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模范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是普通劳动者，又是开风气之先、引时代潮流的社会精英，在他们身上汇聚着国家上层意志与民间社会的互动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劳动模范“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评选和表彰劳动模范，继而宣传和弘扬劳模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创立和运用的一种社会动员方法。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劳模表彰活动开展的一个高峰，无数劳动模范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次全国劳模表彰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艰巨的建设任务，具有调动人民群众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劳模表彰活动，受到了全党和全社会的重视。1950、195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政务院）先后两次开展全国劳动模范表彰活动，各省、市、自治区以及各行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也都开展了不同层次的劳模评选活动，从而使劳模表彰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其感召力和影响力得到了很大发挥。
1950年7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决定》，提出以表彰大会的形式，对部队中的战斗英雄，工人、农民及士兵中的劳动模范进行表扬，以鼓励全国人民共同效力于解放全部国土、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决定》一经发出便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生产竞赛活动在各地广泛地开展起来。9月25日至10月2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各地共推选劳动模范代表464人，其中工业模范代表208人，农业模范代表198人，部队模范代表58人。他们均荣获了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其中很多人在根据地、解放区就已经是成绩卓著、声名远播的先进典型，如李顺达、马六孩、李凤莲等。大会与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一并开幕，由朱德主持，陈云致开幕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会上共有54位代表发言，介绍劳模事迹和工作经验，并有东北区和天津市总工会代表报告了组织生产竞赛与新纪录运动的经验。会议印发了119份劳动模范典型材料，395份事迹摘要，编写了35种典型人物小册子，包括工农业模范代表104人。会议期间，代表们受到极高的礼遇。他们参加了国庆大典观礼；出席了毛泽东、苏联大使罗申及其他机关主办的招待宴会、座谈会；分头参观了工厂、农场，游览了故宫、颐和园等。闭幕会上代表们与战斗英雄代表会议联名发表了《告全国军队与劳动人民书》、《声援朝鲜反美侵略》及《慰问死难烈士家属与荣誉军人》的电报。会议结束后，在故宫午门楼及太和殿举行了解放军从建军以来各阶段的战绩、革命文物和兵器展览，以及劳动模范的劳动成绩展览，参观群众多达26.2万余人。
1956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对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劳动模范的褒奖，因此，评选代表的具体要求发生了较大改变。2月20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代表的条件：1.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指标的先进生产者；2.达到优等质量指标的先进生产者；3.在学习与推广先进经验或在掌握先进技术试制新产品方面有成就的先进生产者；4.在节约方面有优良成绩的先进生产者；5.优秀的合理化建议者和合理化建议工作的组织者；6.能够经常帮助达不到定额的工人提高到先进生产水平的先进生产者；7.先进的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员；8.在工作中有优秀成绩的先进工作者（如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商业工作者等等）；9.先进小组、车间、企业的代表。4月30日，大会在北京体育馆开幕，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主持大会，李富春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毛泽东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在历时10天的会议中，先后有76名劳动模范代表发言，介绍他们的先进生产经验，表达了向社会主义进军的决心。闭幕会上，全体代表发出了《给全国职工的一封信》，号召广大职工人人争做先进生产者，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会后，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热烈地开展起先进生产者运动，全国广大职工积极投入到生产竞赛中，大批生产先进分子被授予光荣称号。
二、劳模辈出的社会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七年，中国社会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次巨变。在这一过程中，推动历史飞速前进的，是社会各个阶层凝聚起来的建设新中国的合力。这是一个发扬集体主义、团结奋斗、众志成城的时代。仅以1956年为例，在全国先进生产运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逐级进行劳模评选表彰活动，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上海、北京、天津和西安八个省市，共涌现出20多万名先进生产者。重工业、机械制造、建筑、铁路、纺织等行业劳模所占比例较高。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解放军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吴运铎、全国最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鞍钢工人王崇伦、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赵梦桃、山西平顺县西沟村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申纪兰等等，他们是那个时期劳模群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也是激励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楷模。透过两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的名称、评选条件和活动目标的变化，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潮流，体察到当时社会变迁的某些特点，进而理解是何种力量让那个时代劳模辈出。
（一）国内外的紧迫形势激发了全国人民建设国家的热情
1950年的劳模表彰，实际上是对解放战争以来四年劳模运动的一个总结，也是迎接国家建设新任务的一次总动员。此时，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战争的阴霾，西藏、台湾尚未解放，国民党残余势力隐匿各处，成为新的政治土匪，扰乱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朝鲜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对新生的中国政权构成极大威胁。因此，在庆祝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际，把劳模代表和战斗英雄代表集合在一起，共同举办表彰、庆功大会，目的是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同仇敌忾，保护好革命的胜利果实，建设好新生的国家。1956年到来时，国家各方面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中共八大也将在这一年召开。为了更好地调动全国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新年伊始，全国总工会作出召开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决定。大会的主题，正是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提前完成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二）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目标
1950、1956年两次全国劳模表彰最明显的差别，是表彰大会名称和表彰对象范围的改变，而究其实质，其中隐含着对国家发展战略认识的微妙变化。首次劳模代表大会的名称为“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表彰的对象包括工业、农业和军队三方面，且农业和工业战线的名额基本相当。而1956年表彰大会的名称则改为“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代表集中在工业战线。
在1950年劳模表彰时，专门规定了农业劳模代表的条件。此时，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尽快使翻身的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条件；而老解放区在探索如何提高农业技术，尝试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因此，劳模评选条件中“带领组织群众实行生产互助或精耕细作勤劳增产，发家致富获有显著成绩者”排在了第一位，“模范的农民协会或合作社等群众组织中组织生产的优秀工作者”也是七条标准中的一条。把工业化作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并集中主要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在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确立的。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大部分农村实现了合作化，过渡时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即将完成，工业化的主体任务愈发凸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上来。劳动光荣，爱厂如家，埋头苦干，大搞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成为全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观。劳动模范也在这样的道德风向标下不断涌现。
（三）社会结构的重整唤起了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作为旧中国的统治阶级被彻底推翻，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到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和平赎买，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民族资本家不再是原有私营企业的老板，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的成为国家机关、经济业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的重新选择生活道路，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农民和手工业者，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中的一员。
经济所有制变革造成的单一公有制，使中国社会结构更加趋向简明。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其政治和社会地位最高，因而获得了“工人老大哥”的称号。农民，尤其是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也是新中国的基础。1956年是党成立以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最好的一年。年初，在知识分子大会上，周恩来不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而且指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和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上，一百多位教授、科学家受到表彰，华罗庚、钱学森、夏鼐、张光斗，以及青年讲师谷超豪、苏星等位列其中；110名优秀中小学和师范学校的教育工作者被授予荣誉称号。
三、劳模表彰的社会效应
在1950年劳模评选中，农业强调的是精耕细作、勤劳增产、发家致富，工业倡导的是生产节约、技术发明、爱厂护厂和支援前线。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超额和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指标成为流行的口号，期间劳动模范涌现之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众的工作热情和积极的社会心态。根据统计，1956年3月以前“上海涌现了5万多名先进生产者；北京涌现了20525名先进生产者；江苏省涌现了21128名先进生产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涌现了12000多名先进生产者；陕西省的西安市涌现了3877名先进生产者；河北省的唐山市涌现了9463名先进生产者；辽宁省沈阳等十个市涌现了36448名先进生产者和2448个先进单位，有6万多工人突破了各种定额；全国铁路系统有90%以上的火车司机都突破了运输定额”。国家的政治动员与民众饱满的社会情绪交融衔接，其积极的社会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彰显。1959年10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集体称号的有2565个，授予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3268人。1960年6月，授予全国先进单位称号3092个，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695人。劳模人数的不断增加，国家舆论的积极倡导，反映出社会主义发展初期经济工作的政策导向。
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和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劳模表彰也在客观上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党的热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劳动模范大多是旧社会的苦出身，他们曾经处于社会的最下层，生活贫苦、被人瞧不起。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内心深处迸发出对中国共产党、新中国以及党和国家领袖朴素而炽热的情感。无论是掏粪工人时传祥，还是老工人孟泰，他们以苦为乐、任劳任怨的高尚品质，对国家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在两次劳动模范评选中，大搞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是一条始终如一的标准。1954年4月，发明“万能工具胎”的鞍钢技术能手王崇伦与七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一起，向全国总工会提出开展技术革新的建议。还有郝建秀工作法和马恒昌小组等，彰显了中国工人阶级以技术革新展示自力更生、不畏困难的气度，传递了他们勤俭节约、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精神，承载了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怀。劳动者个人价值的实现同国家的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价值观念的共振，进而转化成为一种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行为。
从历史视角考察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能够窥见当时社会风气形成之机制：一方面，社会中的优秀分子以其个人内在的精神品质，作为道德示范感召群体行为；另一方面，国家以“树典型”的方式有目的、有组织地宣传和倡导，把主流意识形态向社会传播和渗透，并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民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树典型”是中国共产党延伸政治权力和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不仅能够有效地将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还能协助政治权力的延伸。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新中国成立初期是革故鼎新、奠定基础的特殊时期。在短短七年的时间里，从精神风貌到人际关系，从主流意识形态到民间社会风习都发生了急剧转变，一个欣欣向荣的崭新社会面貌日益形成，有力地践行了毛泽东提出的“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豪迈宣言。就此而言，国家的社会动员与劳模群体的精神引领，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创社会风气、重建大众生活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集体记忆与社会风气的传习
劳模的社会价值何在？劳模表彰何以成为社会风气的引向标？通过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不仅可以了解那一代人的时代风尚，更能看到国家和社会环境对民众的深层诉求。在全国性劳模评选活动停滞17年后，1977年至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五次召开大会表彰劳模，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社会渐趋进入建设正轨的征兆。这期间，对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的先进企业和先进生产者的奖励，对农业、财贸、教育、卫生、科研战线的先进单位和劳模的表彰，掀起了新中国劳模运动的第二次高潮，也是顺应时代所需的动员策略。与20世纪50年代的劳模表彰相比，虽然时代主题不同，但劳模身上的特质却具有跨越时代的共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企求个人发展、国家昌盛的国民心态，加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嬗变中的国民心态也使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崇拜金钱的物欲化倾向、缺乏理性的群体躁动倾向、人与人关系的冷漠化倾向、权利和义务失衡的无责任化倾向，在社会上滋生蔓延。如何让曾经的集体记忆成为我们和历史紧密联系的精神纽带？延续这份记忆的意义又在哪里？回首共和国的风雨历程，从20世纪50年代的群英会，到当下振奋民心的“感动中国”和“中国骄傲”，各时代劳模身上所汇聚的人格品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完美体现，也是对公民文明素养最为真切的诠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立足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次全国劳模表彰的考察，其深意就在于察觉那个时代人们思想文化的萌动，从而为这个时代指出社会进程的方向。
作者：姚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4期（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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