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哲：中国的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分析

 

 

序言

 

对于中国学者而言，1980年以后所有高句丽史研究的结论都可彐结到高句丽史归属这一各受关注的研究主题上。中国学界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还发表了多篇综述性研究成果。然而，南北韩学界在把高句丽理所当然地看作韩国古代国家的过程中，直到最近也没有出现对此具有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以致达到了中国方面认为“朝鲜半岛南北学界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研究，尚未就其族源、疆域以及文化诸方面做出经过充分论证的体系性的考察”（张碧波《高句丽“民族与政权”归属问题的几点思考》）的程度。

 

中国学界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研究最早为1994年孙进己发表的《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史》。该论文回顾了1950年至1994年间中国学者们的论著，将长期以来对高句丽归属问题具有影响的理论上的争论焦点进行了评述（《东北亚民族史论研究》1994）。1996年，孙进己发表《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的几个争议焦点》一文，整理了长期以来探讨有关高句丽归属问题的8个争论焦点，并对各个问题进行了评述。同样也是孙进己等人1999年所著的《高句丽归属问题的研究史》一文，对从建国以前至20世纪90年代的数十种论著中有关高句丽归属问题认识的变迁进行了论述（《高句丽国史》1999，《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2期）。在1999年6月“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上韩忠富发表《国内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综述》（《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5期）一文，介绍了中国学者对高句丽政治归属、民族族属等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还介绍了有关高句丽归属的三种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比外，还有孙进己在《高句丽历史研究综述》（《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2期）一文中提到的“高句丽归属研究综述”、2000年3月马大正发表的《中国学者高句丽历史研究的百年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10期）、2004年1月马大正发表的《中国学者的高句丽归属研究评析》（《东北史地》2004年1期）、同年年末孙泓发表的《中国学者高句丽归属研究综述》（《高句丽研究》2004年18期）和张英所著的《关于中国学者在高句丽归属问题的几点述评》（《高句丽研究》2004年18期）等。

 

有关高句丽归属问题的论文集主要有2000年12月杨春吉、耿铁华主编的《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2001年1月刘厚生等人主编的《黑土地的古代文明》，2005年厉声、朴文一主编的《高句丽问题研究论文集》等。其中杨春吉、耿铁华主编的《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是中国第一部关于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的专门论文集，共收录了36篇论文，附录则收录了南北韩学者和日本学者的7篇论文，总括了截至出版当时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重要研究成果。

 

2001年1月出版的《黑土地的古代文明》中共收录了46篇学术论文，其中姜孟山、张碧波、刘子敏等人的论文在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方面值得予以重视。2005年3月延边大学出版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论文集》所载的大部分论文也都是与归属问题相关联的。

 

认为高句丽史完全属于韩国的学者有蒋菲菲、王小甫等人，认为高句丽史完全属于中国的学者有孙玉良、李殿福、马大正、耿铁华、张碧波、李大龙等人，主张高句丽史为中国和韩国所共有的学者有谭其骧、孙进己、姜孟山、刘子敏、徐德源、朴灿奎等人。

 

认为高句丽史完全属于中国的观点

 

主张高句丽史完全属于中国的学者们提出了高句丽及其历史完全属于中国的理论。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地方政权的观点是金毓黼于1940年最早提出的。他在所著的《东北通史》上卷中指出：“高句丽一族，本出夫余，为吾中华民族成分之一部，且其立国于今东北域最久，与后来之王氏高丽李氏朝鲜含有别种来源者不同”，认为高句丽民族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高句丽国家从建立开始直到灭亡始终都是中原中央王朝的一个地方政权。

 

此后，认为高句丽完全属于中国的观点最初是在1977年孙进己所著《东北民族史稿》和1985年张博泉所著的《东北地方史稿》中提出的。1990年，孙玉良、李殿福在《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博物馆研究》1990年3期）中指出：“第一，高句丽人及其先民秽貊人自古就是中国多民族中的一员；第二，高句丽政权建立于汉玄菟郡境内，直接归玄菟郡辖制，汉时由高句丽县令主其名籍；第三，高句丽历代诸王，均接受中原政权册封，成为中原政权官吏组成的一员，代替中原政权直接管理本部人民；第四，高句丽诸王均向中原政权遣使朝贡，克尽臣节，并接受朝廷报赐和指令；第五，高句丽政权从未宣布与中原政权脱离隶属关系而独立，而中原王朝也从未放弃对高句丽的管辖；第六，高句丽迁都平壤之后，继续保持与中原的隶属关系，并未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只是高句丽势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其管辖范围有所扩大而已”。由此中国学界形成了把高句丽归属于中国的理论。在此之后，中国学界的高句丽归属理论是以对此进行或多或少修改的形态展开的。

 

对那些认为高句丽完全属于中国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整理如下:

 

第一，高句丽是由中国古代领土内的诸多民族构成的国家。

 

孙玉良、李殿福认为高句丽人及其先民秽貊人自古就是中国多民族的一员（《博物馆研究》1990年3期）；杨昭全认为高句丽是由包括高句丽族、夫余族、沃沮族、汉族在内的主要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他们都是中国的古代民族（《韩国上古史学报》1993年3期）；张碧波指出“高句丽是以高夷为其主体的民族”，认为高句丽与新罗、百济以及韩民族没有关系（《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0）；耿铁华提出了高阳氏后裔和多民族政权的观点（《通化师院学报》2000年1期）；马大正认为高句丽族是中国东北历史上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族源不是单一的，有主源和非主源之分（《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2001）；李德山认为高句丽族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13期）；李大龙认为高句丽族的主源包括高夷、夫余、沃沮、梁貊、东秽等，建国后有大量汉人流入（《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2003）；王绵厚认为高句丽主体应源出辽东“二江”流域的“高夷”和后来的秽貊系统的“貊族”（《东北史地》2004年1期）；秦升阳认为虽然现在的朝鲜人和中国的汉人、满人及其他民族都具有高句丽人的血缘，但他们都早已不是高句丽人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4期）。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学者们对高句丽族源持有多种观点，但都认为高句丽是由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建立的国家，在其构成上则是由诸多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在族源和居民构成方面，高句丽是属于中国而不是韩民族的国家。

 

第二，高句丽完全属于中国的学者们强调高句丽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内，即在汉玄菟郡境内建立的并接受玄菟郡的管辖。

 

张博泉、孙玉良、李殿福、杨昭全、耿铁华、梁启政、张韬、马大正、李大龙、王绵厚、厉声、李方、李淑英、苗威、张碧波等人即持此观点。尤其是马大正认为高句丽起源于玄菟郡高句丽县，这里的最初归属是确定高句丽归属的前提，确定玄菟郡地区原先归属的历史前提则是关于箕子朝鲜和卫氏朝鲜的归属问题。

 

第三，高句丽历代诸王都接受了中原政权的册封，成为了中原政权官吏组成中的一员，代替中原政权直接管理本部人民，遣使朝贡并克尽臣节，从未宣布与中原政权脱离隶属关系而独立。

 

张博泉、孙玉良、李殿福、杨昭全、李春祥、秦升阳、梁启政、张韬、马大正、李德山、刘炬、李大龙、耿铁华等即持此观点。

 

第四，认为高句丽在迁都平壤以后继续保持了与中原的隶属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孙玉良、李殿福、张碧波、梁启政和张韬等持此观点。这与主张“一史两用”的学者们所认为的迁都平壤后高句丽属于韩国史（朝鲜史）的立场正相反。

 

第五，认为高句丽没有脱离中国郡县的范围。

 

张博泉、耿铁华、李大龙等人认为高句丽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疆域范围，即汉四郡的范围；马大正认为汉江以北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疆域；耿铁华则认为高句丽从未脱离过汉晋以来的玄菟郡、乐浪郡、带方郡和辽东郡。

 

第六，认为高句丽灭亡后，其大多数居民都融入了汉族。

 

梁启政、张韬、马大正、李德山、李大龙等人即持此观点。

 

第七，高句丽文化渊源于中华文化，属于中华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员。

 

杨昭全、张碧波、耿铁华、李德山等人即持此观点。特别是张碧波认为高句丽文化渊源于中华文化，属于中华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员，与三韩-新罗、百济文化不相关。

 

第八，高句丽历史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并没有因为迁都平壤而在社会性质、国王姓氏、国家归属等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张碧波反对以政治中心及其转移作为判断民族及其政权归属的标准，并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因此“一史两用”史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耿铁华认为：“以现行国境为标准来划分历史归属，无论是中国史学者还是外国史学者都不赞同。高句丽705年的历史是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并没有因为迁都平壤而在社会性质、国王姓氏、国家归属等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2005）。所以他认为不仅高句丽国家本身，而且高句丽历史也都属于中国。

 

第九，尽管认定高句丽为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各学者之间的观点也略有不同。例如认为存在着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以高句丽民族为主体以夫余族为王族建立的多民族政权，中央王朝所属的藩附政权或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中华体制中的一员，高句丽政权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或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中国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国历史上的边疆地区民族政权、地方民族政权或所属于玄菟郡的地方侯国“高句丽”民族政权、中国历史疆域内臣属于两汉的中国民族政权，两汉中央王朝册封的边郡封国，在汉边郡内土生土长的地方政权，历史上的地方民族政权，地方割据政权以及认为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高句丽国家是古代东北地方政权等略有差异的多种观点。

 

最后，体现了几乎不涉及高句丽继承问题的特点。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高句丽是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所以认为不仅高句丽本身而且其历史也理应为中国所继承。

 

 

认为高句丽史为中国和韩国所共有的观点

 

主张高句丽史应为韩国和中国所共有的学者可分为两派。其一是主张高句丽政权属于中国，高句丽历史则为韩国和中国所共有的学者；其二是主张高句丽本身及其历史都为韩国和中国学者所共有的学者。

 

但两派在中国的疆域是以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或现行疆域为标准展开论述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谭其骧早在1991年发表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疆域》一文中指出：“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都自认为是中国，他们把秦、楚、吴、越看成夷狄，而不是中国……秦汉时期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国的一部分……东晋人把十六国看作夷狄，看成外国。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中国自居……宋朝也把辽、金、夏都看成是外国……元朝人把辽、金、夏跟宋朝一样看成‘中国’……后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概念否定，不采用前一代人的概念，这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的”，以此为前提，他认为：“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

 

谭其骧还指出“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这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历史上的高句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这就是始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强盛起来的高句丽……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时，疆域跨越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迁到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不仅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从而主张以迁都平壤为标准，其以前的高句丽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迁都以后则应作为外国来处理。即如果以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为标准，迁都平壤以前的高句丽属于中国，迁都平壤以后则属于朝鲜。这与其说是高句丽为韩国和中国所共有，倒不如认为是以迁都平壤为标准，此前时期为中国所独有，此后时期为韩国所独有的观点。

 

 

1995年，刘子敏提出了“高句丽政权属于中国，高句丽历史是中、朝两国的共同历史，可以写入中国史，也可以写入朝鲜史”（《高句丽国与南北朝的关系》，载《中朝韩日关系史研究论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的观点。然而，孙进己于1996年指出，由于公元5世纪以前高句丽首都在中国传统疆域内，因而应当属于中国，公元5世纪以后由于高句丽迁都平壤，因而应当属于朝鲜；1998年，他又提出高句丽为中国和朝鲜所共有，具体来说，北部属于中国，南部属于朝鲜；前期属于中国，后期属于朝鲜。高句丽国家本身则为韩国和中国所共有。（《为维持中朝韩友好和半岛国势稳定历史上高句丽的归属仍以中朝共有为宜》，《当代中国边疆问题调研》1998；孙泓《中国学者高句丽归属问题研究综述》，《高句丽研究》2004年18期）

 

姜孟山认为，以现今国界为准，高句丽史是跨两国版图的历史，高句丽史首先是中国史，其次是韩国史，高句丽史应“一史两用”。427年迁都平壤以后，中国东北地区仍是高句丽的主要活动地区，所以应将整个高句丽史全部写进中国东北史；在把高句丽史写入朝鲜史时也不能把一国史一刀切，所以在朝鲜史中也应写高句丽前期史。（《东疆学刊》1999年4期）

 

1999年，刘子敏提出应把高句丽政权的历史归属问题与高句丽领土的继承问题区分开来的主张（《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第二年，徐德源也提出应该严格区分历史的原貌和历史的继承的观点，由于高丽占据了鸭绿江、图们江以南地区，从而继承了高句丽历史，这是符合历史继承的（《全国首届高句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9）。2001年，孙进己也提出了“现今中国疆域内的历史上的政权和民族都属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范围”，从而区分了民族和政权的归属与历史研究的范围（《东疆学刊》2001年3期）。根据刘子敏的观点，高句丽的故地的三分之二和人口的四分之三都生活在现今中国领土内，这些应为中国所继承，高句丽领土的三分之一和人口的四分之一为北韩(韩国)所继承，因此“一史两用”是可行的。但是，历史上高句丽的归属则只能依据当时高句丽政治归谁管辖来决定，与高句丽在经济、文化上与哪一方有关或与哪一方相似是无关的（《高句丽历史与文化》2004）。如果要确定高句丽在历史上归属于谁，只能依据当时高句丽政权在政治上归谁管辖来决定。因此，2001年以后孙进己提出的“一史两用”不是指高旬丽本身为韩国和中国所共有，而是指历史研究的共有，他本人则将此称为历史继承。这样，到2001年以后，孙进己就把1996年至1998年期间自己所持有的高句丽为韩国和中国所共有的观点转变为了高句丽政权属于中国，其历史则为韩国和中国所共有，这与刘子敏在1995年提出的观点是相同的。

 

另外，刘子敏在2004年提出“一史两用”就像把一个人劈成两半一样，总不是个办法。在政权的归属上，“一史两用”的提法是用不上的，因此建议“一史两用”的提法今后不再使用，从而改变了自己以往所坚持的“一史两用”的立场（《高句丽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2004）。但是，孙进己和孙泓则从高句丽在历史上当时属于谁和高句丽以后由谁继承是两个不同问题的立场出发，再次阐述了“一史两用”方法，认为如果以高句丽存在当时为准，则高句丽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和地方政权（《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2005）。朴灿奎以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上的中国范围，认为超出这个范围的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也不是中国的政权。因此，他站在支持“一史两用”的立场上（《高句丽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2004）。朴文一认为应以现在的国界为基本的依据划定其范围，也应当尊重历史的演变，指出“一史多用”观点符合今后世界史研究的发展趋势（《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2005）。朴真奭则认为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东北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句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2005）。

 

主张高句丽史为韩国和中国所共有的学者与主张高句丽史完全归属于中国的学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似的观点，对此可整理如下：

 

第一，高句丽是多民族国家。

 

孙进己认为高句丽人在民族起源上与中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不论貊人、夷人还是汉人都是中国的民族和种族。尤其汉人在高句丽民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日后成了其主要组成部分。但是，这只能证明高句丽在民族起源上与中国的密切关系，却不能证明高句丽的政治归属。刘子敏认为高夷是高句丽最早最主要的族源，高句丽族的来源是多元的。

 

第二，高句丽是在中国古代郡县内建立的。

 

孙进己认为高句丽是在周、燕、秦、汉统治的领土上建立的，而且也是在现在中国疆域内建立的；刘子敏认为高句丽自始至终是在中国郡县的辖区内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徐德源则认为高句丽是在玄菟郡高句丽县建立并接受其管辖的地方王国。

 

在主张共有的学者中，还表现出了比起历史上的疆域，更倾向于以18世纪中叶以后至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或现今疆域为准来采用“一史两用”或双向继承观点的特点。以现在的疆域为标准来进行论述，则很难把迁都平壤以后的高句丽看成是中国地方政权，因此为了至持主张是中国的地方政权，则强调了朝贡、册封及官职授予等臣属关系。孙进己和孙泓以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长期臣属于中原王朝为依据，认为高句丽应归属于中国。对此，刘子敏认为，如果不从高句丽形成、发展的特有历史，而仅从臣属不臣属中原王朝这一点来看待高句丽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否是远远不够的。姜孟山也认为，中国不仅要求国内藩属政权，而且对周边国家也要求建立君臣关系和朝贡册封，高句丽也是历代中华体制中的藩属，是中国边疆地区的古代少数民族王朝。徐德源则认为，南北朝时期的高句丽，从南朝和北朝接受了具有行政管辖权的爵号和官职，因此高句丽是归属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形式的地方封建政权。特别是孙进己强烈主张，高句丽从中国中央政府接受高句丽王册封的同时，还接受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征东大将军、平州刺史等官职册封，从而表现了高句丽在历史上隶属于中国这一事实。根据他的观点，高句丽的归属决定于高句丽存在时期在政治上接受谁的管辖。孙泓认为，由于高句丽臣服于中国历代皇朝，因而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但是，朴文一也和刘子敏一样，反对依据隶属关系来确定政权归属的观点。由此可以看出，坚持“一史两用”的学者之间也存在观点上的差异。

 

由于“一史两用”论者持有高句丽迁都平壤以后属于韩国史(朝鲜史)的立场，因而认为高句丽政权乃至国家性质等发生了变化。只有孙进己、孙泓认为高句丽作为中国地方民族政权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而刘子敏则认为长寿王时期迁都平壤以后，高句丽完全摆脱了中原地方政府的领导，变成了地方割据政权。

 

最后，在“一史两用”论者中，除孙进己和孙泓外，都不认为韩半岛中部以北属于中国领土也是其特点之一。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高句丽在向韩半岛发展以后的历史应属于韩国史(朝鲜史)的缘故。

 

对中国学界高句丽归属理论的分析

 

高句丽史应完全归属中国的主张(后文称为完全归属论)由张博泉（1985）、孙玉良、李殿福(1990）、杨昭全(1993）等人延续至1993年。在沉寂了一段时期以后，到2000年以后重新被提起，由张碧波(2000）、耿铁华(2000）、梁启政、张韬(2000）、马大正(2000）、李大龙(2003)、王绵厚（2004）、厉声、李方(2004）、李淑英、耿铁华(2004）、苗威(2004）、张碧波（2004)、马大正(2004）、李大龙（2005）等人进―步予以发展。主张韩国(朝鲜）和中国共有高句丽史的观点(后文称为共有论)约从1981年开始流行，由谭其骧(1991)、刘子敏(1995、1999）、孙进己(1996、1998、1999、2000）、姜孟山（1999）徐德源(1999）、孙进己、孙泓(2004、2005）、朴灿奎(2004）、朴文一（2005)、朴真奭(2005）等人延续下来。与完全归属论相比，从1994年到1999年期间共有论可谓独树一帜，这一时期刘子敏、孙进己、徐德源、姜孟山等人都主张“一史两用”的观点。

 

但到了2000年，张碧波提出427年高句丽迁都平壤是在中华历史疆域内的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其民族属性和政权性质没有改变，应属于中华民族地方区域政权，“一史两用”史观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批判性观点出现后，主张高句丽完全归属于中国的观点重新抬头，相关论文也大量增加。反之，此后只有孙进己、孙泓父女、刘子敏以及朝鲜族学者坚持“一史两用”的观点，然而孙进己、孙泓认为历史上的高句丽归属于中国，其历史可以作为中国和朝鲜(韩国)的研究范围，并将此称为历史继承或“一史两用”，而刘子敏后来则抛弃了“一史两用”（《高句丽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2004）。

 

张碧波在2000年所发表的这篇引起争议的论文，是于两年前的1998年12月1日至5日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这次会议有来自北京和东北三省的70多名专家出席，发表了40多篇论文并展开讨论，在高句丽民族和政权的归属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黑土地的古代文明》2000）

 

对于高句丽民族的归属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高句丽民族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一员，其依据如下:

 

第一，对于高句丽民族起源尽管存在着诸多说法，但其渊源都在中国，都是发源、发展于中国的古代民族，因此不论高句丽民族起源于哪个民族，高句丽民族都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中的一员。

 

第二，从文化类型上也能证明高句丽民族属于中国。

 

第三，高句丽族在建立政权之前，其居住地区位于周秦时期的中国东北范围之内，接受了当时政权的有效管辖。设置汉四郡以后，以其族名设置汉四郡并进行了有效的管理。高句丽县一直隶属于玄菟郡和辽东郡，从未间断过上表称臣、朝贡。

 

第四，高句丽灭亡后，其遗民大多数融入了汉族。在高句丽政权的归属问题上，与会者们认为高句丽民族的归属实际上也决定了其政权的归属。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割据政权，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但都―致认为高句丽不是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之外的独立国家。

 

公元前37年，高句丽政权建立于西汉王朝版图内玄菟郡辖下的高句丽县，虽然其政治中心不断迁移，但始终要求中原王朝授予封号和接受册封，历代王都接受中央王朝的委任，担任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员，同时长期进行了朝贡。这可以看作是典型的隶属关系，统一王朝内的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因此，高句丽政权归属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以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中的高句丽为例，提出了区分民族政权归属的标准以作为参考。

 

第一，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及其居住地区都在中国，他们所建立的政权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

 

第二，地方民族政权在历史上某一时期归属哪个中原中央王朝并接受其管辖，就应当归属于其中央王朝。

 

第三，在确定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归属时，应区分历史原型与历史传承，不应加以混淆。认为高句丽是现代中朝(韩)两国共有的古民族政权是错误的。事实上，高句丽民族及其政权完全归属于中国，只是其最终遗产为中国和朝鲜两国双向继承。”

 

与会者在取得这些共识后，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中国学界开始出现了高句丽应完全归属于中国的共同认识，曾经赞同谭其骧的观点而主张高句丽为中国和朝鲜所共有的孙进己，以高句丽整体归属中国，其历史为中国和朝鲜(韩国)所继承的形式，改变了他本人以往所认同的“一史两用”的含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改变，可能是由于从张碧波认为“一史两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观点和东北师范大学学术会议上获得很大说服所致。在学术会议的成果《黑土地的古代文明》得到出版的2000年以后，认为高句丽史应完全归属于中国的观点被重新提起，并得到了大力加强，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结语

 

高句丽归属问题分为高句丽国家归属问题和高句丽历史归属问题。为方便起见，本文分高句丽史应全部归属于中国和高句丽史应为中国和韩国所共有两种观点，对中国学者的见解进行了考察。但是，两种观点对于高句丽从建国开始到灭亡，一直都是中原王朝管辖下的少数民族政权方面意见是一致的。孙进己、张博泉、刘子敏、耿铁华、刘厚生、孙玉良、张碧波、杨昭全等人就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综合其依据来看，主要有高句丽是中国领土内的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始终没有脱离汉郡县的范围，一直通过朝贡并接受册封和官职等保持着臣属关系，高句丽灭亡后其遗民大部分融合为汉族。

 

“一史两用”的观点虽然流行于1994年到1999年，但自1998年12月1日至5日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的学术会议以后，只有孙进己、孙泓父女和朝鲜族学者还坚持这一观点。与朝鲜族学者认为高句丽和高句丽史既属于中国也属于朝鲜(韩国)的观点不同，孙进己、孙泓认为高句丽政权属于中国，高句丽史则可分别写入中国史和朝鲜史（韩国史）。需要指出的是，主张“一史两用”的学者们也不主张把高句丽史分成两部分，而认为高句丽史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认识虽然在内容上大致相同，但在具体部分还存在着观点上的分歧。例如，存在着如何看待高句丽与各时期中原王朝的关系、高句丽到底建立在哪国疆域内、如何看待历史上的疆域和现在疆域、如何认识高句丽的族源及其流向、如何看待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高句丽文化继承等问题。尤其是，对于高句丽归属问题存在观点分歧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能够确定归属的统一标准。

 

中国学界对高句丽归属问题的探讨是以领土为标准进行的，提出了以历史上的中国、现在的中国、18世纪中叶以后至1840年以前的中国作为历史范围的三种观点。高句丽政权的归属则是以历史上的中国为标准进行研究的，而历史继承则是以现在的中国和18世纪中叶以后至1840年以前的中国领土为标准进行的。

 

按：本文为韩国学者对中国学界高句丽归属问题的总结和分析，

作者李仁哲为东北亚历史财团责任研究委员，原文见于《东北工程相关韩国学者论文选》（东北亚历史财团2007年版），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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