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应熙:批判洋奴买办蒋廷黻的反动史学观点

 

 

编者按：革命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却是一个激烈的和曲折的历程。蒋廷黻不可能找出革命为何如此激烈和曲折的社会经济根源，因为他没看到人民的伟大力量。虽然本文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政治立场”的影响，具有“历史局限”，但其对蒋廷黻思想的剖析仍然具有思想史价值。

 

因为“旧籍新刊”的凡例是“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所以付印时除个别词句外,于其述事论史悉存原貌,不加改削。只有原书最后一节,讲的是“抗战建国”的现实,不免囿于成见,就把它节略了。

 

蒋著在大陆的出版删减了一些“囿于成见”的文字，但“成见”与“学术观点”难道毫无联系吗？因此我们不对本文进行删减，以供读者参考。

 

蒋廷黻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策士和美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又是我国史学界洋奴买办派“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际关系史的代表人物之一。

 

洋奴买办派史学的形成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爱国史学工作者一起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作了比较有力的揭露，推动了中国人民的反帝高潮。帝国主义老爷们发慌了，开始认识到单靠其国内的御用学者如马士、丹涅特之流的露骨反动的“史学著作”来欺骗中国人民已经不够了，就加紧从洋奴买办中培养一批“历史家”，唆使他们歪曲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事实，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指望收到更大的效果。蒋廷黻正是这批败类中一个最无耻的角色。三十多年来，他在“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的幌子下，一贯散播民族投降论毒素，拼命为帝国主义及其殖民制度涂脂抹粉，妄图麻痹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志。其流毒相当深广，至今仍未完全清除。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蒋廷黻的反动历史学观点进行严正的批判。

 

（一）

 

蒋廷黻的全部“史学研究”都具有非常鲜明的反动党性。他的每一篇史学著作实际上都是披上“学术”外衣的政论，是各有其明显的政治目的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他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诋毁林则徐怕清议指摘而不敢牺牲自己名誉与时人奋斗，却推崇卖国贼琦善，说“在外交方面，他实在远超时人，因为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弊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这明显地是为蒋介石反动集团的不抵抗主义辩护。1933年春天，他发表“1870-1894年间的中日外交关系”，歪曲历史事实，硬说1886年英、日称资本主义国家都赞成朝鲜“中立化”，而惋惜“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失去了稳定（朝鲜）局势的巨大机会”。这是为李顿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中国际共管东北的恶毒阴谋吹嘘。1938年他出版“中国近代史”，更是从头到尾为美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效劳，为蒋介石反共。卖国的罪行找寻历史积据。一言以蔽之，蒋廷黻“研究”中国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全部目的，不外是要为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和蒋介石反动派屈辱投降的外交政策充当辩护士而巳。

 

对中国劳动人民及其革命斗争的刻骨仇恨,是蒋廷黻的反动历史观的一个突出特点，贯穿着他的全部政论和“学术著作”。他咒骂人民群众的“守旧”和“迷信”、认为是“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他诬蔑中国人民的革命为“败家灭国的奢侈品”，对中国近代历史上几次人民革命的高潮，诋毁不遗余力。除了凶恶地叫嚣要加强反革命专政，使用反革命暴力来镇压人民的武装起义以外，蒋廷黻还特别着重使用政治欺骗来分化和瓦解人民的革命力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蒋廷黻就会一次又一次向蒋介石献计，以实行假的“土地改革”来破坏我党和农民的关系，妄想瓦解我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广大人民粉碎蒋介石反革命围攻的斗志。

 

1932-1933年间，蒋廷黻参加了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社，而且还担任过半年左右的该刊主编，拼命推销“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军事镇压配合政治欺骗打垮人民革命”的反动政策。蒋廷黻这些计策，和当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方针、和蒋介石进行对苏维埃区域四次反革命围攻受挫后所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主张，是基本符合的，而和蒋介石幕下政学系头子杨永泰的“长期准备、政权统一”“政治剿共”等反动言论，则更是臭味相投。因此，蒋廷黻很快就蒙美蒋反动派赏识、提拔，又接近并参加了政学系，袍笏登㘯，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中的要角，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介石集团驻联合国代表等伪职！由此可见，蒋廷黻的“学术”和他的政论一起，既是他为主子服务的工具，又是他弃学从政、狗苟蝇营的终南捷径。

为了替他的反动史学观点争取更多的市场，蒋廷黻花尽心思进行伪装，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专心“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学者”。

 

伪装之一是标榜美国实用主义的多元史观。他提出要以“经济冲突、环境变迁、社会心理”作为决定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特别还主张研究外交史必须注意外交的文化背景，为由于“各国有其文化的特殊传统”，所以“毎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外交”。这祥，蒋廷黻企图给人们一个印象，仿佛他研究历史、外交史已经充分考虑到各个方而包括经济方面的因素，相当全面，因此所得的秸论就会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另一种伪装是声称尊重史料，标榜纯学术，纯客观。蒋廷黻断言“研究外交史，不是做宣传，也不是办外交，是研究历史。历史学自有其纪律。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材料”。他还说“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这样，蒋廷黻又企图给人们另一个印象，仿佛他研究历史、外交史是完全客观的，是让史料说话的，是诚心为学术而学术，因此所得的结论就会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不容忽视，这些拙劣的伪装仍然有不小的迷惑作用。今天蒋廷黻这具政治僵尸已经为国人所共弃，但是，他所参加散播的多元史观和客观主义的毒素，在国内也远未消除,必须具体分析蒋廷黻的史学著作,戳穿他的伪装。

 

多元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伪装。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产生以后，“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同样，在历史学方面，资产阶级眼看赤裸裸的唯心史观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强大威力面前招架不住，就用实用主义和庸俗进化论来将它改装一下，再来应战。这就产生了多元史观。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鲁宾逊、班兹等入把多元史观标榜为“新史学”，到处贩卖。胡适首先将它贩运到中国来，并于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最先使用这个破旧武器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战斗。以后何炳松等又将所谓“新史学”的主要著作陆续翻译过来，形成了我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一个流派。

 

 

美国“新史学”派表面上似乎是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而的因素，平列起来，等量齐观。其实他们归根结底仍然是主张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将历史动因归之于精种因素。班兹就曾说过：“在所有形式的历史解释中，最新的、最包罗一切的而且最重要的，也许还是最完美地代表着新史学的，就是智力的或称集体心理的解释了。……根据达种历史解释，任何因素都不足以单独说明历史发展的所有方面和所有时期。只有每个历史时期的集体心理才足以解释当代的历史发展。”蒋廷黻的主张和班兹一派相同，在他所列举的三个主要因素中，他也是以社会心理为最重要的因素。这种多元史观的唯心本质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现象虽然复杂，但归纳起来，不属于物质生活方面，便属于精神生活方面，前者是基本的，后者是从属的，不能并列。蒋廷黻列举的三项因素中，地理环境属于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本不能起主要作用；他又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否、歪曲为“经济冲突”，而有意把社会心理这个因素的作用夸大起来。其目的都在于从根本上进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从而抹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解除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战斗的理论武器。

 

至于要求史学研究“超政治”、“纯客观”，片面夸大史料学的意义，以为只是在史料考订的基础上历史学才能够成为科学，这原是从朗克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流行观点。傅斯年在主持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后，大力宣传“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使它在我国史学界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蒋廷黻乘着这种风气，也自称尊重史料，是纯粹客观的研究，用意则在于掩盖他的史学著作的反动党派性。他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国际关系的论文，往往在平铺直叙的纪事当中，夹杂几句分析，宜扬他的反动论点，这是他常用的阴险手法。

 

在这篇文章中，蒋廷黻一开头就说研究中日外交关系有许多困难，因为偏见和感情会使历史学家不易公允地处理史实。他指摘许多历史学家是在历史研究的外衣底下来进行巧妙的宣传，不是想替中国说话，就是想替日本说话。他自称要根据史料作一番平铺直叙的纪述，并且说已经对每一条有关的中国史料做了批判性的考证。为了表明他自己的“客观”和“公允”，蒋延黻还在文中两次“批驳”美国史学家特里脱，说特里脱对中日外交的论点是“巧妙的宣传但是很坏的历史写作”。

 

蒋廷黻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写这篇文章，他教导读者要忘记日寇侵略我国的血淋淋的事实，以为这祥才能够不受“偏见”的影响，才能客观和公平。果真是这样吗？蒋廷黻是“客观”地研究中日外交史的吗？

 

完全不是。蒋廷黻“研究”的结论和他假惺惺地“批驳”一通的特里脱殊途同归，两个人都认为1886—1894年清政府不应该加强和朝鲜的关系，而应该接受把朝鲜‘国际化”。中立化”的计划。著名袒护日本帝国主义的特里脱写道：

 

“正是（清政府）这个新政策引起了中日甲午战争。如果中国及早放弃“宗主国’的地位，那末，由中国与日本缔结条约，或者缔约国包括沙俄和英美在内，来规定朝鲜的国际化，完全是可能的。”

 

而蒋廷黻也说：

 

“我想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失去了稳定（朝鲜〉局势的巨大机会。....他们没有看到国际保证的利益。……他们对（中国和朝鲜）的历史关系想得太多了，以致未能及时作出必需的调整了。”

 

两方的语言何其相同，而这都是在李顿调査团报告书发表后不久所写的。

 

必须指出，朝鲜与我国自古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在十九世纪末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益严重的条件下，中朝两国在反抗侵略者的问题上，利害完全一致，为反抗侵略而相互加强联系，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由于清政府中李鸿章官僚买办一贯采取对外国侵略者妥协屈服的外交政策，他们并没有尽力帮助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反而幻想“以夷制夷”，劝导朝鲜政府和西方国家广泛建外交和贸易关系，这就为西方资本王义国家侵入朝鲜创造了机会。到了1886年后，清统治者一方面竭力加强自己在朝鲜的影响，另方面又夸大了自己的所谓“宗主国”的地位，引起了期鲜人民的正当不满。不管清政府对朝鲜问题采取了这样错误的政策，中、期人民在反抗资本主义侵略的战斗中还是密切合作的，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朝鲜人民对中国军队反抗侵略的战斗，还给与充分支持。这充分证明了，加强和朝鲜的联系，共同抵抗外国侵略，是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唯一正确的政策。清朝外交的失败，正因为没有执行这样的政策，至于蒋廷黻和特里脱所吹嘘的所谓朝鲜“国际化”，在1886年资本主义列强在远东矛盾日益尖锐的条件下，并没有实现的可能。从本质上说，这种“国际化”规划也只是为资本主义强盗们的侵略扫清道路。不论从中朝两国的共同安全着想，不论从中朝间传统“宗藩关系”所规定中国对朝义务着想，中国都没有理由去支持这种计划。把朝鲜“国际化”计划的没有实现说成是中国外交的失败，那只是蒋廷黻的伥鬼的逻辑罢了。

 

 

蒋廷黻在谈到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时,也和特里脱一样,把战前十年间清政府对朝政策列入引起战争的远因，这是对历史资料的明显歪曲。一切史料都可说明，战前十年日本在朝鲜的侵略日益加强，到了1892年，日本对朝鲜的商品输出，比中国多出22%，而其中属于日本国内产品的占87%，这比起主要是转运洋货的中国商人，就占到更大的优势。在这十年间，日本和美国互相勾结，侵略朝鲜，美国人德尼・墨贤理等在日本的建议和支持下也插足朝鲜政治，大肆活动。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资产阶级自觉在一切方面准备巳经完成，就故意制造口实，挑起这一侵略战争。关于美日勾结的活动；就在李鸿章的电稿中，已可以找出许多证据，蒋廷黻却视而不见，避开不作任何分析。这也可以看出他所“尊重史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情。实际上他是极力歪曲史料，企图为美、日帝国主义者卸脱侵略罪责。

 

通过对蒋廷黻这篇文章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出在他的“公正”假而具下包藏着怎样的祸心。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代表反动统治阶级的历史家是不可能以客观的态度来写历史的，因为他们害怕揭示历史的真相，不敢历史地论证他们本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动统治阶级的历史家也是不可能真正尊重史料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才能丝亳不掩饰自己的历史研究的党派性，也才能以真正的客观态度，科学地探讨历史的规律。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强调研究历史要从史料出发，要“依靠大量的、经过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来解决历史研究上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将研究停留于史料考订上就以为满足，而必须在充分掌握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进行研究，以达到正确的结论。

 

这是两种历史观相互剧烈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蒋廷黻正是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他痛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因此他的历史观处处都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对立。

 

历史观的对立，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就宣告了蒋廷黻反动历史观的破产。今天，被蒋廷黻鄙为“落伍”“迷信”的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美蒋反动派的反革命武力、将他们赶出了中国大陆。蒋廷黻看作世界的“中流礁柱”并预期它将在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竞争”中获胜的美英帝国主义也已日簿西山，气息奄奄，帝国主义已不会有很长的寿命了。蒋廷黻根据他的反动历史观来估计事物的发展，他所预料的全部不能实现。这都说明了，蒋廷黻三十年来力竭声嘶地到处吹嘘的西方帝国主义文明，包括他自己的反动历史观在内，一遇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一定要吃败仗。

 

（二）

 

从他的反动历史观出发,蒋廷蔽就着手歪曲中国近代历史,提出了美化帝国主义、宣扬民族投降论、鼓吹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一系列反动论点。现在分别予以揭露和批判。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一个主要敌人。蒋廷黻为其主子服务的第一个主要手法，就是美化帝国主义，歌颂帝国主义万古长存，妄想借此减弱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敌忾。

 

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其历史地位，列宁早已有过确切的阐明。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的阶段，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这一天才论断有伟大的革命实践意义，鼓舞了亿万群众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御用学者千方百计妄想推翻列宁的论断，他们矢口否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硬说帝国主义只是一项政治制度或者一项对外政策，是一切社会经济形态所共同具有的政治现象。他们以庸俗进化论的眼光，竭力从古代埃及、希腊、罗马直到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中去找寻帝国主义及其胚胎。总之，到处都找遍了，就是不肯从垄断资本的发展中去发现帝国主义的根源。

 

蒋廷黻笨拙地仿效他的前辈的语调，也把帝国主义说成好象是对外族进行压迫和武力征服的政策。他否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必然联系，硬说“资本主义可以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他还进一步狂妄地肯定帝国主义是和人类相终始的：“自古石器时代到现在，没有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种经济制度没有行过或试行过帝国主义。人类的起始就是帝国主义的起始.人类的末日才是帝国主义的末日。”

 

蒋廷黻这些论调彻头彻尾是恶毒的诬蔑：作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帝国主义，其经济本质乃是垄断资本的统治。因此，要正确理解帝国主义的概念，必须紧紧抓住垄断资本这一点。垄断资本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保持和扩大自己的统治，总是要加强对本国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并且用尽一切方法向外掠夺原料、劳动力、商品市㘯和投资㘯所的。在垄断资本统治下，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也必然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乃至资本主义上升时翔的对外扩张政策有本质的差异。蒋廷黻故意丢开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不谈，其卑鄙的目的正是要割裂帝国主义的经济与其政策，从而掩盖帝国主义各个深刻的根本矛盾。早在二十世纪初年，无产阶级的叛徒考茨基就曾经经玩弄过同样的手法，遭到列宁的痛斥。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固有矛盾更加尖锐化，引起一系列的战争，并且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四十年来历史的进程已经完全证明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性和历史地位的论断。蒋廷黻想歪曲事实，妄图找出帝国主义永存的论据，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为了美化帝国主义，蒋廷黻还提出另一个荒谬论点，即认为帝国主义是自然科学和机械工业发达的产物，帝国主义就等同于科学时代。他说，自然科学和机械工业“引起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的变迁，如大规模的民治、兼领数洲的殖民帝国、资本阶级与劳动阶级的竞争，支配世界市㘯的大公司等。”他并且认定“科学化”和“机械化”是近代文明也即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明的内容。

 

蒋廷黻把社会发展归结为科学技术发展史并且以科学发展来解释生产关系、阶级斗争、政治制度等等的变化，这正是美国“新史学”派中莫姆福特等人的流行看法，充分表现了以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历史观。关于科学和生产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者确认“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从开始起便是由生产来决定的”，首先是生产决定科学的发展，然后科学的成果叉转回来有助于生产。蒋廷黻等本末倒置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至于蒋廷黻为帝国主义文明涂脂抹粉，把帝国主义说成就是科学时代，那不待说更为荒谬。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较封建制为进步，它确曾创造了比先前一切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伟得多的生产力，因而科学与生产的相互推动作用也较前显著。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深刻内在矛盾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从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迟滞起来。今天，在资本主义“越来越阻碍着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来为社会进步的利益服务”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国家竟将这些新技术“用于侵略外国和威胁本国人民的军事目的，用于制造杀人的武器”的时候，新技术的发现将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进到更新的阶段，敲响了帝国主义制度的新的丧钟。目前，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技术才能够有发展的广阔天地。

 

在竭力美化帝国主义的基础上蒋廷黻进一步施展他为主子服务的第二个主要手法，即在“近代化”的幌子下，提倡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并且不遗余力地为美英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辩护，主张以美英帝国主义作为在中国实行“近代化”的主要依靠。

 

蒋廷黻将十五世纪末年环绕非洲航路的发现称作为世界历史上的“新纪元”，认为从十六世纪初到现在这个“新时代”中，世界历史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东西的合化”或者说“全世界的欧化”。这个“合化”或“欧化”，蒋廷黻又称之为“近代化”。依他说来，中国所要走的就是“近代化”的道路，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明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贬，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蒋延黻这个“近代化”方案，表面上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实行资本主义的方案似有若干相同之点，但是二者却有根本的区别。民族资产阶级虽也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援助，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他们是有反帝要求的，蒋廷黻则是无保留地主张向帝国主义特别是美英帝国主义卖身投靠。

 

蒋廷黻用尽了所有的好字眼来歌颂美英帝国主义。在他的笔下，英国人贡献过“不列颠和平”，不愧为伟大的民族，英国的内政、外交都是欧洲共他国家所不及的，简直是全世界的砥柱。谈到中英外交关系，英国在道光时代以前对华外交的目的，“不外善意的劝中国加入国际大团体”，“近百年英国对华的政策是一贯的以推广商业为前提，确实无土地的野心和阴谋”，至于南京条约和其他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那“大部分由于我们的祖先应付世界时潮的不当，井且这些条约的成立对我们虽有其害，也有其利”，所以我们不应对英帝国主义抱仇恨。

 

说到美国，蒋廷黻认为它比英国更加伟大，也更加对华友好。美国人缔遣的“美利坚和平”“对外力的侵略是始终一贯不容许的”，这种和平是“超成熟的”“适合于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能够避免与近代的民族主义敌对，“是美国人对于近代政治的一种贡献。”对于中国，“美国只需通商的机会均等，政治的侵略是无须的”，华盛顿会议以后，美国“切望中国的自强更力热烈，有时比中国人只有过而无不及。”

 

 

这蒋廷黻的谎言掩盖不了血淋淋的事实。翻开中国近代史，就可以看到美英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上并不落后于其他帝国主义，恰怡相反，它们所欠中国人民的血债更为沉重。是谁首次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并且以侵夺香港来破坏我国的领土完整，正是蒋廷黻认为“确实无领土野心的英帝国主义：是谁一贯和日本健略者朋比为奸，多次侵略我国领土台湾，并且在中日甲午战辱后操纵和议，侵夺我国许多重要权益？正是蒋廷黻认为“无须作政治上侵略”的美帝国主义！美国缔造“美利坚和平”一贯不容许使用暴力侵略吗。事实却是，美帝国主义在墨西哥战争、美西战争以至参加镇压我国义和团运动的侵略战争中，多次使用武装侵略来扩张势力。华盛顿会议以后美国热烈切望中国自强吗？事实却是，1927年收买蒋介石破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31年及以后多年间纵容并不断以战略物资支持日寇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在美日谈判中阴谋出卖中国，最后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近六十亿美元的对蒋援助杷中国人民拖进内战的血海。至于蒋廷黻说到美国对近代政治的贡献，美国在侵略弱小民族中的砜是“贡献”了一些特殊方式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雅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蒋廷黻的买办史学，也就是美国精神侵略的产物之一吧。

 

在对美英帝国主义感恩戴德之余，蒋廷黻便衷心响往于中外反动派结成同盟，推动所谓“近代化”的局面。他很欣赏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洋务运动，把曾、李等推祟为“五个大领袖”，特别吹捧李鸿章为“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赞扬这批人办洋务是“步步向前”的“自强运动”。蒋延黻认为洋务运动唯一的缺憾是“不彻底”，领袖人物还不够新，还没有集中的政权作后盾。怎样才能够彻底呢？依着蒋廷黻的意见，一方面，“我们如能在现代化的程序中竭力图欧美资本及技术的合作，……进步必可一日千里”，就是说，要进一步依靠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不统一，我们的近代化就不能进行。统一政权不集中或集中而运用不大胆，不猛烈则近代化虽进行而不能快”,就是说,要加强反革命专政。幸好，这两方面都有蒋介石来做了，所以蒋廷黻賛颂蒋介石说：“近年蒋先生鞭策全国向近代化这条大路上迈进”“全世界无不承认我民族巳踏上了复兴之路”了。

 

明显得很，蒋廷黻这种依靠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来完成的“近代化”，决不可能是实行资本主义。因为欧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是绝不会在殖民地附属国中发展资本主义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正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切断了中国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压迫和窒息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在客观要求上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不能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那末，怎么还能设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之流会发展资本主义呢？这不是与虎谋皮吗？蒋廷徽的“近代化”既然正是依靠这些人来完成，那就一定是不折不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道路无疑了。

 

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间尖锐斗争和其他原因，中外反动派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的局面不能长久维持而经常发生变化。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了侵略战争。在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面前，中国人民的各个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都团结起来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作为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蒋廷黻对于民族战争是一般反对的。为替他的帝国主义主子服务，他使用了第三个主要手法，宣扬唯武器论，散布战争恐怖和民族投降主义，妄图削弱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蒋廷徽曾经悍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辩护，认为这是“无所谓善恶”的、“强者与弱者是周等的须负责”的“天然现象”。据他说来，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几次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都是中国自取其咎的。鸦片战争是由于清朝不肯给英国平等待遇，所以中国该打，中日甲午战争是由于中国不肯接受朝鲜“国际化”，及早放弃对朝鲜的联系，所以中国该打，义和团战争是由于“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妄想用“民心”来对外：所以中国更该打。这种论凋充分暴露他为虎作伥的民族叛徒的面目，完全抹杀了每一次侵略战争都是帝国主义者蓄谋发动的非正义战争。鸦片战争前1832年英船亚美斯特号在我国沿海进行侦察活动后的侵略战争方案、甲午中日战争前陆奥宗光蓄意挑起战争的阴谋活动……铁证具在，不是蒋廷黻所能抵赖得了的。

 

蒋廷黻还虚伪地以权衡利害为理由，认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中国“姿协有利，而抵抗有害”。他声中国由于落伍，抵抗是命定要失败的。“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入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战败以后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因此，他极力赞扬从琦善、李鸿章直到蒋介石、汪精卫的妥协投降路线,而讥笑“民心可用”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说“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

 

中国人民英勇的斗争完全粉碎了蒋廷黻之流的唯武器论和民族投降主义。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沿海人民就以热血写下了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光荣历史的最初一页。“犁锄在手皆兵器”的广东三元里人民在英国的侵略军直迫广州城下、清朝军政大员向敌人屈辱投降的时候，挺身奋战，给侵略军以很大的惩创，使侵略者不敢再在广州近郊横行无忌，不得不狼狈退出虎门。在广东人民指斥侵略者的文告中，表现出人民对自己具有粉碎侵略者进攻的力量是有高度自信的。他们藐视侵略者“有何才能”“妄称强盛”，他们警告侵略者“尔若不退出虎门，自有千百烧船妙法，烧尔片帆不返。”

 

这种反对侵略者的坚决态度，表现了中华民族大义凛然，不畏强御的优秀品质。在反帝斗争的开端就迸射了夺目的光辉。

 

事实完全証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是物而是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在这方面，进行反侵略战争的人民总是要比侵略者占到很大优势的。如果人民能够善于运用和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就能够取得胜利，打败帝国主义纸老虎。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的几次民族战争中，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失败的原因绝对不是象蒋廷黻瞎说的由于我国的落伍，军器、纪律……都不如人。失败的原因主要由于清朝统治者仇视人民而不相信人民，反而摧残人民的力量。清朝官吏中的抵抗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曾经和人民结合抗敌，但是他们在清朝政权申井不掌握实权、而且由于他们本身的阶级局限性，也不可能真正发挥人民战争的有利因素。至于作为反侵略战争主力的人民抵抗力量，基本上还是自发的，还缺乏正确的思想领导，没有彻底打败侵略军的精神条件。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还是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前途抱着乐观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17年，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多少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全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长期的艰苦的反帝斗争锻炼了中国人民，准备了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精神条件。“自从中国人民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最后，积一百零九年的战斗经验，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美蒋反动派，真正开辟了亚洲的新纪元。事实宣告了唯武器论和民族投降主义的完全破产。

 

（三）

 

1960年6月1日，陆定一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全国文教战线群英大会上致词。他指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特点，首先在于它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是同帝国主义的文明势不两立的。”他又指出：“铁托修正主义集团的‘理论’，同我国买办资产阶级的论调极其相似，是帝国主义走狗的‘理论’。”陆定一同志的致词给我们以很大的层发，使我们认识到批判买办资产阶级的论调的重要意义。蒋廷黻的反动史学观点，有其一定的代表性，在国内外有过不小的影响。彻底批判蒋廷黻，将有助于肃清帝国主义文明的残余影响，而且还可以提高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国际关系史若干重要问题的认识，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该担负起来的战斗任务。

 

(作者：金应熙;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1年第2期，第 7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