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巴德：哈耶克站在了自由主义的门口，却始终不敢踏进去

 

——对哈耶克“规则自由主义”的终极质疑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二十世纪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他不仅在经济学层面击破了中央计划的知识幻想，更在政治哲学上提出“自发秩序”与“规则之下的自由”，为捍卫市场、法治、反对专断提供了系统性的语言资源。

 

然而，正如默里·罗斯巴德尖锐指出的那样：“哈耶克站在了自由主义的门口，却不敢踏进去。” 这句评论并非贬低哈耶克在战术层面的功绩，而是指出他在理论的结构性深处，始终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自由的正当性究竟来自哪里？

 

哈耶克从不正面谈论自然法。

 

他对“正义”“权利”“自由”这些词汇保持哲学上的谨慎甚至怀疑，宁愿诉诸“规则”“演化”“传统”“经验”“可预期性”。在他看来，人类制度不是被理性建构出来的，而是通过历史中无数个体行为的试错逐步形成的一种复杂秩序。

在这种秩序中，个体必须服从规则，而非人的命令。自由，是人在规则之下的“非任意选择空间”。

 

在表面上，这种理论具有两种优点：

 

其一，它避免了对理性设计制度的傲慢幻想；

其二，它尊重了制度中习俗、惯例、非理性经验的智慧沉淀。

 

但问题正在于：如果规则是自由的边界，那规则本身的边界又在哪里？

 

哈耶克从未回答这个问题。

 

他强调“规则必须是抽象的、普遍的、稳定的”，却不回答：“如果某条规则本身就是对自由的否定呢？”

 

他批评社会工程师试图从理念构建制度，却自己又把“演化”奉为神圣来源；

他拒绝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却没有能力从制度起点反驳其道德基础；

他强调非人格规则的必要性，却无力提供一种判定规则善恶的根源性标准。

 

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罗斯巴德提出批判。罗斯巴德继承了洛克与阿奎那的自然权利观，认为：

 

“自由的正当性，不来自于演化，不来自于传统，而来自于个体生而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而哈耶克不愿谈自然权利，只谈“规则的演化、传统的智慧、制度的试错”。在罗斯巴德看来，这是一种哲学逃避，也是为未来的暴政留下后门。

 

罗斯巴德认为，自由并不是“秩序的副产品”，也不是“经验中偶然获得的好处”，而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

 

每个人生而拥有身体、思想、时间与财产的不可侵犯性，这些权利先于一切规则，也高于一切制度。制度的正当性，只能来源于其是否尊重这些自然边界，而不能靠其是否演化、是否稳定、是否可预期。

 

哈耶克理论的致命漏洞在于：他既不接受“自然权利”这一先验标准，又不信任“民主同意”作为合法性来源，最终只能退守“传统演化”。但传统演化本身并不具备道德正当性。

 

奴隶制、种姓制度、宗教迫害，都是历史长期演化出来的“规则系统”，其稳定性远超当代宪政秩序。若仅以演化为标准，哈耶克将难以拒绝任何形式的非正义制度，只因它“自发形成”。

 

在哈耶克的理论中，自由退化为程序中的变量，而非制度的起点；个体成为规则网络中的执行节点，而非规则合法性的尺度来源。他极力想避免“人治”，却无意中用“规则之治”制造出一种更难反抗的“非人格暴政”：它不再有统治者的面孔，却也没有任何个体能够站出来拒绝它的合法性。因为“它只是规则”。

 

罗斯巴德不接受这种价值悬空的秩序。

 

他指出，任何一个真正自由的制度，必须承认个体拥有不被侵犯的先验边界，而这一边界的来源只能是自然法。自然法并非宗教教义，而是一种最基础的逻辑结构：任何正义的制度，必须尊重个体的自我所有权。不能强制他人，不可侵犯身体，不得剥夺财产，不应以任何“集体目的”牺牲个人意志。

 

罗斯巴德直言不讳：

 

“哈耶克对自由的捍卫，建立在传统、演化和程序的基础上，却不敢诉诸自然权利。这不是理论上的谦逊，而是原则上的投降。”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能用自然法判定一个规则是否正义；

那你就无法拒绝纳粹法律、苏联计划、强制征税或民主暴政；

最终你将不得不接受“一切合规的都是正义的”。

 

这与自由主义的起点完全背道而驰。

 

若这一原则不成立，自由主义将永远停留在语义层面，沦为任何强权都可以盗用的空壳概念。

 

哈耶克之所以“站在了门口却不敢踏入”，是因为他惧怕自然法所带来的终极责任。

 

他宁愿停留在演化与传统的模糊地带，也不愿接受某种不可协商的权利标准。他以为，秩序可以替代正义，规则可以遮蔽边界，演化可以消解责任。但他没有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能判断一条规则是否正义，我们就永远无法判断一个制度是否应被推翻。

 

这使得他的自由主义理论在面对真正的不正义时，变得无能为力。它没有哲学刀锋，也没有道德锚定。它可以用来解释市场的运作，却无法为抵抗压迫者提供理论基础。

 

它是对“如何维持秩序”的有力说明，却不是对“何为正义秩序”的回答。

 

哈耶克是思想史上重要的一环。

 

他揭穿了计划经济的幻想，提出了分散知识的协调问题，捍卫了法治精神的基础，但他没有完成自由主义的结构。

 

但哈耶克最终没有建构一个可以判断正义与否的自由秩序理论。他没有进入那扇门。

 

哈耶克主张“尊重传统”，强调演化的智慧，但罗斯巴德反驳：

 

“传统并不自动正义，传统曾支持奴隶制、男权、等级制度、压迫者的统治。”

 

因此，把制度正当性建立在“传统”之上，本质上就是以历史为圭臬，而不是以正义为准绳。

 

这会让自由主义沦为“右派保守主义”的工具，而非真正的解放思想。

 

自由主义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维持一个程序上的秩序，而是如何在万物变动、价值多元、权力不断自我扩张的现代社会中，始终保留个体作为自身主人、自由选择者、自然权利拥有者的那一席之地。

 

这是哈耶克没有回答的问题，也是罗斯巴德试图回答的问题。

 

罗斯巴德不是改良者，而是革命者。

 

他主张用自然法作为评判一切规则、制度、传统与国家行为的“终极法庭”，这在逻辑上非常贴近圆道哲学的立场。

 

他写道：

 

“如果我们不能用某种永恒、普遍的正义标准去衡量人类制度，那我们就什么都守不住。”

 

自由的门敞开着，历史仍在等待穿越它的人。

 

作者：圆夫 ；来源：圆道智库 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