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平：永远怀念南通人民——忆在南通县的艰苦斗争

我是在1946年5月，由中共华中工委派去南通县委工作的。先是担任县委副书记，书记是顾尔钥同志。8月，顾尔钥同志调往九地委工作，我接任县委书记，兼南通县警卫团政委。

我到南通县的时候，县里已开始土地改革运动了。当时，中央的“五四”土改指示还没有传达下来，我们是根据地委的指示部署的。后来“五四”指示下达了，我们对照检查了一下县里的土改运动，基本上是符合中央指示的。  

发动土改运动的口号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具体的办法是平分土地。  

为什么采取平分的方法呢？这是与当时当地的土地占有情况有关的。我们根据典型调查，中农户数比较多，地主富农与贫雇农户数比较少，这就是所谓“两头小，中间大”。平分的方法就是在一个自然村的范围里，计算总田亩有多少， 农业人口有多少，平均每人应可有多少亩，然后根据各户原有的土地数量，在居住地的近旁，采取抽多补少的方法，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包括大型农具、耕牛等）分给少地的贫农民。这样做比较简单易行，中农的土地基本上可以不动，少地的贫雇农与佃农可以按平均数分得土地。但可能要到少数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少量土地，这在政策上是有些毛病的，影响了小部分中农的利益，但牵涉面不大，影响也不大。在执行政策过程中，我们没有搞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的做法，而是同样按人分配生活田，给生活出路，为其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创造条件。土改迅速深入，农民提出要分地主“浮财”，因为时间很紧，县委先作决定批准了农民的要求，后来报告地委，得到批准。最早“分浮财”的工作是在县委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开始在唐洪搞试点，分得很公平有秩序，农民很满意，接着就在全县推开了。  

采取平分土地的办法，还与战争形势有关。当时正面战争虽没有打起来，但国民党反动派决意挑起内战，国民党军队不断向苏北推进，陈兵沿江大城市，摆开了阵势。南通地处前沿，战争已迫在眉睫，情况非常紧急。因此，土改工作必须抢在战争前面，加快贯彻实施。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形势迫着我们必须这样去做，如果要求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逐户评定成份，当然是好的，但工作量太大，显然时间上来不及。加之，还要组织参军、支前，动员部队上升，这些工作非常繁重，都要抢在战争前面做好。所以，土改工作只能采取比较粗略的平分办法。尽管如此，南通县的土改工作搞得还是不错的，进展也是比较快的，后来在1948年的土改复查中，没有发现什么大的问题。  

由于土改工作的迅速展开，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打倒了封建地主，激发了阶级觉悟，革命情绪非常高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当时，许多带有战略性的紧急任务，在“保卫土地，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下，不需做多少思想工作，人民群众都很自觉地积极响应，抢在战争的前面，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例如，土改大参军、地方武装上升主力，支前工作等。当时，南通县许多工作做得是很出色的，大参军的人数足有一个团的兵力，数量是很大的，县团、区队的相当一部分，都群情振奋地上升主力了。所以说南通人民对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有贡献的，其中的土改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土改运动大体接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南通的正面战争还没有大打起来，县委机关仍驻在金沙。7月13日，开始了苏中战役，这是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进行的一次重要战役。我华中野战军取得了七战七捷的胜利。由于国民党军源源不断地涌来，我军有计划地北撤了。盘踞在南通城里的国民党部队整编65师便迫不及待地向我们进攻了。  

10月24日，国民党65师461团和地主武装“还乡团”七八百人侵占金沙，不久全县大小集镇几乎全部被占领，共筑据点50个。通海地区也几乎在同时被国民党军占领。在通海公路沿线及运河、沿江一带的集镇构筑据点51处之多。敌人大兵压境，来势凶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不能同敌人硬打硬拼，便主动撤出了金沙，先到了唐洪灶，县委和县团主力主要活动在余西、十总之间，县委分工张绍仪负责领导大河南斗争，陆维钊负责领导通中地区斗争。县团有时插进河南打击敌人，支持通海斗争。后来由于敌强我弱，一部分武装和机关被迫撤到海边坚持。  

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军严密控制点线，加上还乡团的配合，疯狂对我农村进行全面“清剿”，妄图一举摧毁我地方武装和各级政权。在军事上，对我实行封锁、分割，通过设立据点和封锁线，把纵横四十多里的通中地区，分割成11个小块，由正规军驻守封锁线，派“保安队”和“还乡团”在封锁线内轮番搜索“清剿”，同时胁迫群众组织铁叉队，把守路口要道，捕捉我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依靠地方封建势力，强编保甲，建立顽政权，威迫我地方干部和民兵“自首”；在经济上，竭力搜捕我财经干部，到处搜寻我埋藏的物资，同时摊派各种捐税，扒田倒租，用极其野蛮的手段掠夺农民。而我们自己呢？县团大部上升主力了，留下的不足一个连。为了补充县团，又把区队武装上升主力后剩下来的一部分力量插上来。区队也来不及建设，后来重新组建的区队大多是新入伍的农民。乡里的许多民兵骨大多去参军了。当时还有许多区乡干部，都是在抗战中成起来的地方骨干，也都带头参了军。从对建设我军主力这点上讲，南通人民是有很大贡献的。但从坚持地方的对敌十争来说，地方武装力量一度很薄弱，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南通不仅吃了点亏，而且斗争也确实是很艰难的。这时，分区部队驻扎在北线，正在配合主力作战，也很难插入内线支援内地斗争。因此，县级机关的一部分曾一度不得不上了海船。  

我们的力量开始比较弱，敌人凭借其兵力上和装备上的优势，极端疯狂。尤其是还乡团大多是由逃亡地主、反动富及其子弟，还有一些地痞流氓组成的反动武装，他们配国民党正规军，进攻解放区，对我干部、民兵以及翻身农进行疯狂报复，还同我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要“依靠地主，团结富农，中立中农，打倒贫雇农。”他下乡烧杀抢掠，扒田倒算，人民群众又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中。我基层政权除余西、骑石区外，有的撤出了，有的被散了，有的被压垮了，特别是据点周围的一些基层组织遭很大破坏，许多党员、干部、民兵甚至翻身农民惨遭杀。还乡团的杀人手段也是极其残酷的，记得我们的一个区委员在战斗中被还乡团俘去，他的叔父是金沙还乡团的头目，把他杀害后还分尸几段。我们十总区的区委副书记，遭敌伏击牺牲，还乡团把他的头颅砍下来，悬首示众，胁群众。还有金沙区副区长袁文礼、四安区副书记江中、我区区长陈润东等许多党的优秀干部，都是在这段时间里牺牲的。  

面对这一尖锐复杂的形势，斗争是极其艰苦的。我记得一次，敌人来袭击我们，我带县团一个排，从侧面牵制敌，迟滞敌人前进，为机关和县团团部争取撤退时间。但我每人只有几颗子弹，有的子弹又打不响，一打就吸了壳，怎么能对付得了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呢？所以，只能对付一子，就得撤退。我们的区乡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也很不容易，他们白天不得不睡柴草窝、野坟包，甚至也有钻地洞，夜间才能出来进行一些活动。后来，我们创造了一种打开门仗”的办法来对付敌人。我们区队、武工队，到了一地方的老百姓家里，把门关起来，按兵不动。敌人活动虽没有规律，在乡下到处乱窜，但不知道谁家房子里有我们的武装。一旦敌人进了园子，这就非打不可了，等他一进门，我们开门就打，掷手榴弹。快枪猛射，可以一下子打得他几个，打他个措手不及，这就叫做“开门仗”。这个办法很灵光，既可保存自己，又可打击敌人。敌人的嚣张气焰也略微收敛了些，不敢轻易进老百姓的园子了。  

1946年10月至1947年一二月间，是南通县形势最紧张的时刻。之后，情况逐步开始扭转。一是县区的武装在斗争中逐步得到发展和加强，决心生死与南通人民战斗一起；县委转入了内线斗争，许多打埋伏的区干部也陆续回到当地，分纷表示要以死里求生的顽强意志坚持原地斗争；二是分区队从外线逐步转入内线作战，支援南通人民的斗争也多了打了一些有影响的仗，对南通人民是个有力的支持和鼓舞客观上说，敌人在山东吃紧，把“驻剿”南通的正规军大分调走了。  

1947年初，县团分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海边，一分组织西进。我记得这时候我到地委汇报工作回来，带了团一部分，从海边过来驻在兵房附近。当地群众来报告说，兵房的“洋顽”（指国民党的正规军）已撤走了，只有“上顽”（指还乡团）在那里驻守。我们就向兵房据点挺进，定敲他一下，结果“还乡团”都给吓溜了。接着，我们又打大同镇据点。过去，我们差不多都是晚上行动的，这次打大同镇是白天，打的是一场“心理战”，我们虚张声势，大喊大叫抓活的，分路边跑边叫，好象是个大部队，敌人不了解我们的情况，看到我们便害怕了，稍加抵抗就退缩到三合镇去了。我们顺利地占领了大同镇。接着，县党政机关和县团主力也到镇上汇合了，把大同镇南面恒兴乡作恶多端的敌自卫队长抓来镇压了。第二天上午，为了告诉人民，我们的领导力量和武装还在他们身边，在北兴桥集市上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我党必胜的宣传，这个大会振奋了人心，群和我们一起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影响很大。我们在这收复大同镇之前，即在2月18日，县团曾攻打过大同镇，那次战斗打得得很不顺利，县团的参谋长龚兆林同志在战中壮烈牺牲，付出的代价较大。  

大同镇收复以后，县团配合分区主力在骑石区爱儿庙伏击保安队的胜利，扩大了通中的回旋余地，成了南通县一面的内线坚持、一面恢复的转折点，一些垮了的基层党组也逐渐恢复活动，从而开始扭转了被动局面。  

这年2月，由刘中同志来南通县担任县委书记。我调九地委工作，那时，形势虽有所好转，但总的仍是紧张的。因敌人的力量不是一下子削弱的，敌人还组织机动队，对我进行袭击或“驻剿”。我到地委以后，南通县委就曾遭到两次袭击。到了1947年的三四月份，我们打下了刘桥、三余镇以后，虽然敌人很快又来占领了，但嚣张气焰收敛了。在艰苦的斗争过程中，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干部队伍逐步大。七八月份以后，情况好多了，南通县党政军民进入了面坚持、一面反攻的阶段，并开始了土改复查工作。  

回忆这一段艰苦的斗争历史，我的印象极其深刻的。当时，对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新的形势和斗争，开始在我们县委我的指导思想上认识不是很清楚的，认为南通的党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日军的“清乡”都顶住了，并与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算得了什么呢！而滋长了轻敌麻痹思想，对反顽斗争盲目乐观。由于对形势的急剧变化认识不足，加上还有些客观因素，在敌人一度占有很大的武装优势的情况下，我们吃了点亏。因此，在斗争开始的时候比较被动。  

在这一斗争阶段里，南通人民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许多民兵和翻身农民被杀害，特别是许多乡、村干部在坚持原地斗争中为了“保卫土地，保卫胜利果实”英勇地牺牲了。一次，三余镇的还乡团到恒兴乡袭击我们的区队武装，一路到处抓人，被抓的人群中就有8个是我们的乡干部，结果都被敌人活埋在牛车桥。这些同志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在这一斗争阶段里，敌人十分嚣张，曾扬言要在几个月时间里消灭南通的党组织，妄图把南通建成它们的“清剿模范县”。敌人的狂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他们消灭不了我们，而最后只能被我们打败，因为共产党同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连的。象二窎乡一带，有百分之七八十的群众家里，有人当共产党，有人当人民子弟兵，有人当干部，还有更多的积极分子，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的，他们是同共产党生死与共的，敌人想要征服这里的人民群众是永远办不到的，我们有很牢固的群众基础，我们的斗争是同群众的切身利益分不开的。  

南通的党组织，南通的人民，是坚强的。在那艰苦的情况下，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地顶住敌人，站稳脚跟，战胜困难，自始至终执行了地委的“县不离县”（即要县的党、政、军领导在斗争中不离开县境）的严格命令，实在不容易啊！  

回忆这一战斗历程，我永远怀念南通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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