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今日推文中，卢荻老师梳理"帝国主义"概念的百年流变，指出其在中国语境中始终承载着民族抗争的集体记忆。从五四运动到当代，反帝意识已沉淀为国民深层心理结构。西方学界存在两种理论消解路径：或否认帝国主义现代性本质，将清朝边疆治理等同殖民扩张；或将消费不足论等历史性理论普世化，忽视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与霸权争夺的核心论断。21世纪西方左翼学者陷入双重谬误：既漠视中国等后发国家在技术赶超中打破垄断的实践，又将正常国际竞争简化为"新帝国主义争霸"，甚至将中国维护主权的行为污名化。文章强调必须立足具体历史语境，警惕以教条化理论遮蔽现实复杂性，揭穿某些"伪左翼"势力借反帝话语行政治操弄的本质。本文原载于《明报》2025年5月2日，感谢卢荻老师对保马的大力支持！“帝国主义”言说的前世今生文|卢荻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说，在中文语境中深深嵌套义愤，这是历史使然；反对帝国主义，直至今日仍是极其普遍的国民深层意识的正确性和正义感。然则，义愤之余毕竟需要合理的认知，即是说需要有理有据的知识作为义愤的支撑，惟此才能应对种种来自实质上是服膺于帝国主义却又挪用义愤包装的对立言说。事实上，就在知识层面，中国政治经济学界在整个改革开放年代少有关于帝国主义的学术探讨，而这个议题却是自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复兴，主要是来自各路“自封左翼”的学者半学者，尤其是将矛头指向中国，这是极其荒诞的现实。不容掩盖的帝国主义的物质性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言说始于五四运动，至国民革命开始时被树立为建国信条，至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时成为剧烈的革命实践，然后至今刚好一个世纪就或明或暗成为从社会大众到学术建制的政治无意识。1925年五卅运动中，上海街头抵制洋货的标语。与中国学术界曾经兴盛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论述相对立，更与中国政治的抵抗帝国主义相对立，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总有试图颠覆这种论述、抹黑这种抵抗的努力。此类努力的特性，往往不仅是要强调西方为中国带来现代化、否认破坏性和欺压性，而且干脆就否定帝国主义论述的知识含量，或者将通常被指认为帝国主义的现象说成并非西方独有。举个例子，美国历史学者柯文（Paul A. Cohen）的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就说清朝其实也是帝国主义，所指的是满族政权对汉族的统治、对边疆的“征服”，说这些现象与欧美的作为性质无异。《在中国发现历史》英文版封面，1997年这是将前现代帝国等同于现代帝国主义了，更甚至，是将帝国主义现象解释为前现代帝国的残留，以此解释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还有此类现象，以及判断这种残留势必走向消失。世界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帝国主义”词条就是持这种观点，撰写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已故教授Alice Amsden是东亚专家（以研究台湾和南韩工业化经验的普遍意义闻名），就其论著看应该是知悉政治经济学有发达的帝国主义理论，但是她对此是全然不屑一顾，连批判也省掉了。《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英文版，2008年认定现代帝国主义的物质性，强调它并非偶然也并非历史残留，而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的产物，这是政治经济学传统。历史上，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新大陆，到荷兰、法国等国家的跨洲远征，再到英国霸权主导下的世界体系，都是物质利益驱动的，是为了在系统层面上获得财富，包括暴力掠夺和以和平甚至慈悲面貌掩盖的攫取。这个脉络清晰不过胜于任何雄辩，也是惟有透过这个脉络，才能领悟到美国霸权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的性质，包括时至今日的特朗普2.0政府的所作所为。漠视知识的历史性就是教条替代现实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一般认定是源自英国社会改良主义学者霍布森（John A. Hobson）的论著，其核心论题是消费不足论，即，资本主义内在地导致收入分配趋于不平均、工资份额下降，这使得消费不足从而是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势必要求对外扩张以争夺商品出口市场和过剩储蓄的投资空间，帝国主义于是诞生。这个论题经过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系统阐发而在世界范围上形成巨大影响力，直至今日的诸如“贸易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等说法皆源于此。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年3月5日—1919年1月15日）在资本主义的限度之内或之外，消费不足论是特定历史理论，抑或是跨时空的普遍理论？这里的关键在于，消费在总收入的份额下降，是否必然会导致总量需求少于按照已有生产能力的供给（从而导致利润率下降进而经济危机）？如果原则上也有可能出现投资增加弥补消费下降，包括投资-生产创造收入从而创造新的需求，使得总需求不低于供给，即消费不足论就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换言之，这就无法构成帝国主义的普遍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同样是聚焦于资本输出，但是这种输出未必是因为消费不足，更有可能的是为了夺得超额利润，即是为了获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廉价劳动力的成果和资源。这种争夺的基础是垄断资本的形成，即是资本的集中以及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以垄断力量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同时使得争夺表现为垄断资本主导的国家之间的争霸。正是因为着眼于这个特性，列宁将帝国主义概括为垄断资本主义，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封面，1917年版必须留意，政治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第一次兴盛出现在上世纪初，霍布森、卢森堡、列宁等等的理论皆属于此，这是知识面对历史的反映。当时的迫切形势是世界大战，迫切任务是改良抑或推翻资本主义，都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课题。所以，这些理论主要还是面向特定历史的，并非跨时空的普遍理论，其中列宁就很明确地宣示这一点。本世纪以来帝国主义理论的再度兴盛，却是往往忘记了理论的历史性，从而呈现出以教条替代现实的危险，即是漠视了今日的世界远比100年前复杂多样。例如以批判“新帝国主义”著称的地理学家David Harvey，其一系列相关论著就很有消费不足论的倾向，甚至连列宁所强调的霸权资本攫取不发达经济体的剩余问题也否认了。又如社会学家兼政治活跃分子Alex Callinicos及其同道者的帝国主义论述，同样漠视攫取经济剩余问题，只是津津乐道于争霸问题，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在世界上并没有任何霸权的国家也划入争霸之列，这纯粹是为了正当化其“自封左翼”的立场罢了。现实问题，具体分析，不要类比见到资本输出，就说这是帝国主义，却不理会输出未必是为了追逐垄断利润。见到对外投资，就说这是要将过剩产能外移，却不考虑投资能否创造收入、创造新需求。见到发展科技产业，就说这是要构建垄断资本，却无视这个世界原来还有科技产品被打成了“白菜价”。见到国际对立，就说这是帝国争霸，却不想想对立还有可能是为了抵抗霸权，甚至就是对抵抗的性质刻意地视而不见。以上种种，尤其是以“竞争/争霸”范式论述今日世界的帝国主义，在知识上就是以教条替代现实考察，无视教条只是理论的概括，而理论具有历史性，从前的历史不是今日的世界现实。更等而下之的是根本无关知识，纯粹就是爱这么标签罢了，背后的驱动力是自说自话的政治。例如一群从香港和台湾跑出去的连同一群从内地跑出去的，连同他们的“自封左翼”的西方同道或领导，甚至于将港台疆藏问题通通说成帝国主义，这除了包装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左翼意味了，只是回归到“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对立面而已。来源：保马微信号
1925年五卅运动中，上海街头抵制洋货的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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