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于1939年回到苏联后，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根据中共对他的指控对他进行了审查，中共代表毛泽民于1939年8月26日在莫斯科就李德的问题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报告。同年9月22日李德本人也向共产国际作出书面检查。这两份文件现存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
此译文原载《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2辑，原标题是《有关李德两份重要档案文件》。
现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我在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同时我认为，也需要指出我犯错误时起作用的一些情况。因为手头上没有任何材料，我很难准确地记住一些细节，但我尽量准确地叙述一些事件，我对报告内容负全部责任。
我的错误犯在以下时期：
一、蒋介石对赣闽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围剿”的时候，即1933年秋至1934年秋。
二、为实行中共中央红军(指中央苏区红军)第一阶段长征(即1934年秋至1935年初的长征)做准备的时候。
三、1936年初在陕北讨论红军战略行动计划的时候。
我的错误都涉及中国红军的战略战术及其军事领导权，也就是说这些错误都在军事工作方面。但我清楚地知道，它们不是技术方面的错误，而“对于党的整个政治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1月8日扩大会议决议语）（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产生于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评价。
一、五次“围剿”时的错误
（一）1933年秋，我来到中央苏区后遇到了以下情况：
1、在前线：蒋介石已按新的计划发起第五次进攻，这个计划在作战方面含有通过全面封锁和缩小苏区的办法消耗我军力量的战略。在战术上表现为依靠堡垒体系步步推进。因为红军滞留在福建（同十九路军进行夏季战役），蒋介石得以占领和固守中央苏区东北部首府黎川。
2、在红军领导中：1932年发生意见分歧，红军的行动受到批评（好像是在宁都会议上），从此以后，苏维埃运动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很少参与军事领导工作。这项工作在中共中央主要由博古同志负责，在军队中主要由周恩来同志负责。
（二）在这种情况下，我犯了两种错误：
1、我是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来到〔苏区〕的，由于在上海时我与博古同志有工作联系，所以我单方面地同他保持联系，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表面上看，我没有摆出大人物的样子。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我作为顾问没有任何权力或全权（关于顾问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有相应的电报）（该文件没有找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中强调指出，顾问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指示，最后的决定直接由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我认为自己是听从中共中央指挥的，而实际上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
除此之外，一些建议仅由几个同志进行了讨论，主要是博古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因此造成了对集体领导原则的部分违反。最终我直接干预了指挥部和司令部的工作，我自己起草了作战文件。我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更何况当时本人的前方工作经验很少。我没有为做这种工作做好准备（不懂语言，不了解决定中国红军斗争特点的特殊条件等等），更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学习而不是领导。
2、为维护自己的观点，我表现出过于固执和强硬的态度，结果确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支持下，其他意见受到压制，前线指挥官的提议也常常不予考虑。特别是当毛泽东同志和洛甫同志（在1933年底浒湾战役和1934年5月广昌战役失利后）提出尖锐批评时，我完全不作自我批评，而捍卫自己的意见，并且认为，在五次“围剿”的新形势下已经不能利用红军以前的丰富经验。这样一来，工作方式方法大部分都是错误的。
（三）我对红军在五次“围剿”条件下的战略战术所阐发的观点和我在红军中所实行的意见实际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红军在五次“围剿”以前的经验表明，在技术条件薄弱的情况下，只有实行机动灵活的进攻才能成功地保卫苏区，而且必须利用群众武装来牵制和骚扰敌人，主力要形成拳头，出乎意料地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并以决战制胜打败敌人，打破敌人的包围。在内线斗争中，甚至应牺牲土地诱敌深入，用“捕鼠器”歼灭敌人，收复和扩大苏区。
对于这个宝贵经验，我根本未予重视。当时我觉得，在五次“围剿”中，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业已形成包围圈【自1933年12月和在1934年夏天（应为：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的“福建事变”之后】和敌人借助碉堡体系缓慢推进的情况下，我机械地把“一切为了前线”“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政治口号搬到作战行动上。我不相信，敌人会离开碉堡，不相信可以在决战中消灭它的大部分力量，我逐渐发展了通过部分胜利取得战略胜利的理论，依靠自己的堡垒对来犯敌人，分散兵力实行短促突击。客观上因此丧失了作战主动性，全线实行单纯防御，受敌人行动左右，搞堡垒主义，而在作战中，是进行绝望的战斗，对胜利没有信心了。
1、通过小的胜利取得战略胜利的理论。这明显放弃了在决战中靠闪电战取胜的做法，结果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如“阻止敌人进攻”（博古同志语），这反映了自己的机会主义思想，不相信能取得最后胜利；“国民党和红军兵力竞赛”（周恩来同志语），这明显是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因为国民党的资源要比我们多得多，而自己的政治优势没有为取得决定性胜利加以利用，而是在持久战中耗费掉了。
2、短促突击。对这个理论，我一个人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是试图在敌人走出碉堡向前推进时突击敌人，但实际上很少成功，因为敌人仔细侦察，受到打击时立即退回碉堡。自然这种突击不止一次地在追击过程中发展成为对碉堡的无目的的进攻。在不能通过这种突击消灭敌人时，它渐渐发展成了反击，而战斗的主要方式，已从进攻转换成防御。
3、堡垒主义。主观上我只打算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线上设一些支撑点和地区，我甚至反对过火行为【在文章中（可能指李德的文章《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我对弗雷德（即M.斯特恩，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军事代表）固守从赣江到抚河整个战线的建议提出异议】，但是客观上在我的影响下，堡垒体系发展到很大规模，所以一时整个的兵团（五军团二个师、九军团一个师、两三个独立师）变成了守备部队，不再习惯于采取机动灵活的行动。
4、分散兵力。由于实行短促突击，认为已经不需要经常集中主要力量，在多数情况下，红军分两部分作战（一军团或三军团作为突击力量，而另一些部队作为辅助力量），这样一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不止一次地被减少了，甚至在具有客观条件的情况下。
5、根据上述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部队在敌人挑衅情况下频繁调动疲劳不堪，因为敌人兵力在总体上占有很大优势（多九倍），在各个战线轮番进攻，而我们的部队等待他们的进攻，实行“短促突击”，在最后一刻要转入立即作战。这是放弃主动性的结果，经常造成部队行动不及时，至少损失过多，争取不到全胜。
6、绝望的战斗也是总的错误目的所致，它掩盖了我提出实行的错误战术的不成功。这明显歪曲了顽强战斗的原则。
这些错误，我认为，是1934年夏五次“围剿”决定性时期的主要错误。由于犯了这些错误，红军的战斗力减弱了，苏区大部分土地丧失了，苏区总的条件已恶化到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的地步。这些情况反映出对敌人作出了过高的机会主义评估，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和能力，不相信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些思想不仅背离了当时的具体情势，而且也违背了所有军事战略战术原则。
（四）1934年初的“福建事变”是我的错误表现的转折点。
这以前，我在很大程度上还努力在敌人侧翼实行运动战（所谓五次“围剿”第一阶段）。“福建事变”之后，上述错误的发展已无节制。（“福建事变”指1933年11月蔡廷锴、蒋光鼐和陈铭枢拥戴李济深为领袖，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久，十九路军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兵力压迫下失败，此后蔡廷锴等人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在“福建事变”中，我认为，我的错误主要是犹豫不决和摇摆不定。中共中央和它的上海局有不同的政治评价。在军事方面有两个相互抵触的计划。一个是由弗雷德提出的，以军事纪律强加给了我，规定红军主力越过赣江向蒋介石大后方南昌长距离运动。另一个计划是革命军事委员会赞同的，并且我认为也是正确的，规定出兵支持闽北十九路军。但这个计划没有实行，因为由于犹豫不决，行动迟了，已把部队派往闽中。
（五）与上述错误相联系，也有部队组建方面的一些次要错误：
1、随着对群众的大规模动员，1933至1934年间在中央苏区建立了大量的有生力量储备，主要用于组建新的部队（第三、十四、十五、二十二师和其他师）。虽然指挥干部部分调自老军团（第一、三、五军团），但他们的战斗力仍很薄弱。对这些部队以及部分老部队的训练和充实工作没有系统地进行。这些错误主要发生在1933年，那时我还没有来。我曾尝试纠正这些错误（如扩大军校规模，建立教导团等等），但自己也部分地陷入了改组和组建新部队的错误，特别是从1934年夏季开始，新部队没有完全组成和做好准备，因此一时遇到了新部队的充实问题。
2、军队的训练，特别是干部的培训，由于存在错误的战略战术理论，在质量上降低了。虽然我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的、我认为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工作，但无疑我也应为这方面的错误负责，因为它们与总的错误领导有关系。
二、与长征有关的错误
1934年五次“围剿”时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错误，在长征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中也有反映。
（一）自1934年夏提出以后的行动问题时，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我的影响下立即提出两个方针：一个是竭尽全力保卫苏区，另一个是疏散。这对那些在为业已提出的目标继续战斗并且没有得到足够休息的军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准许携带大量的辎重。我本人虽然反对最初的计划，极力减少，但还是做得不够。这里反映出对远征的错误概念，认为这是一般的转移，没有充分考虑到军队在国民党地区即将面临的变化了的条件。
（三）由于有庞大的后勤部队，又低估了敌人的行动，作战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非作战部队的掩护部队。他们行动缓慢，调动困难，因而造成了纵队不止一次地受到敌人部队的进攻，有掉队的，失去联系的，损失惨重。
（四）远征的最终目的不明确，在完全越过敌人的防线之前（即在到达贵州之前），我极力避开决战，因此放过了同敌人的有利作战机会（在湘桂黔边区）。
由于犯了这些错误，在长征第一阶段的损失是很大的，军队疲惫不堪，二、六军团会师未成。
另外，与远征相联系，也有一些问题，我认为需要作出说明：
（五）对远征的政治解释和关于远征的决定。无论是1933年夏秋的战略计划，还是关于远征的决定，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一致赞成的，如果说与其他领导机关没有进行讨论，我认为，这个责任以及向群众解释不够的责任，我不能分担。
（六）在技术方面，我认为，远征的准备工作是好的。突破四道防线的计划也一样，比较容易地克服这些防线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说明，当然不能减轻这个时期我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
三、在中共北方战略上的错误
（一）1936年初，中央军队到达陕北并同十五军团会合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制定了战略计划，对其第三（实际）部分提出了以下任务：
1、总的目标：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
2、红军的战略方针：向北推进，以靠近外蒙古并通过它与苏联建立联系。
3、红军在三个阶段的行动：第一阶段，巩固陕北地区，准备渡过黄河;第二阶段，消灭阎锡山部队，在陕西建立新的根据地;第三阶段，（可能向绥远、察哈尔一带）进行北征。
这个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指东征计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936年1月10日和17日会议上作了研究）。
（二）我不同意基本目标和红军第三阶段行动，在部队（和中共中央）向黄河出发时，我给中共中央发去一封个人信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在调动主力部队进行远征的情况下，巩固和保留陕北地区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力部队有可能由于敌人的行动回不来。
2、根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治任务，军队的主要任务现在不是取得苏联的技术援助，而是在中国内部活动，旨在建立这种统一战线和消灭叛徒军队。
3、走出去靠近外蒙古，可能破坏苏联的和平政策，并在客观上成为促使日本进攻蒙古的挑衅性行为。
总之，我建议，既然战役已经开始，那就把它局限在山西境内，从计划中取消第三阶段。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烈地和一致地驳斥了我的看法，认为这是我以前的机会主义方针和战略的继续，不相信苏区和红军的力量，过高估计了敌人，不懂苏联和平政策的实质，因此这是对中共中央没有根据的指责。
我收到中共中央的结论后，立即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根据中共中央的讨论作出说明。这个错误行动没有造成实际有害的后果，因为在中共中央内立即得到了解决。
在评估我在中国所犯的错误时，我请求要考虑到在客观上促使我犯这些错误的一些情况，虽然从另一方面说，我所处的特殊环境也加大了这些错误的影响。
1、我没有经验，对在中国受委托的工作没有做好准备，这些对我犯上述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起了很大作用。我从1932年底到达上海到1939年8月离开延安时，从未收到过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什么指示、通报，哪怕是同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取得什么联系。埃韦特同志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代表，他根本不干预军事工作，而弗雷德在1933至1934年间是我的直接上司，从未帮助过我，而是阻碍我制定正确的方针。
2、我未在任何时期同中共中央进行斗争。1934年，我同中共中央书记博古同志协调工作，我的印象是，他代表党的领导的意见。当党内情况发生变化时，我真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纠正。1936年的行动完全发生在中共中央内部。
3、几年间，在困难的形势下，我努力在工作中，主要是在军校和红军部队、八路军部队开展的教学工作中纠正错误，并积极在中国共产党内支持中央的路线，诚实地完成他（指中共中央）委托的任务。特别是1935年中央军队在云南发生危机时和在张国焘搞分裂情况下，我坚定地站在中共中央一边，并为它的路线而斗争。（“云南发生危机”指1935年4月红军经过云南省时，1935年3月成立的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同林彪等在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上发生的意见分歧。）
请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我的错误并作出必要的结论和关于我的结论。
瓦格纳（李德）
【作者简介】
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积极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运动，1919年4月参加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战斗，加入德国共产党。1926年被捕，1928年越狱后到苏联，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被派到中国，在中共中央机关任军事顾问。1933年9月进入中央苏区，化名李德、华夫。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对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败负有重要的责任。长征途中，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评，结束了他的军事指挥活动。到陕北后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编委会主任、抗大教员，1939年夏返回苏联。1941年参加苏联卫国战争，1949年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马列主义研究所工作，任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1973年出版回忆录《中国纪事》，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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