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听到某位讲思政课的教师说，伟人写的文章没有什么学术性。感觉这样的说法有些不妥，味道不对。这里是不是有一种轻蔑，还是有一种贬低，不好判断。然而，问题需要弄清楚的是，伟人不是专门做学术研究的，写的文章和著作都是在针对具体问题，也是要解决具体问题的。而所谓学术性的文章和著作，也不能说与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完全不搭界，但那些所谓学术文章或学术著作总好像是一种居庙堂之上而高不可攀的陈设。这种陈设是用来祭拜，还是用来崇拜? 不太好说。无论是怎样的学术著作，一般说来，很少用来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
讲思政课的教师当然要做学术研究，要写学术文章或者这一类的著作。据我所知，所谓学术性，一个重要的标准或者特征就是必须要有考据。所谓无一字无出处，无一句无出处，就是学术性的典型特征。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伟人为了实践的需要，要撰写很多文章。其中既包括一些文件，也包括一些讲话。如果对于这样的文字，都要把所有引文的出处都考据一遍，试问，在战争期间有这样的条件吗? 即使有这样的条件，哪有这样的功夫做这种极其繁琐的考据? 这样的要求现实吗? 那时的讲话、文件、评论等文字，都是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搞所谓学术性的考证，这是开哪门子玩笑?
伟人的文章著作，都是用来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的，这毫无疑问。在研究和探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必然要观察问题，研究问题。那么观察的角度是什么，研究的方法又是什么，都不可能不涉及到世界观与方法论这一类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研究方法，那就是调查研究。讲调查研究这样的话题，有没有学术性? 可能人们对此就会有不同的回答。有的人可能认为这其中就是包括了一定程度的学术性，而另有一些人可能就认为这里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学术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们要解决任何现实的具体问题，第一步必须要进行详细、周到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不做好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没有做到位，就找不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也就不可能把问题解决掉。
在伟人的著作中，讲调查研究，引用了孔子的“每事问”。讲群众路线，引用了“三人行，必有吾师焉”。讲为人民服务，引用了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引用过莎士比亚剧本中的台词。这些引用的文字都需要做考据吗? 在那个战争年代，这不就是繁琐哲学吗? 用民间的话来说，这叫“掉书袋”，让人极其厌恶。要求伟人在著作中都要做什么学术考证或者考据，这完全没有道理。
具体去做调查研究，是一件具体的工作，但是要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如何找到进行调查研究的正确方法，如何提高调查研究过程中的效率，如何能获得真正符合实际的调查研究的结果，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到底有没有学术性方面的问题? 依我看，这其中不仅有学术性的问题，而且这种学术性的问题牵涉的方面还比较广，涉及到人们 应该思考的理论深度也相当深刻。简单地用否定语式说，伟人的著作中没有学术性，是不是太轻率了?
讲思政课的教师，当然是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知道在这位思政课教师看来，马克思的著作或者文章是属于有学术性的呢，还是属于没有学术性的呢?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既有对前人著作的引用，也有对古希腊神话乃至圣经中国文字的引用。那么用所谓学术性来要求，马克思所引用的这些文字是不是都要标出出处。或许，这位讲思政课的教师可能不太好意思说，马克思的书到底有没有学术性。如果他说马克思的著作也没有学术性，估计会给自己引来一阵轩然大波。然而，如果从某些人们，或者某些规范所设定的所谓学术性的概念来说，马克思的著作也是要解决很多具体问题的。当然，马克思在针对解决具体问题进行探索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去探讨在这些具体问题背后的一些基本理论性的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人们可以从某个角度来看，认为其中有较强的学术性。而如果从另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他们也都在讨论很多具体的实际问题，也没有什么详细与全面的所谓考证或者考据。或许也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文章著作没有什么学术性。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经典作家们的著作到底有没有学术性，或者其中的学术性是多是少都不重要，关键在于，经典作家的著作到底是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是不是能用来解决具体问题。他们的思想方法，对于今天的我们，是否具有较大的启发性。正如毛主席所说，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过去，我们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学习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伟人的著作也要学习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个方面，所谓学术性从来就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西方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康德、黑格尔，他们的著作学术性不可谓不强，但是有多少人能读得懂。黑格尔的《小逻辑》也只是在他书中的“附释”与“说明”中，才说一点通俗易懂的话，那是他在课堂上对学生讲的。大多数人都看不懂的书，其存在的意义当然就很有限。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够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意思就是理论必须要涉及到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人在社会生活中所面对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是人们需要关注的，更是需要解决的。如果理论在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所需要解决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这样的理论就能抓住人民群众的心，就会有巨大的吸引力和魅力。人民群众就会乐于接受这样的理论。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理论掌握了人民群众。那些距离人民群众还比较远的学术性文章著作，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吗?
再回到伟人的著作那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就是解决中国革命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问题。伟人说，在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就为红色政权存在创造了必要的可能性。伟人所做出的这样的论证算是有学术性还是没有学术性? 如果写出来的文章虽然有所谓学术性，但却无法解决或者回答实际中存在的问题，那么这种所谓学术性究竟有什么意义? 再问一句， 《实践论》和《矛盾论》有没有学术性? 然而这两部著作，一部是解决中国革命的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一部是解决中国革命的思想方法上的问题。这样的文章有学术性吗? 说这两部著作有学术性或者没有学术性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这两部著作确实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两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样也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难道还不够吗? 用所谓学术性来作为衡量著作的所谓优劣标准，对我们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又有多大的意义?
我以为，讲思政课的老师，如果要讲马克思主义著作，要讲伟人的著作，首先要讲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实践与理论的重要关系和意义。如果太过偏重所谓学术性，实在是南辕北辙。看来，某些思政课教师在思想上是存在着某种偏差的，至少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搞清楚。纠缠什么学术性就是让自身陷入某种较大的误区。这种误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有害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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