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玮：王宏甲报告文学文体创造三论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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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玮：王宏甲报告文学文体创造三论
2025-07-18
报告文学是一种在百年文学史上占据特殊地位的文学体裁。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非虚构”特征，还在于它的两个鲜明的属性：一是立场，“报告文学是伴随着无产阶级登上社会历史舞台的”[1]，以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与斗争为对象，在20世纪初及中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引人瞩目；二是思想，以中国为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极为巨大，甚至可以认为改革开放起点阶段的社会情感都与这一文体（如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触发作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报告文学作家与一般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作家不同，他们更被视为“社会的良心”，是文学启民心智与代民发声的典范。只是，这两个属性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逐渐丧失。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几乎可以画等号。
报告文学作家要把“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在特殊时期，尤其要突出对“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2]。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报告文学“突然转入低潮”，引论者一时慨叹，诸如报告文学作家责任心弱化、明哲保身等说法频现。[3]实际上，报告文学的本质是偏重理性的“报告”与偏重情感的“文学”之结合，目的是将一个真实的世界，以及作家对这一世界的观察与思考，用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样态传递给读者。这与非虚构写作对故事和冲突的高度强调不同。多数作家延续着百年来“将事件报告给读者”的传统模式进行报告文学写作，能够突破这一模式的局限，创造出独特文体表征者，可谓寥寥。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写作，就带有明显的文体创造意味。他的文体自觉意识的发生，与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特别是他写中关村的《智慧风暴》（2000年）基本同期。可以说，从21世纪开始，王宏甲报告文学的文体创新就裹挟着强大的时代力量和深厚的人文关怀，将读者的目光从一人一事转向整个人类社会的进程。
本体论：是全息化，还是元文学
有论者说，读王宏甲的报告文学，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把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宗教等多学科熔为一炉。”[4]从历史题材的《宋慈大传》到科技题材的《中国天眼》，从教育题材的《新教育风暴》到农村题材的《塘约道路》，从政治题材的《人民观》到信息产业题材的《智慧风暴》，从旅游题材的《休息的革命》到医疗题材的《非典启示录》……确实，王宏甲的笔猎范围之广，整合信息之全，彰显出属于互联网时代的写作特质——打破学科壁垒，跨越知识边界，以作家的观察与思考为“熔炉”，实现文学社会启蒙功能的最大化。这是王宏甲报告文学文体创新最为突出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与互联网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逐渐突显有着深切的关联，它探索出了一种符合网络读者需求的文学写作样态。
首先，在海量知识汇聚的互联网时代，读者需要的不是信息与资讯的传授，而是知识与认知的内在整合。从“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开始，文学就是知识的载体。这种载体在传播尚不便捷的时代，承担了大量道德与文化的社会传承使命。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传播知识、整合社会的功能遭到极大的弱化，甚至消解，它转而成为娱乐与消遣的载体，即“讲故事”成为文学最重要的任务。互联网上的知识与信息泛滥成灾，而普通读者面对这“信息洪水”无从下手，无法判断，多数人并没有办法从中找到一种理性而富有感染力的信息和现象解读方式，从而形成自我的坚固立场与广泛共识。
王宏甲那种带有价值立场与社会意识的“科普性写作”（包括社会科学），恰是对这一难题的独特回答。他在《世界需要良知》中对人类思想史上“自由的孔子和不自由的苏格拉底”两种类型的比较，在《新教育风暴》中对人类教育史上从铁耕问世到数字化生存三次转型的分析，都体现出他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学者。他用文学的手法为网络时代的社会发展指明了一种方向。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创作是对“文学”作为知识载体，特别是社会认知载体的本意回归。
其次，在文字表达丰富的互联网时代，读者需要的不是硬杠与煽情的混战，而是理性与情感的内在融通。从“诗言志”与“诗缘情”开始，文学就是理性与情感的对立统一表征。可是，随着近代以来对“德赛二先生”的强化，文学中此二者的结合被逐渐分开：论说为一体，抒情为一体。[5]
德国美学家席勒早就指出，发达的工业使人一分为二，而审美则可以使“感性的人”与“理性的人”实现统一。[6]席勒寄望于人的“游戏冲动”，认为人在游戏中就是完整的。然而，数字时代的“游戏”发展（如手游、网游）把席勒形而上的“游戏观”拖至玩家成瘾的“游戏观”中，宣告了这条路在当代语境里的困局。与之不同，王宏甲创造的新文体力图真正实现人的统一。它是“雅正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复归，是“后现代”之后的“现代”，是情感与认知、大众化与启蒙性、自我意识与家国情怀在文学表达中的统一。
再次，在观点多元混杂的互联网时代，读者需要的不是伪善与易变的“事实”，而是人性与乡愁的现代表达。
这些不只是事实，更是价值判断。在前互联网时代，人们总是抱怨媒体可以轻易被控制，因而对某些立场抱持警惕。而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成了造就“后真相”的唯一媒介，“事实”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人们意识到自己需要的可能不是“真相”，而是某种稳固且正义的人文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不是盲目自信，也非自我否定，而是站在生育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为其发展贡献温情、智慧与敬意。要实现这一价值观的文学写作，必须有对历史的深刻洞察，有对世界的清晰判断。而王宏甲的创作正是如此。他有充分的文化自信，也有深沉的文化忧虑。他从一个县能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可阻挡，看到这个县的工业总产值早已超越了圣彼得堡，也能看到这个县的博物馆只有圣彼得堡的1/264；他从一个村（中关村）中能看到“知识与资本市场结合”，看到“商人也是生产力，而且是重要的生产力”，也意识到需要在这片热土中“寻找一个对祖国有责任感的人”。[7]这种坚定的人民观、家国观与价值观是王宏甲写作的基本底色，而这种底色实乃是对汉语文学的本土价值之回归。
从作品的内容（知识整合）到作品的形式（情理并重），再到作品的意涵（本土价值），王宏甲的创作显现出一种崭新的文体意识。这种意识与世界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密切相关，王宏甲的写作体现了属于这一时代的文体创造。他偶尔会用“全息化”来描述自己的作品。但从学理判断，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其实是“元文学”的创作，他回到了中国文学之“文”的本意：一方面，他复归了《昭明文选》为代表的“沉思”“翰藻”之文，大雅正声，开阔厚重，直击人心；另一方面，他又承接了章太炎囊括所有学科的“以文字为准”之文，即将所有专业的界限打散，再予熔冶，使知识、逻辑、思想呈现出强烈的文学感染力，尤其乡愁感染力——“作为土地，是谁把我耕种；作为庄稼，我情愿被谁收割”。这种回归恰体现出王宏甲创作的“元文学”属性。
范式论：是研究性，还是致知体
对王宏甲的创作特征来说，“全息化”是一种客观描述，他的写作确实显现出知识的无边性。当然，这种“无边”是建立在立场的有效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之上的。因此，也有人以“研究性写作”来概括他的创作。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所谓“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或“宏观全景式报告文学”，如《神圣忧思录》《中国大学生》《伐木者，醒来》等，都带有研究特征，都是“把社会生活中感觉到，发现到的某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作为思考的核心点，然后围绕这个点再把观察描写的对象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去，最后依据众多真实、具体的社会人生现象对问题进行一种比较认真深入的全景宏观思考表现”[8]。
王宏甲的创作明显体现出一种惯性的思想（包括立场），特别是历史的纵深与全球的视野。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惯性的思想是以某种新知识、新判断和深具洞察力和穿透性的形态出现的。它不是一般的“研究”，并不意在引发人们对某个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重视。它是彻底的“研究”，是将作家的知识分子意识以深刻的思想性和清晰的知识性和盘托出，为互联网时代的写作创造了“二度创作”的新范式（即下文所谓“泛文本写作”）——互联网让知识唾手可得、现象随处可见，而王宏甲用采访和思考将知识与现象背后的经验、规律总结出来，再用抒情的文学姿态呈现，你读到的就是人物、故事，感受到的却有认知、价值。
宋儒标举为“四书”之一的《大学》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朱子对其的注解则这样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9]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写作就是在“诚意”的基础上，以文学姿态实现对知识的探求与拓展，“以我为主”地诠释世界，正是“所知无不尽也”的儒家知识论，是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进而可以被认为是儒家理想的现代化。这可以命名为一种独特的“致知写作”。而在王宏甲那里，“致”至少包括三个层次。
首先，是知识的广博。明人全祖望借用《中庸》里对君子的赞誉来评价朱熹，说他“致广大而尽精微，综罗百代”。如果限定在文学范围内，这句话也可以认为是对王宏甲写作的贴切述评。王宏甲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对知识的“致”（推崇）随处可见。
其次，是知识的伦理。只是为求得普通的客观知识，那绝不是文学家的任务，而是科学家的工作。“致知”的关键在“致良知”，这是王阳明从又一部宋人“四书”《孟子》中继承的传统，从而把朱子的论断向人心、人性推进了一大步。“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知”需“良”，即孟子所谓“不虑而知者”：“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无他，达之天下也。”这种足以通达天下的道德意识，是士人写作的最高本体。王宏甲在当代语境中把“天下”表述为“世界”，把自己的演讲集命名为《世界需要良知》，明确指出这一观念来自孟子。王宏甲表述为：“人类的良知，是唯一能够阻止这个世界倒塌的东西。”[10]
再次，是知识的情感。“致”可抵达“知”，同样可抵达“情”，故汉语有“情致”一说。中国古代文学的抒情传统始终把“诗”与“史”相关联，在文体意义上实现了对“西方文学‘抒情’与‘史诗’的双重特征”的统合，其典范为诗圣杜甫。[11]王宏甲的写作继承的正是这一传统，它不是“小我”的呢喃自语，也不是“大我”的强势重压，而是在深厚的民族文化与博大的人性关怀中，对平凡与善良的克制书写。与“情致”相比，王宏甲的报告文学更像是一种“情志”的突破，是作家内心世界与外在境况的相互统合，是从个体情感中开掘出的宏大社会意义，致力于文学启蒙、整合、伦理等功能的实现。它致微可达个体疗愈，致广可至社会引领显然，这种雅正的情感观是对先秦与中古文学的回归，是“不学诗，无以言”的当代体现，就像王宏甲自己说的：“祖国、人类、正义、善良、毅力、顽强，还有，什么是真正的青春、爱情……所有这些，都比知识更重要！”[12]
媒介论：是跨文体，还是泛文本
王宏甲的报告文学作为“致知写作”，不但开创了一种属于互联网时代的文体，而且延续了中国文学的独特传统。它一反中国同时代小说和诗歌欣然接纳的海外“魔幻现实主义”传统，而以士大夫写作的姿态，将中华美学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标准融通，实现了当代文体创造的泛在文本实践与社会整合。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论者注意到当时的报告文学“有传记体、事件报告体、问题研究体、全景鸟瞰体、口述实录体、日记体以及电视、广播、摄影、绘画体等”[13]多种形式，而王宏甲的首部报告文学就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他后来还成为央视《长征》等多部大型纪录片、文献片的总撰稿，这些身份让他成为当代报告文学跨文体写作的重要代表。这种与媒介变迁密切相关的文学创作，充分体现出作家的文体意识，显现出媒介语境对于文体创造的深刻影响。
其实，报告文学的诞生本身就与媒介关系密切。“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乃是“1901年发表在《清议报》第100册上的名言”，而论述中国文学革命的学者可以列举“外来文学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响、国语教育的需要等，可就是忘了报刊出现的意义”[14]。同理，今天来看王宏甲报告文学的文体创造实践，也不可能忽视“互联网”这一新时代的主流媒介对其产生的作用。已有人论及这一问题，如指出王宏甲从《智慧风暴》开始，就在文章中不时穿插一些哲理议论，或是将信息、资料作为背景，是“一种崭新的报告文学综合文体”[15]。
在互联网时代，王宏甲的写作不只是要在不同文体之间实现“跨界”，[16]而且在他笔下，举凡教育、科技、休闲、农业、政治、艺术、医疗……所有人类社会实践的基本领域，都可以诞生出丰富的文学表达与深刻的思想形态，都可以形成一种有待人们观察与反思的文本，一种足以使人沉浸其中、充分感受情感渲染与审美经验的文本，从而让人在社会生活中从随波逐流的“行尸走肉”与“酒囊饭袋”一变而为“成人”。“成人”或“成己”，在王宏甲看来，就是“让自己诞生”[17]——有了自我（即解读文本能力）的人，便可以通过阅读把握自己与世界的关联；通过思考，找到通向未来的道路。
把世界当作文学文本来解读，再把解读之后的认知与思想形成文学文本，我们称之为泛文本写作。王宏甲自述，他一度“五六年写不出一本书，受到我所经历的陌生时期陌生事物非常大的限制。只有在比较准确地认识它，才能突破它的限制，获得表达的自由”[18]。显然，他受到的限制就是如何将客观世界“文本化”——这是王宏甲“泛文本写作”的第一步，接下来他就要在文本化的报告文学中艺术地呈现他把世界文本化的思考，展现时代的方向与人类的良知。“泛文本写作”将作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以艺术手法加以表征，把客观世界变成主观文本，让杂乱的社会呈现出某种清晰而动人的趋势。
这也是一种“反媒介”的文学创作：他在知识形态上顺应信息化的潮流，以一己之力探索不同领域的现象与资讯；而在思想形态上则一反互联网传播的浅薄与碎片，用深厚的情感复归温柔敦厚的中国传统。
王宏甲的“泛文本写作”可以从三个方面体现出互联网时代的独特性。
一是跨界性写作。随着知识和媒介的泛化，作家的笔触也从“独抒性灵”转向了“极目骋怀”，信息时代的纪实文学需要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问题域，需要及时地把观察和采访到的信息整合成某种清晰路径的能力，特别是需要在界限打破之后再重新组合为某种确证的方向、立场与价值观的能力。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王宏甲来说，需要写的、值得写的、可以写的题材实在太多，因而他把“非典”、汶川地震、脱贫攻坚等诸多变局全都纳入“文本化”的创作中。
二是共同体写作。王宏甲从藏北写到吉林，从西西里岛写到福建建阳，他的笔下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村主任，是农民工还是解放军，是乡村教师还是医院护士，都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逐渐达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找到了一条曾被命名为集体、国家、民族或“民胞物与”而为人所熟知的道路。
王宏甲的文体创新就是要做这种学问，它把知识融合这一时代要求变为统一的立场与价值。王宏甲报告文学的共同体意识绝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譬如他写军医陆裕朴1955年归国，“在美国还留下了三千美金”，而“那三千美金从此像脉搏一样沟通着一对美籍中国夫妇同故国的联系。年年月月像季节一样准时寄来最新出版的美国版与英国版的《骨与关节外科》杂志。三十多年过去，三千美金早用完了，他们就掏自己的腰包。丈夫逝世了，妻子接着寄。他们都是你们夫妇在南京中大时的同学，但已经很难说，这只是他们对老同学的情感”[19]。
三是听觉化写作。有人说，王宏甲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总有说不完的话，像憋了一辈子似的。他的话头，总是围着他关注的事情缠绕……始终都与家国天下有关。而他的演讲，又常常能讲到事情最重要的‘根节’之处”[20]。甚至，还有读者当面直接告诉他：“你讲的比写的好。”[21]其实，用不着见到作家本人，听他亲口说话，那种诱人竖起耳朵的感觉在他的文字中就很明显：你读文字，就像听他演讲，情感充沛而滔滔不绝；一旦曲终奏雅，你又会感到某种失落。他擅长用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的写作，读者很容易被引入其“声音”之中；他甚至还这样“教育”读者：“人生第一个大本领是什么？是听。千万不要忽略听。”[22]
王宏甲诉诸听觉的文学话语，不只是“文字乃铿锵之美”（editing by ear）这一观念的古老回响，更切中这个视觉时代的“软肋”。那是从20世纪初开始就流行于西方艺术界的“声音美学”——比如，“对工业和战争的怀疑、憎恶和否定”，“看透了科技、政治、商业、战争对人性和社会的破坏和摧残”之后，达达主义者大作“声音诗”，提出“将文字声音化”[23]。王宏甲报告文学创作的文体意识与达达主义者的相通之处是对工业（齿轮）的放逐。只不过，达达主义是“放弃”工业，这是激进美学的表征；而王宏甲则是要“扬弃”工业，立其基而图远，这是中国特有的融通美学的表征。因为强调“听”，所以文本无处不在，亦即“泛在”。面对王宏甲，读者要做的是放下成见，进入语境，凝神“听”，随他的步履之声，穿越千年、纵横全球，在对他者的理解中建立自我，形成主体。这就是王宏甲提出要重视读者，通过倾听的媒介美学，让读者“把自己生出来”的缘由。他说：“如果没有欣赏《蒙娜丽莎》的眼光，世界上就没有《蒙娜丽莎》，只有佛罗伦萨那位少妇的肖像画。如果缺乏欣赏报告文学的眼光，中国就不会有报告文学，有的只是某人所写的那个张三李四，或者某文章揭露的问题。”[24]
王宏甲确实创造了一种报告文学的文本样态，或者干脆说，他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文体”（style）是一个复杂的术语，它是文类（genre）的一种常用代名词，但显然又超越了后者所能指涉的意涵。学者曾将“文体”分解为“体裁的规范”“语体的创造”“风格的追求”三个层次。[25]王宏甲是在报告文学的体裁规范中，实现了元文学、致知体和泛文本的语体创造与风格追求。而这种创造与追求同当代中国乃至全球社会的整个历史语境从工业化（齿轮）迈向信息化（互联网）有着密切的关联。“世道既变，文亦因之”，报告文学作家本应作为时代的先声。但有意味的是，王宏甲在写作中从来没有把文体创造视为一种自觉。相反，他一次次地回到文学的原点，回到民族精神的原点，提出“审美”才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提出文学应该能够使个体关心整个世界。这是中国文学思想传统的当代复现。
[1]尹均生、杨如鹏：《报告文学纵横唐》，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1 页。
[2]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第1 卷第11 期，1937 年2 月20 日。
[3]张升阳：《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134—135 页。
[4]呼延华：《致读者》，王宏甲著：《新教育风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1 页。
[5]鲁迅先生就曾指出，“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岳麓书社2011 年版，第23 页。
[6]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116 页。
[7]王宏甲：《智慧风暴》，新华出版社2000 年版，第138 页、232 页、330 页。
[8]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321 页。
[9]朱熹：《四书集注》，王浩整理，凤凰出版社2005 年版，第5 页。
[10]王宏甲：《再版序言：送给冠音、坤音和海音》，王宏甲著：《世界需要良知》，红旗出版社2019 年版，第8 页。
[11]相关论述参见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20 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台湾麦田出版社2017 年版，第25—98 页。值得指出的是，在王德威、普实克等人的精彩论述中，这种“诗/ 史关系”与恩格斯指出的“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12]王宏甲：《我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学习时报》2019 年8 月30 日，第8 版。
[13]李炳银：《当代报告文学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42 页。
[14]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 年版，第1 页。
[15]章罗生：《新世纪报告文学的审美新变》，华龄出版社2007 年版，第287—291 页。
[16]关于王宏甲对媒介变迁的意识自觉，可以参见他对鲁迅小说《孔乙己》的反思，见王宏甲：《让自己诞生》，红旗出版社2019 年版，第140—144 页。
[17]王宏甲：《第二版序言：送给冠音、坤音和海音》，王宏甲著：《让自己诞生》，红旗出版社2019 年版，第10 页。
[18]王宏甲：《〈纪实文学论〉手稿节录》，王宏甲著：《中国精神》，中译出版社2018 年版，第307—309 页。
[19]王宏甲：《父辈》，王宏甲著：《中国精神》，中译出版社2018 年版，第137 页。
[20]王久辛：《“宰相”王宏甲》，《中国青年报》2008 年11 月5 日第12 版。
[21]王宏甲：《跋》，王宏甲著：《世界需要良知》，红旗出版社2019 年版，第197 页。
[22]王宏甲：《第二版序言：送给冠音、坤音和海音》，王宏甲著：《让自己诞生》，红旗出版社2019 年版，第8 页。
[23]王婧：《声音与感受力：中国声音实践的人类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7 页。
[24]王宏甲：《〈纪实文学论〉手稿节录》，王宏甲著：《中国精神》，中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7页。
[25]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10 页。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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