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德国《世界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大意是《为什么年轻人认同东德身份? 》文章写道，瓦莱丽•舍尼安（Valerie Schönian）在柏林墙倒塌时还未出生。今年34岁的她出生于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一个小镇，现在是一位作家，定居柏林。她表示：“我周围的大多数人都以世界公民或欧洲人自居，但我认为自己首先是东德人。”
尽管舍尼安出生时东德已不复存在，但她并不认为这与自己的归属感相矛盾。“老一辈东德人身上刻着时代剧变的烙印，而这种经历也与我们‘后统一一代’息息相关，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过去和现实，”她说道，“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东德意识’正在觉醒。”
舍尼安的书《东德意识：统一后出生的一代为何为东德发声》显然让许多生活在东德地区的年轻人找到了共鸣。统计数据表明，东部的年轻人不仅在生活目标和社会观念上与西部存在差异，而且还有一种逐渐增强的独特的身份认同感。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德国发生的事距离我们还是有点儿远，所以像居住在前东德地区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对东德身份的认同，不一定能了解得很全面，也不一定了解得很准确。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会有一点理解和感悟的。
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去过一趟昆明。在昆明的街头，我看到一位从台湾来的女性。看样子，她有四十多岁，听她说话的口吻，感觉她可能是一位教师。这位教师模样的女性在昆明街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大声地在那里指责大陆的教育问题，同时带连带着指责大陆方面的其他问题。听到这位女教师模样人的讲话，我的心里很不舒服。我不否认她讲的那些东西可能并没有讲错，但那种高高在上，目中无人，而且一副在教训人的口吻让人非常讨厌。那就像是一个上等人在指责下等人无知、愚昧、穷困、潦倒，还很野蛮的状态。当时的台湾确实比大陆要富有，台湾人的生活普遍比大陆人的生活也要好那么一些。但是你凭什么用这样的口气来教训我们，这不是帮助，也不是善意的批评，这就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侮辱。
我讲这件事，就会联想到，那些今天更加认同自身东德人身份的德国年轻人，在东西两部分统一之后，所面临的某种类似的处境。
当年，东欧的剧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场极为严重的和平演变，或者说就是最初的一场野蛮的颜色革命。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了，东欧的剧变，可能有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自身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苏联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的出卖与叛变。苏联对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平等过。那个所谓经互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的掠夺和剥削，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错误做法的极大不满。
在我看来，东德的社会主义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德国东部，在二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受到的盟国军队的空袭是最严重、最惨烈的。德累斯顿几乎被完全炸平了。而西德，则没有受到如此严重的摧毁。东德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重新建设起来。苏联把德国东部企业中的很多机器都拉到苏联去了。与此同时，美英法为了抗衡苏联与东德，对西德这些企业与设备的保护相对要完整一些。而且西德部分在战争后期所受到的破坏，比起东德还是要轻得多、少得多。
两德统一后，有些东德人，看到西德的富裕和发达，对于自己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东德有些自惭形秽，感觉似乎比西德人要低一头。而那时的西德，其中有那么一些人，对于生活在东德的同胞就是有那么一种歧视。所以两德在统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两个地区的德国人多多少少都有些芥蒂。我不能得出结论，说今天生活在德国东部地区的年轻人，一定是在怀念社会主义时期的东德。毕竟，他们没有真实地生活在那个时代。然而，作为这一代年轻人的父母，他们是真实地生活在那个时期的。虽然那时的东德没有西德富裕和发达。但是他们的生活是有着较为可靠的保障的。在医疗、教育和住房方面，都能得到相当的便利。今天生活的德国东部地区的年轻人，是有可能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甚至从他们的祖父母那里，了解到当年东德地区的基本生活状态的。
德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当年东德的基本生活情况对于今天仍然生活在那个地区的年轻人的影响。或许西方媒体对此没有丝毫的兴趣，或许他们也在有意回避这个方面的问题。《世界报》的这篇文章还说，对舍尼安而言，她的“东德身份觉醒”（她称之为“Ossi-Werdung”，简单地用汉语说，就是“东部觉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自己也曾长期忽视东德人的视角，”她说，“直到在西德地区短暂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东德身份。那时我突然感觉到，‘出身东德’似乎被视为一种污点。但这种污名却让在这片区域上生活的人们更为团结。”于是，她自然而然地理解了那些在统一前后发生的事——剧变中的创伤、失落与愤怒。
舍尼安所提到的，在某些西方媒体看来，所谓生活在东德似乎成了一个污点，那么这个污点显然来自东德曾经的社会主义制度。实事求是地说，在当初东欧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里，东德还是其中最发达的工业国家。五六十年代，在北京天文馆中的天象厅里的那个表现夜空形象的天象仪，就是社会主义的东德自己制造而且送给中国人民的。
再来扩展一下我们的视野。将来大陆与台湾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大陆人民对台湾人民的态度绝对不可能像今天的德国西部的某些德国人歧视德国东部的德国人的那副样子，而今天的台湾人，也在逐渐失去歧视大陆人的资本。三十多年前，我在昆明看到的那位台湾女教师，今天没有任何可以指责和污辱大陆人民的资本了。但是如果在另一个仍然处于分裂状态的、持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一旦也是由那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的部分来统一社会主义的部分，那么生活资本主义那个地区的某些人们也一定会像德西部的人们歧视东部的人们一样，会歧视那个国家生活在社会主义地区的人们，甚至还完全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地区的人们肯定会做得更过分，他们基本就是具有这种尿性的人。
德国《世界报》的这篇文章还写道，有位居住在德国东部的年轻人说，每当他周五晚在街上的小吃店喝啤酒时，都会听到一些“来自上一辈的负面刻板印象”被毫无保留地传递下去，核心总是“从前的一切都比现在好”。当然，这只是现实人们的感觉。感觉就是感觉，不可能非常严谨。迪舍莱因说：“我们这些‘后统一一代’享有最大的自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很多人都有房有车。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了。”迪舍莱因认为，这是因为东德曾带来一份安全感，那时候的世界更简单。这里的所谓安全感，所谓更简单，难道不是那时的社会主义所带给他们的吗?
前些年，也有西方媒体报道，罗马尼亚也有不少人怀念齐奥塞斯库时代，认为那时的生活比现在要安定，要舒服，至少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可靠的、能确定的。现在的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更多的是不确定性。不过，想要简单地回到过去是不现实的。然而，社会主义的种子，曾经种在那里人们的心中，将来还会不会再度萌芽，再度成长，恐怕也要看今天世界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可能带来的惊天巨变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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