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 题记：钱学森说“制度好”，意蕴深刻。在制度好的时候，科研人员出科技成果是很自然的。根据历史资料，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一生最大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正是在那个“制度好”的环境里取得的。这里来回顾一下当年陈景润搞出世界一流科学研究成果的文化环境，进一步理解“制度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毛主席夫人亲自把关于陈景润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又“生命垂危”的“内参”转给领袖，领袖立即批示“抢救”，当晚陈景润就被送到首都医院检查治疗。
结合具体的工作实际，钱老总结得出这样的结论：
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那个时候抓得这么好啊，有什么本事，没有本事。就是这个制度好，发挥了科技人员的集体的作用。
仔细品味这段话，这个制度好在哪里？
好就好在“发挥了科技人员的集体的作用”。
那这里可能会出来说了，陈景润那是个人的奋斗结果，与集体有什么关系？
那就往下结合陈景润大学毕业后工作单位转换，以及所在单位如何在集体范畴给予他的关怀、照顾做一点分析。
至少可以说一个结论，陈景润是个怪人，他不合群，难免在单位会被人不理解，但是陈景润所处的环境是适合他的性情的，他是完全能够专心从事自己痴迷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他取得了世界级的研究成果，不仅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很重视，驻中国科学院的新华社记者还专门写了“内参”送到中央领导那里，而及时给毛主席批示的是江青。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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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的工作安排：
从教师岗位到研究员岗位
陈景润1950年代初从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第一次分配的工作是到北京一所中学当数学教师，他不适应，就给厦大的校长王亚南写了封信，倾述了自己的苦衷。很快王亚南这位我党的大学问家，《资本论》的翻译者，在1955年把陈景润调回了厦大数学系。
这样陈景润大学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就是在厦门大学当辅导员，兼管图书资料工作。
他的第三份工作是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这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慧眼识英才有关。
一次华罗庚的得意门生王元及数论组成员仔细阅读了陈景润的一篇论文，然后拿着论文来见华罗庚：
华罗庚亲自阅读了陈景润给他著作提出的改进意见，并且连连称赞道：“这个年轻人很好！他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
接着，他作出安排：“给陈景润发个请帖，就说我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来参加数学讨论会，请他到会作报告！”
就这样陈景润在华罗庚的亲自引荐下，陈景润走上学术讨论会的讲坛，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二百多位数学家报告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不久后，华罗庚又派陆启铿千里迢迢跑到厦门，经过一番奔走，将陈景润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据说这是华罗庚平生亲自点名调来的唯一人员。
小结：陈景润是不是在一个制度环境里转换工作的？他的工作岗位为什么越来越适合他的个人专长？这是不是制度好的表现？他离得开那个新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大集体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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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尊重科学，鼓励创新的文化环境里：
陈景润能够选择自己最喜欢的研究对象攻关
１９５６年是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年4月，伟大领袖毛主席酝酿构建了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论十大关系》。
毛主席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1956年1月,国务院开始编制《1956~1967年科技发展规划》(即《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陈景润也就是在厦大数学系师生们，三五成群组成科研小组，热火朝天干起来的影响下，开始下决心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的。
陈景润才23岁，他也有年轻人的豪情壮志。他选择数论作为突破口，在老师们的指点下，集中力量，钻研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向科学的高峰发起沉雄有力的进攻。
陈景润悉心攻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其目的，是想将华罗庚的成果向前推进一步。初出茅庐，便向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华罗庚挑战，木讷寡言看上去有点病恹恹的陈景润，何其大胆，何其气魄！
那个时候厦门处在“福建前线”，盘踞在金门岛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时常无端地向厦门打炮，敌机常来骚扰。当凄厉警报声响起，陈景润往往仍在数学王国中神游，一直到全副武装的民兵，焦急地推开他的窗户，命令他立即撤离到屋后五老峰下的防空洞时，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小屋。即使在防空洞人声嘈杂环境里，他依然可以顷刻沉缅在数论研究的自由天空里。
陈景润搞出令大数学家惊讶的成果来，不是偶然的，他被华罗庚发现并调到北京工作也是必然的。
他在北京一如既往地驰骋于数论王国里，信马由缰，他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上有重大突破，也是顺理成章的道器变通。
1973年2月，陈景润的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著名的“陈氏定理”从此诞生。这篇论文立即轰动了国际数学界，引来一片赞叹之声，美国数学会通报期刊载文指出：“在数学研究所，华罗庚的一批学生，在解析数论方面作出了出色的成绩。近年来，数学所得到的杰出成果是陈景润的定理。这个定理，是当代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方面最好的成果。”一位美国数学家写信祝贺陈景润：“你移动了群山！”
陈景润就这样成为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
不过，由于他专注于科研工作，他严重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至于不得不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关心，他才离开研究心爱的研究工作，接受短暂的身体“抢救”。
小结：陈景润在做自己的专业工作——本职工作上不存在任何阻碍，不存在要他去“创收”，或者定期发论文考核的繁琐烦心事。所以，他是能够集中精力搞自己喜爱的科研工作的。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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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党组织从来就没有忘记陈景润：
是江青把陈景润的事情及时反映给毛主席的
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之后，1973年4月6日，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简报》第7期发表了题为《数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项成就》，对陈景润的成就评价是概括性的，并指出，此项成就将会在世界产生较大的影响。这无疑是科学的态度。
接着，新华社据此发表了一条消息，调子有了提高，认为是“一项被认为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新成就”，“是20世纪数学的最大成就之一”。中央领导同志看到这份“简报”后，要求科学院“写一份较为详细的摘要”，并将陈景润的论文放大样一并送往中央。4月16日，数学所将有关材料备齐，20日送到中央有关部门。
这一期间，新华社（内参）发表了一条陈景润患严重腹膜结核，病情危险，急需抢救的消息。
在随后的全院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武衡专门表彰了陈景润，不过他没提名字，仅说：“我国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在数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一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坐在底下的新华社记者顾迈南，专门负责科技报道，听到此处，她心中一动，立即询问身旁的一位局长，得知这个人叫陈景润，“是个怪人!”
第二天，顾迈南就到了数学所，接待她的革委负责人说，“这个人(指陈景润)生命力很强，中关村医院来了几次病危通知单，说他快死啦，可他至今还活着。”
顾迈南迅速写了“新华社内参”，专门报道了陈景润。
江青在“内参”上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
毛主席毫不犹豫地在文件“要抢救”三个字上，画了一个圆圈，并退给当时负责科研文教的姚文元办。好像具体办这件事的人是江青安排的，那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这是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毛主席画圈“要抢救”陈景润，犹如一声令下，从中南海到各个有关部门，全部行动起来，这是陈景润远远没有料到的事。当然他也就被这么送到了首都医院高干病房接受检查治疗。据说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亲自到场了。
1975年初陈景润（中）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四届人大。
小结：陈景润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里搞出世界一流成果的，这个环境无疑是制度好的。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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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说的“制度好”那是带有全局性的判断
真好，就不是假好。
那个制度，好在优，异而优。因为这个制度好，使得像陈景润这样的杰出怪才，搞出了异而优的成果。
好在善，对绝大多数人的善，而对与绝大多数人相对立的人则不善。这个善，是有阶级性的善，那才是人类社会最靠谱的善。从厦门大学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陈景润所在的集体是充满善意的，党组织从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中国科学院的基层领导对陈景润的工作、身体的关照，那真是无微不至的。
好在易，容易的易，易识别，易认可，易实践。其中暗含有变易思维，也就是说，对无产阶级而言，那是不难掌握的，对于非无产阶级而言，那就不易掌握。陈景润的研究历程易识别易认可的，他的工作在那样的制度环境里，也是易实践的。只是我们现在回头去看，那还得要有变易思维，不能太片面太僵化。
好在强，遇强不弱，遇弱不强。陈景润还真有点遇强不弱的精神，他遇到了科学难题，不畏惧，不退缩，勇往直前。可是他成为弱者时，当他的身体出现了状况时，有多少人关心照顾他呢？这是不是遇弱不强呢？
好在圆，圆满的圆，空间上讲究统一性，实践上讲究一致性，不搞虎头蛇尾，更不搞口是心非，以及前后不一致那一套投机取巧的把戏。陈景润无论是转换工作，还是从事科学研究事业，一直到取得世界一流成果，这都是在一个文化氛围里圆满完成的，是不是？
好在应，呼应的应，制度好，最终就是这种制度呼应了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那才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制度，所以才好。陈景润和钱学森所在的航天系统的科研人员一样，他们能够出成果，实际上就是他们所处在的文化环境（包括制度环境）呼应了科研人员的诉求，这个呼应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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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作了最适合陈景润搞科研出成果的制度安排
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产生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有人总是阴阳怪气含沙射影指责毛主席“迫害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今天该是要说清楚的时候了。毛主席喜欢的是有科学良心的科学家，如李四光、钱学森、朱光亚、华罗庚、邓稼先、林巧稚、谈家桢、黄家驷，等等。为了培养更多这样有良知的科学家，毛主席有大思路大格局，从战术上讲毛主席强调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使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多少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逐渐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也成为社会主义新人，这难道是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试想，不用试想，今天完全可以看清楚了，知识分子如果不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那就容易走上邪道，走向深渊——走向为敌对势力服务的深渊，是不是？
从战略上讲，毛主席有个教育大布局，老人家定下的教育方针及其贯彻执行，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史无前例的道器变通。新中国具有科学良心的科学家不是少，而是多，数学陈景润，医学科学家屠呦呦，计算机科学家胡伟武，就是典型代表。
1963年12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有一段精彩的插话，读来这个，无异于读了一篇经典的科学研究指导报告。毛主席有个极其精彩的说法——“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
这不就是科学研究所要求的专心致志吗？
这不就是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宽容失败吗？
这不就是现代社会所讲究的专业分工，又相互协作吗？
这不就是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最需要的制度安排、文化环境吗？
如果这样还不算制度好，难道要科研人员整天忙着跑课题，跑经费是正道？
李克勤后记：在哲学层面讲制度好，就避免被某些人强词夺理说一些什么陈景润与钱学森不是一个专业的奇谈怪论。
钱学森讲的“制度好”是带有全局性的判断，是不是？
最后再问一遍这个问题：如果陈景润陷入科研考核的怪圈，会怎样？能出那样的成果吗
制度好，是搞出世界级科研成果的必要条件。这是常识。
来源：济学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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