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27日，少林寺管理处的一纸通报，彻底揭开了释永信涉嫌侵占寺院资产、长期违反宗教戒律的盖子。这场迟到十年的查处，终于撕开了宗教资本化进程中深藏的系统性溃烂。
当价值16万元的金丝袈裟披上方丈之身，当4.52亿元的商业地块被少林关联公司轻松竞得，宗教场所本应具有的公共属性，已在资本的逻辑下被悄然异化。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早在2015年，面对武僧教头提交的百万转账铁证、侍者揭露的“烧高香”千万收入，所谓的“调查结论”竟以“佛教习俗”、“产权归寺院”等苍白托辞为其开脱。权力监管的长期缺位与资本扩张的贪婪欲望形成隐秘共谋，构成了这起事件最核心的本质。
货币一旦转化为资本，便展现出吞噬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能。少林寺的商业化狂飙，正是此规律的生动印证。寺院不注册法人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僧人“代持股份”的隐秘操作，构建起产权模糊的灰色空间；宗教免税政策则为大规模的企业化运作提供了制度温床。正是这些制度缺陷，共同将少林寺从清修之地异化为一台高效的资本机器。当“少林”商标被疯狂注册超过700个，当寺院年收入轻松过亿却从未向公众公开审计，宗教的神圣性便彻底沦为资本增值的华丽包装。
释永信何以“十年不倒”？其关键在于成功构建了一个权力、资本、宗教三位一体的利益共生体。连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显赫身份，成为其最坚固的护身符；地方政府视少林寺为年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的旅游经济支柱，对其商业扩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理部门囿于宗教的特殊性，回避进行深度监管；而资本集团则通过分包工程、文创开发等渠道，编织起稳固的利益输送链条。
2015年调查组对百万转账的语焉不详，当事人对15辆豪车“产权归寺”的诡辩式回应，实质是体制内各方力量相互妥协的产物。这种共谋在2022年达到顶峰——当少林关联公司以4.52亿天价拍下郑州核心商业地块时，地方文旅部门默契地保持了缄默。资本与权力的深度绑定，为宗教腐败提供了坚固的结构性庇护。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宗教对人的压迫具有二重性，人们在承受物质剥削的同时，其思想也往往被宗教所麻痹。释永信现象正是此论断的现实注脚。
这位少林方丈已从宗教代理人彻底蜕变为资本家：他掌控着18家关联企业，却宣称“月薪仅700元”；侍者虔诚供奉的香火钱，暗中流转为他的私人消费；武校学员则沦为商业表演的免费劳动力。这种蜕变彻底背离了宗教组织应有的公共属性——公开资料显示，少林寺关联企业年收入高达数亿，但在贫困捐赠、文化遗产保护等本应大力投入的领域，其投入却模糊不清，缺乏透明公示。
更为严重的是，当信众基于纯粹信仰奉献的资产被肆意挪用，当佛祖在人间的“代言人”私下包养情人、养育私生子，宗教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信任资本便宣告彻底破产。
这不仅是个体道德的沦丧，更是一种可悲的异化——一种利用宗教影响力谋取私利的“宗教拜物教”。它背叛了宗教为民众提供精神慰藉和道德指引的崇高初衷，沦为资本的附庸，严重损害了宗教在社会中的公信力与正当性。
释永信案暴露的最大危险，在于监督机制的失效。宗教场所的特殊性使其游离于常规纪检体系之外（非国企/事业单位）；财务的黑箱运作巧妙规避了审计监督（无强制公开机制）；而信众作为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其监督渠道则完全缺失（无信徒代表大会制度）。2015年，当举报者怀揣银行流水铁证赴京举报时，宗教事务部门仅轻描淡写地要求“了解核实”；当媒体试图追问查处进展，得到的却是“不宜报道”的冰冷回应。这种监督真空，本质上是特殊利益集团精心制造的盲区，为宗教腐败提供了长达十年的野蛮生长空间。任何权力一旦放弃了监管职责，必然滋养出反噬社会的毒瘤。
释永信的倒台不应成为事件的终点，而必须成为撬动宗教乱象治理的起点。 首要任务是彻底破除宗教场所的“法外飞地”状态：强制其注册法人，明确产权归属；建立由信众参与的监督委员会，实行严格的财务公开制度；取消不合理的宗教商业免税特权，对经营性收益依法征税。更为关键的是，必须斩断资本与权力媾和的脐带——禁止宗教团体直接参与商业地产竞拍，严格限制其商标注册范围，将武僧表演等具有公共属性的收益强制纳入公益基金管理。宗教与商业并非水火不容，实现平衡完全可能。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重建“宗教服务于人民”的本质属性，决不允许其再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释永信现象绝非孤例，而是监管缺位与资本扩张共谋下的一个典型恶果。 少林寺悠扬的钟声仍在回荡，但它此刻发出的，已是制度重构的紧迫警号。若不从根本上破除资本与权力的畸形共生结构，不建立起公开透明、多方制衡的刚性监督体系，那么“方丈变董事长”的荒诞剧，必将在其他圣地一再重演。
历史终将冷酷地证明：纵容资本侵蚀信仰根基的体制，必将付出社会信任崩解的巨大代价——这远非一场简单的宗教危机，而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与政治伦理必须直面的严峻命题。
作者：嗣文；来源：子夜呐喊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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