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三战三捷，击毙日军少将，汾阳日军写信服软：我军不善山地战

 

 

在授衔制度严苛的55年，参选上将的要求非常高。除了需要长时间的军龄和高级职位，还需要极高的能力。但是，有一个例外——杨勇。

 

他在红军时期仅仅是一名团级干部，却能在建国初期被授衔为上将。

 

原因只有一个，他太能打！

 

在抗战初期，他率领全团三战三捷，击毙日军少将，连日军都被他的战术打败，不得不写信吐槽八路军不讲武德。

 

这就是杨勇，一个用实力说话的将军。

 

01

 

第20师团向南进军，目标是永济和风陵渡，以威胁西安；第108师团则向西进攻，目标是离石、柳林和军渡，伺机渡河威胁陕甘宁边区。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边区的安全，我军不得不化整为零，从后方进行袭扰，以迟滞敌人的攻势。

 

9月中旬的一天，115师686团团长杨勇带领一队人马潜伏在汾离公路沿线，仔细观察地形并研究如何打击敌运输队的方案。

 

当天刚破晓时，杨勇一行登上薛公岭，隐藏在半人高的蒿丛中。

 

薛公岭周围山峦重叠，沟壑交错，汾离公路宛如一条扭曲的长蛇，顺着山势，从东向西蜿蜒而来，爬过一段陡坡之后便跌入一个洼地。

 

这个洼地并排平列着四道山沟，沟里长满了齐腰深的茅草和杂乱的灌木。杨勇手持望远镜俯视着薛公岭下的那个洼地，仔细思考着如何利用这个地形来达成任务。

 

就在此时，一名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团长，师部紧急命令！”侦察员将一个纸团交给杨勇。

 

杨勇展开一看，上面写着：杨勇同志：敌方即将在两天后从汾阳起运20辆满载弹药和渡河器材的汽车。

 

总部和师部命令你团相机截击。落款是115师代师长陈光和政委罗荣桓的名字。

 

 

在岭下的洼地打伏击成为大家一致的意见，但侦察队队长刘善福却保持沉默。他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经亲自前往敌情侦查，是这里最熟悉情况的人。

 

当杨勇询问他的意见时，刘善福指出，这个地方打伏击好，但问题是那个碉堡的存在可能会使伏击变为被包饺子。

 

众人纷纷提出建议解决这个隐患，有人提议提前拿下这座碉堡，但有人担心会打草惊蛇；有人提议在伏击车队的同时攻打碉堡，但由于碉堡后面的山洼狭窄，兵力施展不开。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果。

 

这时，炮兵连长吴嘉德表示他可以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并承诺三炮就能轰掉那个碉堡。

 

杨勇一听，顿时眉飞色舞，认为问题已经解决，并让大家回去分头准备。

 

 

686团官兵整夜行军，于9月14日清晨前，成功抵达指定位置，并隐藏在公路旁的山沟中。团指挥所设在薛公岭上的一棵大核桃树下。

 

杨勇与政治部主任曾思玉手持望远镜，俯瞰着蜿蜒迂回的汾离公路。

 

公路两侧的深沟静悄悄的，蒿草在晨风中轻轻摇摆，尽管如此宁静，却无人知晓在蒿草之下埋伏着上千名士兵。

 

曾思玉微笑道：“隐蔽得很好！这才叫磨道里等驴——没跑！”

 

上午9时，侦察队报告，从汾阳城出发的汽车队已经到达薛公岭不远的王家池据点，现在正在那里加油添水。

 

王家池据点的敌人派出了一队巡逻兵已经朝洼地搜索而来了。杨勇举起望远镜，刚好看到薛公岭对面的山顶上露出了闪闪亮光，正是鬼子的钢盔和刺刀。

 

鬼子顺着公路从山岭下到洼地，端着机枪和步枪朝两侧的山沟不时开枪射击，还虚张声势地大声吆喝。

 

对于鬼子的这套把戏，115师的指战员早就摸透了，日军巡逻队也许因为这一带一直非常平静，所以非常麻痹，没有走下公路到深沟旁去认真搜查。

 

他们简单地看了一遍，见一切如常，便哼着奇声怪调的歌，稀哩哗啦地朝土丘上的碉堡走去。巡逻队登上碉堡，架好机枪之后，朝天空打了两发信号弹。

 

王家池据点的汽车队看到“平安无事”的信号，便发动引擎轰轰隆隆地驶来。马达声由远而近，杨勇举着望远镜盯着对面的山顶。

 

不久，一片耀眼的光亮从山顶闪出，随即露出一辆汽车的头部。

 

 

汽车疾驰而过，尘土飞扬，车斗内满载着物资和全副武装的士兵。总计20辆汽车，瞬间便被八路军设下的伏击圈所包围。

 

杨勇放下望远镜，拿起电话：“吴嘉德，开炮！”

 

随着命令的下达，第一发炮弹精准地击中了碉堡，紧接着两发炮弹响起，碉堡瞬间化为乌有，烟尘弥漫。

 

四条山沟中，上千名怒吼的八路军战士冲出，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手榴弹如同暴雨般投向车队。

 

爆炸声此起彼伏，公路上浓烟滚滚，烈焰腾空，成箱的物资和鬼子被气浪卷到半空中。

 

 

鬼子在烟雾中被袭击，匆忙跳出公路，与八路军进行白刃格斗。据点中的敌人惊慌失措，由于兵力薄弱和巡逻任务，他们无法增援，电话线也被八路军切断。

 

中队长川崎无计可施，只能用炮弹向薛公岭方向开火，但效果未知。半小时后，枪声渐渐稀少，最后彻底消失。

 

川崎望着渐渐消散的烟雾，不知道巡逻队和汽车队的下落，甚至天真地认为八路军已被击退。

 

直到日落西山，仍然没有日军回返，川崎才意识到失败的是自己的部队。于是他下令将弹药库中的炮弹通通搬出来，向薛公岭猛烈轰击，直到弹药耗尽。

 

川崎用这种方法向上级证明自己在尽力支援遭伏击的友军，但由于兵少将微，只能在侧面给予压力。

 

 

上午11点左右，杨勇和曾思玉来到了战斗现场，此时战斗已经结束，道路上汽车的轮胎还在燃烧，空气中充满了焦臭味。

 

杨勇亲自数了数敌人的尸体，一共有213具。还有三名日本士兵被俘虏，他们是在汽车爆炸时被气浪掀到空中，摔昏在路沟的石头上，直到战斗结束才醒来。

 

在八路军的刺刀下，他们不得不举手投降。

 

看到他们受伤，杨勇对曾思玉说：“曾主任，我们应该找军医为他们治疗，然后将他们转送到师部，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

 

曾思玉笑着回答：“敌人确实有所改变，这说明我们的政治宣传起了作用。”

 

杨勇感慨道：“已经过去一年了，什么时候才能像打白匪那样，让敌人整团整旅地投降呢？”

 

曾思玉回答道：“抗日战争不会速胜，但是我们必胜。这需要我们慢慢来。”

 

 

02

 

第二天，汾阳城里的敌人动用了一个联队和上千名伪军气势汹汹地扑来，但是薛公岭下的洼地却静悄悄的，什么活物都没有。

 

联队长山本中佐朝薛公岭狂吼了一阵，下令将尸体扔上大车，临走前没忘记给王家池据点的川琦大尉一顿大耳刮子。

 

过了几天，汾离公路上都没有看见辎重车队的影子，远在黄河岸边的日军第108旅团粮弹两缺，连持续了二十多天的隔河炮战也进行不下去了。

 

这就意味着，日军想要渡过黄河侵扰陕甘宁边区的计划已经流产。

 

9月16日上午10时，侦察队长刘善福自薛公岭打来电话，说有6辆汽车到了王家池据点，正在加油加水。

 

不过其中5辆汽车装的全是武装到牙齿的士兵，只有1辆汽车装着粮食。

 

杨勇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师部，陈光问罗荣桓如何处置，罗荣桓挥着一把蒲扇，笑道：“敌人重兵护送区区一车粮食，不如送个人情，放其通过，诱敌上当。”

 

结果正如罗总所料，这是鬼子故意放的烟幕弹，他们见先头部队顺利通过，才敢让真正的辎重部队过来。

 

 

次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部的无线电通信队的20多辆汽车装载着通信、渡河器材和粮食，从汾阳城出发，疾驰向西驶来。

 

侦察队通过各村情报站迅速将敌情报告给埋伏在薛公岭附近的686团。

 

这一天，大雨倾盆，从黎明一直持续到傍晚，薛公岭的群峰上，雨水汇集成山洪，冲刷着洼地的公路，形成许多沟壑。

 

雨幕遮挡了远方的景色，能见度极低。杨勇的指挥所设在薛公岭的一座山峰上，洼地因积水不便埋伏，而且上次敌人在这里吃了亏，这次必定会谨慎行事。

 

他和曾思玉正在选择伏击阵地，突然接到补充团彭雄团长送来的一封信：“杨勇同志：我团在油房坪设伏，已进入阵地，如果你们在薛公岭伏击有暴露目标的可能，不妨放过敌人，让我们团的新战士一试身手。”

 

杨勇和曾思玉商量了一下，决定撤兵。686团撤退不久，王家池据点的敌人又出来巡逻了。

 

30多名鬼子穿着墨绿色的雨衣，水鬼似的从茫茫雨幕中钻了出来，一个个猫腰佝背，左顾右盼，不时扣动扳机神经兮兮地射出一串子弹。

 

下到洼地，鬼子兵分两路开始搜查公路两侧的山沟。

 

这一次他们更谨慎了，挺着刺刀拨开嵩草，一直走到沟沿，当他们发现沟里积满了雨水时，仍不放心似的又是开枪，又是投弹，将泥水炸得四处飞溅。

 

这一切都没逃过侦察队队长刘善福的眼睛，他正蹲在薛公岭南山的那棵大核桃树下，正是上次战斗中杨勇的指挥位置。

 

巡逻队判断确实“平安无事”，便站在公路两侧准备用身体掩护汽车队通过。因为土丘上的那座碉堡前几天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

 

仍是两发红色信号弹拖着烟雾腾入空中，王家池据点的汽车队开始出动了。刘善福立即将情报通过各村情报站传递给油房坪的补充团。

 

日军汽车队小心翼翼地驶过薛公岭，挣脱洼地的泥坑，眼看走过了大半行程，来到油房坪一带平坦的地方。刚一放松警惕，灾祸便降临了。

 

 

在一次“之”字形弯道上，汽车队正在减速慢行，突然，枪声四起，手榴弹像雨点般落在他们身上。

 

一群八路军满身泥水，在刺耳的铜号声中冲过来，他们的数量有上千人。

 

200多名鬼子押运着汽车，冲下公路拼命掩护车队撤退，战斗在大雨中进行。补充团的新战士初上战场就见鬼子准备撤退，士气大涨，只半个小时就将挡路的鬼子打得狼狈不堪。

 

可惜他们的战斗经验不足，让前面的11辆汽车冲出了包围圈，只俘虏了后面的9辆。 山口少将在离石城里看到了那11辆被打得千疮百孔的汽车，气得七窍生烟。

 

他耐着性子听完汽车队遭受袭击的经过，沉默了好长时间。

 

日军第108旅团在汾离公路连续遭到袭击，损失了400多名士兵，原有的50辆汽车被搞掉了近30辆，后方补给线被切断，使黄河岸边的日军陷入粮弹两绝的困境，渡河器材远在汾阳，无法运来。

 

山口少将的雄心壮志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的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再坚持下去部队将不战自溃，山口本人的意志也开始动摇。

 

他已经在黄河岸边浪费了二十多天时间，不仅寸功未立反而缺衣少食，而八路军却得以从容调度和集结兵力，对岸的河防部队加固了工事，还增强了炮兵。

 

如今后勤线被断，不管是否心甘情愿，他也只能无奈退兵。

 

 

日军沉寂六天后再次恢复炮战，八路军河防部队也开炮还击，但因大炮射程有限，炮弹多落在沙滩上。

 

这实为日军虚张声势，他们为了减轻行军负担，自行挑起炮战。

 

炮弹打完后，日军撤往离石县城，并四处放火焚烧民宅。虽然当地群众已执行坚壁清野政策，但还是有少数老人不愿离开家。

 

山口少将率3000名日军撤往汾阳城，预感到这一路不会太平，下令不得与小股游击队恋战。

 

果然，日军一进入吕梁山区，便不断受到游击队的袭扰，搞得人心惶惶。

 

 

杨勇接到师长陈光的命令，要迅速准备再战，为集结优势兵力歼敌大部或一部。

 

他独自登上南月牙岭，面对夕阳苦思破敌之策。

 

虽然他已经将吕梁山区地形图背熟，山峦沟壑全部刻在了脑海中，但他意识到这次任务的严峻性。

 

敌人屡遭打击，步步小心，要对高度戒备的日军进行伏击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地形险要之处正是敌人严加防范的地方，显然不是最佳战场。

 

但年轻气盛的杨勇并未气馁，他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吕梁山区的地形，突然想到一句话——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决定将伏击地点设在王家池据点附近，虽然风险很大，却能出其不意。

 

 

03

 

杨勇率领部队于9月20日拂晓前，在漆黑的暗夜中悄然潜入王家池附近，迅速占领指定位置，做好了隐蔽。

 

686团2营在公路北侧的薛科里一带伏击，1营和3营则在公路南侧的铁剪沟附近设伏。

 

师特务连在伏击圈西侧设阵，准备牵制敌后卫部队。补充团2营在伏击圈东侧，准备牵制敌前锋。685团2营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薛科里和铁剪沟一带，山峦重叠，茂林密布，杂草丛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唯一的风险是距离王家池据点太近。

 

杨勇的指挥所设在距公路大约两里的一座山峰上，举目西望，座座山峰都设有侦察点，只要敌人一露头就可将情报依次传递到团指挥所。

 

这天清晨，王家池据点的敌人还在村子里出操。那座不大的村子早就人走室空，昨天夜里有一个连的八路军悄悄摸了进去，在敌人的卧榻之侧潜伏起来。

 

杨勇一直紧盯着据点里的敌人，担心村里的战士会暴露目标。出操的敌人跑出据点，沿着村里的几条小巷列队跑步，叽哩呱啦的口令声清晰可闻。

 

曾思玉举着望远镜紧张得心口砰砰乱跳，小声对杨勇说：“老天爷保佑，可别让鬼子进房子哟！”

 

上午9时，据点里的敌人又出村巡逻，不过他们搞错了方向，只搜查了村西的一段公路，那是山口旅团主力将要出现的方向，而八路军的伏击圈则是在王家池东侧的公路上。

 

整整一个上午，八路军指战员忍饥挨饿，趴在草丛中一动不动。直到太阳当头，曾思玉突然发现西边的山头上那棵“消息树”渐渐倾斜了。

 

“团长，你看！”“终于盼来了。”杨勇将视线由王家池据点转到西边的公路上。不久，敌人的骑兵出现了，随后是轴重队的骡马大车和炮兵，最后是步兵。

 

王家池据点的敌人立即到村外迎接。800多名敌人浩浩荡荡地拥入王家池。这是山口旅团的先头部队，山口 本入和旅团机关也在其列。

 

山口不敢在王家池停留，下令继续前进。队伍刚出村子，便遭到迫击炮的袭击。刹那之间，冲锋号声、呐喊声、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震荡着山谷。

 

 

686团2营首先发起冲锋，紧接着其他部队紧随其后，仿佛潮水一般涌向敌人。

 

在村庄和硐堡附近的部队也同时出击，将山口旅团和据点里的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山口旅团的指挥机关成为了首先被攻击的目标，被686团2营拦腰斩为两段。敌人的后卫部队被115师特务连的猛烈火力打得狼狈不堪。

 

杨勇及时投入预备队685团2营，这支生力军如同猛虎下山，直扑敌人的指挥机关。他们首先打乱了敌人的中枢神经，帮助686团2营将敌人分割包围。

 

山口旅团长在战斗开始时就被迫击炮命中，连人带马被抛进了路旁的深沟。他的副官冒着密集的子弹将他的尸体背出战场，扔在马车上后仓皇逃跑。

 

这是战斗中唯一漏网的日本军官。战斗持续了两个多小时，800多名日军被分割包围，一段一段地被消灭。王家池据点的碉堡成为了迫击炮的重点打击目标，首轮射击后就化为了废墟。

 

川崎中队在惊慌中逃离据点，却遭到了潜伏在村里的八路军的猛烈冲击，很快被杀得片甲不留。

 

这次伏击共歼敌8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各种枪支560余条。

 

吕梁山三战三捷，共歼灭鬼子1200余人。

 

这一胜利传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此举行了庆祝活动，山口旅团强渡黄河威胁陕甘宁的企图终于化为了泡影。

 

 

山口的副官驾驶着马车疾驰而至，当天夜幕降临时他已经来到了汾阳城。

 

汾阳驻军指挥官山本联队长看到山口少将血肉模糊的遗体，心中愤慨不已，他渴望立即出城进行报复，然而他的部队仍在乡下进行扫荡，无法及时回城。

 

他只能耐心等待，直到天亮。第二天清晨，山本联队长率领上千名日军和2000多名伪军，拖着8门山炮，气势汹汹地扑向王家池。

 

除了收尸，他仍然只能面对一群苍蝇的嗡鸣。延安召开庆祝大会的同时，日军的慰悼大会也在凄凄惨惨地进行。

 

汾阳城连续几天紧闭四门，焚烧尸体的烟雾四处飘荡，整个城市充满了刺鼻的臭气。

 

800多具尸体被堆在岗楼林立的日军营地的操场上，浇上煤油点火焚烧。山本联队长领着一群身着和服的军官站成一片，看着被焚烧的尸体，他们都显得悲痛不已。

 

他们在灵前哭了一场，然后坚决要求与八路军进行决战。山本突然想起了在王家池收尸时捡到的一份八路军文件，上面有杨勇的签名。

 

他立即写了一份挑战书，强迫一位老百姓前往吕梁山送信。

 

 

1938年9月29日，侦察队队长刘善福押来一名神秘的来客，自称为从汾阳城来的，并且要求一定要见到杨勇将军。

 

这位来者声称，他全家都被日本鬼子抓起来了，逼他到吕梁山给杨勇送信。来者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杨勇。杨勇拆开信一看，不禁大笑。

 

原来，这封信是由左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的敌军山本中佐写的，信中提到了他们打埋伏的战法被我军的游击战术搞得束手无策。

 

杨勇看信后，也笑了起来，并且解释了为什么我军的游击战术能够胜过敌军的机械化部队。

 

他表示，我们可以通过利用有利地形神出鬼没，四处游击，而敌军的机械化部队在山地机动性会大打折扣。

 

来者要求给山本写一个收条，以便他回去救出被扣作人质的家人。

 

杨勇略一思索，就给山本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只有一句话：“阁下来隰县山间一较可耳。”

 

作者：骏说观察；来源：猛进 英雄的47军 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