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结论】在特朗普关税问题上，欧洲与美国再次虚与委蛇是可能的，但为美国卖命则是不可能的。在中美脱钩及其未来的博弈中，欧洲一定会学20世纪上半叶的罗斯福：不问主义，只谈生意，与赢者合作。
2025年的中美关系与1925年的国共关系面临的“脱钩”形势有些相似，这一年，中国遇到了自1972年中美握手以来的日益明显的以中美贸易摩擦迅速升级为标志的“分手”期的到来。目前值得研究的是这次以美国率先向中国实施大幅提升关税政策对欧洲的影响及欧洲对特朗普关税新政可能采取的立场，也就是说，欧洲是否会与美国重现“宁汉合流”。
我们知道，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我们许多同志尤其是陈独秀曾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为此他与汪精卫在4月5日发表《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四一二”发生后，武汉国民政府还号召“打倒蒋介石”。不曾想就是这个与陈独秀联合发表宣言的国民党“左派”，几个月后对共产党下手反而最狠。继5月12日长沙许克祥发动“马日事件”后，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以“分共”的名义对共产党员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国共合作就这样在腥风血雨中“脱钩”。
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警示是有可能即到来的“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重大考验”，也就是说：今天的中美之间的以美方提升关税为前锋的经贸摩擦，有可能持续引发西方主要国家有利于美方的持续助推。这里，我们最需要研究的是，西方（主要是欧洲）助推美国新政策的极线和底限。
对此，笔者的结论是：欧洲出现与特朗普关税新政相互呼应——这是底线——是可能的，但是让欧洲全心全意——这是极限——配合美国则是不可能的。
远的不说，这次欧盟在俄乌战争中与美国虚与委蛇的表现就是对上述结论明证：如果欧洲真得要配合美国，那就应当在开战的2022年初就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并以北约的名义派兵参战。事实上，直到2025年特朗普强迫乌克兰停战的时刻，欧洲给泽连斯基的除了口头声援及军火支持及合影中的C位外，其他得力措施一件也没有。欧洲的忽悠逻辑酷似恋爱中要分手的男女，这就是：“我真得爱你，只是我妈不同意结婚。”青年男女结婚是要出“份子”，乌克兰与北约“结婚”欧洲则是要出兵出血的。
今天特朗普之所以要从俄乌战场上撤出，其原因就是欧洲不配合。欧洲人明白得很，前两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从经济危机中“解套”，今天美国试图再次挑起欧洲与俄罗斯间的大战也是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
1945年英国参加二战的教训就是：希特勒打败了，大英帝国也没了。正是丘吉尔最信任的罗斯福与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结下了暗盟并联袂取代了以英国为首的欧洲主导的世界体系，此后，美国就成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用阴招复仇的对主要对象。
1949年始美国就开始对华实行贸易管制。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41号文件，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手段，最后认定，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物资，严格控制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的出口，并随中国事态的发展审查美国对华政策。
与此针对锋相对，在新中国建立几天后即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向周恩来提议了“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这一举动让美国人很不舒服，10月17日，杜鲁门与艾奇逊谈话时埋怨：“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1950年1月6日，英国在没有建交的情况下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当月（1月13日）对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驱逐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代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英国投弃权而不是反对票。在朝鲜战争停战不久的1954年6月17日，英国又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1950年4月1日，印度最先与中国建交。可以设想，印度的这种外交选择固然有本国利益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后面不可能没有英国的默许甚至支持。继英国之后，即1964年法国对深陷越南战场的美国“落井下石”，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欧洲两个最大的国家的对华外交举动对当时正处巅峰的美国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
从世界范围再进一步梳理，我们会发现，20世纪50年代较早承认新中国的都曾是欧洲，尤其是英法势力范围的亚洲和非洲国家。60年代美国对亚洲军事控制加深，此间承认新中国外交地位的国家则在英法势力范围的非洲地区大幅增加；相反，同是第三世界的却处于美国控制范围的拉丁美洲地区则在中美关系紧张的五六十年代，承认新中国的只有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古巴一国。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承认少数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大部分中小国家则随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这说明拉丁美洲对华外交开放后面有着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子，这正如亚洲、非洲对华外交的开放后面也有英法扶中反美的影子一样。
造成欧洲这种世界范围的与美国进行暗中较量的背景则是英法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利用吃亏的经验：其间美国利用欧洲的困境扶持苏联，支持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权并最终击败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体系。1954年4月正在伦敦访问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对以“铁幕演说”著名的西方反共斗士丘吉尔说：如果英国人拒绝与我们一起去击败共产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国会也许对英国人会不高兴的。丘吉尔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生硬地回击说：“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丘吉尔的回答可视为二战后欧洲对美外交的立场和底牌。
有人会说：难道不是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才拉起东西方冷战序幕了吗？确切地说，丘吉尔的这次演说拉起了不是东西方而是苏美间的冷战序幕。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一直在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方式削弱美国。据奥•阿•勒热舍夫斯基在《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一书中披露，“丘吉尔不止一次在私人谈话中表示，‘斯大林从未欺骗过他’，他在1946年发表了富尔顿讲话之后非常想和斯大林见面”。
笔者猜想丘吉尔大概想告诉斯大林，他在休斯敦所做的那场“铁幕演说”的目的针对并要报复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
从20世纪40年代的“铁幕演说”到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欧洲已怂恿美苏火并整垮了苏联、致残了美国，现在又用美国这残躯与中国火并使雅尔塔三大国整体垮掉，其结果就是世界再次回到欧洲人手中，让历史从雅尔塔体系再次回到以欧洲为主导的凡尔赛体系。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对此说的透彻，他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今后50到100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英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为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世界利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
事实上，丘吉尔之后的欧洲人并没有停止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20世纪50年代，就在美国人在朝鲜战场流血并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制裁之际，英国却拉着英联邦国家率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忽悠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再次将美国拖垮。2015年，就在美国准备战略东移，再次围堵中国之际，英国又第一个响应中国倡议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令美国十分不快。在小布什发动的“反恐战争”中，英国“一夜美国人”，坚定地站在小布什一边。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我并不后悔作出参战的决定，之后我会给出理由。”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叹息和无奈。
乌克兰一开始就是被美国当做拖欧洲下水的工具，美国希望重复前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舍命救美国的故事。昨天张伯伦警告欧洲不要信任美国，欧洲不听，后来丘吉尔在战后因没听张伯仑的话肠子都悔青了。今天——实际从2014年的明斯克会议始——整个欧洲上层集体觉悟并反抗，认识到这是欧洲“最后的斗争”。2023年4月17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打电话给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并明确告诉他，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只是一个名词概念，北约并没有制定行动计划，北约目前也不准备这么做。今天美国拖欧洲下水的目的已图穷匕见，欧洲也不再掩饰。
1960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当我们了解了上述二战后的这段欧美关系史及欧洲这几年反用俄乌冲突以消耗美国真实立场，我们就会对今天的欧洲对美国关税新政的合作边际有了清楚的判断：如果欧洲在眼前关乎其地缘政治重大利益的乌克兰问题上与美国如此不配合，那在特朗普主要针对有巨大市场的中国的关税新政问题上，欧洲怎么会配合美国演出中国1927年发生的“宁汉合流”呢？
最后笔者的结论是：在特朗普关税问题上，欧洲与美国再次虚与委蛇并以此继续消耗美国是可能的，但为美国卖命则是不可能的。在中美脱钩及其未来的博弈中，欧洲一定会学20世纪上半叶的罗斯福：不问主义，只谈生意，与赢者合作。
对此，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过明白的分析。他说：
中国这个国家，过去是英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半殖民地，后来被美国抢去了。我们的胜利不是得之于英国而得之于美国。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以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趁着我们和美国还闹别扭的时候，钻进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诚哉斯言！
有人还会问，难道盎格鲁-撒克逊人会向自己人下手？
这对资本家来说，并不是难为情的事。因为资本，尤其是高利贷资本根本就没有祖国，当然也没有民族的概念，它们有的只是公司，他们没有领导只有董事长，决定他们升迁的不是人民的意愿而是资本的多少。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共济会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当资本家集团无法打败工人阶级的时候，他们便立即转向同类杀戳。对此，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带领苏联人民打赢反法西斯战争的斯大林对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1952年9月，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写道：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对苏联作战，即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第二，因为资本家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叫嚷什么苏联的侵略，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苏联会侵略，因为他们估计到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知道苏联自己是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
由此，斯大林得出结论：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斯大林是曾跟随列宁在俄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政治家，只有有了这样经历的人，才能对资本主义战争性质有如此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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