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战争，至今日已持续三年六个月。这场冲突逐渐演变为长期消耗战，双方在战区陷入持续拉锯，国际社会的斡旋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回望历史烽烟，二战初期的苏德战场，处于巅峰状态的德国军队堪称欧洲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其军事实力、工业产能与战术创新均居世界领先地位，短期内便控制了大半个欧洲，兵锋直指莫斯科。然而曾几何时，苏联红军以大纵深反攻作战，将实力强大的德军打得一败涂地。其中规模最大的“巴格拉季昂行动”，仅用两个月便摧毁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主力，收复白俄罗斯全境，为后续进攻德国本土奠定了坚实基础。
反观现代俄乌战争，在当年苏军“巴格拉季昂行动”大致相同的作战地域，具有军事优势的俄军却与乌军陷入难解难分的僵局，始终未能打出大纵深、大开合的作战效果。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令人咋舌。
究其原因与启示，可从以下方面试加论析：
一、雷霆一击的丧失
战争伊始，俄军本意图以闪击战术快速取胜，然而统帅部因轻敌造成决策失误。当初两件看似偶然的事件，却彻底扭转了俄乌战局的走向：
其一，俄军启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意欲复刻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历史——派遣特种部队乘飞机突降基辅安东诺夫机场，随后迅速占领基辅市内重要目标，达成突袭战果。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通过“星链”卫星与北约E-3预警机实时监测俄军运输机群动向，并将相关情报转告乌方，使乌军在俄军第一架飞机降落后的5分钟内，便启动预先制定的跑道破坏预案，使用预先埋设的温压弹破坏机场跑道系统，成功阻拦俄军后续空降计划。乌军进而调集数倍兵力围堵先行降落的200名俄军特种兵，使其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此后，由于未能夺取机场，俄军VDV空降兵（第31近卫空突旅）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乌军趁机动用“圆点-U”战术导弹和土耳其TB-2无人机，对俄装甲救援纵队实施精确打击。最终，俄军对基辅城内的突袭未果，城外坦克集群又因决心不足、后勤不济而全线撤退，使闪击战演变为消耗拉锯战。这一态势成为俄乌战争初期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俄军“速胜”计划的彻底失败。
其二，俄方战前曾试图以重金收买乌克兰军界高官，瓦解乌军抵抗力量，实现里应外合的突袭目标。但负责该计划的俄联邦安全局（FSB）第五处负责人谢尔盖·贝塞达（Sergey Beseda），将这笔高达2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贪污中饱私囊，且其情报网早在2014年后便被CIA渗透，导致既定计划彻底流产。乌军得以对俄军的进攻进行有效抵抗，使俄军陷入持久战的泥潭。同时，俄军“纵向分割”的指挥体系（国防部、总参谋部、军区各自为政），导致突袭基辅的决策未经过充分兵棋推演，这一体制性缺陷也加剧了战局的不利走向。
反观1968年8月20日夜，当时的苏联经过周密筹谋与部署，联合华约成员国50万军队，对捷克斯洛伐克实施四面合围、多路突袭。为干扰对方雷达系统，苏军在空降前向该国领空撒播大量金属箔片，通过无线电波反射形成荧光屏光斑烟幕，且使用An-12运输机群（载BMD-1空降战车）配合电子战飞机（图-16P）压制雷达，成功掩护运输机群突降布拉格机场。此次行动中，装甲集群同步狂飙突进，犹如雷霆万钧之势，仅用6小时便占领首都布拉格及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此次行动虽在政治上饱受非议，但在军事层面堪称成功）。相较之下，2022年的俄军明显缺乏同等的电子压制能力。
追溯历史，早在上世纪20年代，苏联统帅斯大林、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便展现出超前的战略眼光，比西方提前10年创立并实施了大纵深机械化战争理论，指导苏联红军取得一系列辉煌胜利。加之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克格勃前身）、左尔格等红色间谍在地下战线的精彩博弈，确保二战期间苏联能准确侦悉东西两线德日的战略动向。苏联红军由此得以从容调集兵力，首先在西线对德军形成压倒优势，攻克柏林后又挥师远东，仅用20天便全歼70万日本精锐关东军。
二、对决性质的演变
同一种战略愿望却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这背后折射出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不同阶级、不同阵营及不同意识形态下，军事对决性质的本质差异。
自古以来，战争形态随人类社会演变而发展，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时代，同步呈现为冷兵器、热兵器、光电武器与核子武器的时代更迭。其中，最为显著、恢宏且震撼人心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代表亿万工农群众的阶级意志，通过大规模精神动员与组织调度，对决并战胜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军队的历史时代。这一时代演绎出无数威武雄壮的军事活剧与战争史诗，正如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日新月异，为过去任何时代所望尘莫及。
苏俄十月革命后，遭遇英美法德意日等14国武装干涉，新生的无产阶级红军历时5年荡平敌寇，巩固了政权。二战期间，苏联面临强敌入侵，举国动员大兵团实施纵深突击，从斯大林格勒发起反攻，仅用2年时间便席卷东欧、直捣柏林，气势如虹。战后，苏军保持强势地位，屹立于社会主义阵营，海陆空天军事实力全面领先，令美西方为之震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期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仅用三个半月便扭转乾坤、实现神州易帜。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外战16国联军，内剿百万残匪、肃反镇贪，同时助力越南取得奠边府战役的全胜。其间，百万级重兵集团在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纵横捭阖、摧枯拉朽的宏大战役屡见不鲜。
相形之下，俄乌战争中双方对垒的军队均属资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差异直接导致战果迥异。俄军早已取消苏军时期的政委设置，改由东正教牧师在战前祈祷，这一制度性变化带来明显后果：俄军营级单位无政委，士兵逃亡率在2022年达4.7%，远高于苏军二战时期的0.8%；而乌军虽因民族主义动员（如“亚速营”）初期士气较高，但后期因伤亡惨重出现“抓壮丁”现象，2024年征兵冲突已超200起。2023年巴赫穆特战役中，瓦格纳雇佣军依赖“督战队”（处决逃兵214人）维持纪律，更直观反映出资产阶级军队的强制管控模式，其作战指挥瞻前顾后、迟滞拖沓，与苏军当年的作风相比，今非昔比、判若云泥。
从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来看，俄军的信息化短板凸显组织劣势难以通过装备弥补：T-90M坦克因缺乏加密数据链，指挥官需探身用车载电台通话，屡屡遭乌军狙击；而乌军依托北约“战场云”（AWS战术系统），实现连级单位实时协同。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精神意志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物质限制，如马里乌波尔守军（乌海军陆战36旅）在断水断粮下抵抗83天，日均伤亡率11%，已接近斯大林格勒守军13%的水平。但总体而言，这场战争本质上沦为一战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瓜分利益的重演，双方犬牙交错、堑壕拉锯，死伤无数却于事无补，根本无法与斯大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所展现的全民动员、大规模大兵团大决战的压倒性优势相提并论，更看不到当年攻克柏林、三大战役、朝战印战越战中的宏伟景象与虎踞龙盘、天翻地覆的磅礴气势。
追溯至前苏联1991年“8·19”事变，当时面临危急时刻，苏军本可力挽狂澜，奈何苏联社会早已深陷历史虚无主义，苏联红军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军内将帅无能、兵无斗志，不知为谁而战，任凭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之流横行无忌，最终导致苏联与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大厦倾颓，军队党员毫无作为，唯留历史浩叹。
遑论二战期间的西欧与美国，要么面对狂人希特勒一击即溃、举国投降，要么投机观望、滞后参战以攫取战争红利，在第二战场上犹犹豫豫、磨磨蹭蹭，将战场打成一堆绞肉烂泥。尤其美国陆军在朝鲜战争后，从未敢于与中苏红色大国的重兵集团进行正面战略对决，越战期间甚至不敢越过十七度线半步。其惯于纠集北约欧盟等乌合之众，欺软怕硬、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及其军队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妄自尊大而又色厉内荏的劣根性。
三、实力比拼的失衡
俄乌战争的爆发，源于历史纠葛、地缘博弈与民族冲突等多重因素，但其直接导火索是北约持续东扩引发的俄罗斯战略安全危机。
北约在1999年至2004年间两次东扩，吸收14个国家加入；2008年又承诺接纳乌克兰，触及俄罗斯的战略红线，普京将此称为“生存威胁”。俄罗斯认为，北约在乌克兰部署战术数据链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使其西部军区防空识别区被实质性穿透——美军在罗马尼亚部署的“陆基宙斯盾”，雷达探测范围已覆盖俄罗斯托夫州全部空域，使俄S-400防空系统失效概率增加70%；而乌军“海马斯”火箭炮通过北约“Link-16”数据链接收卫星定位，俄军电子战部队需15分钟才能干扰，且系统会自动切换至备用频段——这直接导致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行动如箭在弦、不得不发。由此可见，俄乌战争的实质，是上世纪东西方两大阵营冲突在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后的变形余波。
事实表明，前苏联鼎盛时期的GDP已达美国的70%，国防、军工、航空航天实力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全球东西方阵营中处于攻势地位。1981年9月，苏联“西方—81军演”调动10个集团军、50万兵力，配备超1万辆T-80主战坦克，以装甲集群快速推进战术，展示出一周内占领欧洲的作战能力，迫使北约启动一级战备长达9年，也迫使美国退居守势，转而与中国缓和关系、联手应对，形成中美苏三方角力、三个世界并存的局面。
此后的俄罗斯却反其道而行之，历经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时期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对美欧抱有和平幻想，几乎不战而降。苏东剧变后，俄乌双方都曾向美西方投怀送抱，自作多情地自废武功、自毁军备。而美国却一如既往地疯狂发展军力军备，其资本军工复合体乘人之危，四处拱火兴风作浪，华尔街更是横行无忌，乘乱收割全球资源以自肥。普京主政后虽大刀阔斧试图东山再起，但已无可奈何、无力回天，既无能也无意恢复当年强大的社会主义体制。
及至俄乌开战前夜，俄罗斯国力衰微、回升乏力，与前苏联已不可同日而语。其工业能力衰退显著：2023年坦克年产量仅250辆（以T-72B3为主），而苏联1943年一年便生产坦克2.4万辆；导弹产能也依赖走私芯片，2024年“伊斯坎德尔”导弹因缺芯减产40%。经济上，战争前俄油气收入占财政60%，2024年因限价制裁收入腰斩，被迫出售13%黄金储备维持军费。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美西方北约集团，力量对比悬殊巨大，实力比拼严重失衡。若非依靠与中国建立的“胜若盟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支撑，俄乌之战势必面临更加艰难拖沓的局面。
四、战争形态的变异
以20世纪后的三大战役为例，可清晰窥见战争形态的演变轨迹：
1944年6月22日，苏联红军实施二战对德军“十次打击”中的第五次突击行动，代号“巴格拉季昂”。苏军以240万兵力，在两个月内包围歼灭德国中央集团军群28个师，收复白俄罗斯全部领土并推进至东普鲁士边界，造成二战德国东线战场最大的单一败绩，直接推动了战争结束的进程。此役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与德国法西斯种族主义势力，在双方大规模机械化装备水平相近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决定性军事对决。
曾任《真理报》主编的苏联统帅斯大林，以拿破仑时期俄军著名将领巴格拉季昂的名字为此战役命名，如同他支持肖洛霍夫创作《静静的顿河》并助其获诺贝尔奖一样，意义贴切而深远。
1991年2月28日爆发的中东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麾下的百万军队在42天内灰飞烟灭，而美军仅阵亡148人。这场“降维打击”的信息化战争中，伊拉克坦克尚未发现敌人，便被卫星定位的导弹炸成废铁。此役是美欧盎格鲁-撒克逊资本集团与伊拉克宗教君主集权制势力，在双方武器装备存在代差的条件下进行的军事对决，战局呈现一边倒态势，并对此后世界各国的军事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
眼前唾手可得的胜利，使美西方军界一度兴奋不已。但这一翻盘结果来之不易，其根源在于上世纪下半叶美国在朝战、越战惨遭失败后痛定思痛，勉力推动资本军工复合体大力发展军备科研，实现了军事技术的升级迭代。而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韬光养晦、隐忍克制的阶段，停止和下马了一批国防军工尖端项目；前苏联更是执迷不悟，自我摧毁、灭党裂国，使美欧北约不战而胜，导致资本主义轻易复辟，历史进程出现曲折，社会主义陷入低潮。
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俄乌战争，综合了二战“巴格拉季昂”战役与海湾战争的特点：从初期俄军突袭闪击受阻，演变为双方持续消耗拉锯；显现出从传统规模化机械化对抗，向信息化、无人化、智能化作战形态的转变。其中，无人机主导的“非对称消耗”成为显著特征——乌军FPV穿越机（造价仅500美元）击毁俄军T-90M坦克（价值450万美元），交换比高达1:9000，2024年双方日均消耗无人机已各达3000架以上；乌军还使用微软开发的“Saker Scout”AI系统分析俄军战壕红外影像，自动标注薄弱点供无人机集群突击，展现了智能化作战的实战应用。
与此同时，传统机械化战争模式的终结已在战场得到实证：2023年俄军在武赫莱达尔集结100辆坦克实施“钢铁洪流”冲锋，遭乌军“地雷+标枪导弹+无人机”三位一体打击，2小时内损失47辆坦克，创下单日坦克损失纪录。双方采用的战术创新与无人机主导、非对称成本战略与战役纵深打击、火力至上与战术转型等手段，均以减少伤亡和持续消耗为基本特征，但始终未能形成大规模的战略决战。
追根溯源，此役是同为前苏联解体后的资本主义俄罗斯与乌克兰，各自代表和依靠东西方利益攸关者，在双方武器装备机械化、信息化水平大体相当的条件下进行的军事对决。
博弈背后，俄罗斯与中国形成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朝鲜直接出兵援俄收复库尔斯克；乌克兰则背靠美国北约“输血打气”，拖延时日以维持残局。这凸显了俄乌战争盘根错节、旷日持久的国际性、复杂性与长期性。
五、战况悬殊的本质
从俄乌冲突推及开来，当代俄欧、中东、印巴、南亚等地战端连绵，战况或拖拖拉拉、旷日持久，或虎头蛇尾、不知所踪，战局始终难见大开大合的进攻或溃败迹象——即便此前苏军、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战亦是如此。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源于武器装备的升级：无人机的出现、精准打击能力的提升、火力配置的增强等，导致大规模行动难以实施，歼敌数量只能以营连排为单位零星统计。
但对比70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美军对志愿军的火力倾泻强度，远超当前俄乌战场数倍之多，其炮兵打击精度已达相当水平，战场目标定位并非离开无人机便无法实现。然而，面对上甘岭战役中“范弗里特弹药量”的狂轰滥炸，志愿军依然气势如虹、不怕牺牲，打出了严防死守、机动灵活、大开大合且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第15军伤亡率达65%（1.1万人），仍坚守阵地43天；而2023年扎波罗热反攻中，乌军第47机械化旅在伤亡30%后即丧失进攻能力，这种牺牲意愿的差距直接影响着战场走向。研究显示，信息化条件下的现代军队，承受伤亡阈值已降至10-15%（俄军义务兵）或15-20%（雇佣兵），超过即面临崩溃，与当年志愿军的坚韧形成鲜明对比。
当今俄乌战场的火力密集程度，固然影响着对抗双方的进退速度，但并非根本决定性因素。问题的本质在于军队的精神状态与组织方式所形成的综合实力。战争的艺术，在于以较少牺牲换取对方的较大损失，这要求先锋队付出较大牺牲以换取全局主动，从而打出优秀的交换比，展现出战场上的如虹气势。
中国解放战争的塔山阻击战、抗美援朝的铁原阻击战与上甘岭战役中，整连、整团甚至整师的建制都几乎打光，派上去的先锋队明知必死，却作为作战集体依然英勇冲锋，以局部的集中牺牲换取大部队行动的时间与空间。这种精神在二战苏德战场的苏联军队中也多有体现。从官兵关系的对比中更能看出组织力的差距：解放军淮海战役期间军官伤亡率达22.3%（高于士兵），而2022-2024年俄军军官阵亡率仅5.4%，多因远离前线导致指挥失效。正因如此，从苏联红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能南征北战、纵横捭阖，打出人类战争史上不可思议的战力与气势。
今天，全球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军队，秉承“个体利益永远置于集体之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个体主义价值观深入人心，要让个体将利益置于集体之下，难如登天。这反映在俄乌战争中，便是指望职业兵和雇佣军“牺牲局部换取全局胜利”的意图无法实现——再小的作战单元也不会为大集体坚决赴死。虽然战场上时有英勇的个体牺牲、保护同伴等现象，但这始终是个体在无可退路时激发的本能，或是战友间个人情感的作用，无法上升到组织层面，更无大逻辑、大思路与战争艺术可言，不可能打出“以时间换空间”的大纵深、大交换比。即便明知这种状态会导致整体牺牲更大、死伤更多，也无力改变，最终迅速演变为胶着战与消耗战，旷日持久地打成泥潭。
由此可见，二战及中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能打出恢宏气势，主要在于苏军与解放军这两大无产阶级军队的引领——这些战争已非资产阶级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冲突，而是带有阶级对决的性质。无产阶级军队的主要目的是实现阶级翻身解放与保卫祖国，具有无比正当性；而美欧俄乌等资产阶级军队，则是为了保卫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资本利益（其中也夹杂一些国家利益）。这种本质差异，直接导致军队价值观、军事思想、作战方法等大相径庭，最终使战况呈现出悬殊差别。
六、西方黄昏的血色
乌克兰战火映照出西方霸权的黄昏血色。这场冲突不仅是地缘政治的角力，更是冷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由盛转衰的历史注脚，暴露出其内在的结构性危机。
乌克兰在“颜色革命”后，沦为西方棋局中的牺牲品。亲美政权自毁军备，甘当北约东扩的马前卒，致使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工业体系崩溃。西方的“援助”实为维系战局的输血，将乌克兰变为地缘政治的筹码。2025年美俄首脑阿拉斯加会谈在即，双方博弈焦点已渐清晰：美方要求俄保证不对北约本土开火，并默许俄控制乌东四州；俄方则要求解除SWIFT制裁及北溪2号重启。这场会谈或将撇开欧盟直接瓜分利益，而欧盟早已被架空——德国因能源危机损失GDP 6%，法国抗议者更是举着“退出北约”的标语冲击爱丽舍宫（2025年3月），泽连斯基政权注定成为被抛弃的棋子。乌克兰的悲剧印证了西方“民主输出”的本质：以自由之名行掠夺之实。
俄罗斯的资本主义复辟同样陷入困境。苏联解体后，国有资产被寡头鲸吞，经济依赖能源出口，科技发展停滞，腐败现象丛生。俄乌冲突暴露了其军事体系的深层问题：指挥僵化、装备陈旧、后勤瘫痪。虚胖的表象下，是制度性衰败的真相。从超级大国沦为二、三流国家，俄罗斯的困境折射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失败。
美国霸权在20多年间更是不断衰落。“9·11”事件撕开了单极霸权的神话，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耗空了国力，反激出全球反美浪潮。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实则是霸权衰落的自白。俄乌战争中，美国借制裁转移国内矛盾，却无力单独掌控局势，而美俄首脑阿拉斯加会谈本身，或将成为单极霸权衰败的又一注脚。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元霸权已出现松动迹象：能源交易去美元化进程加速，印度以卢比-卢布结算的俄油占其进口量40%，沙特2024年接受人民币结算的石油份额升至18%；全球央行2023年购金达1136吨，其中中国增储289吨，俄罗斯则抛售黄金换取军火，这些都在动摇西方金融体系的根基。
血色乌克兰、虚胖俄罗斯、衰落美国，共同勾勒出资本主义体系的暮色图景。当前，全球反霸权浪潮汹涌，中国倡导的多极化获得广泛支持，中东、拉美地区正挣脱西方控制，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挑战着旧秩序。俄乌战争的硝烟，成为西方黄昏的里程碑——它宣告了单极霸权的终结，预示着更平等多元的世界格局正在加速到来。在西方黄昏的血色下，人类文明正走向新的黎明。
七、东方破晓的曙光
俄乌战争印证了冷战后资本主义体系由盛而衰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对照出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东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辉煌业绩。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战争所具有的正义性、群众性、组织性三大特征，催生出无比气势磅礴的宏大战争叙事。随之而来的是，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由弱变强、如虎添翼，实现人与武器一体化的“软硬件”最佳配置，对敌形成压倒性优势。
与俄乌战争不同，二战中的苏联凭借社会主义集中化工业体系，年均生产超2.5万辆T-34坦克和1.3万架飞机，而德国坦克产量最高的1943年也仅为1.1万辆。苏联的战时动员能力远超德国，总兵力峰值达3400万，约为德军的3倍。在作战态势上，苏联军民不畏牺牲、英勇作战，接连取得莫斯科会战、列宁格勒会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伟大胜利，直至通过十次战略性打击攻克柏林，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
与俄乌战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规模巨大、地域广阔的淮海战役中，以60万兵力对阵80万敌军，历时66天歼敌55万。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胜利，与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据统计，参与淮海战役后勤保障的民工总数达543万人，相当于每个战斗员身后有9名民工提供支援，解放军真正实现了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弹有弹。正如陈毅元帅所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同样与俄乌战争不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历经8个月的5次大规模战役，歼敌数十万，将美军赶回“三八线”并持续向南推进，特别是炮兵力量逐渐形成优势。1953年7月13日夜，金城战役中，志愿军投入1100门火炮，28分钟内发射炮弹1900吨，仅用1小时便全线突破敌军防线，向南推进40公里，共毙伤俘敌5.3万人。战后14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签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这一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显著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俄乌战争的冲突如同警钟，唤醒了人们对和平的深切渴望，世界由此进入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当代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志实现民族复兴，在克服千难万险中埋头艰苦奋斗，筚路蓝缕、砥砺前行，正迈向更加恢宏壮丽的历史伟业。站在信息化时代的星空下，面对波云诡谲的战争态势，中国人民的目光投向五洲四洋，从民族阶级的觉醒到世界大同的理想，亿万人民焕发出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和顽强意志。
中国军工技术的代际跨越为崛起提供了硬核支撑。在空战体系方面，歼-10C在2025年印巴空战中，使用射程达200km的PL-15E导弹配合预警机引导，对配备射程150km“流星”导弹的印军“阵风”战机形成“超视距碾压”；战略威慑领域，东风-41洲际导弹以12,000km的射程、10枚分导式弹头（MIRV），实现美智库CSIS评估的99.7%突防成功率。这些实力在俄乌战争期间已有展现：2024年11月，中国举办的第15届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珠海航展）签约金额达2856亿元，涉及1195架飞机及各类装备体系出口，歼-20、歼-35A等先进战机及无人机集群的展示，吸引了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900余家公司参展。
2025年5月7日，印巴爆发大规模空战，印度空军损失苏-30、米格-29及“阵风”等多架先进战斗机，而巴基斯坦凭借歼-10C、“枭龙”等中式装备取得压倒性胜利。这场空战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空战之一，双方投入的战斗机数量众多且现代化程度高，预示着未来空战格局的发展走向。同年6月4日，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在南海周边与中国“辽宁号”“山东号”双航母编队形成对峙。中国海军展现出强大实力和坚定决心，双航母战斗群配合默契，舰载机频繁起降执行巡逻警戒任务，严密监视美军航母动向，并出动先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与航母编队协同作战，形成强大威慑，迫使美军航母退避三舍。
这些正面交锋的事实充分表明，中国已成功填补上世纪末苏联解体及改革阵痛所形成的经济衰退和军备空档，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生产总值已于2014年超过美国，2025年更是达到美国的1.5倍。尤其在国防军工领域，上下游产业链协同联动，陆海空天武器装备实现迭代升级并领先世界。2024年9月25日，东风洲际导弹腾空而起，飞越1.2万千米后精确击中太平洋夏威夷以南的预定目标，直接锁定西太平洋美国核心战略地带，展现出空前的战略威慑力和时局掌控力。从嫦娥登月、蛟龙入海，到航母远洋、战机领先、北斗定位，中国多项军工技术成果位居世界之巅，陆海空军事装备综合战力和综合国力全面超越美国指日可待。
深入来看，无产阶级军队的“精气神”在信息化时代已转化为“组织化创新”——如解放军“智能蜂群作战系统”实现无人装备自主协同，让官兵得以专注战略决策；而资本主义军队的困境具有本质性：雇佣兵制（俄瓦格纳/乌国际军团）导致“为钱而战”与“为国牺牲”的逻辑冲突，反映出私有制生产关系无法支撑持久消耗战。从“巴格拉季昂”到“俄乌消耗战”，战争形态演变揭示出生产力决定军事组织形式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因适应智能化生产力（能集中资源攻关尖端科技）终将胜出。
综上所述，与资产阶级军队相比，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历来凭借的是精气神。过去，我们“钢少气多”，赢得了一场又一场胜利；如今，我们“钢多了”，更要让“气”更足。这股“气”，是军魂之元气，是血性之胆气，是力量之倍增气。有了这种精气神，过去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尚且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如今在敌强我也强的格局中，我们更能稳操胜券！这应当是俄乌战争给予我们的又一深刻启示。
2025年8月13日
作者：江勇浩；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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