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市
在1995年平果铝业公司还未投产产生税利之前，原平果糖厂曾撑起平果县经济的半壁江山，发展种植甘蔗成为财政增长、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主要经济来源。因而，历届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把发展蔗糖生产当作全县经济的主导产业长抓不放，使之成为加快山区农村脱贫致富的一条有效途径。
一、辉煌的业绩
原平果糖厂自1972建厂投产以来，作为平果县工业经济的龙头企业，为平果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原平果糖厂是平果县级国有企业的第一大厂，从当初日榨500吨截住2002年改制整体出售时的日榨4200吨，历经30余年时间，生产能力扩大了10倍，在编职工从最初一百余人增加到近700人。
建厂初期，由于受到生产能力和交通运输等因素影响，只划定“下五区”（计划经济年代平果县共10个公社分上下两区，每个区五个公社）的城关（今马头镇）、太平、果化、新安和坡造（包括四塘镇）等公社（今乡镇）为糖厂机蔗区管理范围，机蔗区内种植甘蔗可享受到糖厂给予的免息借贷、预拔肥料、农药等农资供应的优惠待遇，到甘蔗砍收进厂后再扣回。糖厂还派技术人员常年深入田间跟踪种蔗全程指导。
当时大多是选在平地通公路沿线村屯的旱地上种植甘蔗。年计划种植面积一万余亩。最初的重点机蔗区主要分布在练沙、达岭、同仁、新圩、袍烈、玻璃、永安、那吉、安马、同社、布思、渌德、都阳、明江、龙盘、印山等大队（今村委会）公路沿线村屯。八十年代初期之前还是走集体计划经济，每年县里根据糖厂的生产能力下达甘蔗种植任务到各生产队，基本上都能按时按量完成，但因技术落后，投入少，管理跟不上，甘蔗产量低，效益不高。特别是受“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制约，首要任务是保证粮食生产，那时水田是不能用来种植甘蔗的，旱地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超面积种植甘蔗。一般是选在通路沿线两侧的土坡旱地上种植，加上70年代仍沿用传统的长茎（半条甘蔗尾部作种子，种子缺乏时用整条蔗茎作种子）斜插（俗称高射炮）栽培方法，发芽率低，缺苗严重，单产不足2吨，又常受旱灾及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县年产机蔗量徘徊在二三万吨，年产糖量二三千吨。同时，由于糖厂制炼技术一直在发展中不断摸索和研发，当时只能以产赤砂糖为主，白砂糖占比不到30%，生产效率低。从这些生产数据上看，甘蔗生产效率不算高，但同比种植粮食作物或其它经济作物的效益还是好一些。而且生产队种植甘蔗现卖现收，一进厂就拿到钱。虽然是国家定的收购价相对较低，但在市场经济出台之前，每交售一吨甘蔗国家向生产队或蔗农供应50公斤平价原粮（至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后取消），以保障蔗农的口粮问题。种植甘蔗不但有经济收入来源，而且口粮也得到保障，因而，分田到户前各生产队都争取甘蔗种植指标，分田到户后农户自主规划种植，实行多种经营，有的种植水果经济作物常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有丰年歉年之分，甚至烂市无收的现象时有发生，而种植甘蔗年年都有收成，糖厂一条都不少照价按时收购，收入稳定，因而种植甘蔗是农户种植计划必选项之一。
平果甘蔗生产历程可分为70、80和90年代三个阶段。70年代建厂初期，每年种植面积一万亩左右，平均亩产1.5吨左右，年总产1万多吨，其中77年种植突破一万亩，达到10076亩，平均亩产1.7吨，总产17122吨，往后逐年扩大种植面积，总产也在不断增长；进入80年代，年甘蔗种植面积5~6万亩，亩产量3.0吨左右，年产蔗量20万吨左右；90年代随着科技进步，增加投入，甘蔗不论是单产还是总产量都呈现质的飞跃，种植面积也在增加，年种植甘蔗8万亩以上，平均单产比80年代提高三四成，是平果发展甘蔗生产最快时期，年产蔗量从80年代20多万吨发展到40多万吨（包括留的种子量），成倍迅速增长。
在平果提到种植甘蔗生产，不得不提到榜圩、凤梧的甘蔗种植。可以说，上述机蔗区都不是平果县的甘蔗生产原产地，而是平果糖厂建成投产后才发展种植甘蔗的新蔗区。由于新蔗区种植甘蔗是在起步阶段，甘蔗生产栽培技术是仍在实践中探索，所以，虽然种植任务年年按计划完成，但产量、含糖量却徘徊不前。而平果真正的甘蔗种植原产区是平治河沿岸的榜圩和凤梧两个公社，早在清朝时期农民就有种蔗榨汁制土糖片的悠久历史，且当地具有适宜种植甘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河岸旱地全是砂壤土，土地肥沃，水分充足，气温适宜，非常适合甘蔗生长和糖分积累，加上蔗农积累有丰富的甘蔗种植管理技术经验，甘蔗单产量和含糖量都比机蔗区高20~30%，当时政府部门还曾请派榜圩蔗农到新蔗区传授经验、指导种植。至今榜圩、凤梧的土制红糖片仍然是当地有名的土特产品，畅销东南亚国家。只因榜圩、凤梧离糖厂七八十公里，最远的蔗地有近百公里，由于当时交通运输费用太高，所以糖厂只能望梅止渴，没有办法把之列为机蔗区管理范围内，只有在生产能力有余、市场食糖紧俏时（计划经济年代市场上所有物价一直都稳定，不存在大幅涨价或降价现象，物资只有紧俏货或供应充足之说），糖厂才通过政府以行政手段强制收购榜圩、凤梧的甘蔗；而食糖充足时，蔗农又纷纷要求糖厂收购甘蔗，常造成企业与蔗农的矛盾激化（下文有叙述）。
到80年代中期，糖厂年年加大生产技术改进工作，到70年代末，原旧小厂已不适应甘蔗生产逐年扩大、产量逐年增加的发展要求，糖厂及时征收二栋、马头中学（今平果二中）旧校址等一百多亩土地建设新糖厂，日榨生产能力提到900吨。这时发展甘蔗生产成为平果政府的重要工作任务，80年初虽然已分田到户了，但仍按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统筹安排全县的甘蔗生产，政府每年都把种植甘蔗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乡镇、村屯、干部职工。特别是进入80年代末，糖厂更是借力国家鼓励企业扩大生产的支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把糖厂的生产能力提到日榨2500吨。到90年代，才几年时间又把糖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到4200吨。而这时甘蔗生产却滞后于糖厂生产能力，致使糖厂一度造成吃不饱的饥饿状态，一年中车间生产能力闲置达八九个月，榨季生产能力也只能利用70%左右，生产资源白白浪费。这时发展甘蔗生产，满足糖厂对原料蔗的需求已然成为平果县工业经济的主要工作任务。当时政府为发展动员农民种植甘蔗费尽心血，采取过单位分片包干挂点任务、领导干部交任务落实抵押金、组织“还乡工作队”，鼓励干部职工“留薪离职”大面积（120亩以上）承包种植甘蔗等措施，力度空前。还制定发展甘蔗生产优惠政策，对专业种植大户政府给予信贷优先办理和免息政策。糖厂还同步立有奖项，规定进厂原料蔗每吨奖给乡镇1.2元，超额完成的每吨奖3元。这叫基数奖，一直保持不变，只有增加没有降低。每个榨季前，县委县政府都要召开全县甘蔗生产榨季工作会议，成立甘蔗砍、运、榨、种总指挥部，县委书记任总指挥长，把榨季生产各项任务落实到实处，力度超前。
譬如，实行任务分片包干责任制，一竿插到底。县把任务分到乡镇，乡镇分到村，村落实到农户。县各直属单位实行包村包屯，即每个单位负责对应多少个村屯，把县里制定的甘蔗生产优惠政策落实到农户，督促指导农户种植甘蔗，把完成任务与干部职工年度考核挂钩。
交保证金制度。每年县政府按照规划下达甘蔗种植任务到乡镇，实行领导负责制，按任务比例每个乡镇的向指挥部交10000元到20000元不等的保证金（90年代初干部职工平均工资约300元左右），在保持基数奖不变的情况下，年终完成甘蔗进厂量任务80%（包括留种量）退回押金（不扣不奖），完成任务100%的奖励押金的1.5倍，超额完成任务120%以上的奖励押金的2倍，超额完成任务150%以上的奖励押金的3倍，极大地调动了各乡镇发展甘蔗生产的积极性。当时果化镇发展甘蔗力度大，年年都走在全县的前列，年年超额完成任务，年年获大奖。用现在的话说领奖金都领到手发抖去。1993年糖厂还额外奖励一部吉普车给果化镇，其他乡镇格外眼热。要知道当时全县各乡镇、直属单位都还未有专属车辆，唯有县蔗糖生产办公室（简称糖办）在糖厂的资助下拥有一辆三凌和一辆吉普作为甘蔗生产专用车。不说是乡镇和县直各部门了，就是县委县政府也才有那么二三辆小车，而且吉普算是最好的车辆了。
组织还乡工作队回乡动员乡亲种植甘蔗。规定全县机关干部职工带着任务回到各自老家发动群众种植甘蔗，不完成任务不收兵，还要通报批评。
鼓励干部职工留薪离岗承包土地种植甘蔗，凡自愿连片承包种植120亩以上的甘蔗的干部职工，可保留薪级去种植甘蔗，在信贷服务上还给予优先支持和帮助，免利息贷款，成绩突出的提拔重用等。这个政策一定就是一个甘蔗生产最低周期的三年。
优化调整甘蔗种植结构，打破以往甘蔗一直都是种植在高坡瘦瘠旱地上的传统，鼓励支持农户用平地肥沃的田地种植甘蔗，实行甘蔗地下山，不但大大提高甘蔗单产，还进一步减轻糖厂运输压力。
此外，加大力度修建村屯车路，减轻农民劳动强度。当时国有企业还带有公益性任务，比如，糖厂曾提出甘蔗种到哪里路就修到哪里口号，可以说如今乡村田野通车道路许多是糖厂出资蔗农出力修建的路基，国家实行村村通后才使之硬化加宽降坡。田间通车路后，可以使用机械运送肥料和收获农产品，大大地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拥护。当时糖厂每收购一吨甘蔗就抽出3-5元作修路基金，每年修路费开支上百万元。
由于措施有力，全县甘蔗生产从80年代平均单产2.8吨、含糖量10%、年总产20万吨、产糖20000多吨、蔗农收入2000多万元、实现税利1000万元，提高到1990年代初期的平均单产3.6吨、含糖量13%、年总产40多万吨（包括留种），产糖52000多吨、蔗农收入6000多万元、实现税利5000多万元，单产、含糖量、总产量都是不断增长，实现了农户增收、企业增效、地方财政增长的三同步增长的目标。
每到榨季是糖厂生产和生活最活跃的高峰期，吹过这里风也甜。榨季一般都是从当年11月开始到翌年的3月底结束，在这段时期内，厂内机声隆隆，厂外的大道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一到开榨季，各种商品小商贩云集涌到糖厂大门外抢位摆摊，生活用品、小儿玩具、小炒、烧烤、猪肉、青菜、刻章师傅（以前领甘蔗款要签字盖章）等一应俱全，生活物品应有尽有，形成了一条热闹的街区小市场。当时平果城还没有安装路灯，各单位宿舍区更没有公共照明条件，一进夜晚全城瞎火一片，只见糖厂生产区和生活区灯火通明，热气腾腾。为了方便蔗农往来和在厂区外大道上摆摊的小商贩，糖厂在厂外大门前的大道上安装了几只如南瓜大的灯泡，把通往厂区的大门和公路两旁的房屋映照得雪白亮丽，成为平果城内唯独一个不夜城。
职工不但是企业的生力军，也是企业的主人翁，人人争当岗位标兵，生产积极性一路高涨。21世纪初之前，国家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一律统称为国家干部职工，人员可相互流动，只要岗位需要，个人条件符合，行政干部可调进企业任职，企业职工也可以调到行政机关工作，工资一律按干部和工人两个级别全国统一计发，不像现今严格划分为公务员、参公、事业编等带有明显等级差异的成分，职工在各自岗位上人人都发挥着主人翁的带头作用，把全身心都投入到企业生产管理工作中。
清晨，工人们穿着整洁的工作服结伴从生活区走二三百米横过公路即进入厂区车间上班。傍晚，下班职工则拿饭盒到饭堂排队打饭，听着歌舞厅里播放的或奋进激昂或悠然棉缠的歌曲，生活工作井然有序。榨季实行一天三班倒，一到轮班时间点，车间就准时鸣笛，啊，轮班时间到了，换班的总比下班的快几分钟提前到达，从不耽误过。
在抓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也紧抓不放。糖厂停榨期工作比榨季相对轻松自由，白天车间工人检修，农务科技术人员下乡开展甘蔗田间管理，工作不曾停步，期间则是糖厂文化生活最活跃时期。一进傍晚生活区灯光明亮，操场上跳舞、打篮球、拔河比赛渐次拉开；工会室数张棋牌桌上噼啪作响，围坐着各路棋牌高手对弈；大礼堂里的电视机不停地转播热播的电视剧，追剧的观众聚精会神观看；宿舍区划拳猜码和谈笑声此起彼伏，充满了和谐欢乐的生活情景。
生活区里200多住户全都住着本厂职工及家属，全是熟人区，就像个大家庭，充满了欢乐和情意。小孩上学接送、出街买卖邻里相互关照，今天你有空你来，明天我得闲我去。白天房门从不关闭，上下左右邻里串门就像进自家门一样进进出出，从没有生疏感。到了开饭点，先煮得的就装满一碗饭菜一边吃一边走进邻居家，然后把自家煮的菜摊一些到饭桌上，说是让他试试我煮的口味如何？心里却是传达了真情实意，再从饭桌上夹几块邻居煮的菜上来直接送到嘴巴，这时还不吝啬地给邻居家夸赞几句“你煮的菜好吃”。一来一往，不但是相互比较谁家煮的好吃，更增加了情感的交流。如有酒瘾的干脆就把自家煮的菜搬过来，两家一起合吃一起喝酒。各家外出晒在室外的衣物不用交待，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都有人自动帮收集起来，从不被雨淋过，“一家亲”就体现在这些细微的日常事务中……
毫不隐讳地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职工的生活和福利待遇相当的丰厚，从而充分地调动了全体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当时国家有明文规定，在有生产效益的企事业单位里可实行计量计产奖励制度，糖厂职工除了与行政机关实行同等级别的工资外，还有超产奖励。90年代初社会平均工资约300~400元，糖厂职工在开榨季（每年约4~5个月）的奖金有时还比工资高，而行政机关单位开始实行绩效奖励制度才是近十年的事。还有职工生活福利更为优厚，比如，水电费全免（95年之前糖厂自抽地下井水、锅炉烧煤发电），榨季饭堂保障职工的一日三餐，中晚餐每餐职工自负0.5元，其余由厂工会费补足（行政机关单位开设职工饭堂也是近几年的事）。全天开放免费供应热水。又如，八九十年代居民生活燃料还是以烧柴火为主，有条件的单位星期日都派人到海明、六伐等林场集中采购柴条，然后顾车拉回单位再过称分发给职工，而糖厂则免费敞开向职工供电煮食，可以说至少提前10年进入电气化生活。而其它单位即使自愿付费用电煮食也不行，因当时的生活用电的电路电压不足，只满足居民的照明用电，糖厂有锅炉火力发电，自设有变压器，职工用电末端电压稳定。还有，职工子女全在厂内幼儿园免费入园，且糖厂幼儿园条件比厂外的幼儿园硬件（诸如玩具游乐场所等）还优越得多，家长不用早晚接送，小孩同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此外，还有其它福利，比如职工若遇到什么急行事件，只要是直系亲戚的，厂里都可派小车接送。小病厂内免费取药治疗，大病到医院治疗同样享受国家职工医疗免费政策。等等。
八九十年代县直机关单位干部职工大多还是住平房，公用厕所和洗澡间，个别住楼房的也是低矮狭小的三四层楼，每套三四十平方米或是单间，糖厂70年代末就起了六栋五层楼的职工宿舍楼房，面积都在五六十平方米，到93年一年内一次性起了三栋每栋3单元7层楼（第一楼每户都分得一间十多平米的杂房，当时还没有“车库”的名称）共108套职工宿舍，面积90-120平方米不等（建筑面积），当时楼房大多还是水泥地板，糖厂就率先用大理石铺设了，是全县住房条件最优越的单位，没有之一。
当时在平果县城人们不时见到两部高级豪华型小车行驶——“沙漠王子”，其中一部是铝业的，一部是糖厂的（据说全百色地区仅此两部）。当时县级及以下都是砂石公路，弯曲坡陡，一坐上去上下坡或拐弯像摇篮一样，现在坐上百万的高级豪华车，总感觉找不到当时坐车的舒适感。
90年代初，在县级还没有闭路电视这个概念时，收看电视都是在门前扦一根10多米高的天线架，上头架一张办公桌面宽的网线，也只能收到广西台、中央1、2台等三四个节目，且屏幕画面星星点点、闪闪发光，清晰度很差，不时还要人工出去转动调节天线架，等室内的人见清晰度稍微好了点才能叫停。糖厂早就请南宁一个科技公司在全厂范围内安装两台直径3米的闭路电视差转台，可收看10多个频道，且屏幕清晰，特别是在当时娱乐活动场所少、通讯不发达，追看电视连续剧成为人们最热门话题的时候，每到傍晚，附近的二栋和达岭村的居民就涌到糖厂大礼堂（长期开放）或职工家门前观看电视剧。记得播放《渴望》这部电视连续剧时，人们有的还不得吃饭都要先看完电视剧才补充吃饭，一段都不能少。有的人吃饭时还不忘先哼几句歌词：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
糖厂组建有男女篮球队和文艺队。1994年厂文艺队代表平果县工会参加全区在桂林举办的企业文化汇演比赛，荣获第二名，糖厂也连续多年被评为百色和自治区级精神文明先进单位。
八九十年代县城文化体育活动单调，每年“五一流动杯”篮球比赛是全县最活跃最热闹的体育运动项目，糖厂男女篮球队连续多年获得冠军，流动杯连年保存在糖厂的荣誉室里。那时县城就有体育局篮球场（与电影院并列在烈士陵园南侧正街，现已变成商铺了）和工会篮球场（马头山下）两个比赛场地，一到糖厂队出场，在体育球场比赛的，观众就从工会球场涌向体育球场观看；在工会球场比赛的，观众就从体育球场涌向工会球场观看，场场暴满，动作慢的都挤不进球场内，看糖厂篮球队夺冠已成为平果老一代球迷的记忆了。
那时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是由当地党委政府组织考核任命，招工也是由主管的劳动人事部门统一招收后分配到各个企业，工人岗位大多都是面向城镇非农业人口、符合条件的部分干部职工的子女和复退军人招收，管理岗位（干部）则是接收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转业军人，或是从其它国有企业调动。当时能成为糖厂一名员工自豪感满满的，因而糖厂变成了人们就业向往的地方，许多人都是把能招进糖厂工作是一种期望，更是一种荣耀。最明显的是自卫还击三等功臣、部队正营级干部韦秀新同志，原是转业到县武装部工作，后看到糖厂发展势头强劲，长期在部队工作也想转个行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丰富自己的阅历，就产生念头向上级组织部门打报告，自愿要求调到糖厂任党总支书记（1995年改为党委，是平果县工矿企业和县直属单位第一个成立党委的单位）。又如，黄哥是部队转业军人，原先组织部门已发报道通知书给他到税务局铝业桥头分所任领导职务，但他去跟领导请求改签到糖厂工作。更为明显的是榜圩镇副镇长韦哥、财政所干部黄哥也自主跟组织部门请求调到糖厂工作。还有许多大学毕业生主动要求进入糖厂工作。这种例子还很多，不一一列举了。
糖厂高光时刻是1994/1995年榨季，年完成生产总值1.06亿元，蔗农收入6000多万元，实现税利5000多万元（当时一碗肉粉0.5元，一斤猪肉2元），成为百色地区县级国有企业第一家实现亿元产值零的突破。分别荣获“广西经济效益百强企业”和“振兴百色工业明星奖”等荣誉称号。这期间职工获得的工资、奖金、福利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是公开的秘密，那时作为糖厂职工一员荣耀感不言而喻。
正是：常闻蜜香日子甜，不辞长做糖厂人。
二、陷入困境，日渐衰落
然而，事物的发展从没有一帆风顺，总是波浪式发展、起伏不定。可以说90年代中期是平果糖厂走上顶峰时期，不论是甘蔗生产单产总产或是含糖量都有显著提高，同时，车间制炼技术日臻成熟，生产能力提高，本应是蔗糖生产大发展的最佳时机，可却受到国有企业全面改革改制的冲击，加上内部管理不完善，90年代末出现日渐衰落的迹象，从此糖厂从高峰跌入低谷了。
95、96年受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的影响，在甘蔗砍、运、榨、种的服务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坑农吃农现象。诸如工作人员在发放砍蔗证、贷款、化肥、农药等物资时，暗地收取好处费，刮起一股坑农吃农的歪风。有的发一张（车）砍蔗证索要20-30元；有的司机拉一车甘蔗索要50-60元，最高的达80元。有的蔗农砍了甘蔗后五六天不能运进厂，损耗很多，群众意见大。要知道那个时期甘蔗收购价是由国家定价为180元/吨，一车甘蔗满载八九吨（解放牌、柳江牌货车），从买砍蔗证到付司机好处费，一车甘蔗相当于勒索蔗农半吨以上的蔗价了，蔗农敢怒不敢言。此外，之前进厂甘蔗只要是用竹篾捆绑的一直都执行零扣杂，而改革初期企业以提高产品质量效益为名，对进厂甘蔗加大扣除杂物量，扣杂率在3%上下，最严重的扣杂率达5%，严重损害了蔗农的切身利益。县里及时出台文件，要求糖厂内部加强自查整改和巡查，切实把这一股坑农歪风刹住，但坑农现象还是时有发生。按蔗农的话说，你不给钱司机总有借口拖着不去拉，延迟一天已砍在地头的甘蔗就损耗一天，不如暗地给钱叫司机按时去拉。有的家里需要用钱要求联络员（糖厂聘请的农民工）安排砍一车甘蔗，总是被推三阻四不给办理，蔗农只好花钱买砍蔗证了。
对此，县政府及时下文成立调查组，由县委政策研究室牵头，抽调糖厂、糖业公司人员组成调查组，下到各蔗区调查取证，坚决把坑农吃农歪风刹住。由于1995年初已有媒体吹风说糖业公司的业务即将与糖厂脱勾，因而糖业公司没有派人参加，糖厂派笔者和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陆瑞群进入全县各蔗区调查取证，我们下去调查时有些蔗农还是有所保密不愿说出实情，怕说了下次砍运蔗又被延误。通过认真细致的调查，我们写出了《当前蔗糖生产喜与忧》的报告，与查证的120多个勒索蔗农钱物的证据材料一同报送县领导及有关部门。根据报告内容，县委县政府形成红头文件责成糖厂加强内部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对查证的坑农事件及时给予处理，决不姑息，切实保护蔗农的切身利益。根据调查结果，厂里对坑农的当事人进行处罚，勒令60多人退回索取的钱物，并向蔗农道歉，是季节工的辞退，本厂职工的给予警告，并扣发一个月的奖金。后来这篇调查报告全文刊登在当年的《百色通讯》上，读者反响热烈，都说为蔗农申张正义，为群众办了一件实事好事。
采取行政手段禁止土榨糖片，要求非机蔗区的蔗农把甘蔗交售给糖厂。进入90年代初期，社会、媒体上已公开吹风国企即将改革了，计划经济已成为强弩之末，糖价像过山车一样起伏波动大。这段时期，当市场糖价高时，政府为糖厂下文禁止搞土榨糖片，并强制性收购非机蔗区的土榨机，从而促使蔗农把甘蔗交售给糖厂，引进蔗农极大的反感。而当市场糖价低的年份，糖厂对非机蔗区的原料蔗收购积极性却不高，这时蔗农又强烈要求糖厂按时收购。特别是93、94年糖价出现回调升高之势，94年县政府及时下文把榜圩、凤梧划归为糖厂机蔗区管理范围，机蔗区内不准私榨土糖片，为糖厂收购榜圩、凤梧农户所有的40多台土榨机找到了依据。其中榜圩占30多台，分布在长安、永旺、百吉、隆足、紫塘等几个历年来种植较多的村屯，重点是在长安村。
收购土榨机我作为县工作组成员之一全程参与。因为收购土榨机是带有行政强制性，县里要求一个月内完成收购任务。可以说收购土榨机阻力很大，开始蔗农抵触情绪也大，甚至个别农户与工作组对抗。有几次，县派的工作人员与榜圩镇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队下到长安村宣传动员，工作队刚进村，走着走着，不时工作队的前方或后主五六米远就见到小石头飞过，这明显是有人在暗处故意扔石头以威胁、阻挠工作队开展工作。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好像飞过工作队前面的小石头更靠近了些。工作队领头就此向跟随我们入户调查的村干提出了疑虑。村干说，这可能是小孩玩耍时不注意乱扔过来的，没问题。你们白天来我保证你们的安全，但晚上来就难说了。想想这话有深意啊，这里只能是省略号了。
更为严重的是，有一天，一位镇工作队去把正在压榨甘蔗的机器关停，户主立即跟那工作队员发生肢体碰撞，最后把工作队员推搡到旁边的池塘里。后来这事在榜圩蔗区都传开了。
尽管阻力大，但县乡工作队尽职尽责，日夜到土榨区巡查，苦口婆心向蔗农宣传政府文件精神，反复把自榨土糖和交售给糖厂的经济收益帐目对比算给蔗农看，让蔗农明白了一个道理，政府不是无原策强制收购农户的农产品的，而是进一步调整蔗糖生产管理中一些不适宜生产发展的环节，通过算实账，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让蔗农心服口服。同时，加强管理征收市面上土糖片交易的农业特产税（到2006年才减免），并派工作人员到榨蔗现场征收，把糖片交易税应收尽收，杜绝偷税漏税现象发生。当时糖厂甘蔗收购价是185元/吨，而市场上糖片时价是每公斤1.8元。在这里要提出的是，当时有的农户采取私下交易糖片，或多或少都存在蓄意避税逃税漏税的行为。
经过算账比较，以事实来说话：按照农户的算法，一吨甘蔗可制土糖片130公斤（取最高值），折合成甘蔗价234元/吨（交易税前价），比交售给糖厂多出49元/吨左右。但要清楚，里面包含加工费、劳力费和纳税费等费用。原来农户做工常常忽略计算出工的劳力值，如上山割茅草、榨蔗制炼加工糖片，以及拿成品上市摆卖等所需的劳动力价值，如若扣除上述这些费用，那么交售给糖厂和自榨土糖的价格几乎是相当的，甚至可以说交售给糖厂比土榨还方便划算过，何必自找苦吃？
我们再算一下明细账，制作一吨土糖片需要的工值和应缴的税费为：燃料费两担茅草（当时都是土灶制炼，需要大火苗才能抖动把火力传到灶尾，因而必须烧长条的茅草等易燃物）工值15元；压榨、制炼工艺及挑上市销售等工值20元；其它费用5元；应缴特产税约3元（当时的农业特产税税率已记不清了），总计43元，实际比销售给糖厂溢价6元/吨。诚然，我们也知道，在当时农村还没有多少人外出务工挣钱的情况下，一吨蔗6元的市值对农民来说也不易，但为了加工一吨甘蔗跟工作队争执也不值得。若遇上糖市滞销时，农户还要花费更大的精力保管糖片，保存不好极易出现霉变，那损失更在，不如就地交售给糖厂（糖厂派收购组到地头收购。只有榜圩、凤梧蔗区享有此特殊待遇，其它蔗区甘蔗进厂才能结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方便快当。
农民是中国基层最纯朴的群体，通情达理讲实在。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多数执有榨机的农户同意停止榨蔗，交售榨机。但在定回收价时又遇上了一个实际问题。可以说，当时确定回收土榨机时政府给予的政策是相当优惠的，由糖厂出钱购买，不管新旧机，都以原价收购，最后作废旧物资处理。而群众购买物资很少索取发票，不存有证据，大多都说购买原价四五千元不等。说句实话，当时一台旧机也称小机日榨一二吨，购机价一千余元，这种小机占总数三分之二左右，新购的大机日榨三四吨，价二千余元。当时出于保护蔗农利益不受到损失，也为顺利按时完成县下达的回收任务，工作队经过调查摸底，最后开出了统一以大机的最高价格每台三千元回收。这个价执有小机的农户都自愿交售，但大机的农户又不同意了，说小机得高价，大机才得原价，坚决不同意。结果糖厂再让一步，大机的提价到四千元。这样才顺利把榜圩、凤梧的40多台土榨机全部回购处理掉。从此，榜圩、凤梧的传统特产土糖片销声匿迹于市面上。
进入本世纪初市场经济全面放开，糖厂也进入企业改革的探索阶段，对蔗农的原料蔗只能顺应市场价值规律办事，定价太低蔗农就挖掉蔗根，定得太高企业承受不了，更不可能再像上世纪末实行计划经济那样靠政府行政命令自定甘蔗收购价了，对辖区内的土制糖片管理更是鞭长莫及了，土榨糖这项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土特产品又得以恢复正常生产，个别农户及时抓住商机买来土榨机进行炼制土糖片了。
都说三十河东、三十年河西。而榜圩、凤梧的土制糖片从被政府禁令再到后来的鼓励研发生产，期间中断了五六年时间，如今榜圩土糖片已被列入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册，真的应验了市场规律的变化莫测啊。
县级国企全面深入深化改革，首先是提出政企分开，即国企交由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用人，行政部门只把准政策方向，不再参与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人事管理安排过程。糖业系统原先执行了数十年的统销统购政策体制逐渐解体，由原来糖厂只管生产加工成糖产品，物价局定价，然后把所生产的食糖全部交给糖业公司（独立国有商业，与糖厂无隶属关系）经销，改为糖厂自产自销、自负盈亏。突然新增的销售业务，又毫无一点准备和经验之谈，这对糖厂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而正在改革的风口上又提出了精简机构、降低成本、减员增效的目标，这时不可能新增招收销售人员了，只能内部调整化解。头一年只好把拿扳手、掌糖勺的人去充当销售人员，只要能把糖销售出去，安全把货款回笼到糖厂账户的都算是成功了（当时都是现金交易）。
特别是实行厂长负责制后，糖厂好像越改越找不着北，效益一年不如一年，甚至收购农民甘蔗打白条（没现金付款，收购甘蔗只给蔗农一张收据，待销售食糖回笼资金后才能兑现）。农民辛辛苦苦种植甘蔗一年，运到糖厂交售只领到一张白条收据、不得一分钱，还得赔上往返的住宿和交通费（当时因交通条件原因，跟运甘蔗车到糖厂结算，当天无法返回，得住旅社），不论是从一手交货一手交钱的交易规则，还是从情理上来说都是说不通的，也是对不起蔗农。
虽然已实行政企分开的改革，但县委县政府并没有完全放手不管，而是在观察督办中寻找国企最佳改革方案。特别是糖厂改革初期所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引起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1998年下半年，全区各级行政机关单位统一实行通过考试招聘科级、处级和厅局级领导副职职位，也许是平果县领导受此启发，也于当年同时宣布在糖厂试行厂长竞选录用办法。副科级招考、厂长竞选，对我们年青干部来说都是难得的竞选机会，所以两样我都同时报考。
这里有必要说说厂长竞选之事吧。竞选办法由县委组织部组织有关行政部门成立评选领导小组，先由竞选人写治厂演讲稿，交评委审核，再退回竞选人在本厂职工代表（不是全体职工）大会上演讲，评委打分，职工代表投票，不公布成绩，过后由评委根据现场评分和个人所得票数综合确定当选人。竞选规则规定由当选人自行组合新班子成员（副厂长），人选不受条件限制，但要在全厂管理岗位职工中选人。
我的竞选题目是《团结带领职工冲出困境》，演讲稿的第一稿里有这么一句话：“职工代表们：不讲大家也清楚，我在糖厂没有一个直系亲戚，与大家个个都工友。今天你们的选择，就是你们明天的出路。这次投票选厂长不同于以往搞形式主义的投票，请你们慎重掂量手中那神圣的一票，把它庄严地投给你们认为能团结带领职工走出困境的人选吧。”经评委审定，提出这句话带有诱导拉选票的暗示，与竞选规则相悖，给予删除。说实在的，我早就对参选当作一次历练来看待，成功与否都不在意了，但不能向职工代表表明这个观点，过后心里总感觉有些不踏实，或者说是一种遗憾吧。
再说一下县里的副科级考试。到目前为止，那是平果县唯一一次通过竞选办法聘用县直各局副科级领导职位的用人尝试，打破了常规的由单位推荐组织考核的录用办法，为具有真才实学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创造了难得的机会。报名条件是有任中层（特指县直各个国有企业）领导2年以上，大专学历，年龄40岁以下，每个职位取成绩前四名进入面试。我的笔试成绩是第二名，比第一名差1.5分；面试成绩86.25分，是本职位的最高分，比第二名多10余分。
经过上述的副科级招聘考试和厂长竞选不久，也许是我在糖厂一直从事甘蔗生产栽培管理技术工作吧，组织下文仍是任命我为平果蔗糖生产办公室副主任（糖办）。1999年初调离糖厂，但仍然是搞老本行的甘蔗生产管理业务。此时，正是糖厂改革进入深水区阶段，有人说我行好运，也有人说我“逃避现实”。等等，不一而足。
三、以改制方式“甩掉包袱”
一个企业办一个小社会，是县级国企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诚然，企业内部管理不善是主要原因，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导致糖厂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最后被这根稻草压垮了。本来，一个企业的主体责任应是抓好生产经营，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加职工的工资福利，这才是企业的主体职责和目标。但在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还要承担不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增加不少的额外开支。比如，企业不能自主招人，不管企业需要多少个生产岗位，每一年都要负责安置国家统一招收下派的工人、转业复退军人、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就业等，致使岗位超员，导致人浮于事。大的厂矿企业还要办学校和幼儿园、办卫生所、文艺队、歌舞厅、篮球队等，还有政府每年下达的各项中心工作任务，或随时征调企业职工参与行政工作任务，给企业背负沉重的社会包袱。加上企业改革初期经营管理正在探索之中，没有先期成功可借鉴例子，一实行政企分开后，特别是实行厂长负责制和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又脱离了行政部门的监管干预，加上一些国企管理者素质低，没有了行政监管干预就像脱缰的野马，左中右突，独断专行，盲目决断，致使企业管理出现一些不合时宜的现象，经济效益一路下滑，由此一蹶不振。
因此，进入21世纪初，国家对地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制（不是改革），原国有企业平果糖厂顺应时代潮流被整体出售给私营洋蒲南华糖业集团。至此，一个经过几代员工苦心经营的国有中型企业的数亿国有资产转换成私营企业主了，曾担当起平果县国有龙头企业、承担全县经济财政收入半壁江山的原平果糖厂的昔日辉煌业绩被封入史册了。
2002年平果糖厂按照上级相关部门指令同意，以全产权出售转让的方式进行改制，整体出售给洋薄南华糖业集团，成立今广西平果南华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包括车间原有的生产机器设备和厂区的土地（除职工宿舍区以外），售价是1.2亿多元。在职在编员工身份转换费是一年工龄补发800元。从此，全体在编人员由国家干部职工身份（当时国家还没有明确划分公务员、参公、事业编等级制，不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国有企业职工统称为国家干部职工）变成了私营老板的打工仔。真的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地上。这是不是应验了这个道理：能享多少福就得吃多少苦？
改制时糖厂的生产能力为日榨4200吨，按这个生产能力计算：一个榨季可处理原料蔗60万吨，可产糖75000吨，年度生产总值（销售收入）可达2亿元，实现税利6000万元（按时价估算），蔗农收入1.2亿元（甘蔗时价200元/吨）。此外，还有一条综合开发利用糖厂桔水（尾糖水）酿造食用酒精的生产线，可年产酒精3000吨。
参与改制的在职在编人员有635人，其中，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35人，中级职称以上36人。而八九十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此时多数人的年龄都上四五十岁的年纪了，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想转行外出寻找新的出路，却受长长的家庭“尾巴”拖累着，年纪又大了人家也不想要，只好留在原地等待退休，可经济收入来源却大大减少了，真有点找不着北的感觉。大家都清楚，八九十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个个都经过高考独木桥的竞争（80年代广西高考包括中专在内录取率才是百分之几），那真是百里挑一的，个个都是真才实学，算得上是时代人才呀，可却败给了时代潮流。还有那些转业军人，人家都是在部队摸爬滚打磨练、流血又流汗，好不容易提干当了军官才转业到地方的，怎么就以一纸企改令突然间硬被拽到打工仔行列里了呢，心中总有百般的不甘啊。
不过还好点，比起那些诸如糖业公司、农资公司、商业局等小型企业的改制，一发放身份置换补偿费后就不再为员工提供就业岗位了，而糖厂改制后，如若员工愿意留下的，新公司仍安排工种给做，工资当然是按新公司制度执行了。工资比原来的少得多是不用说了，但能决断出外寻找新的就业门路的员工也没有多少个，约占一成左右，其余的大部分员工仍是留在原处跟新的老板打工了。
为配合城市扩大建设发展，2011年广西平果南华糖业有限责任公司（原平果糖厂旧址）被要求搬迁到城西的马头镇那厘村南（宁）百（色）二级路边，政府部门给出很大的优惠政策，为其征收352.7亩土地，从农民手中征地购买每亩几万元，南华糖业照价支付，中间不加价转让、不收手续费，相当于免费为其征地。看到这里还有一点值得玩味的是，政府还要支付3亿多元补偿金，算作购买机器搬迁和糖厂原址地价，而期间南华糖业已经营了10年时间，年营利数千万元，政府向私营企业回购同一厂区同一地块却比原来出售价的1.2亿元溢价近3倍。这是国有企业改制出售国有资产或说资产流动所产生的“效果”的典型例子。
如今原糖厂的厂区旧址的土地早就出售给房地产老板建设江景名城小区，小区内林立着数十栋现代化商品楼住宅区，与原糖厂职工破旧的宿舍楼只有一条路宽之隔，一高一矮、一旧一新形成巨大反差。
要说清楚的是，原有的十几栋职工楼房中，除了2002年最后起的两栋集资房是框架结构外，其余全是预制板房，最早的房龄近50年，最迟也有30年了，有的房屋外层的水泥面已脱落，已被列为危房了。最近十多年来，在各批次实施的城市棚户区改造工程中，原糖厂宿舍区的楼房次次都被列为重点动员拆迁对象，可是却没有一户职工同意签字。原因是住户要求在原地安置，理由是糖厂原址离城市中心点不到一公里，房改时定为一类地价，而拆迁项目一般都是远离城区，按房改时的文件精神已属三四类地价了，且开发商只按1比1的比例给予房屋置换或补偿，这样的霸王条款住户哪里同意签字啊。因而次次动员，次次失败。老职工住户们都还说，我们糖厂老职工已被出卖一次了（从国企转为私营企业），现在决不再被出卖第二次了。这就是他们拒绝签字搬迁的原因。
200多个住户五六百人住在三五十年房龄的旧房子里，真心希望不要出现地震或台风等自然灾害啊，以保佑住户平平安安过日子。
作者简介：陆章流，笔名章彰，男，壮族，籍贯平果榜圩，1960年出生，大学文化，百色市作协会员。自由撰稿人。写过新闻通讯、调研报告、讲话稿、叙事散文、随笔、杂谈、农业科普及专业论文等类型文稿，散见于一些省市报刊和公众号，多年获得各级报刊（社）奖励。主要有《那年，五七中学搬出深山》《P县炭疽病风波》《父亲年年写春联》《远去的母校榜圩五七中学》《千古一师毛主席》等；在省部级科技期刊发表专业论文30多篇，代表作有《探析导致土壤污染直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成因》。著有散文作品《山村记忆》《常有岁月可回头》、新闻报道集《业余，我坚持报道平果数十年》、专业著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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