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洪强 |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贡献——基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研究 - 昆仑策
-
曲洪强 | 毛泽东对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与贡献——基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研究
2025-05-22
【摘要】“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经典范式，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性成果。二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剖析世界形势，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形成了对超级大国、第三世界和国际反帝反霸斗争的科学认知，揭示了两大阵营内部离心、民族主义国家崛起的世界多极化，向世界展现了中国视角下的战后国际格局。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对外交往打开了新的发展空间，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明确了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斗争方向和策略，其中蕴含的科学方法论，对于持续推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伟大开拓者。他先后提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思想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等一系列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作出了卓著贡献。其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世界各国分为第一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欧洲、日本等一般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清晰界定了不同“世界”国家的特征、相互关系及各自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是对二战后国际格局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作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经典范式，“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指导新中国外交事业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开放和庞大的理论体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国际问题的理论范式。它关系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际局势的研判和对国际战略的谋划，进而影响世界革命运动的走向与成败。近年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研究领域持续深耕，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回顾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就，对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当时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性成果，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时代观和国际格局观。这一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厚土壤，在继承、运用和创新帝国主义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起关于二战后国际关系中超级大国、第三世界、反帝反霸斗争等关键要素的科学认知体系，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20世纪初，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世界革命形势，列宁提出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与革命”是这一时代的主题。他指出，“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大国对世界各民族的愈来愈厉害的压迫，是极少数大国之间为扩大和巩固对各民族的压迫而进行战争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强调，尽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但当今世界仍然处于帝国主义时代。1973年，他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毛泽东依据帝国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美苏超级大国的本质。在二战后拥有压迫各民族、发动世界战争实力的“极少数大国”只剩下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超级大国拥有相较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更为强大、更加集中、更具扩张性的垄断资本，是帝国主义中的帝国主义。它的出现是帝国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进一步加剧的产物。二战后的美国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三、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还建立起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成就了前所未有的世界霸主地位。实力的膨胀促使美国全力推行称霸世界的战略，甚至可能向社会主义阵营发起战争。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始终将美国视为世界和平最危险的敌人，强调“美帝国主义称霸全世界的侵略计划，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到约翰逊，是一脉相承的”。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走上与美国争夺霸主地位的对外扩张道路。毛泽东判断：“现在苏联，我们也说它是帝国主义，因为它也压迫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美国和苏联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激烈的霸权争夺，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生存与独立，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政治上，它们推行霸权主义，以种种借口介入、控制、颠覆他国内部事务，迫使他国服从于自己的指挥棒；经济上，它们通过海外投资、技术转让、经济援助等手段，进行不平等交换、掠夺性开发和转嫁危机，操纵他国经济命脉；军事上，它们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操纵“代理人”在世界各地尖锐对峙，大做军火买卖，使得局部战争不断爆发。这些现象都是超级大国帝国主义本质的体现。因此，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毛泽东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并列为压迫世界人民、威胁世界和平的第一世界。此外，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苏超级大国“纸老虎”的本质属性。他说：“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纸老虎。”因为美国在各大洲都有既得利益要保护，战线太长，失败是必然的，就像“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苏联虽然一时在战略上取得攻势，但“它取攻势，就埋伏着失败”。“纸老虎”理论延续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垂死性腐朽性的判断，戳穿了超级大国外强中干、不得人心的本质，彰显了毛泽东对于世界历史潮流的深邃洞见。（二）基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阐明第三世界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将民族殖民地问题视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各国家、各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资本主义虽宣扬平等、正义，却并未实现国家、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反而制造了新的矛盾冲突。马克思、恩格斯较早地关注到国际上存在的民族殖民地问题，高度赞扬了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胜利的积极意义，并强调无产阶级的革命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列宁进一步指出，全世界已经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部分。因此，无产阶级对待民族殖民地问题应当坚定支持被压迫民族进步的革命的正义斗争，加强同被压迫民族间的联盟，共同反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落后的非正义的侵略扩张。毛泽东依据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阐明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的第三世界的历史使命。二战后，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运动在各大洲广泛展开，真正具有了世界性的规模。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亚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他承继马克思、列宁坚决支持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意志，带领中国人民对亚非地区的革命运动和发展建设进行了长期援助。即使在中国自身发展的困难时期，依旧尽其所能地支持越南等国反抗美国侵略的斗争，援助非洲修建坦赞铁路，派遣援外医疗队，等等，积极践行国际义务。在大国博弈的冷战对峙中，西方大国将新生的民族主义国家称为“第三世界”，认为它们“被忽略，遭剥削，受蔑视，如同从前的第三等级一样”，只能无力地依附于大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与此相反，毛泽东站在历史发展的制高点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虽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力远不如超级大国，但第三世界拥有占全世界大多数的领土和人口，代表着世界人民的主体意志，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和推动者。他创造性地提出，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中间地带”：“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只要社会主义阵营和中间地带的人民团结起来，完全可能制止侵略与战争，争取和平局面。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第三世界进一步作为与第一世界超级大国对立并存的一方，被赋予了反对霸权、挑战不平等的进步形象。在1974年联合国大会的舞台上，邓小平宣告了第三世界崇高的历史使命：“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这一重大论断空前地提高了第三世界的战略地位，极大鼓舞了第三世界人民开展反帝反霸运动的信心斗志。（三）基于统一战线理论提出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国际斗争中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统一战线对于增进无产阶级内部团结和争取革命同盟军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列宁也说，无产阶级“应该善于利用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以此来瓦解敌人阵营的内部合作，逐步削弱敌人，壮大自身，扭转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也已经证明，只有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最广泛的群众和进步力量，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可能将革命引向胜利，否则，就会陷入孤军奋战的困难境地，招致革命的损失乃至失败。毛泽东创造性地将统一战线运用于二战后的国际反帝反霸斗争中，从全球视角对不同国际力量进行“敌我友”分析，厘清了各国在国际斗争中的角色定位。其中，第一世界作为霸权者被界定为“敌”，第三世界作为反霸主体被确认为“我”，第二世界则是可争取的“友”。这就清晰划分了世界人民在反霸斗争中反对、依靠以及联合的对象，明确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方向。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建立最广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无产阶级国际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20世纪70年代初期，毛泽东进一步构思了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现实方案，主张利用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间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以及美苏之间的争霸矛盾，将一切可能的力量都争取到反霸统一战线一边。他在同周恩来谈论国际问题时强调：“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他先后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构想，标志着中国的国际战略已经由“两个拳头打人”转变为“联美抗苏”，就是要团结包括美国在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则为这一战略构想提供了理论解释。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对二战后国际格局的精准研判在二战后大国博弈空前激烈、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发展的一派“天下大乱”的景象中，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地对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演变进行观察与思考，全面分析世界形势，准确把握时代主流，进而作出了将国际格局划分为“三个世界”的全新战略判断。“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揭示了欧洲、日本、中国以及民族主义国家力量壮大，并进一步要求摆脱两极格局桎梏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为世界人民“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框架。这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使中国真正有了能够影响世界并被世界正视的独特外交思想。（一）在美苏两极的冷战对峙中洞察两大阵营内部的离心趋势毛泽东强调：“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二战后国际格局的显著特征是以美苏两国为核心，在欧洲形成北约与华约对抗，在全球形成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两极冷战。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曾“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两大阵营内部的矛盾分歧不断激化。毛泽东敏锐察觉到，两大阵营内部正日益离心、分化。在资本主义阵营中，英、法、日等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生产迅速恢复，它们向美国谋求独立的态度也越来越强烈。英国不顾美国的对华封锁，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与中国互派临时代办，实际上形成了“半建交状况”；法国戴高乐政府大力推行独立外交政策，与美国争夺对欧洲的主导权，成为国际上反苏抗美的“第三种势力”；欧洲共同体的成立使西欧国家进一步走向联合，“用一个声音说话”，极大增强了同美国抗衡的力量；日本也在国际上推行多边自主的经济外交，同时要求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等等，一系列事件共同推动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独立浪潮，使美国的盟主地位受到挑战，日益变得孤立。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作为世界上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逐步走上了控制兄弟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赫鲁晓夫时期，苏共常以“老子党”自居，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追随苏联的战略部署，按照苏联的意志行动。如在1956年，苏联公然违背国际主义原则，悍然动用武力干涉波兰和匈牙利内政。赫鲁晓夫一心想把中国也纳入其战略版图，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伴随长达十年的论战，中苏关系愈发紧张。毛泽东也逐渐对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兄弟关系产生质疑，他说：“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倾向持续加剧，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推行所谓“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着力加强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1965年，苏共不顾中方反对，召开了制造分裂的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次年，毛泽东决定不派遣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中苏两党关系至此彻底破裂。在苏联的影响下，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也逐渐恶化。但“布拉格之春”等事件表明，“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毛泽东在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表象下洞察了阵营内部分化离心的潜在趋势，对苏联的真实面目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64年，他同日共来访人员谈话时指出，中苏两国的关系还不如中国同日本一些党派的关系好，“就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有核武器，想统治全世界”。这表明毛泽东已经不再以社会制度划线国际关系，而是从更为现实的国家行为层面进行考量。（二）在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思考民族主义国家的战略地位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政治的又一显著特征。广大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在初步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诉求，建立起完全由民族主义国家构成的区域性和世界性组织，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仅1960年，非洲就有17个国家取得独立，这使毛泽东相信“非洲有一个很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风暴”。此后，首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召开和“七十七国集团”的成立，让毛泽东更加坚信，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的发展壮大已经形成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而此时，两大阵营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分化瓦解。二者形成了鲜明对照。民族主义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促使毛泽东重新思考这些摆脱殖民地命运的新兴国家的战略地位。他最初曾有这样的论断：民族主义国家“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但在目睹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后，毛泽东根据新的情况实事求是地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基于此，他还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这意味着毛泽东已经将新生的民族主义国家视作独立的中立的政治形态，并且这种中间力量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反帝反霸的同盟军。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为了能够同时应对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外部压力，毛泽东不得不采取“南反美帝、北抗苏修”的“两个拳头打人”策略。但显然，这种国际战略既不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斗争思想，也远远超出了中国的实力范畴。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企图同时遏制两个超级大国的这种充满幻想的堂吉诃德式的任务，必将是艰巨的和困难的。”于是，为了在国际上寻求更多可以联合的力量，毛泽东将外交重点转向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寻找突破口，谋求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建立针对美国的反帝统一战线和针对苏联的反修统一战线。他在“中间地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所以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将“第一中间地带”视为中国反帝反霸的直接同盟军，将“第二中间地带”视为间接同盟军，中国的外交战略就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以最广泛力量的联合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由此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雏形，初步揭示了战后国际格局由两极对立向多极化发展转变的历史趋势。（三）在中美苏三角关系的转变中对国际格局作出科学判断中美苏三角关系转变是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直接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由“美攻苏守”转向“苏攻美守”。美国由于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加之国内经济发展出现“滞胀”，逐渐转向战略收缩；苏联则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打着国际主义旗号实行“南下战略”，加快了全球扩张的步伐。苏联接连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珍宝岛，又意图建立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甚至向中国发出核威胁。在对双方的争霸政策进行评估后，毛泽东指出：“在美苏争夺中，苏取攻势，美取守势；苏联野心很大，想霸占欧洲、亚洲，甚至非洲北部；苏联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威胁。”他判断，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加强同彼此的联系以制衡扩张的苏联势力。事实正如其所料，新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希望能够扭转与苏联对抗的被动局面，多次调整对华政策来表达缓和中美关系的意向。两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接触后，毛泽东以“小球推动大球”，一举促成了中美关系“破冰”。1972年，尼克松正式访华。会见尼克松后，毛泽东兴奋地表示：“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对外宣传中，苏联也开始代替美国成为对中国和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敌人。中美关系正常化促成了中国国际战略向“联美抗苏”转变的重大调整，但美国并没有对中国组建“一条线、一大片”的反苏联霸权统一战线的倡议展现出多少热情，反而开始在中苏之间左右逢源。继2月访华后，尼克松又在5月访问苏联，试图完成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这反映了美国企图以中美关系提高自己的谈判地位，以及对华关系服从于对苏关系的态度。毛泽东意识到，美国急于同中国改善关系，目的在于“打中国牌”，增加与苏联博弈的资本。基于此，他多次警告美方不要“踩了中国人的肩膀跑莫斯科”，强调中国不做美苏交易的筹码。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首次访美，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借机大造“裁军”“缓和”的舆论氛围，意在巩固两国的核垄断地位。毛泽东分析指出，美苏缓和只是表面现象，实质是更激烈的争夺，“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次年，他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正式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这不是毛泽东一时的即兴之谈或主观臆断，而是经过长期深入观察与缜密思考后形成的全新战略论断，为世界发展进步寻找到巨大的和平与民主力量。总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政治经济多极化趋势初露端倪，毛泽东则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深刻洞见了这一历史潮流的萌芽，并致力于顺应和引导这一潮流来变革美苏主宰的两极格局。一定意义上，“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既是世界多极化的产物，更极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毛泽东始终着眼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实需要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他看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绝不是固守经典作家的具体词句，而是要有目的地研究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用于指导解决现实问题，形成具体可行的方针、政策及战略。从这一角度来说，“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既是剖析国际格局演变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反映中国对外政策取向的新型国际战略思想，不仅回答了“世界怎么了？”的时代命题，也回答了“中国怎么办？”的现实问题，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指明了国际斗争的方向及策略。深入分析“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背后的方法论逻辑，能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与拓展提供有益指导。（一）坚持矛盾分析把握国际斗争中霸权与反霸的主要矛盾毛泽东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他还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普遍存在，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在毛泽东看来，二战后国际斗争中的主要矛盾是第一世界霸权与第三世界反霸权的矛盾，其他矛盾斗争，如美苏矛盾、第二世界同第三世界的矛盾、第三世界内部的矛盾等，都是次要的矛盾。只有抓住霸权与反霸这一主要矛盾，才能带动解决其他次要矛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超级大国作为资产阶级的集中代表，对广大落后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种不平等关系形成了国际层面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二者间存在根本利益的冲突。而霸权主义是一个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在整个世界或局部地区压迫控制其他国家、谋求统治地位的理念、政策和行为，是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具体形式。反对霸权主义是毛泽东在国际问题上最基本最鲜明的立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还是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围堵，抑或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施压，他都毫无惧色，敢于同帝国主义霸权做最坚决的斗争。西方大国抛出“霸权稳定论”，宣扬霸权国家能够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公然为侵害弱小民族罪恶行径作辩护。“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事实上，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提出前，国际社会普遍以“两大阵营”为参照，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是第一世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是第二世界，“剩余”的亚非拉地区不结盟国家是第三世界。这种划分方式将以美苏为核心的两种意识形态间的对立视为国际斗争主要矛盾，以社会制度划线国际关系，由此滋生了“共产主义威胁论”等偏见论调。但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毛泽东抓住了霸权与反霸这一对主要矛盾，从而展现出另一幅理解世界的图景，即一种纵向的国际权力结构，由上至下依次是确立了霸权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既受到霸权压迫又实行霸权压迫的一般发达国家、受到最严重霸权剥削的发展中国家。毛泽东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取代“两大阵营”论，将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第一世界作为国际斗争的中心任务，表明他看待世界历史发展已经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视角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对立，而是从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分布来审视国际格局，重新认识不同国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更加清晰地反映出国际社会中不同国家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根源。不仅如此，毛泽东通过对国际社会中各种矛盾冲突的全面分析，在精准把握国际斗争主次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在反对第一世界霸权的斗争中还要关注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着重打击霸权扩张处于攻势的一方。就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状况来说，毛泽东认为苏联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直接、更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反对苏联霸权是国际斗争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苏联的经济力量与美国相比还显得薄弱，要想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只能依赖发动战争从美国手中抢夺势力范围，而美国要保住其霸主地位，也必然同苏联展开对抗。就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并且，曾经最大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更加具有危害性和欺骗性。社会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平等团结的兄弟情谊，使各国共产党人迷失革命奋斗的前进方向，还会使不了解社会主义的国家对社会主义产生误解和惧怕，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严重损害。因此，从维护世界和平与社会主义运动进步性的根本利益出发，反对苏联无疑是更为迫切的，这一思想在“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构想中尤为突出。（二）坚持实事求是明确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国际角色定位国际定位是对本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基本认知与评价，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社会中要承担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因此，正确判断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必须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论要求，综合考量历史实际、现实国情、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多重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和人民根本福祉的发展战略，促进国家的稳定繁荣。近代中国的自我定位过程充满艰辛：晚清政府衰败无能，致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在国际上“失位”；民国政府在外交上仰仗西方列强，没有独立性自主性，同样在国际上“缺位”；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完成国家的自我定位，以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的外交处境再次变得极为孤立，急需确定一个新的身份来开拓外交空间。毛泽东在构思“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中国应当属于第三世界，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找准了角色定位。自20世纪70年代起，毛泽东在几次会见外宾的谈话中都明确表示，中国是第三世界，要大力加强第三世界国家间的团结合作。他说：“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现在报纸上经常吹美国、苏联、中国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认……我们另外一个三角，叫做亚、非、拉。”1974年，邓小平在联大会议上宣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这一国际定位为中国外交确立了新的发展支点，是对当代中国和现代国际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判断。从历史方面看，中国同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遭受过帝国主义殖民的长期剥削压迫和分裂践踏，直到二战后才取得民族独立，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在新中国成立后，将本国命运同世界上其他受压迫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是中国人民出于历史情感的必然选择。从现实方面看，中国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着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严峻任务。只有通过长期艰苦奋斗，循序渐进提升综合国力，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已经成为拥核国家，恢复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国际地位获得极大提升，但政治影响力尚不如一些西方大国，经济水平也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毛泽东判断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是完全客观的，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外交领域的忠实践行。从意识形态方面看，第三世界的国际定位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自觉站在世界人民一边，站在历史进步一边的内在要求。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由一国到多国”的阶段性高潮，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先后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这些国家同苏联一道，为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帝反殖民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间始终存在着一定隔阂。直到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将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亚非拉地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划入第三世界，才彻底明晰了社会主义与第三世界间的关系。正如毛泽东在同卡翁达的谈话中所强调的：“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始终站在第三世界的一边，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与最广泛的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而不应成为独立于第三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也是邓小平强调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也仍然属于第三世界的原因所在。（三）坚持辩证分析形成争取第二世界中间力量的斗争策略“帝国主义是世界性的，因此我们有必要调动一切国际进步力量，包括南美洲中美洲北美洲的、亚洲的、欧洲的、非洲的进步力量。”毛泽东深刻意识到，面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第三世界国家是主力军和排头兵，它们处于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是打击帝国主义最具战斗力的力量。同时，毛泽东也积极争取第二世界国家的支持，共同对抗超级大国的霸权统治。对于第二世界国家，如欧洲各国以及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毛泽东主张辩证地“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要看到它霸权的一面，也要看到它反霸权的一面。从第一世界的视角来看，第二世界在政治、经济上同两个超级大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超级大国的重要盟友，具有追随和妥协的一面，但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又受制于超级大国，因而也有摆脱大国控制、维护国家独立的需求，具有革命和反霸的一面。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来看，第二世界中的部分国家依旧维护旧的殖民体系，保持对第三世界的剥削与控制，具有霸权和压迫的一面，但它们为了保证在第三世界的原料、商品和投资市场，并借助其力量抗衡美苏，也有改变旧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合作的一面。这些特征使得第二世界同时具有霸权与反霸的两面性，成为国际斗争中的“中间派”。毛泽东认为，在超级大国的霸权威胁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联合斗争是第二世界的唯一出路。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只要美苏建立势力范围争霸世界的政策还在继续，它们对第二世界的控制渗透就不会终止。这将不断加剧第二世界人民的不安，激起他们保卫自身独立、反对美苏霸权的斗争。并且，由于超级大国的强势存在，第二世界已经不再是剥削压迫世界人民的主要力量，它同第三世界的矛盾成为次要的。它的斗争能够有效分散两个超级大国的精力，是对第三世界斗争变相的支持和帮助。因此说，联合第二世界的斗争策略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毛泽东一贯重视在斗争中争取中间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坚持区别对待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多次提出要将英、法、日等国家争取过来。如在会见法国议员团时，他指出虽然中法两国制度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大国欺侮，不许大国控制自己。他鼓励法国像中国与苏联作斗争一样与美国作斗争，团结欧洲抗衡美苏霸权。这一战略思想最终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得到明确阐释，成为毛泽东谋划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针之一。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广泛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同时扫清了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制度性障碍，取得了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重大外交成就，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孤立、封锁中国的图谋。应当说，“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中国从根本上摆脱腹背受敌的外交孤立困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回溯历史，研究毛泽东创造“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战略智慧，可以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三点宝贵启示：一是必须筑牢理论根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源头活水，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二是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在错综复杂的大变局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主动研判国际形势，积极回应时代命题，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贡献非西方视角的新观点、新方案。三是必须运用科学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作为制定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遵循和有力武器。（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公众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相关文章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