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保良：北方局与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鼎立”之势的形成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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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保良：北方局与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鼎立”之势的形成
2025-08-25
【内容摘要】日本侵华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促使国内各政党、派别、团体、民主人士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取代国内阶级矛盾而转化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八一宣言》，提出“兄弟阋墙外御其侮” 的抗日救亡主张。同年底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总策略。在全面开展爆发前，已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关系。
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步步进逼，不仅整个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热河、察哈尔也先后落沦陷。1935年，日本更进一步策划“华北事变”，逼迫南京政府放弃对华北地区的统治权，蓄意吞并整个华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急剧尖锐，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问题。抗日救亡，已经成为全中国各政党、各军队、各阶级、各阶层的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做出战略性政策调整和转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要求再次与国民党合作，同仇敌忾，共同抗日。
一、中国共产党确立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总方针，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即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三个阶段。“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于9月20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必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群众的民族自决”。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决议错误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是为进攻苏联和中国革命，忽视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的事实，仍旧强调国内阶级矛盾。因此，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错误口号，强调贯彻“在拥护苏联的根本任务之下”，进行反日、反蒋的方针，严重影响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宣言》指出：“（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这是统一战线策略上的重大进步。但是，宣言仍然是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及国内革命战争“联结起来”；在三个条件下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也只是作为借以“揭露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和表示苏维埃红军的抗日决心”。1934年4月12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迈出了更大一步。
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集中力量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并“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中共中央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才成为可能，将全党的总方针、总政策转向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具备了必要条件，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建立由此成为可能。
遵义会议解决了当时党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由于战争局势和时间的紧迫，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未做出决议。1935年7-8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提出建立世界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就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与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厉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有别于过去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左”的口号，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谈判，发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这个政府“应当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承担抗日救国的民族责任。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巴黎《救国报》和《共产国际通讯》发表，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大团结和全国抗日新高潮的出现。同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抗日救亡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唯一出路，“目前反日讨蒋是党的主要任务”。中日民族矛盾正逐渐代替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策略方针应当是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即开展下层统一战线工作，又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相互推动和加强，联合一切抗日讨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再次呼吁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武装起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这两个宣言为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进一步转向了抗日救亡的方向。
从上述情况看，从“九一八”事变中国共产党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到《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抗日讨蒋”，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突破了原来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开始转向联合一切抗日救国力量，实行“在某种程度内或可能实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内政政策。但是，由于中央红军还在长征途中，还不得不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二、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
总策略，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瓦窑堡会议决议开辟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新局面。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这是目前时局的最基本的特点。”从这一实际出发，会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而“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它是全中国一切反日反卖国贼力量的联合战线的政权组织，也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领导机关。会议同时批判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瓦窑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次会议明确地制定了建立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各团体各民主人士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标志着党的抗日救亡政策的重大转变。由于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军事“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仍是“抗日反蒋”。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开展了对张学良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掌握着几乎整个国家的军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故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包括蒋介石在内。“抗日反蒋”不利于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特别是中间阶层难以接受。为迅速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着大约是从1936年2月开始到9月间完成的。1936年2月，宋庆龄派董健武到延安，会见毛泽东，要求国共合作抗日。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出《目前应团结抗日，不应发布讨蒋令》的指示，指出：“在此时机发布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帜弄糊涂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建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对象。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五五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促进了国民党阵营内部的转变，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较大反响。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国民党）手中”，强调中华民族正处于非常危险的关头，只有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才有出路，并把“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表示：“中共准备着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要求国民党给予人民民主权利，减轻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是中共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新宣言，是促进国共再次合作的重要举措。8月29日，毛泽东等在《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指示中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和蒋军不得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军的目的”。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口号，也是不适当的”。9月15－17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要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的参加抗日，并在抗日战争中保持“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性，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这是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同时也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转向了“逼蒋抗日”阶段以及这一政策的完善化。
但是，实现国共合作的道路并不平坦。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进攻红军。张、杨被迫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惊悉事变，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提出“和平解决”的策略主张，并挫败了亲日派的内战阴谋。1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说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是由“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并派周恩来到西安从中斡旋，和平解决事变。蒋介石被迫做出口头承诺：“今后绝不剿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次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形成了在新形势下的国共合作，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共产党实施“联蒋抗日”的方针提供了条件。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向国民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电文发出第二天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2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在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中国共产党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实际行动：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做出积极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应得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这是国共合作的进步，也是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的实际进展。1937年2月15-20日，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坚决斗争，否决了亲日派汪精卫提出的“剿共”方针。国民党的中央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做出坚决抗日和完全放弃“剿共”的决议，却在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抗战”二字。这是国民党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之后，1937年3-6月，国共双方举行了多次谈判，虽然没有在政权、军队、边区等主要问题上未达成协议，但是开启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大门，为以后的谈判奠定了条件。
三、对张学良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率东北军退守关内，从此落下“不抵抗将军”的罪名。1935年9月，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指挥东北军、西北军“围剿”陕北红军。但由于士气不振，连连失败，东北军第57、109、106三个师先后被红军消灭，2师长阵亡，2师参谋长1死1俘，6团长不死即俘。沈克之师动摇。这些损失非但得不到补充，反而被取消番号，扣发军饷。在“剿共”问题上，张学良与蒋介石也发生分歧。
此前1935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中央联络局，又称西北联络局，对外称“外交部”。李克农任局长，由周恩来和叶剑英领导，从事对国民党、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接着，中共中央又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兼任主任，李克农等协助，重点做张学良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鉴于东北军进攻失败及暂无发起进攻的时机，11月26日，毛泽东写信给东北军第57军代军长董英斌，委托释放的该军军官带往，劝其“勒马悬崖”，速与红军议和。信中称：红军为打倒帝国主义而战，为打倒投降帝国主义之卖国贼而战，希望与东北军约定：（一） 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 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 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
而与此同时，1935年11月，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会后，秘密奔赴上海，密会因“新生”正在服刑假释中的杜重远和刚从苏联回到上海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之后，刘鼎（中共秘密党员）到张学良部工作做助手。张学良还以东北大学校长身份，命令召见学生会代表宋黎（中共地下党员），寻找与共产党的联系途径，并把宋黎留作秘书。1936年1月初，中国共产党释放了前在榆林桥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1月16日，高福源返回陕北。李克农随同他向毛泽东、周恩来做了汇报。毛泽东当场决定，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前去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1月19日，李克农与张学良军行第一次谈判。3月4日，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次日，双方达成如下协议：（1）互不侵犯，各守原防；（2）红军同意67军在富县、甘泉、肤施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3）甘泉、肤施两城现驻67军部队所需粮草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4）恢复红白区之间通商。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开始了历史性会谈，就一致抗日、互派代表、交通、通商达成共识。这次会谈是张学良走向联共抗日的转折点。之后，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并设立了办事处。
193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的“三位一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争取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张学良、杨虎城现已不完全接受蒋介石的指挥”。毛泽东在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强调：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要在政治上团结东北军。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要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部队，目前的主要关键，是在使东北军脱离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在东北军中建立他们自己的核心，并建立共产党的小组和支部，“组织应该完全是秘密的，小组间暂时不发生横向联系”。7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周恩来报告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称赞周恩来领导的这项工作“可为很好的模范”。并且提出：过去我们的工作方针，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开展游击战争，第三建立抗日联合战线。“以后的工作方针还是以前的三个，但次序要变更，第一是联合战线的扩大，应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现在大家应该出马，不应该关起门来。不仅要注意上层，还应该抓紧中层的工作。红军的行动也应该配合这一工作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这个提议。
同年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共同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更加巩固。10月4日，周恩来、潘汉年转呈张学良《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
中共中央这个时候的策略明显的是尽可能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上述毛泽东给董英斌的信中，以及在12月5日给原陕西省政府主席，时任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及其密友杜斌丞的信中，这种策略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9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四、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最初开展对杨虎城十七路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在北方局领导下进行的。1935年6月9日，何应钦与驻华北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郞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方面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宪兵第三团。何应钦和驻北平的蒋系军队撤离后，华北相继换成了冯玉祥系的军队。“因南汉宸与冯（玉祥）系上层关系较多，为便于开展工作，组织决定把南调回华北，到北方局工作”。
南汉宸是北方局联络局领导人之一。北方局联络局在王世英和南汉宸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成就。“一二·九”运动后，南汉宸和王世英密切合作，与国民党军政界不少人物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在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界，也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合作关系。1930年以前，北方局联络局把在国民党内部的工作称为“官暴工作”，而后称为“打入工作”。早期，周恩来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35年前后，这项工作归联络局管辖。南汉宸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熟悉北方各派系的情况，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和上层人物的关系，杨虎城、邓宝珊、续范亭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均为其“莫逆之交。”
1935年10月，南汉宸约与在北平做地下工作的申伯纯在天津会面，传达《八一宣言》精神，同时向申伯纯表明：“根据组织上的意见，主要是和你商量如何去开辟十七路军的工作问题”。11月初，申伯纯赴南京拜会杨虎城。杨虎城当时正在南京出席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住在邓府巷二十八号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申伯纯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精神，并建议十七路军与陕北红军建立互不侵犯协定，停止内战，联合一切军队抗日。杨虎城表示赞同，并嘱咐申伯纯“名义上说是帮我办选举，真实的情况不要同任何人讲”。杨虎城安排申伯纯住在南京中央饭店。12月初，申伯纯乘杨虎城专列由南京返回西安。途中，杨虎城提出希望知道具体合作事项，并要求申伯纯向南汉宸转达他的要求。申伯纯即由徐州站下车返回天津，向南汉宸汇报南京之行。南汉宸立即请示北方局并拟定了六项办法：“一、在联合抗日的原则下，双方停战合作；二、在现有的防区内（可商定），双方互不侵犯，必要时可预先通知，互为退进，或放空枪、打假仗；三、双方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四、甲方在可能条件下掩护乙方往来人员的交通进出；五、甲方协助乙方购买通讯器材，医药用品和其它物资；六、双方在适当地点建立秘密交通站，以加强联络和便利往来交通”。 16日，申伯纯由北平赴西安，把南汉宸的亲笔信交给杨虎城，并转告他南汉宸将派专人前来商谈具体条件，沟通与陕北的关系及建立秘密交通站等具体意见。
同年12月5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说明“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敝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随后派汪锋为代表，手持他的亲笔信到西安求见杨虎城。但由于与汪锋素不相识，杨虎城将汪锋送交军法处严密监护，并立即派人到天津找南汉宸查证。南汉宸在请示北方局后，介绍王世英由天津到西安，促进杨虎城的合作步骤。汪锋与杨虎城交谈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七路军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过去共产党的左倾错误，重点传达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南汉宸提出的六项办法的基础上，经过王世英、汪锋的积极努力，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签订了“四项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三、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预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杨虎城是“第一个接受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后，王世英和汪锋离开西安，由王世英到红军东征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从此，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进入与中共中央直接进行联系的阶段。随后，“中共中央派出张文彬同志常驻杨部任联系工作”。
除派王世英和汪锋外，中共中央驻第三国际代表团还派王炳南到杨虎城部队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自靖国军时期起就一直担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两人私交甚厚。1936年春，王炳南奉命从德国回国，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经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劝说，对推动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起了积极作用。杨虎城“相信共产党，把自己和部队的命运完全和我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南汉宸还把中共党员、东北人孙达生和张学良的老朋友高崇民介绍到西安，负责协调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关系。
9月，毛泽东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10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到1936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除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作者系河北省委党校教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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