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在湖南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发生了一件看似不大、但却在舆论场上，激起了惊涛骇浪的事件。一位普通网民盘某某，因在上班时间，发现乡政府“部分干部未按时到岗”，便行使了《宪法》所赋予的、一个共和国公民最基本的监督权利，将其拍摄并发布上网。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当地政府闻过则喜、立行立改的诚恳回应，而是一幕幕充满了矛盾、敷衍、乃至令人不寒而栗的荒诞剧：先是乡政府漏洞百出的“九点上班不算迟到”的辩解；继而，是在深夜，四名民警，以核查另一条“信息外泄”为由，长驱直入，登上了他七旬父母的家门。
这一事件，与此前不久，新华社刚刚发表的、那篇题为《莫把民情都当作舆情》的深刻评论，形成了最辛辣、也最完美的讽刺性互文。新华社的文章，刚刚警告了一些地方干部，不要患上“舆情过敏症”，不要将群众的合理诉求，视作需要“捂盖子”、“灭火”的“麻烦”；而宁远县的某些干部及其相关部门，就立刻，以一种教科书式的、反面的“实践”，为这篇评论，写下了一个最生动的注脚。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能不回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反复强调吸取苏联亡党亡国教训时，所敲响的那记最沉重的警钟。他深刻地指出，苏共之所以会垮台，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盛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专断、独断专行问题严重”。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从宁远乡政府的“门可罗雀”，到当地警方疑似“因言上门”的“积极作为”，再到新华社评论所痛斥的“官僚主义”和“本领恐慌”——这一系列的现象，绝非孤立的、偶然的“作风问题”。它，是我们肌体内部，一种极其危险的、可能会导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政治癌症的早期症状。
这种癌症的本质，就是党和政府的一部分干部，正在从“人民的公仆”，向着“人民的老爷”，发生着危险的、致命的蜕变。
而苏联的悲剧，则以其最完整、最彻底、也最无可挽回的历史结局，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癌细胞，如果，任其扩散和转移，其最终，将通往何等万劫不复的、亡党亡国的历史绝路。
一、“民情”与“舆情”的错位：从“人民公仆”到“维稳官僚”的思想蜕变
要理解宁远事件的本质，我们必须首先，深入到那些涉事官员的“思想内核”之中，去剖析他们世界观的深刻错位。这种错位，正是新华社评论所尖锐指出的、将“民情”错误地当作“舆情”来对待的、一种典型的官僚主义思想蜕变。
1.1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鱼水情深”与“甘当小学生”
在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世界观里，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毛主席，曾用“鱼水关系”，做出了最生动的比喻。党，是鱼；人民，是水。鱼，须臾不可离开水；离开了水，鱼，就必然会死亡。
因此，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绝不是什么“麻烦”或“风险”。恰恰相反，它是我们党，能够保持其肌体健康、纠正自身错误、获得无穷力量的、最宝贵的“政治营养”和“外部环境”。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这，是我们党，区别于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最根本的政治优势和道德制高点。
1.2新华社的诊断报告：“舆情过敏症”与“官本位”思想
而新华社的评论，则像一份精准的“诊断报告”，深刻地揭示了，我们队伍内部，一部分干部，是如何，从这一光辉的立场上，倒退了回去。
他们，患上了一种“舆情过敏症”。在这种“病症”的支配下，他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180度的扭转。群众的合理诉求，在他们眼中，不再是需要去解决的“民生痛点”，而变成了威胁到他们乌纱帽和单位“脸面”的“舆情风险”。
于是，他们的第一反应，不再是“解决问题”，而是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他们所采取的手段，不再是“调查研究、妥善处理”，而是“捂盖子、删帖、灭火”。
这种行为的背后，是新华社所痛斥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人民的“公仆”，而是将自己，视为高高在上的“官”。人民，不再是他们服务的“主人”，而变成了他们需要去“管理”、“控制”、甚至“防范”的“对象”。“没事就是本事”，这种极其庸俗、反动的官场哲学，彻底地，取代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1.3宁远事件：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病例
有了上述的理论和诊断，我们再来看宁远事件，其内在的逻辑，就变得一清二楚。
面对群众“上班迟到”的监督，当地乡政府，为何会漏洞百出地，进行前后矛盾的辩解？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实事求是”去面对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尽快“平息”掉的“负面舆情”。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改正错误”，而是为了“保住面子”。
而随后的“民警上门”事件，则更是将这种“官僚主义”的逻辑，推演到了一个更危险、也更令人警惕的境地。它，标志着，当“捂盖子”的“软”手段，不再奏效时，一部分官僚，已经开始习惯性地，想要动用其手中所掌握的“国家专政工具”，来对付一个仅仅是行使了监督权的普通公民。
这，已经不仅仅是“思想蜕变”了，这，是在行动上，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二、“权力”的异化：从“人民的盾牌”到“对付人民的工具”
一个政党思想上的蜕变，必然会，反映到其所掌握的国家机器的性质的改变上。宁远事件中，“警权”的疑似被滥用，深刻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权力”本质的尖锐问题。
2.1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专政工具的阶级指向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不回避国家的“暴力”本质。但它深刻地指出，国家的暴力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其本身，是“中性”的，其性质，完全取决于，它，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中，以及，它的枪口和锁链，究竟，是对准谁的。
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套暴力机器，其唯一神圣的、正当的职能，就是充当“人民的盾牌”。它的“专政”铁拳，应该，也必须，仅仅，是用来对付那些，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小撮真正的阶级敌人（如间谍、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的。
而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它，则应该是保护其权利、维持其安宁的“守护神”。
2.2“深夜造访”的象征意义：一个危险的信号
我们暂且，不去揣测宁远警方的“真实动机”。我们只从一个普通公民的、最直观的感受出发。当一个仅仅是在网上，批评了乡政府工作作风的公民，他的、年迈的父母，在深夜，迎来了四名警察的“登门拜访”时，他们所感受到的，会是“安全感”吗？还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恐惧”与“威慑”？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其“执法程序”多么“规范”，无论其“言语”多么“平和”，这种，以不对等的、强大的国家暴力机关，去面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仅仅是“发了朋友圈”的普通公民家庭的行为，其本身，在客观上，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权力示威”。
它，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极其危险、也极其错误的信号。那就是，人民的监督，是会“惹上麻烦”的；国家的强力部门，可能会被用来，去解决那些，本应在“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范畴内，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
2.3苏联的“前车之鉴”：当“克格勃”的枪口对内
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苏联的惨痛教训。在苏联，那个曾经在肃清白匪、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契卡”，其后继者“克格勃”（KGB），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特别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其主要的职能，发生了怎样的蜕变？
它的主要工作，日益地，从“对外反间谍”，转向了“对内搞监控”。
它的主要敌人，不再是西方的帝国主义，而是国内，那些，敢于对官僚特权、对经济停滞、对言论压制，提出批评的、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
当一个本应是“人民的盾牌”的、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将其主要的枪口和监视器，都对准了自己的人民时，这个国家，就已经走在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上。因为，它，已经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一个“官僚阶级”对自己的人民，实行专政的国家。
而宁远事件，那记在深夜敲响的、普通农民家的门铃声，就是对这种危险蜕变，所发出的、一声最刺耳的警报。
三、“信任”的崩塌：从“鱼水情深”到“官民对立”的鸿沟
一个革命政权，其最宝贵的、也是最根本的执政资源，不是别的，正是人民群众，对其发自内心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而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则是腐蚀和摧毁这种信任的、最强效的“王水”。
3.1革命的根基：人民的拥护与信任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终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其最根本的秘密，就在于，我们的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在人类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鱼水情深”般的血肉联系。
人民群众，之所以愿意，用自己的小推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之所以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掩护八路军的伤员；就是因为，他们，通过无数的、具体的、日常的实践，确信了，这个党，是“自己的党”，这支军队，是“自己的子弟兵”。
3.2官僚主义，如何“一口一口地”吃掉信任
然而，这种在革命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所建立起来的、无比宝贵的“信任”，却有可能，在和平建设时期，被一些官僚的、愚蠢的、傲慢的行为，给“一口一口地”，吃干抹净。
宁远事件，就是一个绝佳的案例。一个乡政府的干部，迟到、缺岗，这，本来，是一件极小的事情。如果，在问题被曝光后，他们，能够立刻、诚恳地，向人民道歉，并严肃地，整改自己的作风，那么，这，不仅不会损害政府的威信，反而，会成为一次密切干群关系、展现政府从善如流姿态的“加分项”。
然而，他们，却选择了一套最糟糕的、从“狡辩”，到疑似“恐吓”的组合拳。这一系列的操作，其所造成的、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比那几十个干部，集体迟到一百次，还要严重一万倍。
因为，它，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一种最可怕的感受，那就是：“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了。他们，想的，不再是‘如何为我们服务’，而是‘如何对付我们’。”
3.3苏联的终局：信任的彻底破产与“男儿”的沉默
这种“信任”的、渐进式的、但却是致命的流失，正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最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
经过了几十年，勃列日涅夫时代“官有制”和官僚特权的全面腐蚀，到了80年代末，广大的苏联人民，早已对苏共，这个曾经带领他们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政党，丧失了任何的信任与情感。
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言行不一的、生活在云端的、只关心自身特权的“官僚集团”；他们所感受到的，是经济的停滞、生活的困顿、以及政治上的窒息。因此，当1991年，那个最终的、崩溃的时刻，到来时，我们，才会看到那“竟无一人是男儿”的、令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历史性的“沉默”。
人民，之所以沉默，不是因为他们“懦弱”，更不是因为他们，向往那个即将到来的、寡头横行的、更加悲惨的资本主义地狱。他们沉默，是因为，在他们心中，那个需要他们去“保卫”的、属于“人民”的苏联，其实，早已死亡。
他们的沉默，就是对那个，早已背叛了他们的、官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苏共，所投下的、一张最沉重、也最决绝的“不信任票”。
四、思想的“总病根”：是“官僚主义”阉割了党的阶级性与群众性
宁远事件中所暴露出的、那种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甚至敌视群众的工作作风，其根源，绝不仅仅是一些干部“个人素质不高”的问题。它，有着更深刻的、思想路线上的“总病根”。这个“总病根”，就是“官僚主义”。
4.1放弃了“阶级斗争”这把钥匙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阶级斗争的学说。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工具。然而，从赫鲁晓夫开始的现代修正主义，其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在理论上，宣布“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
当一个执政的共产党，不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社会时，它，就必然会，丧失其最根本的“政治警惕性”和“革命方向感”。它，就会开始，将自己，从一个，领导着无产阶级，去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残余，进行不懈斗争的“战斗司令部”，蜕变为一个，仅仅是从事日常行政管理的、“超阶级”的“社会管理者”。
4.2从“先锋队”到“官僚集团”的蜕变
这种思想上的蜕变，必然会导致其组织上的蜕变。党，不再将自己，视为无产阶级的、最先进、最觉悟的部分；而是将自己，视为一个掌握着专业知识和管理技能的、天生就应该去“领导”和“管理”群众的“专家集团”和“官僚集团”。
于是，党与群众的关系，就从“领导与被领导”的、同志式的政治关系，蜕变为了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纯粹的行政关系。而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也就不再被看作是，帮助党发现和纠正错误的、宝贵的“政治武器”；而被看作是，对管理者“专业权威”的“挑战”，和对行政秩序的“干扰”。
这，正是新华社评论所批判的、那种将“民情”视为“舆情”的、官僚主义世界观的、最深刻的理论根源。
五、历史的“绝路”与唯一的“生路”：以继续革命精神，重铸党群血肉联系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联的道路，已经清晰地，为我们指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之后，如果，任由这种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倾向，发展下去，其最终，将通往何等万劫不复的“历史绝路”。
5.1毛主席的毕生警惕与斗争
与苏联的悲剧，形成最鲜明对照的，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在其毕生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建国之后，须臾没有放松过，对我们党内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危险的、高度的警惕与坚决的斗争。
从“三反”运动，到“社教”运动，再到他晚年，所发动的、那场旨在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十年运动。他，终其一生，都在探索和回答，那个最艰难、也最根本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才能防止我们这个，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变质、不褪色、不脱离人民，永远保持其革命的青春与活力。
5.2以“自我革命”精神，走好新的“群众路线”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毛主席所提出的那个根本问题，却并未过时，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
宁远事件和新华社的评论，共同，向我们指明了那条唯一的“生路”。那就是，我们，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去坚决地，同我们队伍内部，一切形式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和错误作风，进行最彻底的斗争。
在今天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更要学会，如何走好新的“群众路线”。要真正地，像新华社评论所要求的那样，“以‘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态度对网络诉求快速响应、妥善解决、及时反馈，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要真正地，将人民群众在网络上，所提出的每一个批评、每一个建议，都视为一面可以“正衣冠、知兴替”的镜子，而不是一个需要去“捂盖子、灭火”的炸药包。
结论
综上所述，从湖南宁远乡政府的“迟到门”和“上门”风波，这一个看似微小的“细胞”病变之上，我们，足以，窥见到苏联那座红色大厦，最终，是如何，因为癌细胞的全身扩散，而轰然倒塌的全部历史逻辑。
这个逻辑，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在思想上，放弃了阶级斗争的纲领，在实践中，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监督，那么，它，就必然会，从一个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先锋队”，蜕变为一个保守的、为自己服务的“官僚集团”。
而这个蜕变的过程，就是它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被逐步切断的过程，就是它的执政合法性，被逐步掏空的过程，也就是它，一步一步地，走向自我毁灭的、不归路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历史和现实，都反复地警示我们，这个“最大底气”，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我们，用每一天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行动，去赢得、去巩固、去捍卫。“莫把民情都当作舆情”，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宣传口号，它，是所有共产党人，都必须用灵魂去铭记的、一条关乎生死存亡的“生命线”。
守住了这条线，我们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背离了这条线，苏联的悲剧，就永远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把最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作者：子珩墨；来源：子墨观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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