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史记·高祖本纪》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形式总结自夏而始，经殷周至于秦汉的长时段的历史进程，论说以“周秦之间”为重要时段。《盐铁论》有《周秦》篇，也说明当时“周秦”已经成为称说这一历史阶段的共用概念。“周秦之间”，虽兵战频仍，烽火四起，“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史记·陈涉世家》引贾谊《过秦论》），然而也是一个历史剧变、文化繁荣、生产发展、社会显著进步的时代。
天地间一大变局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在讨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时写道：汉初诸臣大多“皆白徒”，平民出身者“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他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里虽说的是“秦、汉间”，而实际上却自战国开启：“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战国时期，“（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秦末，“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关于这一变局，或说由于秦的兴起，冲击了中原传统“文教”，“姬周之道、儒者之学悉遭夷绝，则周秦相代谢，即曰夷夏之争、儒法之争可也”（蒙文通：《诸子甄微·周秦民族与思想》）；或以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为说，以为春秋时期“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封建制出现”，战国时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商鞅变法“促使秦国由奴隶社会进到了封建社会”。兼并战争“是实现封建的统一国家的战争”（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第2册）。李学勤曾经通过文物考古资料的研究，探讨了秦的社会制度问题并指出：“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而侯外庐等早就明确指出，“应该肯定，秦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奴隶”。而定义当时的社会性质，也有必要关注如下分析：“秦废封建的‘封建’，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是‘宗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这里我们所指举出的封建制社会，‘封建’这两个字则是立基于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译自外文Feudalis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下，为时已久”（《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两汉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生产”对于历史的意义。他们指出：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写道：“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技术进步导致生产力提升的视角分析“周秦”历史转折，也许可以为相关历史学思考开辟新的路径。
“周秦之间，诸子学术号称极盛”
周秦之际的学术文化，《史记》称“百家”“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百家语”“百家之言”（《秦始皇本纪》）、“百家之语”（《李斯列传》）、“百家之说”（《范雎蔡泽列传》）、“诸子百家之书”（《屈原贾生列传》）。而所谓“百家之术”（《樗里子甘茂列传》），似意指与理论有异的重于实用的内容。对于思想史的这一阶段，古人称“异端之盛，莫甚于此时”（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五《吾道异端之辨（上）》）。谭戒甫指出，“周秦之间，诸子学术号称极盛”（《墨辩发微》），“周秦之间，诸子蜂起，游文腾说，波谲云诡”（《公孙龙子形名发微》）。梁启超说：“我中国于周秦之间，诸子并起。实为东洋思想之渊海。视西方之希腊，有过之而无不及。”（《论中国人种之将来》）
这一时期知识人的活跃，不仅表现于区域空间往来的频繁，如“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历行诸国，汲汲于行道”（《淮南子·修务》及高诱注），还表现于社会上下层间的流动，如前引“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时人“摧旧”“启新”，也有表现于人生方向者。如范蠡协助勾践“灭吴，报会稽之耻”，又北上“以临齐、晋，号令中国”（《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而后“超然辟世”（《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经营实业，“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宋人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指出，战国之初有所谓“范蠡之学”。《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兵学名著“兵权谋”一类中，列有“《范蠡》二篇”。清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三《兵部二·营阵》记载：“范蠡兵法，先用阳后用阴，尽敌阳节盈吾阴节以夺之。”可知《范蠡兵法》似包涵“兵阴阳”理论。《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裴骃《集解》引张晏曰：“《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三百步。’”这样说来，《范蠡兵法》似乎又有“兵技巧”的内容。作为早期军事学著作，兼及“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值得关注。《齐民要术》引《陶朱公养鱼经》，《隋书·经籍志三》称《陶朱公养鱼法》，《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都说到范蠡撰“《养鱼经》”。可知范蠡很可能曾经总结过具体的生产经验。
与范蠡先从政后经商的经历相反，吕不韦则先经商后从政。唐人柳宗元《招海贾文》有“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之句，表明其注意到这两位重要人物特殊的人生经历和表现。吕不韦有策划政治攻略的成功，也有指挥军事远征的胜绩。唐人李商隐于是有“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的诗句（《井泥四十韵》）。除了在军事政治方面的积极贡献，吕不韦在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他的事迹：“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可以说，吕不韦当政时期，是秦国吸引东方士人西行参与秦政，从而使秦的文化实力空前扩充的时代；也是秦文化汲取东方文化的成熟内涵，取得历史性跃升的时代。这一文化进步的突出标志，是《吕氏春秋》的问世。有意思的是《吕氏春秋》中也有与范蠡《养鱼经》类似的技术学内容，如《上农》等四篇，总结并保留了中国上古时代农学知识精华。李约瑟曾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领导一批对科学技术感兴趣的人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
战国文化地图中齐国的稷下学，形成体现知识群体文化作用的历史亮点。《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写道：“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稷下为当时谈说之士们畅放思想、激扬文字、交流学识、碰撞政见提供了极好的空间。据李约瑟的理解，稷下“最有才华的学者”中，邹衍是“自然哲学家和阴阳学派的创始人”。他还提示我们，稷下学者中“还有墨家的宋钘”（《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
技术发明的丰收季
“周秦之间”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步最突出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天文学、地学、农学、数学、医学等，都获得空前的突破性进展。《甘石星经》《禹贡》《考工记》等都被看作科学技术领域的经典名著。近年出土文献如简牍资料《数》《算书》《敝昔》等，为数学和医学等学科溯源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考古发现则为建筑技术、冶金技术、机械技术、车船制作技术和生产管理方式等，创造了全新的认识条件。李约瑟说，“在这个时期，手工技巧和生产方法都有了进步；出现了畜力牵引的犁和灌溉面积的扩大”，“铁的使用”意义重大，“弩的制造也臻于完善”。“弓弩的制造”，中国“似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早”。“工业的集中和水利工程系统的控制”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
《战国策·宋卫策》中写道：“公输般为楚设机，将以攻宋。”有注家或说“鲁之巧人”，提示了“公输般”和“鲁班”的关系。而重视技术之学的思想家墨子有与公输般的攻守对抗演习，进行了“机械”“车弩”的比试。所较量者，可以理解为“兵械”，亦后世所谓“军械”。技术与兵战的关联，给予治史者重要的启示。先进技术应用于军事，是这一历史时期表现特别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墨子学说及公输般事迹以“机”“巧”为主题，体现了这一时期技术发明受到社会普遍重视的情形。“秦墨”的历史存在，是秦人重视技术之学的表现。而李约瑟所谓“后期墨家在努力建立一种可作为实验科学基础的思想体系”的兴趣“有所增长”，以及这种努力已经“成为该学派公认的信条”（《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这一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周秦之间技术管理方式的进步，表现之一即“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制度化。学者论此多据《礼记·月令》，而郑玄早已指出：“名曰《月令》者，以其纪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孔颖达举列其中“不合周法”处，孙希旦也有这样的观点：“愚按是篇虽祖述先王之遗，其中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不可尽以三代之制通之。”（《礼记集解》）古代技术生产的责任制由此初步形成。
而学术生产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类似标示责任的动态。罗根泽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及至战国，世乱日亟，人心益诈”，“百家思救世弊，应时而出”。他提示读者“参阅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罗根泽编著：《古史辨》四）。而顾炎武论“周末风俗”时这样评价导致“春秋”以来“风俗”大变的“百家”学人：“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日知录》卷一三）然而正是他们，打破了“春秋时犹尊礼重信”“尊周王”“论宗姓氏族”等传统，促成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和技术进步。
“秦并天下”中的技术与生产力优势及其作用
周秦变局最显著的标志性事件是“秦并天下”。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韩国上党郡在秦军强攻下有归附赵国的意向。赵国执政集团商议对策，赵豹提出“秦以牛田，水通粮，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不可与战”的意见，并警告：“王自图之！”然而赵王从平原君建议，后来直接与秦对抗，最终大败于长平。“秦以牛田，水通粮”，即开发、利用自然力以节省人力。秦人在技术层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六国的优势，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铁器推广，技术管理（王子今：《秦统一原因的技术层面考察》，《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9期）。
按照赵豹论说的语序，“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作为秦“不可与战”的制度方面的因素，尚在“秦以牛田，水通粮”之次。正如徐中舒所指出的，“秦国优待死士列之上地，令严政行，固然是战胜六国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牛耕，秦国也就不能抽出更多的壮丁和积聚更多的粮食来作长期的战争。如果没有水通粮（即后来的漕运）也就不能把它所能积聚的粮食，输送到远方去征服其他的国家”（《先秦史十讲》）。徐复也曾经论“秦用牛耕”，指出“此于嬴秦利用处理，增进生产，在当时有莫大之意义”。又据《困学纪闻》卷四引《礼记·月令》：季冬出土牛，示农耕早晚。所谓“秦以牛田，水通粮”致使其富强而“不可与战”的作用，可能确实是超过“其死士皆列之于上地，令严政行”的。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7幅地图，在河流两旁标识“闭”“关”字样，就是秦发展水运的文物证明。
秦始皇焚书，不毁医书、农书及“卜筮之书”。有迹象表明，兵书也没有严厉焚禁。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讲究实用的原则，致使技术之学得以维护继承。
高度重视实用的传统，使得秦迅速实现富强。然而简单、急切的“功用”追求可能不利于深刻而长久的理论思考和文化建设。司马迁说，“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继战乱导致的文化破坏之后，“秦政不改”，司马迁以“岂不缪乎”予以批评（《史记·高祖本纪》）。朱熹指责商鞅：“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朱子语类》卷五六）司马迁说“汉兴，承敝易变”，以为“得天统矣”（《史记·高祖本纪》），肯定汉朝文化方向的扭转，特别是重儒尊礼意识主导方向的确定。然而回顾汉代学术史，依然可以看到对秦文化重视应用科学传统的延续。汉代的兵学、农学、医学以及天文历算之学，都表现出继承与创造的突出成就。《汉书·食货志上》说：“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七《汉书注》指出：“‘六甲’者，四时、六十甲子之类。‘五方’者，九州岳渎、列国之名。‘书’者，六书。‘计’者，九数。”王应麟《玉海艺文校证》卷一〇《小学上》说“算术”之法，“宣于天下，小学是则”，言及《九章算术》及“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六甲”是关于时间的学问，“五方”是关于空间的学问。这些知识在西汉时期进入“小学”即童蒙教育的主体内容，体现了“周秦”以来重视技术的科学精神得以传承。
（作者：王子今，系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来源：光明理论微信号）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