重的会议上第一次讲不怕鬼的故事。
这里说的是《聊斋志异》里《青凤》中的片段。讲有一个叫耿去病的书生，借住在亲戚家里时，听说有一间屋子时常有鬼出没，他不怕，偏要去住。于是，“生乃自往，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研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毛泽东讲起来，就生动多了。
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反复讲不怕鬼的故事，旨在鼓舞人们的志气。
1959年5月6日，中南海紫光阁。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这里会见11个兄弟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以及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这是个高规格的会见。3月刚发生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武装叛乱，中印关系也陡然紧张，这是兄弟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也是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的态度。在会见中，周恩来、陈毅向外宾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武装叛乱的经过，介绍了中国的立场。在介绍得差不多的时候，毛泽东说：已经讲很多了，我再讲你们的肚子就要饿了。
但他还是不失时机对中国的态度及中印关系作了总结，他的话别具一格：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说道：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接着又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面伸舌与鬼相视的故事。
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不怕鬼的话题似乎特别感兴趣。4天后，5月10日晚上，他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又专门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自然又谈到西藏问题，以及中印关系。毛泽东说得很轻松，他认为发生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有好处，可以让全世界看看、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并迎接这种挑战，不要花多少力量就可以还击，不要用十个指头，用几个指头就行了。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
不等对方回答，毛泽东偏头问特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的大使：“最近在紫光阁接见外宾时，我讲了不怕鬼的故事，大使听见了吧?”
这位大使说：“我和我们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过完‘五一’节后，到蒙古、朝鲜去了，这才回来不久，所以没听见。”
毛泽东接着说：“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
言下之意，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任何鬼都是可战胜的。
5月13日，外交部办公厅把毛、周、陈5月6日的谈话整理打印了出来，分送有关中央领导。毛泽东把自己的那一份批给江青看，特别要她注意第13页，第13页上正是毛泽东讲不怕鬼，并说要把中国小说和故事里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的那段话。
这说明，在1959年四五月份，毛泽东就在考虑并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了。
他说到做到，指示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让他落实这项工作。这位领导把编选该书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主要选自晋人作的《列异传》，晋朝裴启的《语林》，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唐朝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孺的《玄怪录》、裴铏的《传奇》、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朝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张师正的《括异志》、郭彖的《睽车志》、上官融的《友会谈丛》、洪迈的《夷坚志》，明朝郎瑛的《七修类稿》、钱希言的《狯园》、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王同轨的《耳谈》，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钱泳的《履园丛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程麟的《此中人语》，等等。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例如，选自《夷坚志》的《漳州一士人》，里面的那个人物什么怪异都不怕，他说：“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鬼避姜三莽》，说一个叫姜三莽的人听别人讲到一个捉鬼的故事，就天天晚上潜行在坟墓间，像猎人等待狐兔一样，准备捉鬼;然而却一直没有碰到鬼。这个故事的作者评论道：“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选自《子不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写一缢鬼“耸立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灯荧荧青色将灭”。陈鹏年这时想：“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于是他鼓气吹鬼，鬼最后被吹得如轻烟散尽。选自《金壶七墨》的《陈在衡》，里面的一个鬼做了这样的一个表白：“鬼实畏人。”这很像这些故事的总结。至于前面引述的狂生耿去病夜坐顶鬼一篇，更是表现了人依靠自己的勇气或智慧战胜鬼。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
不久，庐山会议上出现意外变故，《不怕鬼的故事》的编选定稿工作暂时中断了。
四、打鬼：庐山会议上有人替毛泽东“找到了几挺机关枪”
1959年6月末7月初，各路要员先后登上庐山的时候，心情是轻松的。因为从1958年11月起，毛泽东和党中央逐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许多问题在解决中，政策逐步有所转变，复杂而沉重的心情有所解脱。这次会议，可以让大家来开怀畅谈，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安排好来年的工作。
毛泽东7月1日由九江乘车上了庐山。一上山，便把自己刚刚写成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写给他的秘书胡乔木，还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附信征求意见。还点了三出赣剧《思凡》、《惊梦》、《悟空借扇》，在庐山礼堂演给与会者看。有意思的是，三出戏的内容都是“超现实”的神仙戏。他还安排了这样一件事：让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方志纯的夫人朱旦华于7月8日将贺子珍接上庐山，随即同贺话旧，长谈一夜。
人们的游兴很高，诗词唱和之风颇盛。开头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一向繁忙操劳，这时也颇有情趣地指着挂在东林寺的康有为书写的匾额，问李锐，康有为的字是中年写的，还是晚年写的？
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明确的。7月2日在庐山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承认“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当然，形势“有点坏，但还不至于坏到‘报老爷，大事不好’的程度”。
但是，1958年那样大的举动和失误，人们免不了要有所议论，有所评价，评价自然有不同的声调。还有些人，希望这次会议从根本上解决“左”倾问题。弄成那样的局面，是不是毛泽东常说的“一个指头”（错误）和“九个指头”（成绩）的关系。反正，有些人是认真的。这个“认真”的结果，取决于毛泽东对形势评价的那个“度”——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问题是，这个“度”只是原则性的，最终是由人来掌握和运用的。
渐渐地，有些言论在毛泽东看来，已经越出这个“度”了。庐山，虽未雨却密云。
7月14日下午，彭德怀送给毛泽东的那封信，终于捅漏了密云。
开始，毛泽东似乎没说什么。但他断然将此信印发，可见是有了决心。
7月23日，召开大会。毛泽东劈头就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接下来，毛泽东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道：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其次，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
各种议论，把问题似乎搞得更复杂了。这里有作为中央主要领导的毛泽东，是不是有责任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更有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积极性的问题。
在7月31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刮共产风，比例失调，是在大群众运动中发生的。群众兴高采烈，叫下马，血淋淋的，群众想不通。他一生遵奉的，恰恰是：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说到这里，彭德怀承认，他对鼓气之说，“领会不深”。
林彪凑热闹：“气难鼓易泄，泄了更难鼓。”却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在忙着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7月中旬，为庆祝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赴波兰庆祝。对波兰来说，这是不小的荣誉；对赫鲁晓夫来说，也可利用这个机会四处走走、看看，免不了要讲话、宣传，等等。
7月18日，赫鲁晓夫来到波兰波兹南省普拉采夫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在群众集会上，他根据苏联的历史对农村公社发表了这样的意见：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了农业公社。当时有人的论断是：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
苏联和东欧对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来就有看法，这段话，虽然说的是苏联20世纪20年代初的做法，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中国。波兰方面注意到这一点，在公开发表赫鲁晓夫这篇演说时，删去了这段敏感的话，苏联《真理报》却于7月21日发表了全文。
属于另一个阵营的报纸，自然有了反应。据《纽约时报》称：苏联发现，通过公社来走上社会主义化的道路，是错误的办法。赫鲁晓夫的这番话，可以认为是指中国共产党人的。
7月28日，一份载有赫鲁晓夫的讲话的《内参》，送到了毛泽东手上。8月1日，他把这份材料批转给王稼祥，写道：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在这份材料上，毛泽东又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各同志写下了以下批语：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
这里不仅是在同赫鲁晓夫进行争论，更重要的是，在上庐山之前，彭德怀和张闻天都去过东欧，都经过苏联，彭德怀还同赫鲁晓夫碰过面。“党内反对派和怀疑派”云云，每一个与会者心里都很清楚说的是谁。
毛泽东当时这个判断，是把当时国内外的议论搅在了一起。
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国外是从根本上嘲笑，国内则是有批评和议论其带来的不好的实际效果，无论后来人们怎样说这是错误的，但在当时，谁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而这里面，对“三面红旗”的具体议论，程度也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对“大跃进”说得多些，对人民公社相应少些，对“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因为它只是个口号性质的，且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个口号字面上并没有什么可议论之处，也没有人对它说三道四。1959年7月23日，就在彭德怀开始受到批判时，周恩来找他谈过一次话，彭德怀还说：1070万吨钢，脑子热了一下，他（指毛泽东）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比较冷得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
可毛泽东把国内外、党内外的议论都视为一体，甚至看成是有联系、相互配合的。8月11日在庐山会议上，他就毫不隐讳地说：“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
1959年9月1日，在给臧克家和徐迟两位《诗刊》的正、副主编回信时，主动把自己新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录上呈正，如以为可，可上诗刊”。从整个毛泽东诗词的发表情况来看，这是没有先例的，由此可见他当时迫切想要“回击”被他认为是错误思潮的各种言论的心情。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还说道：“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的激愤之情已然是溢于言表了。本来，这两首诗写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前。从诗的情调来看，确也没有反映因“大跃进”的失误所带来的沉重局面和沉重心情，写景抒怀，都是一派明朗，甚至还畅想着“桃花源里可耕田”呢。
可是，成熟的政治家在真正作决策的时候，一般是不会受一时的情绪支配的。这两首诗当时并没有发表。大概是后来觉得这两首诗“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吧，用它们来“回答”“错误思潮”有些勉强。
就在庐山会议的最后阶段，北京送来一份毛泽东和列宁有关怎样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语录，题目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说：“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中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
庐山会议在“乒乒乓乓的枪炮声”中结束了。
在毛泽东看来，这无疑是不怕鬼的人们在现实斗争中赢得了一个回合。
但是，他的心情并没有轻松。
1960年，饥饿的岁月来到了。
越是困难，越激发他的意志，越坚定他的信心，越涌出挑战的渴望。
在不同场合，他反复申明他的主张。
1960年3月7日，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时，他说：那些不赞成的人，他们也要证明，他们不相信总路线，不相信大跃进，不相信人民公社，也难怪，因为现在还没有充分证明。再有多少年，大概总得10年，他们可以相信的。用这种路线去工作，赶上了英国，他们看看，还不错呀，赶上了英国，也许那个时候他们就服了。
5月7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见非洲外宾。他说：我们高兴地看到非洲朋友有这么多人破除了迷信。迷信的第一条就是怕帝国主义，你们破除了这一条，不怕帝国主义了。又说：再有一种，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觉得自己力量很小，认为西方世界很行，我们黄种人、黑种人、棕种人都是不行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朋友们讲到我们有些国家有困难，有忧愁。我认为我们有高兴的一面，又有忧愁的一面。我看帝国主义只有忧愁的一面，看不见高兴的一面。你说美国能睡得着觉？我不相信。所以我们在战略上完全有理由轻视它们，坚信帝国主义制度是要灭亡的，全世界人民是要站起来的。我们在战术上要谨慎，每一个步骤都要好好地研究，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办事。合起来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才能敢想敢说敢做。
五、“我也六十多了，就是不怕鬼”
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单单是参加反华大合唱的国际上的帝、修、反了。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将这年春天既已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6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解。
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1万字的序言。
其中说道：“从前，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是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而在于当时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此外，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序言”又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指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
正像编选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一样，这篇序言无疑是很像样的不必借桑就可骂槐的政论文章。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点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他。
何其芳到的时候，已有两位同志在那里，同毛泽东谈农村政策问题。说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接着，毛泽东又举《聊斋志异》里《妖术》为例，说：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妖术》写一个叫于公的人，不信街上算卦人说他三天就要死的预言，但他回家后也不是毫无警惕。第三天晚上，他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了一个“小人”来害他，于公挥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个纸人。接着又来一个狰狞的怪物，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个土偶。后来又来一个屋檐高的巨鬼，它一推窗户，墙壁便震动欲塌，于公就开门出去和它搏斗，并打败了它，原来是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术和武器的准备，他或许是会被算卦人施妖术派来的“鬼”谋害的。
说完，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最后，毛泽东又向何其芳等人谈到他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据何其芳回忆，这两首诗当时没有公开过，他是后来读到的。
这是两首什么样的诗呢?
从至今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来看，“反修”主题的作品，是从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开始的，以后有《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等。很明显，这些作品都写于1961年1月同何其芳谈话之后，所以他不可能当时就看到。从“近体诗”的概念上讲，是指律诗、绝句，不是词。何其芳说他后来看到的，肯定也不是后来公开的这些作品。
毛泽东是诗人，也是政治家。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他自然要借诗言志。但并非每首诗他都愿意公开，并非每首诗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所谓“读报诗”，就是读了一些报纸新闻后的随兴偶感之作。仅1959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便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其中一首便有这样的句子：
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
地地道道的“打鬼”之作。
毛泽东给何其芳等说的，当是这几首“读报诗”。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作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后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
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高兴地说：我也六十多了，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了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〇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的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作出了拥护莫斯科会议声明的决议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从这段增写的话里，体会到毛泽东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乐观的，尽管也说到“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
毛泽东乐观，有两个特殊背景。
一个是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即被毛泽东称为“不怕鬼的声明”。《声明》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新的发展阶段、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革命、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国际共运等问题。其中又一次“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说南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会议的召开和《声明》的一致通过，使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11个月的中苏两党矛盾缓和了下来，出现了改善的转机。会议结束之日起，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应邀访问苏联，苏方安排了不少隆重、热情的访问活动。刘少奇同赫鲁晓夫话别时，都表示愿意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关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等接受了刘少奇的访华邀请。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还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在1961年8月以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缓解中国的经济困难。这一切，使毛泽东觉得让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但是，《声明》这个重要文件，毕竟是矛盾双方相互坚持自己的立场并做一定妥协的产物，事后仍然可以自作解释而强调某一侧面。不久，随着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中苏两党矛盾重新加剧，进一步牵动国际共运的分裂。中苏两党走上了相互指责对方是所谓“修正主义”的纷争之路。
于是，毛泽东在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里，不无所指地告诉人们：“一从大地起风雷……只缘妖雾又重来。”
使毛泽东当时感到有些乐观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不怕鬼的故事》序言里增写的话中提到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这个会议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重要的成果是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大概就是他在增写的话中所说的“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政策”，“打鬼”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毛泽东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对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加写道：“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上面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人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然后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做了些文字改动。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并附上一信：
（作者系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本文原载作者所著、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之魂》一书；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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