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时间、某人日记与大东旅社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

 

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1921年8月5日（此日期仍需要再考证），代表们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讨论通过了

《中国共产党纲领》，

 

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

关于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个不足1000字的简短纲领，共十五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

 

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

 

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事务繁忙未出席会议。

 

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中国共产党纲领》

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1921年8月5日，代表们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这个不足1000字的简短纲领，共十五条，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提出了党的最终奋斗目标。

 

每年为何要将7月1日

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

 

既然中共一大正式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的7月23日，但每年为何要将7月1日而不是把7月23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

 

其实，7月23日作为中共一大开幕的时间，是后来党史工作者考证的结果。

 

至于中共一大具体是哪天召开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很清楚。

 

目前能看到的最早一份关于中共一大情况的记载，是形成于1921年下半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材料，其中清楚地写道：“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可惜这份材料存放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很长时间人们并不知晓。

 

把7月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有据可查的最早见于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作的《论持久战》的讲演。

 

毛泽东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

 

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在会议期间还担任记录工作，但他讲这番话时距离一大召开已经17年了，未必对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记忆得那么准确，而且他并没有说一大就是这天开幕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性的事件自然是一大的召开，但一大召开前已经有了党的早期组织，否则各地无法推选出参加大会的代表。

 

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陆续组建的。

 

所以到一大召开时，党的地方组织实际已经建立了。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将每年7月1日确定为党成立的纪念日是1941年6月。

 

到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整整20周年，而此时又正处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这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与此同时，日军进行大“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敌后抗战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为了振奋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中共中央决定隆重庆祝党成立20周年。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明确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中共中央还提出，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

 

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他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

 

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各根据地在1941年7月1日前后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活动。

 

这年的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的社论，并且刊发《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也特地刊发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社论。

 

从这个时候起，每年的7月1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

 

一

 

 

1938年5月，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中共领导准备庆祝建党纪念活动，以激励同志们奋勇前行。这场纪念活动却引发了一个时间之谜。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两人参加过中共一大，却在纪念日的具体日期上心存困扰。他们商量后决定将7月的头一天定为党的纪念日，虽然建党节被定为“7月1日”，

 

但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却成了历史的谜题。过后，当事人都不记得当年开会的日期和细节了。1941年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决定纪念中共成立二十周年。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但是一大什么时候召开的呢？毛泽东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董必武也认定是7月，但具体日期已记不清。经过讨论，中央决定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941年7月1日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在第二版以一个整版登载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的社论，以及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纪念文章。《解放日报》当时每天只有两个版面，这样重要的事情，怎么不放在头版呢？原因在于社长博古本着“一国际，二国内”的编辑方针，在头版报道苏联红军抗击德国侵略的新闻。从那以后，7月1日就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纪念日。

 

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开头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8页）

 

1951年7月，胡乔木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文章写道：“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约五十个党员。

 

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

 

文章明确说7月1日是中共一大召开日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日。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这一重大任务由近代史所副所长、著名史学家李新牵头，调集人员，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

 

革命战争内容占有重要地位，于是又从解放军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借调人员，其中有后勤学院党史教员邵维正。

 

 

在撰写中共一大的章节时，大家根据史料推断，一大不可能在1921年7月1日召开。他们从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

 

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

谢老在1952年回忆：“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刻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

 

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3号上有陈公博当年写的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他用隐晦的语言记述了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后来陈公博在《寒风集》中详细地记述了在李汉俊家开会，受到法国巡捕的搜查和审问，回到大东旅社后，“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呼叫。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这件事：“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哪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根据这些线索，邵维正去查民国上海的老报纸。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杀案”的消息。上海《申报》同日也刊载了《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少妇》的新闻。这两家报纸都说孔阿琴的案件，时间是7月31日。

 

这就落实了中共一大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以此前推，会议召开的日期就是

 

7月23日。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

 

这篇文章就是邵维正老师的考证结果。

 

此时，距离中共一大召开已经59年了。这篇论文，得到了胡乔木的大力称赞，并荣立了二等功。

 

对于这篇论文，编者在序言中说道：本文作者根据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并进行了多次访问活动，对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和人数，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论证一大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出席会议人数是13人。

 

到这一步，就算是完全确定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和参与人数。

 

邵维正后来说道，虽然，中共一大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但是，7月1作为建党节，已经很多年了，所以，有关庆祝活动依然在7月1日举行。

 

中共一大的时间之谜，终于在多方考证下，得以解开，而文献的失落也使得这段历史，充满了神秘色彩。

 

二

 

早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就曾说过，是1921年五月（指农历）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的。

 

据谢觉哉的日记，毛主席说的农历五月，即是农历五月廿九日（公历6月29日）从长沙启程，于7月4日到上海。

 

其时，董老也回忆说：“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两人都只记得“一大”是在7月里召开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

 

 

1951年，中共一大会址被确定时的外墙面

 

全国解放以后，一批党史学者致力于“一大”召开日期的研究。

 

他们先从出席会议的13名代表分析抵沪时间，否定了7月1日是“一大”开幕日的说法。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是6月下旬到上海；

 

毛泽东、何叔衡则是在7月4日以后才抵沪；刘仁静于7月7日左右到上海；

 

董必武、陈潭秋到上海时则已是7月20日左右；

 

包惠僧也是7月20日到上海；

陈公博报到时已是7月21日，而周佛海则是在7月20日至22日之间才到上海的。

 

一份来自共产国际的档案，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则说得更加明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7月23日代表到齐，是否就在当日开幕？又是不得而知。

 

“一大”召开的日期，一时竟成了一个难解的谜。董必武也感叹考证之难：“有些事情缺乏文字依据，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准的。”

 

“大东命案”

案发前10小时

巡捕搜查“一大”会址

 

迎难而上，破谜解惑，这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性格和职责。部队党史专家邵维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刻苦钻研几十年。从“一大”代表陈公博两篇文章提到的“大东命案”中，邵维正寻觅到解开这一谜团的线索。

 

一篇是陈公博发表在1921年8月发行的《新青年》上的文章，题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他借“旅行”之语，掩其参加“一大”之实。文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命案。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得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1921年《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

陈公博发表的文章

 

1944年，已是汪伪政权第二号汉奸的陈公博，在《寒风集》中又一次提及“大东命案”，他写道：“上海利用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出我出席……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天明，忽然听得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

 

1921年7月14日，陈公博带着新婚妻子李励庄，自广州经香港北上抵沪参加“一大”。因夫妻同行，又是准备公私兼顾“补度蜜月”的，所以到沪后不住代表集体住宿处的博文女校，而是到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四楼开了房间。

 

 

博文女校旧照

 

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大部分与会代表曾在此借住

 

“终于一天晚上，变故遂降临了。”陈公博所云的“变故”，指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望志路106号，此事发生在“大东命案”案发的前一天晚上，相距不足10个钟头。他在文章中写道，是日晚上8点钟，“一大”召开第六次会议，刚开会，一个穿灰竹布长衫的男子突然找上门来，说是找社联的王社长。李汉俊诧异地说：“这里是民宅，哪有什么社联？也没有王社长这人。”

 

那人忙赔了个不是退了出去。

 

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斗争经验十分丰富，建议马上休会，代表们分头转移出去。代表们撤离之后，屋子里只剩下了两人。李汉俊是房主，不便一走了之；另一个便是陈公博。

 

两人在楼上李汉俊的书房兼卧室里，正议论着马林的判断是否正确时，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伙中西巡捕闯了进来，喝令两人不许动，随即开始搜查。

 

一个巡捕拉开了抽屉，两人不约而同地紧张起来，因为里边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大出意料，那巡捕仅是一扫而过，转向了别处。一阵翻箱倒柜之后，见未发现什么违禁的东西，带队的探长在盘问了房主李汉俊之后，转头问陈公博：“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广州。”陈公博的粤语很难听懂。

 

“来上海做什么？”

 

“我是广州法政学校的教授，趁暑假来沪旅游会友。”

 

“你住在哪里？”

 

陈公博话到嘴边又改口：“就住在这里。”因为他所住的大东旅社的房间里，放着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若说实话，巡捕赶去搜查，那就危险了。

 

搜查盘问一无所获，巡捕只得悻悻离去。

 

一夜三惊，陈公博携妻

仓皇离沪

赴杭补度蜜月

 

已是夜晚10点多钟了，陈公博欲回大东旅社去。突然楼梯又响起脚步声了，两人又紧张起来。上来的却是包惠僧。原来，代表们撤离后，不约而同陆续去了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住所，左等右等不见陈公博与李汉俊到来，便派包惠僧来看看。

 

李汉俊讲了巡捕搜查盘问的事，陈公博则催促包惠僧快离开这里。李汉俊还叮嘱他多绕几个圈，以防密探跟踪。

 

 

李汉俊

 

时近午夜，陈公博担心妻子在大东旅社着急，便告辞出来。路上，他设法摆脱密探跟踪回到大东旅社后，马上叫醒妻子，打开箱子，取出文件点火烧毁，并告诉她刚才发生的事，然后才洗漱睡觉。

 

时值盛夏，溽暑蒸腾，加之迭遭危险，陈公博辗转难眠，直至凌晨方才朦胧入睡。睡梦中，忽听得一声枪响，又一声惨叫，陈公博从地板上跳起来向外望去，走廊里却空无一人。天亮了，外边才嘈杂起来，有个茶房告诉他俩：“你们隔壁房间有一个女子被人谋杀了，身上中了一枪。”

 

陈公博马上意识到这里不能久留，忙带着惊惶不已的妻子迅速离开了大东旅社。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恐怕他（指茶房）找我做证人，弄出莫名其妙的麻烦，如果有巡捕来侦查，保不定认识我就是昨夜被侦查人之一。”

 

匆匆离开大东旅社后，陈公博去渔阳里2号李达处，讲了所遇的危险后并提出：“我下午要到杭州去。”李达劝他随大家一起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但他却强调：“励庄受了惊吓，非常惧怕，非要离开上海去杭州，车票都已买好了。”

 

李达见劝说无效，便不勉强了。

 

陈公博便在当天下午与妻子“从容地游西湖，逛灵隐寺了，消度我们的后补蜜月了”。而这天下午，党的“一大”在南湖胜利闭幕。

 

《申报》报道与陈公博回忆相符

“大东命案”确实发生在7月31日

 

陈公博在回忆“一大”的两篇文章中，都详细地叙述了一夜三惊：即巡捕搜查“一大”会址、密探跟踪、“大东命案”。对“大东命案”案发的时间，他写明是在7月31日早上，还说“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男子叫瞿松林，女子叫孔阿琴……”陈公博笔下的“大东命案”如果确有其事，“一大”闭幕的日子便可确定了。

 

1921年8月1日，上海《申报》的“本埠新闻”报道云：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接下来又有8月2日的《续志大东旅社内之谋命案》，8月3日的《三志大东旅社内之谋命案》。综合三日报道，“大东命案”案情大致如下：

 

  

1921年8月1日—3日，《申报》上连续3日的报道

 

凶手瞿松林，某英籍医生的仆役，曾犯私用客账罪，被会审公堂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被害人孔阿琴，22岁，缫丝厂女工。他俩是在新世界、半淞园等处游玩时搭识，做露水夫妻已有年余，发誓同生共死。不久前，那个英国医生去内地避暑消夏，瞿松林偷了他的手枪和75元钱。7月27日又持枪从其兄长瞿振华处勒索得了金表一只、现洋45元，与孔阿琴逍遥两天后，住进了大东旅社四楼三十二号房间，旅客登记簿上写了假名“张伯生”。

 

31日清晨，瞿松林开枪打死了孔阿琴后，大摇大摆地下了楼。茶房见他要离开旅社，便向他索要房租，他说娘子还在房里，一元不会少的。茶房左等右等不见“张伯生”的娘子来结账，便去催促，发现房门关着，先是叫喊，后是轻叩房门，却毫无回音，心中大疑，开门入内，却吓了一跳：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死在地板上！茶房急忙报告经理，经理立即向巡捕房报案。

 

老闸捕房中西巡捕赶到，检验得死者系手枪击毙，又在房中搜得五封信，署名“瞿松林”，方知他用假名“张伯生”登记住宿。信中的四封是给其父亲及朋友的，一封是致沪上各报馆的，诉说“境遇不堪”，诸如“家庭不平等”“婚姻不自由”“经济困难”“身份微贱”等。至于瞿松林为什么要杀死孔阿琴，其兄瞿振华向巡捕诉称：恐怕阿琴泄漏了瞿松林的肮脏勾当。

 

8月3日，巡捕房悬赏大洋百元，缉拿在逃犯瞿松林。

 

其时，《新闻报》也报道了“大东命案”，案发时间也是7月31日上午。报章报道与陈公博记述的“大东命案”基本相符，发生的时间也是一致的。

 

由此可知：7月30日晚上，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一大”会址。第二天凌晨，即7月31日发生了“大东命案”，“一大”代表后乘火车去嘉兴，在南湖游船上继续开会，“一大”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由7月31日前推6天会议

加上2天休会，

7月23日便是“一大”开幕日

 

考证查实了“一大”闭幕日这一关键问题后，考证“一大”开幕日也就不难了。

 

据周佛海的回忆：“谁知到了第六晚，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我们知道不妙，随即散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达也都回忆说，上海最后一次会议被侵扰后转移嘉兴。

 

共产国际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也有如此记载：“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很快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

 

第六晚即第六次会议，“一大”预备会议上定每天晚上8至12点开会。

 

代表们回忆，第二次会议后休会两天，由董必武、张国焘、李达起草党纲等文件，接着是一连三次讨论，最后一次，即第六次会议时出事了。

 

由此可知，“一大”在上海开了六天（次）会，加上两天休会共八天。最后一天（次）会议是7月30日，从30日向前推8天，就是7月23日，这一天就是“一大”开幕的日子。

 

24日，代表们汇报工作；25、26日休会，专人起草文件；27、28、29三日，讨论文件；30日拟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讲话，通过文件，因巡捕袭扰而中断；31日，转移嘉兴南湖开会，“一大”胜利闭幕。

 

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一期刊登了邵维正的考证结论，从而解决了有关“一大”召开日期的历史悬案。

 

 

同时，党史专家们又特地说明，虽已考证“一大”在7月23日开幕，但仍可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辰纪念。

 

 

此部分选自上海通志馆《上海滩》杂志编辑部主编：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丛书·《上海滩》丛书”：

《申江赤魂：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事》（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

 

根据上述“一大”起止时间，以及有关材料对会议内容的介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程，可排列如下：

 

 

三、出席人数问题

 

出席“一大”的人数，现有十一人、十二人、十三人三种说法。其中十一人的说法缺少充分有力的论据，也没有足资印证的材料，作者又不是当事人，从各方面来看都难以成立，本文对此就不作详尽的讨论了。

 

对出席“一大”有十二人和十三人这两种说法作具体对照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在上述两种不同说法中，没有争议的“一大”出席者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十一人。

 

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另外在一个当事人的回忆中，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提出异议。所以，要解决“一大”的出席人数到底是十二人，还是十三人的问题，除了要搞清所谓何叔衡的代表资格以外，关键在于弄清包惠僧是否出席了党的“一大”及其参加“一大”的由来。现就此问题作如下考证和分析：

 

（一）“一大”代表产生的前后情况。

 

为了弄清包惠僧是否参加“一大”和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产生“一大”代表的经过以及前后情况。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即亨克·斯尼夫列特，荷兰人）到达上海。马林1920年8月被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4月动身来华。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尼可尔斯基（苏联人）也于6月到达中国。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来中国前，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东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当时各地组织名称不一，有的直称共产党，有的称支部，也有的以别的名称掩护党的活动，“共产主义小组”是后人加称的），并展开了实际活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酝酿之中。马林等到达上海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直接晤谈。

 

因此，马林即与当时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了解了各方面情况。马林等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后又与在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在广州的陈独秀等人交换了意见，确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通知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加之缺乏经验，又没有可供遵循的章程，因此，“一大”代表的产生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

 

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据有关人员的回忆，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织的通知后，多数地区并没有选举代表，代表产生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地区是领导人指名参加，有的地区是个别协商产生代表，也有的地区是秘密前往出席会议。

 

“一大”开会期间也没有进行代表资格的审查。因为出席“一大”的代表同为党的发起人，代表互相之间是平等关系，不存在谁审查谁或者谁承认不承认谁的问题。在党的中央机构尚未成立的情况下，作为各地代表的第一次聚会，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承认何叔衡的代表资格，他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

 

张国焘的说法是没有根据，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三条：第一，张国焘提出何叔衡同志不应出席会议的主要原因，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

 

这种说法不符合何叔衡本人的实际情况。何叔衡同志生于1877年，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是这个先进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秋又参与发起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及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湖南通俗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同志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有了相当的经历和学识，马克思主义水平、工作表现都不在一般代表之下，根本不能成为不应出席会议的理由。第二，长沙党组织根据上海发起组的通知，与其他地区一样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一大”，没有任何理由唯独要从长沙两名代表中减去一人。

 

在同一个回忆中，张国焘又说“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第三，“一大”召开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张国焘的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由此可见，张国焘关于何叔衡代表资格的说法，是为了附会十二名代表之说。与历史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二）“一大”出席者关于代表人数和名单的回忆。

 

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在党的“一大”出席者中，除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四人，因去世较早，没有留下回忆录外，多数人都先后留下了书面或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回忆。在现存的“一大”出席者回忆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回忆录，没有具体涉及“一大”的代表人数和名单，此处不作引用；包惠僧本人的回忆在论述下一个问题时另引。现将其他八名“一大”出席者，对“一大”出席人数和名单的有关回忆，引用如下：

 

（1）毛泽东同志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

 

1969年毛泽东同志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2）董必武同志1937年与威尔斯谈话时说：“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每个省派出两个代表，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派一个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泽东。

 

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也成了国民党官僚——内政部长。

 

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这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一个来自荷兰——我们称中国名字叫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1971年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与访问者的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十二个人，有的讲是十三个人。”

 

（3）陈潭秋同志1936年回忆参加党的“一大”代表的情况时说：“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和我；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王后来死了——非常严重的工作侵蚀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狱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后来成为托洛茨基派，被党开除了党籍……。

 

广东的代表是包惠僧……。代表日本的中国学生及侨民的是周佛海，……他不久在广东进行反党活动，被党开除。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还有代表北京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

 

李汉俊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他被安徽军阀枪毙。

 

李达则在五卅后……退出了党。广东第二个代表是陈公博，他在陈炯明暴动反对孙中山时，帮助了陈反对孙中山。陈公博受过党的屡次警告，终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很快成为有名的国民党活动分子。”

 

（4）李达同志1955年回忆说：“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刘仁静，张国焘。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东京——周佛海。”

 

1957年3月18日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成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7月1日晚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

 

（5）张国焘在1966年回忆说：“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

 

（6）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笔者注）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丁默邨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来做最高代表。”

 

（7）陈公博在1935年回忆说：“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学的，也有住在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即李达——笔者注）、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的朋友。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

 

（8）刘仁静在1979年4月、6月在接待笔者访问时回忆说：“包惠僧是参加了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得他是串门参加会的。党的“一大”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谁是旁听列席代表。所以，包惠僧来参加会，也没有人不同意。

 

上述八名“一大”出席者，对包惠僧出席会议的回忆，综合情况如下：

 

八人的回忆都曾提到包惠僧。在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会议这点上是一致的。

 

至于包惠僧出席会议的由来和所代表的地区问题，说法是不一致的。八人的回忆，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1）未说明包惠僧代表哪个地区的有毛泽东同志和陈公博两人。

（2）说包惠僧是代表广东出席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同志两人。

（3）说包惠僧代表武汉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周佛海两人。

（4）说包惠僧是串门参加会议、是列席代表的有李达同志和刘仁静两人。

 

（三）包惠僧在“一大”前后的活动及其本人的回忆。

 

为了进一步探讨包惠僧是否参加了“一大”以及出席会议的由来问题，有必要把他的简历，特别是在“一大”前后的活动情况，作一些了解和研究。根据包惠僧本人撰写的几个回忆录以及笔者对他的多次询问，并参考了有关知情人的回忆和介绍，对包惠僧及其初期的部分活动简介如下：

 

包惠僧，又名包晦生、鲍怀琛、包一字、鲍一德，笔名栖梧老人。

 

1894年生，1979年7月2日去世，湖北黄冈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20年底以前，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武汉，师范毕业后，以新闻记者为职业，藉此谋生。

 

1920年9月中旬，包惠僧经由刘伯垂介绍，被吸收为党员，刘伯垂是在不久前，由广东辞官返鄂，途经上海时，与陈独秀多次晤谈，并被吸收入党的。

 

陈还委派刘伯垂回武汉发展组织。据董必武回忆李汉俊也曾去武汉发展组织。

 

在此前后入党的还有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张梅先等。

 

武汉的第一批党员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武汉临时支部，机关设在武昌山前多公祠五号，挂着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包惠僧是武汉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1920年9月至年底，包惠僧基本上都在武汉活动，曾参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着手初期的工人运动。

 

1921年1月，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准备到苏联留学，由武汉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党的机关里。后因去海参崴的海路中断，加上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本人就留在上海，参加党的教育宣传工作。

 

1921年5月，包惠僧由上海去广州。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去广东主持教育工作。上海党的工作由李汉俊、李达主持。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代表威琴斯基已回国，党的部分骨干先后离开上海，经费也发生了困难。

 

1921年“五一”前，李汉俊曾对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有了，没办法干了。因李本人走不开，就要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要陈回上海主持工作，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去。

 

包惠僧到达广州后，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部。陈独秀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表示他不能回上海，党的机关也不能搬到广州来，并要包惠僧在广州多住些日子，还由苏新甫（《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人）介绍到报馆做临时工作。

 

包惠僧是在上海参加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之后去广州的，在广州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参加了广州党组织的活动。7月中旬从广州动身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关于这段的情况，包惠僧本人有如下回忆：“广州的党员有谭平山，是支部书记，北大毕业生。陈公博，也是北大毕业生，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广州日报》总编辑。

 

《广州日报》是陈独秀办的，我也为该报写过文章。还有谭植棠，是教书的，也是北大毕业生。刘尔崧，是个中学生。还有一个姓李的教员，加上陈独秀和我，共七个人。党员们每周开一次会。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

 

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

 

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

 

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这样我就坐直达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仍住在新渔阳里六号。陈公博刚刚结婚，带着新娘坐邮船到上海，住在东亚旅馆，我和陈公博见面后他叫我往广州打了个电报，报告我们平安到达了。”

 

1921年8月，包惠僧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主编《劳动周刊》。不久，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各地的组织（当时称支部）相继成立，包惠僧是长江支部的负责人。

 

1921年9月，陈独秀根据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意见，辞去广东的职务，回到上海，专做党的工作。不久，陈独秀在老渔阳里二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经马林及广州、上海知名人士多方营救，先后释放出狱。

 

1921年10月以后，包惠僧由上海回到武汉，在武昌黄土坡从事武汉党的工作，

 

从五十年代开始，包惠僧陆续写了一些回忆录。在公开或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有《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二）》、《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补充纪录之一、之二》、《“二七”回忆录》、《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等，因病去世前还留下了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黄埔军校、回忆陈独秀、回忆马林等文稿。多年来，包惠僧还经常接待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的访问，并由访问者整理出为数不少的访问记录。

 

以上几个方面的史料，已经可以回答包惠僧是否参加“一大”的问题。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目前所能见到的“一大”出席者的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会议。因为要维护一度流行的十二人之说，有些当事人（如董必武、李达同志）在一个时期内不提包惠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个别访问或答复询问函件时，他们仍然证明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从包惠僧初期的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党的发起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参加“一大”是有资格的。

 

至于包惠僧政治不坚定，后来脱党，那是另外一回事：从包惠僧的回忆录来看，他的多次回忆内容详尽，多数材料能得到印证，有些细节不是亲身经历者是难以写出的。

 

而且这些回忆，又在公开或内部刊物上采用，经过社会各方面的检验。

 

由此可见，包惠僧参加了党的“一大”，这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事实，

 

包惠僧原是武汉的党员，1921年上半年他先在上海，后在广州，参加了这两地党的活动，出席“一大”是从广东动身去上海。

 

这种情况在“一大”出席者中仅此一人。正由于包惠僧的这种特殊性，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也是后来形成出席“一大”有十二人和十三人两种说法的原因之一。

 

至于包惠僧出席“一大”的由来和代表地区问题，上述史料中有四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代表武汉出席“一大”的；二是代表广州出席“一大”的；三是串门碰上参加的，不是正式代表而是列席代表；四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

 

为了考证这四种不同的说法中，那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经反复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的看法：

 

第一，包惠僧不可能代表武汉出席。上海发起组通知各地区派两名代表出席“一大”，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是无疑的，武汉又不可能派出三名代表因此，包惠僧不会是武汉代表。而且，包惠僧1921年上半年没有在武汉工作，又是从广州去上海参加“一大”的，从这方面讲他也不可能是武汉代表。

 

第二，包惠僧作为广州代表尚缺乏有力的论据。虽有两个当事人和包本人说是代表广州的，包也的确是从广州动身参加“一大”的，但有些疑点还不能排除。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有两名代表的地方是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这是无疑的。一名代表的地方就是广州和日本了。

 

陈公博的回忆中也只说包惠僧参加了会议，并没有说他代表广州。如广州只有一名代表的话，首先应是陈公博，包惠僧毕竟是后来去广州的，而且时间也不长。

 

至于文中所说十二名代表，是指“来自七个地方"的代表，并没有排斥还有第十三人参加会议的可能。

 

因为当时上海已有李汉俊、李达两名代表，他们又请陈独秀回上海参加会议，假如陈独秀当时回上海参加“一大”的话，出席“一大”的也不是十二人。

 

所以，这一段引文并不能决定包惠僧是否参加了“一大”，但对判定包惠僧是不是广东代表还是起作用的。

 

第三，说包惠僧是串门碰上参加会议、是列席代表是不合情理的。

 

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不可能随便允许串门的人参加会议。

 

退一步讲就是串门参加的，碰上一、二次会还有可能，何以能从上海开幕到南湖闭幕都碰上参加呢？

 

再者，当时还有几个党的骨干在上海，他们怎么没有参加，而唯独包惠僧千里迢迢从广州到上海来串门参加呢？

 

因此，这个说法看来是站不住的。

 

至于说包惠僧是列席代表，那是用后来的习惯推论的。

 

事实上党的“一大”并没有严格的手续和程序，没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之分，只要参加了会就有同等的权利。

 

包惠僧在“一大”会上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了意见，并参加了最后的选举，不能说是列席代表。

 

第四，说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这比较合乎事实。

 

包惠僧在入党前就和陈独秀相识，后来交往也多，彼此较为了解。

 

包惠僧当时也具备参加“一大”的资格，陈独秀对他今后工作又有些打算。

 

加上陈独秀自己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就指派从上海来和他联络的包惠僧参加。

 

事实上包惠僧在“一大”以后又一次到广州，传达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局的意见，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

 

另外，从陈独秀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来看，他指派包惠僧参加“一大”也是完全可以的。

 

综上所述，党的“一大”出席者有：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共计十三人。

（此部分作者为邵维正老师）

 

通过以前三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历史真相是一个活生生确定场景构成总和，每一个细节都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来源：民生文创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