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将土地政策从"打土豪分田地"调整为"减租减息"，通过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激活了群众的革命潜能。这一政策不仅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正确地处理了国内阶级矛盾，更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光辉实践。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中毛泽东强调："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这种将经济改革与政治动员相结合的智慧，使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获得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一、政策转型中的群众觉醒逻辑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为将这一论断转化为实践，1942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减租减息必须发动和组织群众"。政策通过"二五减租"与"分半减息"的制度设计，将地租率控制在37.5%以下，同时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形成"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双向互动机制。这种渐进式改革既避免了激化阶级矛盾，又使农民获得实际利益，为群众动员奠定了物质基础。
针对初期出现的"恩赐减租"现象，毛泽东尖锐批评："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他要求通过"算剥削账"与"对比教育"，使农民认识到"种十亩地收十五石粮，交八石租后只剩七石"的不合理性。这种思想启蒙打破了"种地交租"的传统观念，晋察冀边区的实践显示，经过教育的农民主动参与减租运动，使地主土地占比从23.04%降至8.97%，贫农土地占比上升2个百分点。
二、组织化动员的群众参与机制
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提出："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减租减息政策通过构建农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将分散的农民整合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太行山区通过"农救代表会"制定减租细则，将政策执行权交给群众，使农民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执行者。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公粮征收量较1941年增长40%，而农民负担率从25%降至15%，印证了群众支持对政权巩固的关键作用。
为确保政策落地，毛泽东强调"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大规模生产运动"。通过变工队、互助社等生产组织，将劳动力与半劳动力纳入集体生产体系。山东根据地的青年抗日先锋队通过"诉苦会"将经济诉求转化为政治觉悟，1944年参军人数同比增长40%。这种"经济改革+政治参与"的模式，使减租减息从单纯的经济政策升华为社会革命的实践。
三、文学镜像中的群众主体性建构
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以快板形式记录了减租减息的复杂过程。当县农会干部老杨同志深入调查后，发动群众揭露地主阎恒元的操纵行为，最终通过"谁养活谁"的算账运动，使农民意识到自身力量。李有才的快板"阎家山，翻天地，群众会，大胜利"，既是斗争成果的总结，也是群众觉醒的宣言。这种文化形式的创新，使政策宣传从行政命令转化为群众自我教育的工具。
古元的木刻《减租会》以视觉语言定格了农民与地主的斗争场景。画面中，贫农们围坐在窑洞前，有的攥紧拳头控诉，有的举着账本辩论，而地主蜷缩在角落，手中的算盘滑落地面。这种构图通过黑、白、灰的对比，突出了农民挺直的腰杆与地主佝偻的身形，暗示着权力结构的根本转变。作品不仅展现了减租减息的政策实践，更揭示了群众从经济翻身到政治觉醒的蜕变过程。
四、历史启示：群众路线的永恒生命力
减租减息政策的成功，印证了毛泽东"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论断。它通过经济利益调整激活群众主体意识，以思想政治教育提升阶级觉悟，借组织化建设巩固动员成果，形成"利益-思想-组织"三位一体的动员模式。这种模式既避免了过早激化阶级矛盾，又为抗战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其核心在于将政策转化为群众可感知、可参与的具体实践。
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毛泽东总结："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这种将土地改革与政权建设结合的思想，为后续的解放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减租减息政策不仅是抗战时期的特殊策略，更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经典范例，其蕴含的"义利统一"思想，至今仍为社会治理提供着深刻启示。
减租减息政策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动员全民族抗战的大门。它通过经济改革重塑农村社会结构，以思想政治教育唤醒群众觉悟，借组织创新巩固政权基础。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在这一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既确保了抗战胜利，又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积蓄了力量。在新的历史征程中，这种将群众利益与政治方向相统一的智慧，依然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作者：伟群；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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