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韶山：美国面临危机时刻，特朗普和贝森特都太轻率了

 

 

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坚称是“滞后指标”。视频截图

 

“对于穆迪下调评级，谁在乎呢？卡塔尔不在乎，沙特不在乎，阿联酋也不在乎。他们都在往里投钱。他们已经制定了十年投资计划。”

 

在最近一期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中，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如是说道，并且一直试图通过吹嘘特朗普总统最近的中东之行，来转移人们对穆迪下调美国国债评级的担忧情绪。

贝森特或许是无心之举，但是在我看来，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确实可以引出一些有趣且重要的问题。

 

尽管穆迪下调评级是基于对美国政府债务性质的错误假设，不过贝森特对穆迪下调评级一事的轻描淡写还是太过轻率了。此外，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期的全球经济和金融架构而言，贝森特对于来自三个中东国家的“投资计划”可能预示着什么的断言，也是十分轻率的。

 

在我看来，穆迪近期下调美国国债评级，这不仅仅是一个市场信号，还是一个文化性和象征性的时刻，是对曾维系美元体系的叙事的一种冲击。数十年来，美国国债一直被视为零风险资产，是全球金融定价的基准。如今，三大评级机构均发出担忧信号，美国国债不再被视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完成了对中东的旋风式访问，在此期间，他吹嘘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达成了一系列“交易”。特朗普所宣布的交易总额（其中包括此前宣布过的一些已有项目）高达1.043万亿美元，而且与卡塔尔未来还有1.2万亿美元的计划也在进行中。在关税问题上碰壁中国后，这种“达成交易的巨大成就”获得了媒体的大量报道。

 

穆迪下调美国评级以及中东的投资声明都表明，美国的政治经济、国内社会以及全球经济影响力都在发生持续变化。这些变化影响深远：对全球资本流动、投资活动、资产定价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架构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这些变化并非出于人们通常所谈论的原因。穆迪下调评级实际上偏离了重点，它把问题再次指向了一些常见但有缺陷的公共财政和债务观念。至于特朗普关于中东的投资声明，表明中长期来看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在减少，去美元化的趋势仍在继续。

 

现实的情况也印证了这一点。穆迪下调美国评级后，2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创近一年新高。美债吸引力下降或引发资金外流，叠加特朗普减税法案可能增加3.8万亿美元赤字，市场担忧加剧，甚至有了“卖出美国”的呼声。

 

误导性观点

 

我们先从穆迪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这件事说起吧。

 

穆迪此次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是建立在对公共债务的一种常见但最终被证明存在问题的理解之上的。这种观点认为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断上升，预示着偿债危机即将到来。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逻辑被应用于货币使用者（如家庭、企业或欧元区的各成员国政府）时是合理的，但应用于像美国联邦政府这样的主权货币发行者时就站不住脚了。美国不可能“花光”美元，因为其发行的货币本身就是其债务的计价货币。美国财政部所谓的“借款”与家庭借款完全不同；正相反，这其实是一种货币操作，旨在管理利率，并为投资者的资产提供安全保障。你无法借用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然而，穆迪下调美国评级的举措，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财政赤字和债务上限问题的担忧。各类评论人士纷纷警告称，美国“正在超支消费”，在透支未来资金，并且存在最终导致财政崩溃的风险。其言下之意十分明确：就像任何理性的家庭都会做的那样，美国政府需要勒紧裤腰带。

 

这种观点再熟悉不过了，仿佛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其实它是错误的，而且错得相当离谱。真正的问题并非那些理解法定货币实际运作方式者的财政失责，而在于仍沿用过时比喻者的知识失责——他们将发行货币的政府视同家庭或企业般对待。更糟糕的是，这些过时的思维方式不仅错得离谱，还助长了其拥护者所声称要反对的那种挥霍浪费行为。

 

 

穆迪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释放了一个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危险信号

 

法定货币现实主义

 

让我们先从一个简单的事实说起：美国联邦政府其实是凭空创造出了其支出所需的资金。美国国会拨出的每一笔支出款项，都会通过提高银行准备金账户余额的方式注入到经济中。无需事先征税或举债，不存在金本位制、固定汇率，也没有对美元发行数量的任何操作限制。发行上限并非是资不抵债，而是实际的资源限制以及通货膨胀。后面我还会详细阐述这些内容。

 

这种对美元的理解并不激进，在实际操作层面，这就是现实，并且已经得到了英格兰银行、德国联邦银行为代表的现代银行业的认可，也被维尔纳（Werner）等人的详细论述所证实。从19世纪末开始，经济思想家们至少就已经意识到金融机构是在凭空创造货币，而伯克利（Berkeley）等人最近对英国创造新货币的操作方法和机制也进行了详细研究。

 

曾撰写《债务：5000年的历程》（Debt:The First 5,000 Years）的历史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经济史学家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都指出，货币源自信用，信用是一种社会建构，而非相反。换句话说，不论其形式如何，货币都是凭空产生的。对于那些对货币内生性的历史证据感兴趣的人，或许可以参考路易-菲利普·罗尚（Louis-Philippe Rochon）和塞尔吉奥·罗西（Sergio Rossi）2013年发表的论文《内生货币：进化论的观点与革命论的观点》（Endogenous money: the evolutionary versus revolutionary views），这篇论文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然而，尽管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已经承认，研究学者和历史学家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政策制定者和媒体专家们仍坚持认为，政府支出必须通过税收或发行债券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他们警告称，债务负担正日益加重，利息成本也在不断攀升，仿佛美国政府有一天会耗尽美元储备。然而，美国政府自身能够凭空创造的恰恰只有美元。

 

这种虚构的说辞如果说有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它也许能起到约束政府开支的作用。但正如提高债务上限这一周期性的闹剧所表明的那样，它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

 

所谓的对政府开支的限制完全只是政治手段。它不过是形式上的较量，很少能限制政府的实际开支，也极少能促使人们对政府开支的优先级进行冷静的评估。相反，这些对政府开支的限制只是为随意的紧缩政策、累进的税收政策以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状况提供了遮羞布，这种做法必将导致美国社会的崩溃以及全球价值流动不稳定的加剧。

 

事实上，对财政支出进行限制的这种观念往往会促使人们做出更不理智的行为。因为这场辩论所围绕的都是抽象的财政限制，而非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这就使得财政政策与诸如充分就业、生产性投资、提高住房负担能力（减少无家可归现象）、提高教育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减少药物过量致死率以及加强生态可持续性等实质性经济社会目标相脱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仍然认为必须通过发行债券来弥补财政赤字的人，恰恰是那些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大力鼓吹采取鲁莽财政政策的人。只要能通过举债或削减开支来“弥补资金缺口”，无休止的战争、企业减税以及刺激资产增长的计划就都能以这种方式顺利通过，无需接受任何审查。与此同时，对医疗、住房、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或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却被视为财政上无法承受而遭到拒绝。

然而，尽管存在种种所谓的财政限制措施，美国的财政赤字却仍在不断扩大，债务也在不断增加。美国政府并未对开支加以约束，反而把资金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倘若美国没有因廉价的中国商品、全球工资低迷以及供应链金融化经历几十年的进口型通缩，这一框架早就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借款行为，而是美国政府提供给私营部门的一个金融工具，是为人们提供存放储蓄、获取利息以及管理投资组合的手段。如果美国不能以但如果美国无法以其本币违约，那么评级下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答案并不在于财政方面的计算结果，而在于地缘政治的转变以及美国国内的政治危机。

 

债券从来都不是约束因素

 

这就引出了有关“把发行政府债券作为财政刹车机制”的谬论。

 

这种观点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市场对美国国债的需求能够抑制美国政策性开支的过度扩张。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国债是全球范围内的无风险资产，或者相对于其他所有资产而言是近乎无风险的。美国国债从来都不是负担，一直都是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公司以及世界各地投资者所青睐的财富保值手段。从历史上看，美国国债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金融工具，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美国发行国债并非是为了筹集资金。相反，其目的是为美元持有者提供一种安全且流动性强的资产。从操作层面来看，美国国债的发售只是将一种政府债务（银行准备金）转换为另一种有息证券。美国发行国债更多地是属于货币范畴，而非财政范畴。也就是说，发行国债是美国管理利率和流动性的一种手段，而非为支出融资。

 

美国国债绝非世界的负担，相反，它一直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其作用在于：

· 为跨市场资产定价提供无风险基准；

· 回购市场中的抵押品，有助于提高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 为外国中央银行提供预留资金，以确保货币的稳定；

· 为寻求资本保值的机构投资者和保险公司提供安全避险资产。

 

对于这些国债的持有者而言，美国政府的“债务”实际上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资产。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不仅仅是金融性的，更是系统性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国债市场的规模、深度和流动性是美国国债成为全球金融架构的重要因素。因此，发行国债来“填补”财政赤字，本质上是一种资产组合的重新调整，即储备余额（美联储的无息负债）被换成了证券（美国财政部的有息负债）。私营部门获得了具有收益的金融工具；而美联储则改变了货币基础的构成。但实际上并没有施加任何实际的限制，不存在挤出效应，也没有被迫的紧缩措施。它只是一种会计操作。

 

如果一级市场的需求出现下滑（比如由于政治混乱、评级下调或美元贬值等原因所致），美联储将做好准备应对。这并非猜测，而是有先例可循。

 

在2008年、2020年，甚至在2023年这种情况更为微妙的情况下，美联储都曾展现出愿意作为最后买家介入市场的意愿，在市场功能出现困境时收购国债。美联储这样做是为了维持利率受控、确保流动性以及维护金融稳定，并不是在“为政府提供资金”。事实上，在2025年5月12日开始的那一周，美联储悄悄购入了463亿美元的国债。

 

美联储不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的唯一原因，通常是出于自身设定的法律限制：1939年颁布的禁止直接货币化政策。然而，这只是一种制度选择，而非经济需求。美联储能够并且确实在通过公开的市场操作间接支持国债市场。

 

事实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界限比传统理论所承认的要模糊得多。甚至就连美联储直接从财政部购买国债的法律禁令，也只是一个政策产物，而非结构性的必然要求。当市场出现波动（无论是2008年还是2020年），美联储都会介入并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以此表明不会让债券发行破坏更广泛的政策目标。这使得“市场纪律”这一概念显得愈发空洞了。

 

如果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发行在一级市场上的需求出现下降，无论这种需求下降是由于评级下调还是由于政治混乱所导致，美联储几乎肯定会再次采取干预措施（显性的措施或隐性的措施），就像它在2025年5月中旬所做的那样。这表明债券市场获得了支撑。它并非是一种限制，而是一种管理的机制。所以我们要明确一点：债券发行从来都不是对支出的实际限制，而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工具，它巧妙地让人们把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

 

真正的可持续性问题

 

穆迪把“可持续性”一词定义为财政偿付能力，但这种类比是错误的。真正的可持续性问题并非财务方面的问题，而是政治性和结构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美国政府发行美元的能力，而在于全球接受并持有美元的意愿。长期以来，美元体系一直依靠信任、便利、实用性和强制力等多重因素获得支撑，但如今它正在失去这些基础。

 

美元基础所受到的侵蚀部分体现在美元声誉方面。随着美国愈发频繁地利用其金融体系对外国实施制裁、冻结其资产以及肆意干预，这促使其他国家不得不降低持有美元资产所带来的风险。

 

但更根本的是，美元的主导地位依赖于物质基础，美国必须向世界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有价值的资产。随着美国不断去工业化，重点已转向后者：以美元计价的金融工具。

 

但这种模式正面临压力，因为虚拟资本的扩张超过了“使用价值”转化为“现金”的实际经济能力。当美国生产的可供其他国家消费的有形商品越来越少，而美国政府又把美元用作武器时，持有美元的物质基础就变得薄弱了。

 

而目前，这种转变正在发生。

 

中东的退出：石油美元逆转

 

正如我在本文开头讲的那样，在最近的一次中东之行中，特朗普吹嘘他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达成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交易”，贝森特则试图利用这些“交易”来消除人们对穆迪评级下调的担忧。

 

但特朗普所吹嘘的这些协议，绝非对美元体系信心的表现，反而可能正好相反。这些海湾国家并未同意持有更多的美国国债或积累美元。相反，他们正在把自己的美元盈余（或预期的美元盈余）转化为有形资产：武器、飞机、基础设施以及像英伟达芯片这样的人工智能硬件。可能读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些国家购买的是实物商品而非债券。

 

这种转变揭示了一个更加广泛的趋势正在形成：中东国家正在为一个不再依赖石油美元的世界做准备，其能源转型已全面展开。他们在可再生能源、绿色氢能源以及智能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反映了他们的战略判断，即持有美元的长期价值正在下降。当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可能会被冻结、贬值或者被实际的技术变革超越时，为何还要不断积累一个正在不断衰落的帝国的金融资产呢？

 

这种转变虽然不易察觉却意义深远。它不仅意味着中东国家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更意味着其地缘政治的重新定位。海湾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元循环机制中的关键节点，如今却正在扩大其在金融、技术和外交方面的合作网络。这些国家向华盛顿发出的信号是十分明确的：我们会接受你们的科技产品，但不会接受你们的货币。

 

中东感兴趣的，已经不再是美债。图为5月14日，特朗普举起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赠送的钢笔。美联社

 

债券市场自体免疫的危机

 

所有这些因素都让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陷入了日益严峻的困境。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国债，就必须提高利率。但利率上升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它会增加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削弱有效需求，并增加经济紧缩的风险。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抵押贷款利率飙升，信用卡违约率上升，企业投资停滞，这些现象都是证据。为了使美国国债更具吸引力，美国却陷入了自身经济的衰退之中。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反应。为维护美元体系的信誉而采取的种种措施，如加息和可能的财政紧缩政策，最终却会对整个体制本身造成损害。而且，持有大量资产的群体反而从中受益：他们的租金随着更高的利率而上涨，他们的财富随着实物资产变得稀缺而不断升值。与此同时，资产匮乏的劳动者、租房者和借贷者则陷入了日益加剧的不稳定生活。

 

这就是当前美国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悖论：在金融上对穷人进行压制，却提高富人的租金收入。原本旨在稳定资本流入的政策，却在进一步破坏国内经济的稳定。

 

 

当地时间5月22日，特朗普在“真相社交”（Truth Social）上发帖庆祝他的“大而美”税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将把债务上限提高4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76万亿），允许联邦政府能继续借款为其债务融资。

 

财政表演与经济实质

 

美国的问题并不在于财政上的肆意支出，而是财政表演凌驾于经济实质之上。围绕提高债务上限、下调信用评级以及国债拍卖所进行的那些作秀，分散了政府的注意力，使其无法专注于评估优先事项、管理通货膨胀、对提高长期国家发展能力进行投资等工作。

 

正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努力保持收支平衡的过时信条”也许并非毫无价值，它至少可以约束那些目光短浅的政客。但正如他所暗示的那样，一个过时且不再适用的观念会变成一种负担。它会扭曲辩论的焦点、减少人们的选项，并最终为不正常现象的存在提供借口。

 

如今，维持这种观念的风险已经太大，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美国需要一个更清晰、更诚实的框架来思考金钱、政策和繁荣等问题。真正重要的赤字不在预算中，而是在美国社会集体的观念中，而且这种赤字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

 

对于那些仅仅认同货币现实主义的人，人们常常会提出这样的批评：他们认为政府必然会无节制地开支，对通货膨胀或浪费现象毫不在意。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往往出于恶意或基于对20世纪一些通货膨胀案例的过时解读。

 

实际上，那些对货币创造和公共财政核算有更准确理解的经济学家、政策研究者和倡导者，往往比其他人更加警惕地关注实际的限制因素和后果。他们的担忧集中在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1.通货膨胀风险。他们明白，对主权支出的限制并非是财政破产，而是通货膨胀。因为货币的创造会增加购买力，所以必须与扩大供应（包括商品、服务、劳动力和基础设施）的经济能力相匹配。

而通货膨胀并非对所有人都产生一样的影响。事实上，从最近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通货膨胀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其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相关研究参见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和尼科洛·弗拉卡罗利（Nicolo Fraccaroli）于2025年出版的《通货膨胀：给用户和输家的指南》（Inflation:A Guide for User and Losers）]因此，目的并不在于随意的支出，而是有利于增加经济的实际产能并解决收入不平等相关问题的生产性投资。

 

2.财富分配与阶级。货币现实主义强调，传统的债务驱动型政策和货币紧缩（例如提高利率）往往会加剧财富不平等，因为它会奖励金融资产持有者，同时抑制工资增长。它维持着一个由房地产业主主导的政治经济体系。

 

稳健的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创造新货币的受益者是谁，而不仅仅是支出的规模。社会不平等并非某种抽象的问题，难以消除的贫困和有限的社会流动性会引发怨恨和不满的政治情绪，从而可能带来暴力后果。

 

3.资金滥用。风险不在于支出过多，而在于支出方式不当。凯恩斯在1942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精辟地指出，“我们实际上能够做到的事情，应该都是我们能够负担得起的”。过度的军事开支、各种补贴以及那些难以产生公共价值的臃肿合同，比表面的那些财政赤字要危险得多。货币现实主义者主张进行具有长期效益的公共投资，比如在医疗、教育、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要杜绝面子工程或对精英阶层进行援助的项目。

 

4.物质资源与生态的限制。货币可以无限制地创造，而物质资源却不能。实体经济是嵌入在生态系统中的，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意味着能源、可耕地、原材料以及生物系统的承载能力是关键。财政政策必须与可持续、可再生的发展相一致，而不应仅仅为了追求永无止境的金融化的GDP增长数字。

总之，深入了解货币运作的实际机制会促使我们承担更大的责任，减少各种随意的财政开支。它会让我们更加关注现实中的种种限制因素，比如劳动力、基础设施、气候和公平性，而非仅仅关注人为设定的金融限制因素。

 

超越金融：意识形态层面

 

事实上，评级机构的职能远不止于进行技术评估，它们还是某种特定积累机制的执行者。穆迪下调美国的评级，相当于强调了诸多重要观点和人们习以为常的教诲。财政紧缩政策的主张获得了进一步强调，促使政府在“财政责任”的幌子下对总体支出采取限制措施。以市场为中心的合法性（即认为对政府的信任源于其发行的债券对持有者的吸引力，而非其提供福利、就业或生态安全的能力）也受到了质疑。那种将未经选举产生的机构置于经济意义建构核心位置的超然独立的技术官僚被视为必要的矫正力量。

 

然而，此次评级下调绝非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它背后存在着某种意识形态因素。穆迪的这一动作意在重申美国政治体制的核心理念：政府就如同拥有信用卡的家庭，必须“量入为出”。评级下调的做法在美国尤其能体现出威力，此次评级下调将被赤字鹰派利用，以作为进一步削减公共服务开支的正当理由，同时还会导致军事预算的增加，从而加速引发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而这一危机恰恰是导致评级下调最初的原因。

 

从更深层次来看，此次评级下调其实是一个累积固化的体制出现分裂的现象。长期以来，美国的经济体系依靠美元霸权、金融化的全球资产需求以及美国国内的消费杠杆作用得以维持，如今这一体系开始在各个层面感受到压力。此次评级下调反映了投资者、机构甚至盟友对这一体系的可持续性的质疑在日益加深。由于政治失灵、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以及针对金融武器化的日益严重的地缘政治反弹，对美国经济体系的质疑一直在不断加深。

 

锚点的侵蚀：实物资产而非虚拟资本

 

此次评级下调，其影响不仅限于美国国债市场。如果没有无风险基准，所有其他金融资产的定价都会变得不稳定。公司债券、抵押贷款证券、金融衍生品以及养老基金投资组合都是以美国国债作为基准的。当美国国债变得“有风险”时，现代全球金融的结构也就开始变得摇摇欲坠了。那些承诺只投资无风险资产的基金经理将因此面临法律困境。此次评级下调之后，投资组合优化模型需要重新调整，估值框架也会发生变化。

 

特朗普或许并未意识到，他已经毁掉了美国国债市场。他过度使用关税手段、政策摇摆不定以及对主要贸易伙伴采取对抗态度，这些做法都削弱了全球对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偏好。从这个角度来看，穆迪下调评级并非美国财政倍感压力的结果，而是地缘政治脱钩的先兆。

 

如果美国国债无法再充当全球金融体系的支柱，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当“无风险”不再意味着“不受政治影响”时，这个空白又该如何填补？当厌恶风险的资金也开始寻求其他选项，又会发生什么？

这些是穆迪下调评级所引发的问题，但却无法给出答案。穆迪的表现虽引人注目，但剧情却并无新鲜之处。真正的戏剧性事件其实并没有发生在舞台上，一个新的体系已然崭露头角。海湾国家对实物资产的偏好，或许反映了世界对虚拟资本越来越不看好。 

 

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走势。华尔街日报

 

社会的瓦解

 

美国战后资本积累与社会治理的模式正在瓦解。

 

美国的资本积累体制是建立在一系列牢固的机制之上的，美元一直扮演着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这为现行国际货币秩序奠定了基础，在这种秩序中，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全球债务凭证，使美国拥有了以本币债务换取实际商品的独特能力。美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多地不是依靠工资的上涨，而是依靠资产的升值、消费者债务以及信贷驱动的投机行为。

 

现就职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娜·蒙哥马利（Johnna Montgomerie）指出，美国家庭债务的不断攀升，反映了实际工资增长放缓与自21世纪初以来信贷产品大量涌现的共同作用，那些信贷产品利用了“跟上琼斯家的步伐”这种文化心理上的脆弱性（也就是人们都有保持或提高社会地位的心理需求）。

 

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经济体系的信任是由其主导的军工复合体以及全球经济依存网络所支撑的。这些为私营和公共部门之间扩大杠杆作用提供了条件，而且短期内几乎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最后，这种资本积累体制是建立在美国金融工具与海湾国家等化石燃料出口国之间的共生关系之上的，那些化石燃料出口国又把贸易顺差转化为对美国资产的投资。

 

这种资本积累体制正因自身所承受的压力和内部矛盾而逐渐瓦解，金融化的扩张与物质生产能力的相对削弱这两种趋势正在同时发生。

 

在国际层面，在过去30年里，资本形成的模式和生产的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就围绕“使用价值”展开的经济活动而言，美国经济在世界的中心地位被严重削弱了。技术发展不再由美国垄断，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确立技术优势的能力如今也不再是不可挑战的了。而且，美国也不再有能力主导全球能源领域。简而言之，正如我已经论述过的，美国为世界所提供的东西并非没有替代品。

在国内方面，美国的贫困现象已变得极为严重，它会代代相传，并在不同地区蔓延。正如美国商务部在2023年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40年里，美国的地区发展不均衡状况已经愈发严重，贫富之间的预期寿命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路德维格共享经济繁荣研究所（Ludwig Institute for Shared Economic Prosperity）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对于美国底层的60%家庭而言，“最低限度的生活质量”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公共卫生的失败、教育事业的恶化以及住房的高昂费用，为美国政治的分裂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国所承诺的向上流动、经济安全和代际进步，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已不再可信。对于许多普通美国人来说，美国梦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

 

利率的上升只会使这一情况更加恶化。高利率无法抑制过度开支，反而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当资本流向房东等资产持有者时，生产性投资就会停滞不前。而那些本应用来恢复金融信心的手段，却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受到更大的破坏。

 

下调美国评级的象征意义

 

穆迪此次下调美国评级反映了他们对美国国债的看法，即人们不再将其视为零风险资产。虽然这在技术层面上是金融市场的一种氛围转变，但更准确地说，这应被解读为对美国货币和资本市场所依赖的广泛制度架构和物质基础的普遍信任的破裂。

 

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元的意愿如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确定。特朗普政府与海湾国家之间近期达成的数万亿美元的交易，表明了这样一种转变：海湾国家正在购买武器、飞机和芯片等实物资产，而非美国国债。这绝非对美国经济的肯定，但更多的是对美元计价资产信心严重弱化的表现。

 

持续进行的全球能源转型预示着石油美元时代的终结。海湾国家正在为石油美元时代的落幕做准备，它们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新技术。在如今的世界上，继续积累与传统化石能源相关的美元资产已经毫无意义。

 

可以说，金融化正在变得有害。旨在稳定国债需求的加息举措，反而给美国的家庭和企业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债务负担，削弱了需求并加速了经济收缩。其结果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反馈循环，或者说，一种自体免疫反应，治疗反而成了问题本身。

 

这种分化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随着借贷成本的上升，不平等现象愈发严重，有大量资产的家庭和机构将从更高的利息收益和更高的杠杆率中获益。与此同时，低收入群体则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停滞的加薪以及服务质量的下降。这加剧了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不平等现象。贫困由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以及地区经济差异，这种贫困现象很难扭转。

 

从哑剧表演到政策现实

 

穆迪的此次下调美国评级并非终点，而是一个信号。它并非预示着美国即将破产，而是指出了美国维持强大力量的模式正在面临危机。这是一个警告，表明这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货币发行者的时间可能已经所剩不多，尽管它手中仍有无穷无尽的美元。

 

穆迪及其他信用评级机构在评估时，把美国政府与其他发债者一视同仁，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美国不会因债务问题被迫违约，因为它能够控制美元的发行。真正的违约风险仅来自政治方面的拒绝履行义务（比如提高债务上限），而非经济上无力偿债能力。

 

穆迪下调美国评级并不能反映美国经济的基本面，而是源于对过时财政概念的执着，即认为赤字是“危险的”，债务必须“偿还”，联邦预算必须“平衡”。这些说法或许在情感上令人感到合理，但它们在实际操作中却是错误的。

 

事实上，持续存在的赤字是主权货币体系的一个特征而非缺陷。这是因为赤字是向经济中注入金融净资产的两种机制之一（另一种机制是商业银行创造的信贷，此处我不做详细讨论），能够维持总需求并促进私人储蓄。对政府财政赤字及其“可承受性”的担忧，导致人们提出了错误的问题。

 

萨缪尔森的“高尚谎言”在战后或许曾起到一定作用，但如今，风险因素已经发生了变化。曾经能够抑制过度开支行为的措施如今却导致了紧缩。它所造成的虚假短缺阻碍了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与此同时，它也无法解除实际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些压力很少源于政府的过度开支，更多源自供给端的瓶颈、定价权或行业失衡。全面加征关税只会增加来自供给端的冲击。

 

债务上限僵局和信用评级下调并非表明美国的财政存在严重失误，而是反映出一种源于陈旧思维的更深层次的政治失灵。这些不过是发生在20世纪所搭建的舞台上的一场闹剧，所使用的道具和台词已经与我们所处的世界格格不入。而美国的精英阶层却仍在紧紧抓住充满旧日气息的舒适区不放，世界其他地区早已向前迈进。

 

（作者：鲍韶山，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前总理陆克文政策顾问，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翻译/ 马力；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