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驳所谓“国有经济不改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谬论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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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懋仁：驳所谓“国有经济不改就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谬论
2025-08-10
【摘要】本文针对吴敬琏教授写的一篇歪曲共同富裕的文章，从多个方面论述了与共同富裕有关的问题。本文首先对共同富裕的概念进行厘清，分别就国有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对共同富裕所发挥的作用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这两种公有制形式对于实现共同富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同时，对吴敬琏教授所说的“国退民进”问题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一种与美国霸权主义思维非常接近的零和思维，既不合逻辑，又脱离实际;最后，本文针对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进行了一些大胆的设想。
一、必须为共同富裕的概念
给出一个清晰的内涵
网上流传一篇作者署名为吴敬琏教授的文章，题为《国有经济不改，无法实现共同富裕！》。[1]然而，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共同富裕”，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共同富裕，完全不是一回事。他的这篇文章提到最多的就是要所谓“国退民进”，即要求国有经济要大踏步地后退，为民营经济让路。这种“国退民进”的结果，在吴敬琏教授看来就是民营经济得到发展，民营企业也就富裕了起来，所以，吴敬琏教授所说的“共同富裕”，不过是让民营企业家们一起富裕了起来。这与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消除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之后达到的共同富裕完全不是一回事。
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私有制经济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这里何曾出现过共同富裕?这里的共同富裕当然是我们所理解的消除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这样的共同富裕在历史上从来就不曾出现过。
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在讨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时，认为生产对其他三个环节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共同富裕是一个分配上的结果的话，那么生产对于分配来说更是决定性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2]
马克思在这里是说，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决定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如果是由少数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这样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分配方式也一定是少数人在分配中占有更多的社会产品，而不占有生产资料或者占有很少生产资料的人分配到的社会产品也是相当少的。这也说明，私有制所支配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得到更为平衡的分配结果。即使社会产品生产的数量再多，私有制社会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他还指出，“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4]。这也就是说，如果不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任凭非公有制经济不受限制地扩张，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因为非公有制经济不可能主动且积极地帮助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吴敬琏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所提到的这个“共同富裕”，以及他反复推销的所谓“国退民进”，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让全体人民富裕起来的共同富裕。
在人类社会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前，最早与之相似的概念就是中国古代的世界大同以及西方在五百多年前提出的乌托邦和类似的说法。这些朴素的近似于空想美好世界的理念，所要求的理想也不过就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人人平等，不再有极为艰苦的劳作，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欺负人而已。
这种对未来世界的想象与梦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同富裕在概念上有着较大的差距。它更多涉及社会中的美好秩序，涉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伦理关系和其他的相互关系。至于这样的社会究竟由什么方式实现以及如何实现，这些问题是那时的人们无法回答出来的。
共同富裕的概念不可能出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始至终所需要的就是更多利润的积累，即更多剩余价值的积累。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积累更多的剩余价值，在一定阶段上是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因此，在其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人类社会的生产一直处于较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之中。然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势头不可能自发带来共同富裕，只能带来更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
这种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却在反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针对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说社会主义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社会生产力曾经被束缚的状态得到了根本性解放，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较快和较有利的发展。
正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对中国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必要的和有利的条件，但要从根本上完成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与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还要走一段很长而且很艰难的路程。因此，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及其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积累更多的发展基金和更多更快的科技创新。在初级阶段过早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显然并不符合那时的实际情况。
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共同富裕是必然达到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如果共同富裕长期不能实现，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必然受到较为严重的束缚和打击，而这也必然影响到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发展的速度与规模。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来说，共同富裕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可以无限拖延下去。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一定阶段，这个共同富裕必须要得到真正地实现。
我们都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对社会产品分配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但在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我们并不能在全体社会成员当中完全地实现这种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相当一部分领域与行业之中，还允许存在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本质上是按资分配的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形式的存在之所以在今天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还远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的程度，所以为了使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还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种非按劳分配的方式还需要在一定范围和规模内存在一段不短的时间。
然而，这样的分配方式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是有一定阻碍作用的，但这又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不得不走的一段绕行曲折的道路。这完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在通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中没有直线的捷径。如果我们拒绝走这样的绕行道路，我们或许就更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
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如果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那么这种非按劳分配的分配形式与原则最终还是要被扬弃掉的，这个环节也是避免不了的。然而，要想让这个环节到来与实现，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其他的途径和办法。因此，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继续遵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
我们目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和非按劳分配形式的存在，其目的是在将来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不能因为要走这条绕行之路，就把我们要实现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忘记了，我们也不能把这个目标抛到脑后去，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必须要实现的这个发展目标。这条绕行之路到底还要走多久，我们也不能给出一个绝对精确的时间锚点，但我们知道这个时间锚点是一定会到来的。
如果我们把这条目前必然要走的绕行之路看作一条绝对不可改变的前行之路，甚至完全丢掉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那就表明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如果得不到有效地纠正，那么未来将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风险和危机。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将会遭到极为严重的挑战，我们国家的前途也将面临极不确定的风险与危机，这种状态是我们必须加以防范和制止的。
二、对国有经济必须要有完整、
全面和准确的认知
吴敬琏教授在那篇《国有经济不改，无法实现共同富裕!》的文章里，表现出了对国有经济的深恶痛绝。提及20世纪80年代的国有经济，吴敬琏教授认为，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基本来源于非国有部门(“民营部门”)，而占有经济资源主要部分的国有部门不但增长缓慢，而且效率有下降的趋势。他还坚持认为，亏损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这导致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国有企业陷入了盈不抵亏的困境。
吴敬琏教授只是笼统地讲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如何不行，但是，当时的情况远非吴敬琏教授所说的那个样子。当时的国有企业还是有过一段相当繁荣的阶段，而且情况也是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的。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国有企业运营状况是比较好的。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当时不少国有企业一直推动职工的薪资上调工作。有不少工人在不长的时间内，工资级别得到了提高。而且由于企业效益不错，还有不少工人得到浮动一级或者半级工资的奖励。浮动的工资级别并不完全算作工人正式的工资收入，带有奖励的性质，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如果经营效益太差，根本就不可能拿出钱为工人上调工资或者奖励浮动工资。吴敬琏教授对于当时国有企业的这种情况几乎视而不见，这是不是与他一直对国有企业抱有成见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国家经济出现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国有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国有企业肯定有自身的问题，我们对此无需否定，但当时国有企业的效益并不如吴敬琏教授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国民经济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过热。这个问题导致建筑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从而带动各个方面的物价上涨，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即将压到全国人民的身上。而在这个时候，仍然有一部分所谓经济学家提出，物价的改革要长痛不如短痛，还要提出彻底完全放开物价管控。这种论调在市场上引发更大的恐慌，导致1988年风靡全国的抢购风席卷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果断决定加强治理整顿，压缩投资。正因为当时党中央采取的这种正确政策，过热的经济开始冷却下来。伴随着过热经济的冷却，国有企业的效益也必然有所下降，这种情况难以避免。在这一时期，国有经济部门增长缓慢、效益下降，正是控制经济过热、加强治理整顿的必然结果。吴敬琏教授把这种经济减缓的原因归结为国有经济本身的弊端，这样的判断并不合理，也不符合事实。
当时民营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确实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或者说是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民营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相当不规范的行为。在21世纪之初，我曾经和我的同事们调研了北京一家国有企业。那家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过去，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但是由于一些民营企业(那时主要是乡镇企业)生产与他们同类的产品，于是就开始有了竞争。但是这家国有企业并不担心竞争，因为他们的产品质量非常有保障。然而，有的民营企业采取不规范的竞争手段，如向采购方提供回扣，在产品生产中偷工减料，以此压低成本。因此，他们的产品销售价格低于国有企业，即使他们要付出回扣，且他们产品的销售价格与国有企业产品价格持平，却依然可以盈利。这些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性能与质量都不能与国有企业相比，但国有企业既不能向采购方支付回扣，更不能降低产品质量。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国有企业面临着极大的压力。那时的国有企业还要支付职工的医疗费用和退休职工的养老金，这导致企业生产成本能够下调的空间极为有限。国有企业所担负的这些重担，当时的民营企业是不用担负的。两相比较之下，国有企业的经营很不轻松。国有企业在这种市场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如何保持所谓高速度增长?而这个时期的个别民营企业，却通过这样的手段赚到了不菲的利润，表现出较高的增长速度。那些接受了回扣的采购方，即使明明知道这些民营企业的产品质量不如国有企业的产品质量，但是他们拿了回扣，也就不管所采购产品质量是优是劣。在这种情况下所体现出来的所谓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如果我们不对当时这样的市场环境做认真的调查与分析，就简单地指责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这样公平吗?
客观地说，我们要积极发展民营经济，这个总的政策是正确的，没有问题。然而，在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种不规范甚至侵害国有经济的做法屡屡出现，这样确实是有较大问题的。虽然我们今天无意追究这些问题，但是至少应该知道，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很难避免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民营企业采取了这种不规范、不地道的手段，反过来指责国有企业从根本上就不行，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并判断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这样的指责毫无道理。国有企业当然需要改革，民营企业在经营中也必须走一条合法经营、守法经营的道路，这样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环境才有可能健康起来，才更有利于各种经济实体的生存和发展。
吴敬琏教授还对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中期国有经济的改革极为赞赏，但当时这种所谓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让某些私人资本公开地甚至光明正大地侵吞国有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国有企业成为私人资本的囊中之物。广大国有企业职工被迫下岗失业，收入锐减，生活质量迅速下降。这场改革，恰恰是在破坏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任何可以赞扬之处。而且从国有企业所谓的改革之中，受益的只是极少数私人资本，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也不可能从中获益。因此，吴敬琏教授对这种国有企业改革会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之看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想当然。他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坚决打压国有经济，为私人资本在中国走上一条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
吴敬琏教授在文章中说，在此之后，国有企业的改革就停滞不前了，并对此表示非常不满。实际上，2004年，党中央就明确要求这种管理层收购(MBO)的名为改革、实为侵吞国有资产的错误行为必须停下来，并予以制止。[5]这篇文章不敢公开向党中央的这个规定叫板，但其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溢于言表。
在推进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国有企业的发展和扩张是一项重要的保障和基础性要素。简单来说，中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
吴敬琏教授在他的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国有企业的敌视与仇恨。在他看来，国有企业做什么都是错的。他说国有企业的发展和增长是逆势增长。对此，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国有企业要逆势增长?这个所谓逆国有企业发展的“势”是一种什么样的势？这样的“势”又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逆国有企业发展的“势”为什么会存在？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吴敬琏教授都没有给出回答。在他看来，国有企业的发展就是悖逆了他心中的潮流，而国有企业的萎缩与下滑才是他所认为的顺势。他的文章里这样写道：2009年，国有银行提供的10万亿元以上的海量贷款，绝大部分给了国有大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吴敬琏教授认为，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使国有企业大大提高了扩张速度，甚至大举进入房地产这一公认的竞争性行业，它们挟巨资抢购土地，这使得“地王”频现，纪录不断刷新。
问题在于，为什么国有企业会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除了国家的有关政策之外，也因为国有企业在国有银行那里信誉最高，这是众多非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优势。当然，国家也要求银行向中小型民营企业贷款，支持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没有任何问题，当然，需要更多的具体操作细节来实施这些举措。
同时我们看到，某些较大规模的资本集团，以所谓雄厚的资本为抵押，向银行借贷了大量资金。但这不过是他们用来扩张自己势力的资本，更有甚者将这些资金长期据为己有，根本就没打算偿还，肆无忌惮地侵吞国有资产。恒大集团的许家印不就是这么干的吗?相比之下，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比这些大的资本财团要可靠得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国有银行为什么不可以向国有企业发放贷款?
吴敬琏教授还说，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更是达到了天文数字，仅两家最大的中央国有企业——中国移动和中国石油——他们的净利润就超过了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的利润总和。这说明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产生了很好的效益，它们获得了盈利。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但吴敬琏教授又说，国有企业的逆势扩张和地位加强，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究竟是祸还是福，并不能由它们获得的短期盈利多少来评判，而要从它们对市场制度完善和经济长远发展的影响来判断。
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国有企业盈利了，但吴敬琏教授说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为什么?因为他说，国有企业的效率是否高于民营企业，这个问题已经有相关研究机构的实证分析给出了有翔实数据支持的否定性结论。在这里，他没有拿出任何根据，就说中外研究机构的实证分析否定了国有企业的效率。中国到底有哪些机构做了什么样的实证分析，他并没有说。外国机构又做了什么样的实证分析，吴敬琏教授也没有说。这是什么道理?再说，他提到的这些中外机构都是些什么样的机构?如果是为国外资本效力的所谓研究机构，他们的立场会站到哪一边，不是显而易见吗?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恨之入骨，恨不得把中国的国有企业全部剿灭，他们怎么可能说中国国有企业的好话，怎么可能真正地做出实事求是的实证分析?这样的所谓研究机构做出的任何分析和结论都不能信赖。
吴敬琏教授一方面不得不承认中国国有企业确实有了盈利，而且盈利还不少，而另一方面又说，这种短期的盈利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这种自相矛盾只能证明他对我们的国有企业的仇恨已经达到了病态的程度。
客观地说，中国的国有企业确实需要改革，但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不能按照吴敬琏教授所说的路子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需要重新研究“鞍钢宪法”的原则，走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改革之路。
“鞍钢宪法”提出让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在前些年，我们有些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薪资过高，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而且极易让这些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脱离实际和群众。有人说，企业高管都是高智商的人才，如果不拿高薪吸引他们，他们不会来国有企业任职，这完全是一种谬论。企业高层管理岗位确实需要人才，但一方面，这些人才所获得的薪资也要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加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让国有企业能够更加健康发展，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们应该得到与其工作量与工作业绩相适应的薪资，但如果让国有企业管理者拿到的薪资超过普通员工上百倍或者更多，那就完全背离了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国有企业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同普通员工一样，在企业中应该都是平等的。高级管理人员不是老板，基层员工也不是单纯的打工者，他们都是企业的主人。平等的观念需要由平等的措施来提供保障，真正的平等才能产生更高的生产效率，真正的平等才能调动更多企业劳动者的积极性。
在国有企业当中，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是必备的规定动作，缺少这两点，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就有可能走偏。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是没有这两条规定的。当年，日本企业推行所谓的全面质量管理，就有工人加入董事会的方法。但至少到现在，如果日本企业还有工人董事的话，那也不过是一种摆设，没有真正的实际意义。
前些年，有的人提出在国有企业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那到底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他们其实也没有真正搞清楚。是学美国，还是学日本，当时提出这个意见的人也不敢给出断言。因为他们也看到，美国或日本企业的问题也不少。可是在某些人内心，还是把西方的企业制度看作最合理的企业制度，把西方的企业制度当作现代企业制度。今天来看这个问题，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
除了“鞍钢宪法”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之外，我们的职工代表大会还应发挥更大、更充分的作用。国有企业不能都由少数人决策，少数人说了算。企业中的普通工人同样也有发表意见和提出建议的权利，国有企业更需要民主管理。当年，我们的人民军队就有三大民主的传统，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同样，在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当中，同样需要实行民主管理。没有民主管理的国有企业，就算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
党中央不止一次提出，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做优，这是有着重大深远意义的。要实现共同富裕，国有企业本身的强大固然很重要，但其扩展和优化同样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所需要的公有制关系不断提高，那么我们的国有企业是不是需要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和增加?如果越来越多的工人进入国有企业，那么他们的收入、福利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是能够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享受到更多的实惠?
国有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领头羊。有了这只领头羊，我们就能跟上它，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会走得更快一点。任何打压国有企业的观念，都是在背离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
三、农村集体经济是
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可靠保障
实现共同富裕最大的目标群体之一就是中国的农民。让农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比较坚实的发展基础，这就是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也就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
有不少人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已经没有集体经济，都走上了单干和个体经济的道路，这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不是个体制，不是单干制，而是在保留集体经济的条件下实行的一种生产劳动方式的改革。
虽然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不复存在了，但农村集体经济最基本的部分并没有遭到根本性破坏，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农村的土地虽然被承包了，但是未被分割。承包土地的农民有土地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这就保证了我们的集体经济仍然有进一步发展甚至实现腾飞的可能。
我们不能否认，在一段时间内，农村集体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影响，这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在农村集体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国仍然有一些农村坚持集体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这些农业集体经济非常红火的地方，包括知名的华西村、南街村，还有更多的不那么出名的乡村，它们分别是窦店、韩村河、周家庄、兴十四、大寨、东岭、花园、龙门、航民、进顺、方林、九间棚、周台子、龙门、黄儿营西……从京畿重地到西南边陲，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坡，从中原腹地到东南沿海，从江南水乡到雪域高原，到处都有这样的共同富裕榜样名村。[6]
有些主流经济学家以及所谓名人，不相信农村集体经济能让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们中有的在造谣，有的在诋毁，总是说些冷言冷语。有的党校教师在参观南街村后，拒绝了当地题词的请求。有同行者问他为什么拒绝题词，他含含糊糊，但表达的意思是，他没有听到上级的明确意见，自己不便发表评论，这或许表明他似乎并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实。然而，在那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得非常好的乡村，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幸福指数都远远超过那些集体经济发展不红火的地方。虽然有些地方的媒体舆论不看好这样的农村集体经济，但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于这样的舆论基本置之不理，依然坚持走他们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在全国脱贫攻坚的战役中，又有一批农村开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共毕节市委在帮助农村脱贫的过程中，支持各村基层党支部领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积极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在领导农村基层党支部搞好党建的过程中，也动员农村基层党支部领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两个地方的相关工作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7]
某些人如今一提到人民公社，总是带有贬低的态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民公社在各地发展的情况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但同时有更多的地方在发挥着农村集体经济的优势。某些人只把当年存在的一些问题无限地片面夸大，要从根本上否定农村集体经济，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脱离实际，违背实事求是精神。
贵州毕节和山东烟台所开展的由农村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以后，很多地区都在学习这一经验，而且很多地方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河北保定、安徽合肥、辽宁鞍山等地以党支部领办土地合作社为重点，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增收显著。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起之地安徽凤阳小岗村，今天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2年，小岗村在安徽省内率先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通过“三权”分置改革，放活经营权，“小田变大田、碎田变整田”。也是在这一年，小岗村陆续开始搞高标准农田建设。2016年，小岗村又启动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成立小岗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实现从“户户分田包地”到“人人持股分红”。近年来，小岗村基本建成近1.4万亩高标准农田，实施省级以上农村改革试点16项，这些举措激活了土地流转和人力资源。
在今天许多农村集体经济中，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都是拥有一定股份的。他们不仅凭着自己的劳动领取劳动所得的收入，而且还能根据村集体每年的收入，按股份进行分红，这是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制度终结之后，社会将建立一个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关系。那么，这种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是不是就能实现这样一种所有制关系?集体经济是公有制，个人占有股份而且能够收获红利是不是就是一种个人所有制?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得到加强和发展，中国农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还会远吗?
四、公有制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
完全可以共同发展
吴敬琏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说，国有经济要缩小范围，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持这种观点且多次反复强调这种观点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并不只有吴敬琏教授一个人。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国有企业的发展要有进有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但吴敬琏教授在这个问题上故意含糊其词，说国有企业在进退上应当如何，但他们总是故意片面地强调国有企业一定要退，而且要从竞争性行业里退，并且一定要退够。那么国有企业要怎么进，要向哪个方面进，吴敬琏教授等人总是闭口不提。在他们的内心里，国有企业只有退，不许进，这才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情境。
在这里，他们所说的民营企业，当然完全是指非公有制民营企业，而且是具有较大资本规模的非公有制企业。那些具有科技创新的小规模民营企业，是入不了吴敬琏教授等人的眼的。在他们看来，这些大资本集团要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他们只说要让国有企业“退够”，但在他们的骨子里，是要把国有企业彻底灭掉。这不禁让人想起，多年来，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一直都是恨之入骨的。从这个方面来看，吴敬琏教授等人与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
吴敬琏教授认为，这种非公有制大资本集团要得到发展，就必须击垮或者压倒国有企业。美国政府也认为，美国要想在贸易战中扭转长期的贸易赤字，也必须打垮中国的国有企业。人们都知道，在美国资产阶级的霸权字典中，在他们的经济与贸易字典中，从来都没有互利双赢这几个字。在他们的字典里，只有你输我赢、你退我进、互相仇视等字眼。他们的这种观念，完全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利益，也只有具有霸权思维的人，才会如此痴迷于零和思维。
中国如吴敬琏教授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与他们站在一起的“公知”们，同样也像美国政府那样用零和思维来思考问题的，其中的原因倒也不复杂。美国仇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那么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与“公知”们，也仇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所以他们把那些非公有制大资本集团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对立起来，毕竟他们自身就是站在这些非公有制大资本集团那一边。
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势不两立的、不可兼容的、无法妥协的。他们要求的就只能是“公退私进”，“社会主义退而资本主义进”。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立场非常鲜明，完全不做任何掩饰。
其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根本就不存在尖锐的对立性。这里所说的非国有经济，既包括非公有制的民营经济，也包括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经济。而非公有制的民营经济，主要是指那些愿意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一己之力的民营企业，也包括那些中小规模的、在科技创新领域中愿意大显身手的民营科技企业。在那些具有较大规模的非公有制民营企业中，也存在着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愿意为中国式现代化尽自己更大力量的企业。
这一类非公有制民营企业，不会视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为仇敌，甚至也不会把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当作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完全有信心在现有的经济领域中，主动而积极地开拓一片新的天地。
经济领域的开拓是无止境的，正如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无止境的道理一样。中国的国有企业，既在做着坚守的工作，也在做着开拓的工作。坚守是为了保护我们最基本的国计民生，而开拓则是为了人民的未来能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对上述那些与大多数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非公有制民营企业来说，他们更注重在经济领域的开拓。毕竟，国有企业不可能把全部未开拓的领域都完全包下来，这根本就不现实，也为上述那些非公有制民营企业留出一大片可以开垦的处女地。
深圳正是这些具有积极开拓精神的非公有制民营企业的良好家园。今天的深圳，有许多高技术的企业在做着人们前所未有的开拓工作。例如，电子信息领域、生物与新医药领域、航空航天领域、新材料领域、高技术服务业领域、新能源与节能领域、资源与环境领域、先进制造与自动化领域，都大有可为。这片天地广阔得很，哪里用得着谁进谁退，大家都可以齐头并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所指出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同样，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等待开发的行业也多得很，大家可以做的事情多得做不完。
如此充满希望的未来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希望大得很，前途光明得很，没有任何困难能够吓到中国人民。吴敬琏教授所谓那些只想让大的资本集团富裕起来的梦幻，迟早是要破灭的。如此广阔的领域，如此壮丽的前景，足以让吴敬琏教授等人所谓的“你退我进”的零和思维黯然失色。美国狭隘的霸权主义思维，在吴敬琏教授等人的头脑里扎的根实在太深了，他们受到毒化浸染实在无法自拔，他们只会这么来考虑问题，他们的头脑只能如此狭隘。这又能怪得了谁?看起来，霸权主义思维是与全世界人民为敌的，吴敬琏教授等人的这一类思维也是与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为敌的。两者何其相似，这又在说明什么问题?
五、新质生产力与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除了要在生产关系方面做出更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调适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不能有任何松懈和忽视。我们的国家要发展，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在这里，我们以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为例。对于当代中国，人工智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壮观的，有些情况是我们现在也无法完全预见的。
例如，随着人工智能在硬件上的应用，我们将来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建设诸多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就是国家掌握的最大资源。这些数据中心建立起来之后，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所有的企业、研究机构、学校以及个人，都可以使用这类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开展生产、研发、设计以及创新方面的许多工作。这类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还可以把各单位、个人以及各个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创新成果公布出来，连接起来，并向全社会推广运用，向整个社会提供服务。这样一个如此规模巨大的创新、研发、生产、销售的服务网络，将会创造怎样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样的网络经济中，社会财富将得到更大的创造，企业、单位与个人的收入也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我们的蛋糕将做得更大，我们的人民所得到的收益也会更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公有制形式，而且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是国有的，整个平台为全社会提供服务，企业与个人都在这个平台中受益。这是不是也能算是在公有制经济上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当然，要想真正实现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还需要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共产主义的萌芽难道就不能从现在开始展示出来吗?毕竟共产主义不是一下子就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总要从某个阶段就开始，然后再一点一点地逐步发展起来，这不就是客观的辩证法吗?
【参考文献】
[1]陈健：《新时代新征程国有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23年第6期。
[2]江剑平：《利润全民共享：国有企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与路径》，《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0期。
[3]罗必良、耿鹏鹏：《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6期。
[4]魏登才：《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江汉论坛》2024年第9期。
[5]程恩富、罗玉辉：《论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学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会》，《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年第8期。
【注释】
[1]吴敬琏：《国有经济不改，无法实现共同富裕!》，https：//newshtbprolsohu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a/872418659_121124619.2024年9月14日。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142页。
[5]新浪财经：《国资退出，叫停MBO的理由》，https：//financehtbprolsinahtbprolcn-s.libdb.ucass.edu.cn/sa/2003-11-26/detail-ikkntiak7813440.d.html.2003年11月26日。
[6]搜狐网：《凡是共同富裕的名村，无一不是走集体经济之路的》，https：//culhtbprolsohuhtbprolcom-s.libdb.ucass.edu.cn/a/813946353_122026836.2024年10月5日。
[7]王宏甲：《走向乡村振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21年，第2-115页。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本文原载《政治经济学研究》2025年第2期。，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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