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使命担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侯惠勤教授

 

 牢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使命担当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侯惠勤教授

 

 

侯惠勤

天津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原会长，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

 

[访谈者简介] 刘慧 , 天津师范大学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马克思工艺学思想为科学认识人工智能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效应，正确处理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和战略性技术，深刻影响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身三重社会历史关系，并逐步演化为“技术手段”“基础设施”“文明标识”的统一体。对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内生性力量嵌入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生基础、基本矛盾和实践形态。推动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是遵循工艺学变革规律，摆脱技术工具悖论与技术宰制之虞的内在要求和理性选择。这种融合深层蕴含着“技术—思政”的共生关系和互动逻辑，集中表现为“人工智能思政化”与“思政人工智能化”两个相互连接、相辅相成的过程和机制。

 

今年适逢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设立20周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特殊的意义。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征程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肩负着更加重要的时代使命。在此背景下，刘慧对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侯惠勤教授进行了专访，围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使命担当等问题为我们分享真知灼见。

 

一、对马克思主义作整体性把握的学术范式

 

刘慧：侯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采访。您在多年的研究中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我们注意到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西方学界试图通过“去体系化”的阐释路径，将马克思主义解构为碎片化的命题群，消解其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达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意图。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您认为，应当如何从学术范式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侯惠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不只涉及这一科学体系内部组成（如大家熟悉的“三大组成部分”）的关系问题，以及范畴的逻辑体系的构建问题，我们还要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尽管我们在实际运用中可以根据需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原理，但对它的全面准确把握是前提。西方意识形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伎俩，就是对它进行割裂、肢解。所谓“两个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对立，就是其中的代表。因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是学术的立身之本，命脉所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布局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形成无愧于这一科学体系的知识体系。对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破解“自在之物”之谜、绝对真理之谜和社会历史的“客观普遍性”之谜的角度来作整体性的把握。

 

第一，破解“自在之物”之谜。在认识论发展史上，主客体关系问题始终是哲学探讨的核心命题。以康德为代表的先验哲学体系建构了主体与物自体的二元对立框架，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人类认知受限于先验直观形式与知性范畴，只能把握现象界，而作为客体本质的“物自体”则永远处于认识的彼岸。他们有这样一个假定：在认识主体和尚待认识的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就是说，人的认识能力决定其不能科学地认识整个世界。这个设定的鸿沟就是“自在之物”。破解“自在之物”之谜——对待“自在之物”的三种方式：康德式（二元论），取消“自在之物”（唯心论），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辩证唯物论）。

 

人类具有的革命的实践的能动性证明了自然过程的“可复制”，证明了精神现象与客观世界的“反映”关系，也就证明了自然界的物质性、可知性。正如恩格斯指出：“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1](P232)这样，人类面对的是一元物质世界，只有已知和未知的区别，而不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的鸿沟。

 

第二，破解绝对真理之谜，亦即知识和信仰的统一性问题。有绝对善“至善”，绝对美“至美”，那么有无绝对真？西方理性主义的一大痼疾，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割裂——此岸和彼岸的鸿沟。把知识限制在经验范畴、科学限制在现象层面，认识的真理性也就必然止步于有限事物的相对真理。绝对真即便有（如黑格尔的观点），也不在科学的视野内。可见，唯心论立场，解决不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相统一的问题。毫无疑问，信仰的价值依托是“不朽”，只有绝对真理才能成为信仰，否则信仰将成为与科学无涉的宗教、道德的世袭领地。可见，理性认知和绝对真理的切割，使得科学与信仰绝缘。

 

马克思主义从彻底的唯物论出发，揭示了真理的本质是客观真理，打破了科学与信仰的二元对立，破解了绝对真理之谜，消除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鸿沟，进而为真理成为信仰提供可能性阐明——绝对真理不仅是人类真理性认识的总和（这个意义上的绝对真理只是大趋势，我们只能不断接近，而永远不可穷尽），而且是“客观真理”的属性，即每一真理性认识都包含某些不可被推翻的绝对真理。这就消除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鸿沟，从认识论上解决了真理成为信仰根据的可能性。为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三，破解社会历史的“客观普遍性”之谜。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科学论证历史领域的客观实在性：一方面是论证历史活动自身的客观性，即“历史的自然”；另一方面是论证历史主体的客观实在性，即“人民主体论”。

 

其一，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活动动机、方式和趋势的客观性方面来把握历史活动的客观性。一是人类历史活动动机的客观性。它绝非主观性天下，而是建立在客观目的之上的主观能动性，可以科学地加以考察。实际上，黑格尔已经对此有初步的认识，他提出，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服从自然界。列宁对此的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列宁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准确的表述：“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2](P159)

 

二是人类历史活动方式的客观性，它绝非只能听从偶然性摆布的迷宫，而是“自然的历史过程”，存在着客观规律。马克思通过“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科学范畴，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3](P43)

 

三是人类历史活动趋势的客观性。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从大趋势看，资本主义必然消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是世界历史发展不可改变的趋势。尽管当今世界处在变乱叠加、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加大的动荡变革期，但西方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衰落、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趋势明显，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日益强大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确定性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其二，要准确把握人民历史主体的客观性。唯心主义认为，孤立的、抽象的个人是历史活动无需论证的主体。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与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相一致，人类历史活动的主体始终是人民。社会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必须围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进行变革，革命时期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的集中体现，都充分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真实主体。

 

刘慧：刚才您提到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客观性。请您再谈谈，在哲学史视域下，如何理解“抽象的个人”与“现实的人”这两种历史主体观的分野？同时，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论”如何实现对传统主体观的根本超越？

 

侯惠勤：在历史哲学的理论场域中，历史主体性问题始终存在着两种具有张力的认知范式：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将历史主体抽象化为“自我意识”的载体，而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学说则陷入非历史的自然人本主义窠臼。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现实的个人”的概念实现了认识论革命，将历史主体确立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抽象的个人和现实的人是两种对立的历史主体观。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资本的运行把人抽象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载体，因而成为“物化”的人。这种“抽象的个人”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被虚构为全部人类社会的历史主体，以证明资本主义不可超越。实际上，原始社会的人类历史活动主体是氏族，而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最重要历史主体是阶级，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个人在内。那种原子式的独立个体外衣，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包装后的假象，其实质是资本的人格化。人民之所以是历史实践的主体，在于人民利益不是主观的价值诉求，而是现实的普遍利益。人民主体打破了唯心史观“思想支配利益”的信条，科学地解决了“思想”和“利益”的关系。确立客观的普遍利益，使得作为信仰对象的人民解放事业，不再是纯粹的道德（价值）诉求，或宗教情感，而是可以进行客观考量的科学信仰。这是信仰问题划时代的突破。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奠定了这一科学体系真理性、人民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理论根基，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先行示范

 

刘慧：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党中央赋予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历史使命。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进程中，我们既要直面“西强我弱”的学术话语格局，又要突破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意识形态较量的前沿阵地，请您谈一谈在理论基础和学科建构逻辑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存在哪些本质性区别？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警惕哪些错误倾向？

 

侯惠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区别在于：一是从社会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出发，把知识和信仰作为一元化的知识体系，不承认真理之外的绝对价值，不给神秘主义信仰留下发展的空间；知识体系不从预设的价值前提出发，而是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确定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形成可以论证的科学范畴体系。二是从社会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运动形式出发，把范畴体系作为一个历史变化的知识体系，不承认历史之外的人和人性。包括人性在内的所有概念都是在历史中形成演变的，不是人性创造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人性。三是从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出发，注重把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概括为规律，不承认排斥所谓“宏大叙事”的“细小叙事”。排斥宏大叙事的细小叙事止步于现象、固化于现状，实际上是现实利益固化的维护者，与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推动历史进步的品质格格不入。以上三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根本区别于西方知识体系的学术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遵循。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警惕方法论偏差：部分研究者将认识对象局限于经验性、碎片化的“细小叙事”，刻意回避对历史本质规律与整体性社会结构的理论把握。这种倾向在卡尔·波普尔对“本质主义”“宏大叙事”及“历史决定论”的系统解构中达到理论顶点，其认识论后果已造成研究范式的重大危机。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拒绝承认历史客观规律、放弃对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把握时，其科学性的根基也就动摇了。

 

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涵盖但不局限于实证科学的科学性。就研究对象而言，哲学社会科学要研究局部的、经验的事物，即“细小叙事”，更要研究事物的总体，首先是历史大势和世界整体，亦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际上，不研究甚至不承认客观规律，哲学社会科学就不能真正成为科学。与自然界不同，社会是个有机体，其部分研究必须置于整体性认识的基础上，否则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偏差。因此，加强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规律性问题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需要警惕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抽象人性论为预设构建理论体系，将“经济人”“理性人”等假设作为学科基础；二是强调价值中立性原则，试图通过“去意识形态化”建立普世性学术规范。这两种现象本质上都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论特征。

 

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和利益切割，因而其科学研究不是“价值无涉”，而是与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和现实人类普遍利益的先进阶级要求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同时也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是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它不仅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而且具有激发人们历史主动性的信仰力量。它不是价值中立，不是非意识形态化，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真正贯彻到学科建设中。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我们整体性把握社会、把研究成果上升到历史规律认识的前提。所以，哲学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都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

 

刘慧：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主体是抽象的个人，这种研究导向曾经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认识主体是什么？与西方抽象的个人的主体相比，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影响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侯惠勤：必须坚决摒弃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抽象个人认识主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作为认识主体。没有人民的主体性，就没有客观规律的认识主体。毛泽东指出：“阶级就是一个认识的主体。”人民主体还是个人本位决定了不同的研究导向。

 

首先，决定了是否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否以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为追求。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必然要研究事物的本质，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的变革发展；而个人本位的研究导向，由于把个人理性视为人类理智的极限，否认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必然热衷于“细小叙事”，迷恋经验论和实证主义，迷恋抽象人性的假设。

 

其次，决定了是否以人民的需要和实践为根据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学术研究，必然关心人民的需要，深入人民的实践；提出真问题、提炼真思想、提高真学问，把社会效益和学术追求统一起来。而以个人本位的研究导向，必然把人民的需要和社会效益视为空洞的“宏大叙事”，视为非学术的意识形态而鄙视以至拒斥，游离于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外；必然只把个人需要看作真实的需求，把自利性视为最根本的人性，个人利益的博弈是其全部学术的支点，必定夹杂着大量混淆是非的伪问题、无病呻吟的伪风雅和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伪学问。

 

最后，决定了是否真正具有科学探讨的精神和学术争鸣的勇气。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批判错误思潮、引领社会风尚、提升精神境界、促进全面发展，就是其内在要求。这种出于公心的学术批评，对于净化学术环境，活跃学术思想，促进学术发展，十分必要。而以个人本位的研究导向，则崇拜自发性，标榜自由，实质是自我中心甚至见利忘义；以个人好恶取舍，躲避责任，伪装清高；对西方亦步亦趋的盲目跟风和名义反对所谓“依附性人格”，实际上否定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闭门造车。

 

刘慧：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部分学科尚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学科在知识生产与理论建构过程中，出现了基础理论层与价值导向层的系统性疏离，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尚未完全转化为学科内生性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针对这一理论建构的关键命题，您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该如何融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核心话语体系呢？

 

侯惠勤：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融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核心话语体系的过程中，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坚决克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科核心话语脱钩的现象。

 

首先，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论原则，改变孤立、静止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状况。要回到“什么是学问、什么是知识”这一最本原的问题上，真正弄懂哲学社会科学的真学问不仅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而且最高的成果就是从中作出规律性的概括，形成具有前瞻性的预判。马克思主义改变了歌德断言“理论是灰色的”宿命，自诞生以后始终永葆青春活力，秘密就在于“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体系，不是自满自足、自我封闭的概念体系，而是面向实践、创新发展的开放体系。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指导工人阶级实现人类解放事业的思想武器：“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4](P16)阶级性、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

 

其次，要把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贯彻到学科的学术范畴和话语体系的建构中，要区分范畴因不同现实依托而形成的不同层级，更要把握范畴因现实的历史性而具有灵活性，从一个范畴向另一个范畴转化的可能性，不能将范畴固化、僵化。

 

最后，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核心话语和基本问题，坚决克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学科核心话语脱钩的现象。就是说，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话语必须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比如，法学、政治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话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政党观、人民观为依据；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话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要通过科学批判和学术争鸣澄清思想、明辨是非。

 

刘慧：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开放包容的学术态度。在系统梳理和批判性吸收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如何在推进学术开放、合理吸收国外优秀学术成果上率先垂范呢？

侯惠勤：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是自我封闭，关门做学问。要坚定不移吸收世界各国的一切优秀学术成果，但必须以我为主、科学分析，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在新时代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系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实现对国外学术成果的科学鉴别与创造性转化。要坚持阶级分析，区分精华和糟粕。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产阶级有一个从革命、进步的阶级向腐朽没落转变的过程，相应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倾向，也有一个从理论上的毫无顾忌到害怕、回避真理的过程。因此，对于西方学术成果，要确立以吸收其古典理论成果为主的观点，要看到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随着资本主义腐朽性的增加而衰落的趋势，不能赶时髦。

 

刘慧：您认为，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应该如何破除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呢？

 

侯惠勤：在学术对话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呈现出解构与重构的深刻张力。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学科存在将西方学术范式奉为普世标准的倾向，这种以“学术国际化”为表征的话语置换，实质上构成了对我国学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消解。这种现象，不仅导致中国问题解释权的部分让渡，更会在深层次上影响着“四个自信”的认知根基。这就需要我们敢于思想交锋，处理好“砸碎”和重构的关系。砸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有新型国家；砸碎西方学术体系，才能吸收其精华。真理总是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思想交锋是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学术建构的必由之路。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潮，我们应破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坚定理论自信；破除“历史终结论”，坚定道路自信；破除“人性自私论”，坚定制度自信。西方的制度设计是以人性自私为前提的，它否定人性的社会历史性，否定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制度价值。我们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难题，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制度的价值依据。我们还要破除“西方文明优越论”，坚定文化自信。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话语交锋是思想交锋的反映。从学术话语权建构视角，我们要处理好西方概念工具与本土核心范畴的互释关系问题。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要处理好话语的吸收与转化的问题，也就是谁改造谁的问题。话语通过基本语汇和固有表达方式传递了一以贯之的内容，因而具有稳定性。构成一定话语方式的基本语汇、基本结构，是吸收任何外来学术成果的依据，而不能因引进外来术语而消解核心语汇，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否则就是“思想颠覆”。哈耶克曾用“中毒的语言”试图颠覆马克思语汇中如“社会”“人民”一类关键词，阿隆则试图根本取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概念。^[5](P108)把马克思创造的“生产关系”改回“交往方式”，用所谓“阶层”取代“阶级”，都是明显的学术颠覆。

 

三、用党的创新理论立德树人的关键学科

 

刘慧：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肩负着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学术使命，更承担着将理论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的政治责任，实质上实现了理论生产与价值传导的双向赋能。新时代，我们应当如何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立德树人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正确认识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之间的互动关系，真正实现科学认知向价值认同的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应当如何创新教育范式，使理想信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侯惠勤：毛泽东曾犀利批判“言必称马列，行则奉自由主义”的伪忠诚现象，习近平更精准指出“修身不真修、敬鬼神不信苍生”等新型伪装形态。这些“两张皮”现象看起来是表里不一，实质折射出世界观的深层异化。我们要从根源上消除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把自己摆进去的“两张皮”“两面人”现象，“两张皮”“两面人”的症结就在于世界观出了问题，把理想信念和科学知识隔离开来。要消除这种现象，就要把理想信念作为科学知识传授。理想信念只有成为知识体系，才能使其学习、讲授、讨论、考核、传播常态化制度化。作为知识体系的理想信念，首先要讲清楚理想信念为什么可以成为科学？科学为什么不能止步于实证科学？信仰为什么不能被宗教垄断？要讲清楚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把信仰纳入科学的视野，如何消除经验和超验的鸿沟，确立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从而科学解决关于世界的终极存在、生命的终极价值等世界观之问。与此同时，科学信仰又是特殊的知识。它不仅要学以致用，还要“改变世界”，因而是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最高方式，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力量的集中体现，是达到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根本保证。因此，理想信念从大处讲是立党之本，奠立了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科学理论精髓；从小处讲是立身之本，是知信行相统一、学思悟相贯通的思想本源。投身民族复兴和人类解放事业，不断超越自我是培养理想信念的必由之路；内化在生命中，努力克服知信行不一致，坚决摈斥“两面人”，是培养理想信念的不竭追求。理想信念教育的大敌是置身事外，把理想信念放在历史彼岸，生活对岸，自身以外是大忌。在理论学习中，除了理想信念与科学知识相脱离的问题外，目标设定与方式选择也直接影响学习实效以及理论与实践转化的问题。首先，要始终坚持为“自己弄清问题”而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要求在于，必须始终把战胜自我作为学习动机，不把自己摆进去是断然学不进去的。“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实事求是之意”，才能扎扎实实追求真理，不作秀，不摆花架子；要说通别人先说服自己，首先解决自己苦恼的问题和内心的困惑。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坚持的“为自己弄清问题”。自己弄清问题、无所畏惧追求真理及彻底的批判精神的背后是崇高的精神追求。要始终为问题苦恼：原著读懂了吗？原理悟通了吗？发展线索厘清了吗？问题找到了吗？努力区分伪问题和时代之问。其次，理论兴趣是检验思想觉悟和精神境界的重要尺度。理论兴趣淡薄的人的危险性在于，他们并不是真的没有理论兴趣，而是实际上已经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和马克思主义观点迥异的错误观点，内心深处不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已经沦陷。最后，要把学习经典当成生活方式。习近平曾借用王国维关于读书境界的三句诗词，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思想意境：一是“昨夜西风凋敝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谓读经典要立意高远，意念坚定，甘于清苦，耐得住寂寞；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意谓读经典要经得住磨炼，态度虔诚，不畏艰辛，勇于付出；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意谓读经典要反复学习，不断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获，思有所悟，用有所成，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一致的理论自觉。真正进入这种境界，读书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需要，而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良好习惯。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具体实践中，部分领域仍存在专业研究与思想引领的结构性张力，表现为重专业知识学习、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怎样才能切实扭转这种错误倾向，实现专业教育与理论思维培养的深度融合？针对这一问题只有始终着眼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形成理论素养和专业研究一致性的共识。要通过不断加强哲学史的学习，提升理论思维能力。恩格斯曾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6](P890)“自然科学研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1](P308)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个专业，都应当自觉地学习和掌握唯物辩证法，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恩格斯强调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这方面有其优势和独特作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6](P873)

 

刘慧：新时代，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实现意识形态性与专业学术性的有机统一，除了要克服“重知识传授轻价值引领”的倾向外，在方法论层面，我们应当如何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革命批判性与学术建设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认知误区？

 

侯惠勤：要切实扭转把革命批判与学术性对立起来的倾向，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性内在地包含着建设性、开放性、学理性的共识。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而辩证法的本质就是“革命的批判的”。首先，“革命的批判的”决定了坚持从实际出发和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内在一致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是坚持从变化发展的趋势出发，推动事物的新陈代谢。革命的理想并不是存在于“实际”之外的彼岸幻影，而是现实发展的创造力量，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必要条件。资产阶级学者否定的就是唯物辩证法，他们视为“现实的”实际上就是“现存的”；他们视为“科学的”，实际上就是直观的经验科学。说到底，是否定事物的革命变革本性。其次，“革命的批判的”决定了破坏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要用革命的手段彻底改变旧世界，但是，对于旧世界的否定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其自身。资本主义的灭亡归根到底是资本的自我否定。同样，新世界不是人为的美好设计，而是对旧世界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进行革命改造的结果，因而具有产生的内在必然性。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性的理论基石，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旧世界和新世界这两个看起来性质迥异、互不相干的事物，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中显现出相互依托、辩证转化的实质。最后，“革命的批判的”决定了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就在于它具有毫无顾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彻底的批判精神必然导致真正的自我革命。能否真正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取决于主体自身的状况，尤其取决于主体能否摆脱狭隘利益的束缚。而主体要能站得高望得远，唯有刀刃向内，坚持自我革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刘慧：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阐释、体系化建构中的学科优势？

 

侯惠勤：我认为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作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使命担当，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也具有一定的学科优势，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理论升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回应“时代之问”的基本思路是：两个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高度契合，两个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以中国的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强劲发展、责任担当的坚定性，给动乱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以“中国之答”回应“时代之问”。引领新时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实事求是的新拓展。要以世界观为内核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准确阐发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必须以“新时代”为历史方位，以“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为历史根据，以“人民至上”为价值本体，以“系统观念”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整体把握；必须把所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原创性贡献都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示其蕴含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从党的创新理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运用中，概括、提炼其“哲学精髓”。其次是解决矛盾。主要是解决两个矛盾，一是体系性和实用性的矛盾；二是学理性和通俗性的矛盾。第一个矛盾处理不好，党的创新理论就容易成为口号式的“只言片语”，不仅会出现理解上的歧义和偏差，还会造成实践中的失误；第二个矛盾处理不好，就会把创新理论变成简单的政治表态，丧失思想的魅力。这些矛盾的“度”如何把握，是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出路就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坚持“两个结合”的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体性，成就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两者共同构成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指导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坚持运用的马克思主义。 最后是历史叙事。要从历史发展的脉络阐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就是说，要将其置于中国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历史传承，世界社会主义史的思想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守正创新中阐发，以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突破。一是理论联系实际客观对象的拓展。把握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是科学世界观的发展动力。随着实践的发展，“实际”不仅在变化，而且日益复杂。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全面展开，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高的历史使命。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是文化强国，更重要的还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需要。这是理论联系实际内涵的拓展。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基本原理的守正创新。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运用，是科学世界观的实现方式。“两个结合”以及人民至上、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等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7](P481)所获得的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真理性认识。人民至上是根本价值立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自信自立是应对西方霸凌打压、“脱钩”“断链”的出路；守正创新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保持战略定力的底气；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是拨云见日、把握时代潮流的利器；胸怀天下是大国担当，引领时代的气魄；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运用，坚定了我们的历史自信。三是理论联系实际思维方式的发展变革。理论联系实际必然落脚到思维方式的变革。辩证思维是科学世界观的思维特色。唯物辩证法紧跟时代步伐的重要表现，就是其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把精髓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作为突出的特征表现出来。系统观念在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则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引领价值。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动荡变革、变乱叠加使得世界历史的前景扑朔迷离。系统观念是帮助我们作出正确抉择的思想方法。它不仅是我们拨云见日、坚定历史自信的底气，也是引领我们掌握历史主动，通过力量的综合对比，在挑战中寻找机遇，努力走出当代困境，开创人类光明未来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使命、一种担当，它承载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责任，既是思想之炬，又是行动之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者、研究者和传播者，我们应以理论清醒筑牢政治坚定，立足中国实际，回应社会关切，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服务人民、推动发展的实践动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焕发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法]阿隆. 知识分子的鸦片[M].吕一民，顾杭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