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从“顶替就业”到“行业门阀”演变中的社会失衡与反思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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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从“顶替就业”到“行业门阀”演变中的社会失衡与反思
2025-05-04
一、“顶替就业”演变为“门阀”的过程
上世纪80年代，知青回城、科技人员家属户口农转非、外地人员回城，为解决城市就业压力与知青安置问题，国家推行了工人子女顶替制度。根据政策，工人退休或退职后，其子女可顶替空缺岗位，最初仅限企业工人，后逐步扩展至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这一制度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具有双重意义：其一，通过劳动力代际更替缓解城市失业潮，1978年国务院文件明确退休工人子女顶替政策，为知青返城开辟通道；其二，以家庭纽带维系职工队伍稳定，降低国企管理成本。
这一政策在执行中逐渐异化。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顶替制度，在实践中演变为利益固化的工具。部分地区和单位自行扩大范围，允许干部退休后子女接班，甚至通过伪造档案、提前退休等手段抢占岗位，导致技术工人流失、企业效率下降。更严重的是，顶替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制”结合，形成了行业内部的封闭生态。在银行、电信、烟草、石油、铁路等垄断型国企中，子女顶替成为默认规则，工人群体逐渐形成“代际传承”的职业路径依赖，更为严重的是党政机关顶替和安排子女就业，逐渐形成了官二代走上领导岗位，结成裙带、秘书形成的关系网。
二、从“接班”到“官二代”“二代特权”
1986年，国务院正式废止子女顶替制度，推行“面向社会、择优录用”的劳动合同制。但表面的市场化并未根除就业不公。国企招聘转向“内部优惠”，加分政策（如鞍钢对职工子女笔试加10-15分）、定向岗位预留等，党政机关的“顶替”和内部就业，“官二代”“行业二代”形成变相世袭。垄断行业的“金饭碗”属性加剧了这一现象，电信、石油、电力等企业因地理位置偏远、福利优厚，成为内部子弟的就业首选，而社会招聘则沦为形式。
这种“二代特权”的本质是资源垄断与权力寻租的结合。一方面，国企岗位被视为“国家资源”，本应公平开放，却因内部操作成为家族利益交换的筹码；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与市场规则的错位，使得监管形同虚设，公务员队伍的“官二代”显现更让垄断行业效仿，甚至官企组成利益链。2012年湖南邵阳自来水公司因拒绝为退休职工子女安排工作引发血案，暴露出政策废止后潜规则依旧横行。更深远的影响在于，这种封闭的就业生态挤压了寒门子弟的上升通道，加剧社会阶层固化。
三、从“社会责任”到“一切向钱看”
行业差异、就业不公的蔓延，催化了社会价值观的畸变。顶替制度及其变种传递出“拼爹优于拼搏”的信号，导致公众对公平竞争失去信心。部分知识分子与公知群体进一步推波助澜，宣扬“读书为赚钱”“血统优越论”等功利主义观点，消解了知识传承与社会责任的价值根基。这种思潮与市场化进程中“效率优先”的片面导向结合，形成恶性循环：企业为追求短期利，忽视技术积累与人才培养；个人为谋取私利，将关系网络凌驾于能力之上。
值得警惕的是，行政权力与市场垄断的合谋。云南省通信管理局曾牵头四大电信运营商签订垄断协议，通过行政干预限制竞争，最终被反垄断部门查处。此类案例表明，权力不仅未能成为公平竞争的守护者，反而成为垄断利益的“召集人”，进一步侵蚀市场经济的合法性。
四、重构公平与责任的制度设想
1. 法治化监管与反垄断深化。各级党政机关要带头调离子女出公务员队伍，加大对“官二代”的限制；强化《反垄断法》执行力度，尤其针对行政性垄断。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公布的典型案例所示，对“大数据杀熟”“暗刷流量”等新型垄断行为的司法界定，为市场秩序划定红线。同时，应推动自然垄断领域（如能源、通信）的竞争环节分离，引入社会资本参股，打破“铁桶阵”格局。
2. 就业公平机制创新。地方政府可借鉴杭州“青荷驿站”式，通过数字化平台整合求职住宿、岗位对接、创业扶持等服务，降低青年就业门槛。严格审核公务员招考，加大透名度，严肃处理采取不正当手段让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官员，形成全社会的压力；国企招聘，需严格执行信息公开与第三方监督，杜绝“内部优惠”。大庆油田曾因取消子女直接录用引发争议，但长远看，唯有通过公开考核才能提升企业竞争力，才能保证公务员的纯洁。
3. 价值观重塑与社会参与。“三代奉献”的叙事需回归本质。媒体应摒弃对“行业世家”的美化，转而倡导能力本位文化。教育领域则需强化社会责任教育，抵制功利主义渗透。针对公知群体的不当言论，司法与舆论需形成合力，遏制其对社会价值观的腐蚀。
4. 社会保障与代际公平。对于曾为国企发展牺牲的老职工，应通过提高退休待遇、专项津贴等市场化方式补偿，而非延续就业特权。限制官员子女进入公务员队伍的制度，在晋升中规定，同等条件下官员子女最后提拔。同时，国家制定政策，不断完善保障性住房、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重用提拔职工技术骨干和劳模、提倡劳动最光荣，为吃苦耐劳、积极上进的寒门青年提供平等起跑线，最大限度的避免“躺平”心态蔓延。
总之，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平衡从顶替制度到行业门阀，政策演变的教训警示我们：任何以短期矛盾掩盖长期问题的做法，终将付出更大的社会代价。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共同富裕的关键期，唯有通过法治化、市场化与社会化手段的多维改革，才能打破利益藩篱，重建“奋斗者有其位”的公平生态。正如杭州“春雨计划”的愿景——“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政策的使命不是制造特权，而是为每个个体提供破土而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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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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