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舆论场应强化意识形态安全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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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舆论场应强化意识形态安全
2025-07-17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当前中国舆论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局。网络技术与自媒体平台的迅猛发展，深刻重构了信息传播格局，使传统舆论引导机制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传播西方特定价值观、质疑中国发展道路和政府治理的声音在部分网络空间影响力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一些表达爱国情怀的声音有时未能得到充分展现或被不当处理。这种矛盾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深思。为了国家的安全稳定，必须从舆论入手，牢牢把握舆论阵地，打击舆论颠覆。
西方价值渗透的网络手法及其多重影响。文化浸染与议题设置的隐蔽性。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文化产品进行“软性渗透”，如美剧、好莱坞电影、日本动漫等在娱乐化叙事中潜移默化地植入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对部分青少年价值观塑造产生影响（《纸牌屋》对政治伦理的呈现）。同时，西方势力构建"议题炒作-媒体联动-政治施压"的传播链条，在特定议题上收买公知大V内外联动对中国进行系统性、选择性的叙事构建，意图抹黑中国国际形象，在国内形成负面群体。
社交渗透与资源输送的深层影响。西方通过学术交流、项目资助等方式，着力培养具备跨文化传播能力的特定群体（“桥接群体”或“文化中介者”），试图影响中国国内的价值话语。案例表明，在一些事件中，存在境外势力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信息串联、行动策划的现象，显示出外部干预、内外联动的风险。
渗透活动的潜在风险与传导机制。西方国家培训行业领导干部，从干部队伍植入价值观，可能导致价值观多元化背景下的思想混乱，为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提供土壤；加剧社会情感对立，挤压理性公共讨论空间；从长远看，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构成潜在风险，前苏联解体过程中外部思想渗透与内部因素互动的教训值得警醒（“第五纵队”现象作为历史警示）。
舆论场乱象的深层成因。资本逻辑与算法技术的结构性影响。在流量经济驱动下，部分平台对争议性、煽动性内容存在管理疏漏；个性化推荐算法易强化“信息茧房”，加剧群体认知隔阂；社交机器人等技术的滥用，则使舆论操控更具隐蔽性。此外，部分平台复杂的股权结构中存在的境外资本背景，也引发了对其可能间接影响内容导向的担忧。
治理体系的适应性挑战。面对快速迭代的网络生态，部分管理者在认知和技术能力上存在滞后性或者故意放纵；自由裁量权在执行过程中若缺乏明确标准和监督，可能导致执法尺度不一（爱国内容被打压，或误伤）。现行“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涉及网信、公安、广电等多部门）也面临协同效率提升的难题。
社会心态演变与舆论生态的互动。社会转型期积累的矛盾在网络空间被放大，部分群体易产生逆反心理；算法推送客观上加剧了群体观点极化。王佳佳法官案等事件显示，网络舆论中“情感正义”诉求有时可能对司法独立和专业判断形成压力。国家管理过度宽松，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平台肆意而为。
历史镜鉴与当代挑战。苏联意识形态防线溃败的教训。从赫鲁晓夫时期“秘密报告”对历史的否定（“去斯大林化”），到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和“新思维”后对西方话语体系缺乏有效制衡，雅科夫勒夫当宣传部长的有意为之。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步步退让，导致主流价值观混乱和部分知识精英（公知）转向。西方媒体得以直接进入苏联传播，最终加速了意识形态真空的形成与解体。
中国面临的认知战与话语权争夺。西方构建并推广“自由民主 vs. 威权专制”的二元对立话语框架，试图框定国际涉华叙事。国内一些意见领袖胡锡进等（“公知”）自觉地成为此类框架的传播者。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资本的作用大量传播西方价值观和负面情绪，同时，部分商业媒体新京报、澎湃新闻、南方系在追求“专业主义”时，若忽视立场导向，可能在客观上模糊重大是非界限。
技术迭代下的渗透新态势。社交机器人、深度伪造、更精准的算法推荐等技术，使外部干预和虚假信息传播更为隐蔽高效。好莱坞电影等文化产品长期累积的文化影响力，也构成一种深层次的价值观渗透渠道。
舆论治理的路径创新。法治化与制度化建设。加速细化《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建立科学、分级的重大舆情监测、研判、预警和通报机制。规范执法行为，明确自由裁量标准，网信办要严格把关，禁封不良账号，完善申诉救济渠道，防止“误伤”合理爱国表达。探索建立更有效的多部门协同治理机制，明确权责边界。
智能技术赋能治理。积极应用人工智能提升内容审核和舆情分析的效率与精度（如冀网联“AI防治智能体”报告的高识别率案例）。探索区块链技术用于信息溯源和打击网络谣言。同时强化监管与透明度：防止“算法黑箱”，建立算法审查和备案机制，保障用户知情权与选择权。
真正的共产党员管理舆论和平台，应当用党纪国法严格规范舆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与优化生态。明确平台在内容审核、算法推荐、处置谣言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完善阶梯式处罚机制。要求平台优化推荐算法逻辑，探索在涉及重大公共议题、时政内容时引入“多样性阀值”或“打破信息茧房”的机制，促进观点平衡呈现。加强对平台股权结构和境外资本背景的合规审查与信息披露要求，不守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依法惩处，关闭平台，没收资本，杀一儆百。
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传播体系。创新对外话语体系，用融通中外的概念和叙事讲好中国故事。大力培养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传播者（如李子柒模式的成功启示）。善用“他者传播”策略，支持客观友善的外国网红、博主等“用外人嘴讲中国事”，增强说服力。
筑牢国民网络素养与价值根基。将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信息辨别能力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覆盖大中小学。创新主流价值观传播方式，充分利用动漫、短视频、网络游戏等青少年喜爱的形式，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舆论治理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提升治理效能；国内治理与国际传播相协同，优化内外环境；刚性监管与柔性引导相统一。
把握治理尺度。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是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长期稳定、最终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然要求。前苏联的深刻教训警示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失守将带来全局性被动。因此，必须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与定力，在复杂多变的舆论环境中，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治理之道。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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