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涛 孟俭红 | 民族觉醒：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分割和掠夺，中华民族逐步觉醒，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抗争，其中以抗日战争作用最大。习近平指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那么，抗日战争则实现了彻底的觉醒。各民族同胞在抗击日寇侵略中自觉形成命运共同体，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谱写了民族团结抗战的宏伟篇章，并铸就了影响深远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击日寇的爱国行动使各族人民空前凝聚在一起，激发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传统中国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没有中华民族的意识，其概念的产生和内涵的赋予都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中国近代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孙中山也主张“五族共和”，“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理解有一个逐步发展的历程。党的二大宣言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但其内涵却是变动和模糊的，有时指中国这一政治共同体，有时指汉族，有时指与少数民族并列的某一民族。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布《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中华民族”才正式成为中国内部多民族共同体的指称。

 

【新疆各族人民为支援抗战捐献战斗机举行命名典礼大会。】

抗战时期没有“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但此之前，早已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方式是渐进式的和平融合，战争则起了催化作用。纵观鸦片战争以来的历次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催化作用最为巨大。在抗日战争前，我们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了很多仗，但没有哪个帝国主义国家想把中国一口吞掉，能够灭亡中国、灭亡中华民族。而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整个中国变成殖民地，其战略部署、战争规模远超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有两手，一手是武力占领，一手进行各种威胁、利诱、分化，特别对我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区，利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矛盾进行挑拨、瓦解，工作做到无孔不入的地步。日寇的步步紧逼，一次次触动了各族人民紧绷又敏感的神经，全民族同危亡、共患难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逐步强化，也加速了各民族团结融合和凝聚一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日本侵华给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各民族以各种方式参与和支援抗日战争。在东北地区，朝鲜族、满族等抗日武装统一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西北地区，青海宁夏骑兵部队和海固回民抗日骑兵团等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直接开赴抗日前线；甘肃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和新疆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回族等开展了一系列抗日募捐活动。在南方地区，湘桂川黔等省的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人民也纷纷参与到武装抗日斗争中。此外，冀中回民支队、湘西苗民革屯抗日军、琼崖抗日独立队和台湾少数民族组织的抗日义勇军，都为抗日武装力量输入了新的血液。总之，在民族危亡关头，各少数民族以中华民族为目标，共同斗争、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

除了战场上奋勇杀敌，各族同胞在生活极端贫困的情况下，还通过开荒垦地、运输物资、捐款捐物、修建机场道路等方式大力支持抗战。其中，广西壮族群众仅在昆仑关战役中，就筹集了1000余担军粮支援前线，组织了数百人的抗日游击队同来犯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新疆各族人民从1937年9月至1938年6月，以募集到的捐款购买10架“新疆号”飞机支援抗战。1943年又开展“一县一机”募捐运动，到1944年8月共捐献飞机144架，超过原计划64架一倍多。一批少数民族有识之士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动员组织群众团结抗日，唤醒了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情怀和抗战决心。据统计，满、蒙、回、藏等40多个少数民族直接投身到了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中，彰显了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族人民形象地将中华民族比喻成一个生命体，各个民族是组成和寄托在这个生命体上的细胞，各个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38年2月创刊的《回教大众》强烈呼吁：“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大基础，假如中华民族沦亡了，我们岂有单独生存的可能！我们为整个中华民族谋生存，同时也就是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那么，我们大家起来吧！”冀中回民更提出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我们有先天抗日任务”的口号。1941年2月，由蒙、回、藏等各民族代表联署的《蒙回藏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告前方将士书》写道：“我们都是边疆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宗教、语言、习惯虽有不同，但我们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一家人，有着一条心。”文中“手足枝叶”的比喻，精准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有力回击了日本侵略者妄图通过宣扬“满蒙非支那论”肢解中国的图谋。（喜饶尼玛：《一份血火淬炼的“共同体宣言”》，中国西藏网2025年4月25日）甘肃拉卜楞寺僧众组织藏民代表团赴前线慰劳抗战将士，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和告全国抗战将士书说：“我中华民族是汉满蒙回藏组成的整个的大国族，同系黄帝子孙，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绝对不可分离……我们的生命在时间上，不过刹那间一朵昙花，而我们的国家民族，则与天地同长久，与日月并光明。我们要以至死不变的精神，挽回历史未有的奇变，以最大之牺牲，求最后之胜利。”（《西北论衡》第6卷第21期，1938年11月15日，第15-16页）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全民族抗战责任的认同。总之，抗日战争加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提升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深度认同，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统一，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国共两党坚持中华民族整体论，强化了国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意识

作为领导和影响抗战的两大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抗战中始终坚持中华民族整体论，使得少数民族由过去的封闭状态，国家意识、共同体意识相对淡薄，普遍转化到在“我是中国人、我要为中国抗战作贡献”等问题上形成共识，中华民族观念为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唤醒、形成。

就中国共产党来说，全民族抗战以后，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取得飞跃式提高。对中华民族的内涵、结构、特征的认识，对中华民族历史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认识，以及构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认识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并积极使用中华民族话语体系进行全方位社会动员，促进各民族共同抗日，开启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

 

【1938年春，蒙、藏、回族组成联合慰劳抗日将士代表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就连续发布了一系列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宣言，并呼吁全国各族人民自觉加入到抗日救国的队伍当中，以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呼吁“中国是我们的祖国！中国民族就是我们全体同胞！我们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起来救国自救吗？不能！绝对不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264页）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只有全国人民，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地域疆界，不分民族区别，实行共同奋斗，才能挽救民族的灭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2册，第517页）在1937年《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中共中央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第356页）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再次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52页）1939年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第一章第一节专门以“中华民族”为题，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地理分布以及民族构成等方面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同年出版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亦明确强调：“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808页）

除了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人此时还认识到，“中华民族是由各族融合而成”的历史共同体，各民族在历史上彼此依存、共同生活，通过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军事扩张、政治和亲等形成了中华民族生活的基本疆域。在日寇的残暴侵略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族人民还共同认识到，“中华民族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命运共同体，每个民族的前途命运都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休戚与共、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后，中国共产党还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其归宿是建立一个独立解放、民主自由的新中国。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可以说，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实践中不断加深自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步构建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随着认识的深化和理论架构的完成，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广播、讲话等多种途径，极力强化国人的中华民族“命运一体”意识，其发布的纲领和宣言也加强了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宣传和阐释。各民族同胞通过所见所闻日寇的暴行，加之国共的宣传教育，逐步认识到加强民族内部、民族之间团结的重要性，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国家意识逐步被唤醒。

国民党方面同样强调中华民族本为一家，命运一体。在国民党看来，中国境内各民族经过数千年历史演进，早已融合成为整个的国族——中华民族，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五五宪草”就明定“中华民国各民族均为中华国族之构成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强调，在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刻，无论何时何地，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中国各民族应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主权和尺寸土地，以求中华民族最后的胜利。这既彰显了国民党对民族气节的坚持，也凸显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特征。1939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国民党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作为战时国民精神动员之最高原则，强调“巩固民族生存应先于一切”。1943年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指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即为各宗族共同的命运的记录。此共同之记录，构成了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还说，早在秦汉时代，这些“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就已经融和为一个中华大民族了。虽然蒋介石是用血统论来解释中华民族的成长历史，掩盖其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实质，但这种阐述显然包含着以“中华民族”统一之历史整合并维系各民族团结之诉求。

 

【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各阶层人民纷纷举行抗日集会，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斗到底。】

总之，七七事变后，空前的民族危机将全体中华儿女紧紧凝聚在一起，此时最能体现全体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整体对抗性的载体，莫若“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国共两党的纲领和文件中，曾多次提及中华民族概念，多次重申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体现对中华民族的强烈认同。在宣传和使用“中华民族”这一称谓时，国共两党对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又空前一致，他们发表的号召国人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的宣言、决议以及讲话，对于凝聚民族认同、汇聚全民力量意义深远。国共两党坚持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决心，也鼓舞了前线将士们英勇奋战、不惧生死，彰显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自觉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重要时期，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之所以这一时期在范围和程度上都发展迅速，重要原因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曾说：“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使全民族抗战成为可能，还成为了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载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团结意识和家国意识，捍卫了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日本全面侵华使中国各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生存危机，人们普遍认识到，只有团结御敌，才能汇聚强大力量；只有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取得抗战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中国各民族纷纷结束内斗，通力合作，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战洪流，有力打击了日寇制造的各种民族分裂活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对中华民族的整体命运深切关注，为国家和民族生存而战，涌现出一幅幅各民族团结抗日的生动图景。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的整体力量和共同利益，也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向他们扩散，强化着他们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需要各种政治力量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着眼点，调整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在国民党政府拥护抗日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对其从反抗转向了支持。国共携手大大加速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其效果立竿见影。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第576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包括蒋介石为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人士，这就使得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和共同体意识无形中扩散覆盖了他们。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总结报告。图为抗战初期的毛泽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好地协调了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团体共同的政治主张，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中发挥了特殊和关键的作用。为抗击日寇，国内各政治派别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主张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民族抗战；中国国民党虽坚持抗战，却把希望寄托在正规军上和国际干预、援助上；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主张全民团结抗战，却害怕国共两党发生分歧和冲突，倾向于通过政治手段维持国家稳定和长期抗战。最终，代表民意最大公约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各界一致认可，各族人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积极投身抗战，涌现出左权、张自忠等国共两党高级殉国烈士，周保中、马本斋等少数民族抗日英雄，陈嘉庚、司徒美堂等爱国华侨领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重要平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自觉，中华民族由此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人口内迁使各民族彼此接触，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加深

七七事变后，华北、华中、东南沿海、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下游地区相继沦陷，大量汉族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徙到西南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以及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大后方地区，出现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人口内迁。有学者推算，仅内迁的难民就“当在6000万人以上。以当时中国人口4亿计，难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15%以上”。（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页）沦陷区人口的大量内迁，虽不是出于本愿，但在客观上促进了西北、西南大后方地区的经济、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也促进了这些地区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地区先后陷入敌手，为保存经济实力，沿海沿江战区的厂矿纷纷内迁，并在当地加紧生产支持抗战。】

大量人口内迁，使得汉族与内陆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常态。大批徙民与本地人一起工作、生活时，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新的思潮和新的生活习惯。当地居民的一般习惯也会影响到这些新来的徙民。正是在与徙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日常语言等都发生很大变化。据记述，到抗战中后期，在四川西昌的大兴场，街市上的汉人基本能说一口很好的倮夷话，赶街的大多数倮夷人的汉语也说得不错。在不少地区，一些少数民族还与外来汉族技工缔结婚姻关系并组建家庭。1938年9月随同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到云南视察滇缅公路修建情况的谭伯英后来回忆道：“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在昆明我有一种在家乡的感觉。虽然我的家乡是远在千里以外的南京附近的一座小城。昆明的习俗和语言对于我来说，比我的出生地百多公里之外的地方的习俗和语言还要熟悉。”（谭伯英等：《旧版书系·血路：修筑滇缅公路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页）随着各民族联系交往的日益密切，内迁汉人逐渐习惯当地人的生活习惯，适应当地人的性格特点，不再以“蛮族”看待少数民族，而是视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并最终爱上这一方热土；大后方的各族人民开始理解和同情为逃避战火而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本地的外来人，认识到他们不是外人，而是和自己一样的中华民族同胞，从而给他们以关心和照顾。这些都表明，传统“四夷宾服”的民族关系已转变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新型民族关系。这种新型民族关系逐渐建立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并扩散的过程。

抗战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奠定了共同价值基础

抗战文化是战胜日寇不可或缺的“软实力”。抗战时期，文艺作品和历史教科书也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和宣传，以此唤醒民族意识，表达民族意志，凝聚民族精神，承担救国救民的文化使命，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显在的促进或培育作用。仅音乐而言，包含有“中华民族”或“中华”一词的抗战歌曲大约占抗战歌曲总数的1/6，演唱者和听众自然会受到耳濡目染，认同和接受“中华民族”这一观念。（郑大华：《论抗战歌曲对“中华民族”的书写》，《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

 

【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抗战歌声，抗战歌曲响彻祖国大地。】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广大文艺工作者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养料，创作出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等一系列抗战文艺作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威武不屈、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等民族精神，以文艺特有的方式吸引、感召抗日军民。如《黄河大合唱》，“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铿锵有力的词句飞扬着全民族团结一致，保卫家国的思想，极其鼓舞士气。《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号召大家“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民族危亡意识在一次次传唱中，自觉转化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

在国民党统治区，同样产生了很多动员广大民众、凝聚民族力量的文艺作品。仅戏剧方面，《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台儿庄之战》《民族万岁》《张自忠》等剧，对时代英雄的呼唤与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宣扬发挥了极强的战时鼓动作用。《塞上风云》《国家至上》《孔雀胆》等剧，则致力于消除民族偏见，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认同、民族情感认同、种群价值认同与国土疆域认同，确立中华民族一体性观念。

国民政府还根据抗战局势的变化，先后四次修订中小学历史课程标准，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中华民族的书写和宣传。如1940年的第三次修订主要有两点：一是在《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修正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目标”中，以“中华民族”取代了以前的“中国民族”，并强调了全民族团结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二是在《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的“教材大纲”中，增加了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内容。（郑大华：《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河北学刊》2023年第3期）通过教材进行课堂灌输作用是巨大的，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华文化的演进及其对世界贡献的叙述，尤其是表达出来的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对促进广大青年学生认同中华民族，促进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结语

1938年创办的救亡刊物《国民公论》发刊词曾写道：“战争是个大熔炉，只有通过这个熔炉，一个民族才能打成坚强的不可分的一片。”正是通过抗日战争这个“大熔炉”，中国各民族联合起来，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知史以明鉴，明心聚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回顾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可以深化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推动民族地区繁荣发展，也能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早日实现。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广大人民心灵深处，各族人民“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同心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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