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史目录提纲很好，基本上是好的。特别是提到党的领导和两条路线的斗争，着重写正面的，对张国焘错误路线也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补充改变以后再慢慢搞。
准备谈三个问题：
⒈四方面军作战的历史也和其它方面军的历史一样，凡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就得到胜利，凡是违背毛主席思想的就遭受失败和挫折。这个真理大家都承认。我自己廿余年的体会越来越深刻，战史就是拿这一条说明我们的胜利和挫折，这是为四方面军历史所证明了的。四方面军英勇作战取得了各方面的胜利，不管你是否知道了毛主席思想（那时没读过主席著作），这些胜利的取得都是符合主席思想的。反之，就必然要失败。这是衡量每件事情的标准，解决问题的关键。要根据主席思想写战史，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毛主席一再指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消灭那样强大的敌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有好的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红军，就没有一切，党的领导是决定一切的。
四方面军的历史也说明了党的领导的坚强与不坚强，正确与错误的关系。党的领导表现为两个方面：在对敌斗争问题上，从六大以后是一致的。犯错误的同志在这一点上没有分歧，是执行了党的对敌斗争方针，特别是实行了土地革命，掀起了武装斗争，建立了广大根据地，提高了群众觉悟，在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作战，不断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力量。不管领导上如何执行了错误路线，对敌斗争还是坚持下来了。这是党的领导，党的影响掌握了群众，路线错了大家还是那样坚定，斗志昂扬，没有这一条不行。说明就是有张国焘路线，打仗打得还是很好的。土地革命符合大家的利益。张国焘错误路线和根本的党的领导有原则的区别。
战史把党的领导贯串全意来写非常重要。四方面军不幸遭到张国焘的领导，但还是起了作用，应归功于党。在内部矛盾上，在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干部政策、经济路线等方面，在执行张国焘路线时一般的说来是错误的。四中全会以后的路线，特别是张国焘路线。而在执行错误路线中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对白区群众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只是因为党培养了干部，从斗争中摸索了经验。加之当时四中全会的中央在某些局部问题上也有些正确的指示。如建军、建立根据地对我们有很大启发，还有军事行动的指示。这些都要具体分析，接到一些具体指示，加上具体经验，逐渐形成一套作战原则，建立根据地和发动群众的经验。这些正确的东西，造成胜利的东西，则是符合毛主席思想的。错误的东西，政治路线上、军事路线上、干部政策、统一战线、经济政策上，都是违反毛主席思想的。写历史把党的领导，符合毛主席思想的正确的东西，作为说明胜利的根本的原因。违背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做为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军事方面，毛主席军事思想是全世界进步人士都公认的，是当前真正的马列主义军事思想。今天看的更全面更清楚了。在红军时代主席思想就有了。那时未读到主席的东西，读到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著作，苏联战斗条令，中央指示上一些正确的东西。逐渐摸索出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找敌人弱点打，重点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和敌人打得不偿失的仗，打便宜仗，扩大自己，敌人多时就分散打，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根据地才能保得住。围点打援这一条是从战争中摸索出来的。敌人打仗处处搞工事，你要打运动战他不来，从围攻黄安，开始打不下，围住敌人就来啦。这样我们好打运动战。苏家埠战斗也是这样形式，而且胜利更大。收紧阵地是四川搞出来的。鄂豫皖主要围点打援，四川主要收紧阵地。根据那里地形、敌人、经济各方面情况，必然产生这样一种作战形式。打的很成功。夜战这个东西在鄂豫皖打的不多，大规模的夜战是川陕搞出来的。地形险要，不用夜战不行。夜战以后起了很大作用。这些成功的经验写出来是有它一定的价值的。成功的这些都符合主席思想。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也多。比如说，不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
我们反四次“围剿”就没有很好准备，前面说的很多，样子做的不少，但真正准备没有做，特别是部队群众动员，粮食的准备，部队的位置等。所以以后造成一个战略上的大被动。这是受到挫折的根本原因之一。集中消灭敌人，分散发动群众，发动群众就要有一定部队配合，我们好几次都没搞好。苏家埠以后形势很好，如果战斗中发动群众搞的好，那样该发动多少群众，增加多少有生力量。解决战斗以后留下一部分部队也可发动，这样主力脱离了后方也不要紧。当时总是怕部队出去了回不来。特别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主席亲自对我讲：“张国焘带一部队伍另找路，不要紧，让他在那里，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可是我思想还是要张国焘先来，集中一起后再北上，我们那时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造成了分裂红军，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最早的根源。
西路军过河也是违背主席思想的。其它问题也可说明凡是违背主席思想的一定失败。统一战线问题上有不少违背主席思想的。在统一战线问题有少数的、暂时的、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有莫大的好处。如对孙蔚如，在很长时间关系很好。可是更多的是错误的。如在鄂豫皖时把吉鸿昌看成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一样，没有区别。虽然也有些来往，但始终不相信。特别是吉鸿昌为了应付蒋介石待我们主力部队离开鄂东后，带着队伍到根据地实际上是走了一趟，我们就反感很大。再如对杨森也是。统一战线的这些做法都是违背毛主席思想的。
⒉张国焘路线的实质
对张国焘路线中央已有专门的决议，这里只谈我个人的体会。张国焘路线的本质是右倾逃跑主义和封建割据的军阀思想。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本质上是害怕敌人，对敌人力量估计过大，不相信革命能够成功，对革命悲观失望和，不敢与敌人做真正的斗争。他的斗争是被迫执行的，斗争中害怕敌人。所谓“偏师”只不过他以“左”的词名来表现自己罢了。刚入鄂豫皖时是顾顺章送我们到的武汉秘密机关，路上我们化装成商人，那时我感到他谈话太小心了，有点畏缩。到鄂豫皖后中央指示要巩固根据地、扩大红军。可是他部署时是抓着一点这一点不轻易放，那时决定主力部队去英山，他就害怕去不回来。以后发现许继慎有问题，就马上把部队拉了转来。打苏家埠时，他害怕敌人，老在后面泼冷水，要是执行他的意见，苏家埠就不会打好。四次反“围剿”时他怕的不得了。到四川后才稍安了些心，但中央一离开江西他又慌了。总之，张国焘的右倾是一贯的，一直到他叛党逃跑都是这样。他又是封建割据的军阀思想，他总想树立自己的领导，由他来领导中国党和中国红军，形成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当军阀思想不得势时，就拉拢一些人，抬高自己，包揽大权。初揽大权时为迷惑人也做些工作，目的还是要达到篡党篡军。记得在围黄安时他与我们聊天，评判党的领导人谁这不行，谁那不行，表现好象只有他自己是对的。而他攻击的主要对象是毛主席。那时我们对毛主席虽不太清楚，但还是尊重的，听了后有些反感。张国焘在羽毛未丰时好象还听党的话，而时机一到就要实现他的野心。到鄂豫皖成了中央代表后就抓军队。特别与中央红军会合后，面前有很多迫切问题他不谈，他硬要中央承认他撤离鄂豫皖，撤离通南巴是对的。遵义会议是党史上很重要的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正确领导。中央有电报来，他不向下传达，只我和向前看了，下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把遵义会议前后的中央混为一谈，认为都错了，只有他对，保存了红军。反对毛、周、张、博四个字就是他篡党思想的总暴露。两河口会议后他把刘伯承留下，只自己回来传达，主要是要抓我做他的帮凶，做他反党反中央的前哨站。懋功会议他赞成，他所以赞成是要篡夺中央领导。企图不能实现时就分开，分开也是为了篡党。反正你的队伍不多，得听我的摆动。他为什么要带一部分军队自己走呢？就是要准备分家。中央看到我当时坚决支持张，就自己走了。一南下就可以为所欲为，成立第二中央，一切组织原则都不管了。是军阀主义的封建割据，想在川康边偏安。如果不是与二方面军会合，如果不是朱总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要求，他是不北上的。他的北上不是真正的北上，他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又要西进，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渡河他一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了国际路线，取得了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彻底破产。到延安后极少数几个人还在拥护他，整个说来大家回到了党中央的领导下面，逐渐有快有慢的认识到了张国焘路线的错误。在延安大会上我也反对他，他感到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呆不下去了，所以才只身逃跑叛变了革命。军阀制度在党内反映他是典型人物，以前在群众压力下不敢，成了孤家寡人时必然叛变。
⒊我在执行张国焘路线中的一些情况
大家做了些符合人民利益的事，这是四方面军胜利的原因。张国焘路线是彻头彻尾反毛主席思想，反党反中央的。造成了方面军的重大挫折。我在执行张国焘路线中有三点：
⑴张国焘路线发生发展时期我积极的促进了它的发展。
⑵张国焘路线登峰造极时我坚决的贯彻了张国焘路线。
⑶张国焘路线开始破产后我在西路军继续执行了张国焘路线。
张国焘路线根源很深，我和他接触是在鄂豫皖。张在中央分局，我做团的工作，对他过去和莫斯科的情况很清楚。四中全会后负了党的重大责任来鄂豫皖，是党的全权代表。张国焘初去在军事行动的各方面建设都表现积极，以后的节节胜利产生了我对他的个人迷信，警惕性放松了。不久他提议由我代替曾中生为四方面军政委。不管在具体问题上有些争论，但在军事上改变前面的计划比较少。他很信任我，如苏家埠战斗我坚持不半途而废，他也同意了。反四次“围剿”时张国焘表面上是“左”，实际上是右倾。那时我在前方，没有和他做针锋相对的斗争，我应负责。退出鄂豫皖时我是盲目服从，路上也无不同意见。离开川陕苏区这样大的问题上虽然有意见不同，但没有和他做正面斗争。我没有斗争，上面其他几个同志也没有斗争。这点我要负责任，促长了他的逃跑主义。川陕留一部分部队坚持是完全可以的。白雀园肃反，张国焘说许继慎要投敌（五六年总政通知我一个材料，说是曾扩情派人送信给许继慎，材料还在我这里，前年济南法院也找我问到这件事，那里的犯人与送信事有关，你们可去问一问）。肃掉了一些高级干部，如许继慎、周维竣[炯]。就肃反问题来讲，有反革命是真的，但大多数都不是的。用逼、供、信伤害了不少干部，使党的有生力量受了很大损失。在这个问题上张国焘是领导，我是主要执行者，要负很大责任。川陕肃反过左我也应负责。但后方情况不太清楚，曾中生、旷继勋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处理的，未和我商量。干部政策方面，四中全会指示大批提拔工农干部这是对的。李先念那时就是从工农提的县委书记。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怀疑知识分子。没有问题的人也不肯重用，如成仿吾在鄂豫皖就没做多少事。单纯的工农干部观点，政策是过左的，错误的，不相信群众，不相信久经煅炼的人，白区来的人都要考查一下。感到工农分子意见少，对提出的意见不是说服而是压制，批评自我批评很少，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和绝对的集中主义，应有的民主受到损害。统一战线上自己明知张国焘对杨森的做法不对，争了一下，但没有坚持。总之，在张国焘路线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我执行了他极大部分的意见。在干部中掩盖了他的真实面目，给张国焘路线继续发展造成了很好的条件。我在四方面军也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在群众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个人的作用是很小的。相反个人在执行张国焘路线中给党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
在同一方面军会合前后，听信张国焘的一面之词，完全相信张国焘，认为他说的都是对的，未嗅一嗅，看一看，完全与他一鼻孔出气。中央开过好多次会，我与张国焘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分裂一、四方面军前，张国焘带一部分向西找路。我与向前与中央在一起，有好几天，与毛主席、闻天还开过会。毛主席找我谈了几次话，主席说张国焘说河水涨过不去是借口，我们要北上，我们走了后他会跟着来的。而我却顽固地顺从张国焘。对主席和很多同志的意见置若罔闻，看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人比张国焘还次要，甚至没有请中央同志和毛主席给部队讲讲话，做做报告。主席要北上，我借口四方面军集中后再走，实际上是不想北上。以后张国焘来电报让我们南下，是叶剑英先看到电报的，那时他是参谋长，与我和向前住在一个屋子里。接到电报后我们就准备南下。和毛主席是下午谈的，那天晚上还想派个修船队接过张国焘来。第二天早上发现叶剑英的铺盖没有了，才知道中央走了。那时如我亲自赶上和主席商量一下，北上还是可以的。但我没有去，坚决的贯彻了张国焘路线。分裂了红军，反而将分裂的责任推到中央身上，说中央未通知我们就走了。将此情况向张国焘报告后，他要我们南下，自己就执行了。那时张国焘估计中央是到不了陕北的，我估计到是很困难的。以后中央到陕北后，我开始有回心转意。中央这个时期仍然通告情况，使自己受到感动。到甘孜、炉霍地区后，知道在少数民族地区是呆不下去的，考虑今后怎么办？开始和张国焘路线有了分歧。实际上是做了北上的准备。和二方面军会合后，我就坚决主张北上。到岷州和漳州与张国焘也有斗争。这是我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我没有坚持下去，张国焘一个电报就过黄河，继续执行了张国焘路线。这段反党反中央的严重罪行，廿多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总是悔恨。如那时我不坚决支持，张国焘路线是不会发展到那样程度的。事实是在岷州我坚决主张北上，张国焘也不得不同意。起码给他很大阻力，甚至可以改变其计划。如果我能早些转变，是会对革命减少很多损失的。
西路军时期张国焘路线开始破产，但自己仍执行了张国焘路线。中央的指示是一个军过河，其余大部停止敌人进攻。但自己没有执行，而执行了张国焘的指示。过河后开了一个群众会，停了一个时候。表面上向中央请示行动，中央军委也给了指示，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认为西路军中央同意，实际上是自己要去。干什么？是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如果没有苏联援助好象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双十二事变前，张浩来了一个电报庆祝我们，让我们打通国际路线，取得援助。好象国际也同意。名正言顺的，毫无顾忌的向西打。实际上中央是反对我们西进的，毛主席是不同意的。一个军过河的计划并未改变。过河后环境很艰苦，情况很复杂，指战员英勇顽强打了几个月，但由于路线的错误，使红军的一部分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到永昌后发生双十二事变，大家很高兴。广大指战员的高兴是国内形势有了好转，抓到了蒋介石。而我自己的高兴是松了一口气，高兴中间暗藏了一个马家可以不打了。就在这时，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让我们考虑是西进好还是东进好。那时我们考虑东面有马家的部队和蒋介石的部队，敌人力量大。西面只有马家的部队，因此答复中央与其东进还不如继续西进，实际上那时还是害怕蒋介石的部队。仍一股劲往西走，还是非打通国际路线不可。结果既无补充，又无群众基础，希望越来越小了。西路军的路线是逃跑主义路线，路线错了，军事上是挽救不过来的。军事上也有错误，单纯防御，单纯消耗。如开始时不打消耗战，把部队集中起来往西走，敌人很可能不敢动我们，我们曾与敌人并着走过。这样走到甘州、淳州（？）、肃州以后，把屁股往安西一掉，再回头打，情况会有不同。但我们没有这样，而是硬拼消耗，孤军作战。倪家营子后我们伤亡很大，敌人也看透了我们的力量，拼死的找我们打。石窝一仗后就没希望了，全军只剩下千把多人。军政委员会开了石窝会议，参加的有我、向前、卓然、先念、树声等七、八个人。会上我提出我和向前离队去延安，先念带队去新疆，树声带一部分队伍就地打游击。大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确定下来电报中央后我与向前就走了。当时我的思想是想保存些力量，保存一些干部，再打大部干部就都完了。丢了一部电台，报也不敢发了。敌人也知道我们没有多大力量了，再打徐、陈都会当他们的俘虏。以后我想当时我们不应离开部队，这实际上是在困难面前丢开部队不管。我们离开对团结干部是不利的，对以后团结这些干部是困难的。先念虽有大的威信，但不如我们不走更好。我们留队是对的。再就是向前走我不走，这也好些。在严重情况下放弃阵地是一种动摇的表现。我在西路军是贯彻了张国焘路线，反对毛主席，仍把张国焘放在了毛主席之上。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也是我自己执行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我的错误的根源在于对敌情、对形势、对革命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有着和张国焘基本一致的右倾的估计。虽然有轻有重，有早有晚，却使自己必然会成为张国焘路线的积极促进者和坚决执行者。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路线，把军权加于党，不是以党治军，而是军阀主义的以军制党。这是个根本问题。这些错误归根都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封建主义。当然我与张国焘也有不同，他反党的历史长，我历史短，我比较年轻，有些无知的地方，他最后背叛了党，我还在党内受到了毛主席、中央仁至义尽的关怀，给我以工作和学习的机会。对编写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我很高兴，我感到有必要表达这些意见。但这并不是我的检讨。总之，四方面军的胜利是主席思想的胜利。四方面军的挫折和失败，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我坚决的执行了张国焘路线，彻底反党反中央的结果。我感到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主席思想只能遵守，不能违背。这个意思希望将来都能写出来。主要是正面有，张国焘路线的批判也要搞清楚，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来源：昆仑策网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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