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伟|花园口惨案始末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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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伟|花园口惨案始末
2025-06-11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发生了无数惨案,有日寇残暴肆意滥杀的,也有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自乱阵脚的。
后者最为典型者有三——
第三、重庆防空洞惨案:1941年6月5日晚9时,日寇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前后五个小时,因当局组织疏散不力,大量民众无序拥入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出入隧道,致使隧道封闭长达十小时,高温和缺氧引发了挤踏和窒息,死伤严重,死亡人数有约900、约2500、上万等不同版本。我估计后两者较为可靠,否则也不会被称为大惨案了;
第二、长沙文夕大火惨案:1938年11月初,日寇侵入湖南、长沙危急,国民党当局决定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并决定11月13日凌晨4时检查筹备情况,不料13日凌晨2时城南门外伤兵医院等地不慎失火,城内各处以为是放火信号,于是纷纷举火,五日后大火才自行熄灭,遇难人数估计超过三万。焦土抗战的前提是人员撤离、坚壁清野,国民党当局糟糕的组织能力令人发指。
第一、河南花园口惨案:1938年6月9日,为了迟滞日寇的攻势,国民党军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大堤。造成中国民众接近九十万的死亡,改道泛滥的黄河还给华东地区造成了泽国一般的黄泛区,雪上加霜、灾难深重!中国民间的评价是“老将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河南深陷水旱汤蝗四大害,大家只有背井离乡逃难。注意四大害第一位就是水,而且四大害竟然不含日寇,可见国民党政府污糟到何种程度!到了1942年,原本是粮食主产地的河南爆发了大饥荒、惨不忍睹,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说得很直接“历史从1942年就已经抛弃了蒋介石”。
本文展示花园口惨案的前前后后:事件背景、实施细节、相关影响、最终结局。
一、事件背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初期是国民党抗张最为坚决的阶段,李宗仁(1891.8.13~1969.1.30)第五战区的台儿庄大捷(1938.3.16~4.7)就是典型。
此战的背景是日寇1937年12月北占济南、南占南京后,妄图南北对进占领徐州,然后沿陇海线向西进攻郑州、威胁武汉、进逼西南。
北犯日寇在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的联手打击下被迟滞在淮河一线,日寇被迫将南北对进改为南守北攻,李宗仁得以集中精力在台儿庄对付日寇,以二十九万对阵日寇五万,兼有八路军的配合,最后付出五万多伤亡的代价毙伤日寇一万多,虽然战损比尴尬,但毕竟是国民党军第一次正面击败了狂妄的日寇,算是鼓舞人心的大胜了。
一时间国民党内部速胜论雀起,得意忘形的蒋介石调集了六十多万主力前往徐州战场,准备与再次聚歼日寇。
日寇的对策是调集了三十万部队,以部分兵力在正面牵制,主力则向西迂回,从侧后包围徐州,妄图歼灭第五战区主力。5月15日中国统帅部决定放弃徐州、19日徐州陷落,第五战区主力撤往武汉,日寇得以沿陇海铁路西进追击,兰封会战爆发(1938.5.17~6.1,兰封是当时的一个县,后来与考城县合并为兰考县)。
兰封会战是国民党风格抗战的典型之战,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薛岳(1896.12.27~1998.5.3)指挥着十五万中央军(加上周边部队达到二十万)面对日寇孤军深入的两万人(后期增至四万),打得一塌糊涂,简直是溃败,沦为笑谈!
兰封会战国民党军的主要序列包括胡宗南(1896.5.12~1962.2.14,著名的志大才疏)第1军、黄杰(1903.11.2~1995.1.14,1949年败退到越南被法军缴械)第8军、桂永清(1900~1954.8.12,被人举报贪腐而自杀)第27军、李汉魂(1894~1987)第64军、宋希濂(1907.4.4~1993.2.13,功德林优秀学员)71军、俞济时(1904.6.14~1990.1.25,蒋介石的老乡)第74军、邱清泉(1902.1.27~1949.1.10,淮海战役被击毙)的坦克营,日寇方面主要是土肥圆贤二(1883.8.8~1948.12.23,作为甲级战犯处决)的14师团。
兰封会战刚开始国民党军表现还不错,宋希濂和俞济时手下的王耀武(1904~1968,功德林优秀学员)在仪封、内黄集一线打败了土肥圆贤二,土肥圆贤二遂逃窜到兰封,镇守兰封的桂永清稍作抵抗就弃城而逃,留下守城的龙慕寒(1898~1938.6.17)有样学样、很快率部逃跑!
土肥圆贤二轻松进入兰封固守待援,国民党军之前精心构筑的防线及工事反而被日寇所用,同时陇海线被切断,国民党军的前期努力化为乌有,形势急转直下。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大怒,他原本的想法是灭了土肥圆贤二,籍此盖过李宗仁的风头,不想自己的中央军如此拉胯!
他想按照薛岳意见枪毙桂永清,但考虑到桂永清是何应钦(1890.4.2~1987.10.21)的侄女婿而作罢,仅仅停职处理,同时将龙慕寒逮捕到武汉,不久枪毙。龙慕寒是黄埔一期,当时任88师师长,这个师原来的师长是著名的飞将军孙元良(1904.3.5~2007.5.25,淞沪抗战期间玩弄前来劳军的女学生,留下谢晋元守四行仓库,在南京丢弃部队、靠老鸨掩护而逃生,被撤职查办),所以显然88师当时没什么战斗力,但龙慕寒弃城逃跑太恶劣,被枪毙不冤,只是枪毙得太晚、没法对兰封会战产生帮助。
蒋介石严令薛岳组织人马夺回兰封,几乎就要成功的时候又出事了——东部镇守商丘负责阻援的黄杰面对日寇16师团的进攻借口电台坏了、也违抗军令撒丫子跑了!蒋介石没有马上枪毙桂永清和龙慕寒的恶果显露无遗——坦率说黄杰很难抵挡日寇16师团,但迟滞一下为围歼日寇14师团争取时间是绝对可以的,假如14师团被歼,国民党军合力对抗日寇16师团,那局面完全就不一样了!
但黄杰就是可耻地逃了,造成的恶果大于桂永清的逃跑,国民党军再次陷入尴尬,自己从包围日寇14师团变为即将被日寇14师团和16师团合力包围!
尤为可笑的是兰封会战的罪魁祸首黄杰和桂永清不但没有被严惩,反而官运亨通:前者于1944年升任第11集团军司令、后者1946年当上了国民党海军司令。
如果蒋介石拿出枪毙在山东不战而逃的杂牌军韩复榘(1890.125~1938.1.24日)的魄力,立即枪毙黄杰桂永清的话,兰封会战绝对是另外一个结果。
可惜蒋介石没这个格局,战局就这样变得不可控制、打不下去了,兰封会战失败,蒋介石只能命令国民党军西撤。
6月4日,开封失守,嚣张的日寇继续朝着郑州开进,郑州是京浦线和陇海线的交汇,战略地位重要,日寇可以籍此轻易进入湖北和陕西,直指重镇武汉、进犯关中西安,国民党筹划的大后方战略也将面临破产。
当时的估算是如果日寇占了郑州,7~12天就能打到武汉。
如何迟滞日寇变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
二、实施细节
兰封会战后日寇进入河南,平坦的地形十分有利于日寇的机械化部队。6月1日,第一战区长官程潜(1882.3.31~1968.4.9)召开了军事会议,探讨如何面对即将到来的困境。
败军之将们垂头丧气、沉默不语、面面相觑,最后参谋长晏勋甫(1892~1964,1949年在武汉起义)打破了会议的僵局,他提出了两个方案。
其一是对郑州等地实行坚壁清野,让日本人即使占领了郑州等地也无利可图。
其二便是掘了黄河大堤,引黄河水来淹了日军。
晏勋甫本人更支持第二条,因为这样既能拖住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又有利于保全郑州。
这一计划的提出迅速引来了商震(1888.9.21~1978.5.15)等一干国民党将领的支持,唯有程潜犹犹豫豫,迟迟不愿表态。因为他很清楚水火无情,也不可能只淹日寇。
北宋杜充为了阻挡金人南下,曾经在河南安阳滑县李固渡扒开黄河,但收效甚微,反而淹死了二十万老百姓,因流离失所和瘟疫而造成的死亡数倍于此。北宋时最为富饶繁华的繁华的江淮地区,在黄河决堤的洪水毁于一旦。杜充本人后来投降金国当了汉奸。
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察。
然而面对众人激昂的情绪,程前也不得不吩咐晏勋甫尽早拟定决堤的相关事宜,同时呈报给蒋介石批准——说明一下,也有资料是蒋介石主动下令掘堤的,第一战区没出主意或者蒋介石有此意更早。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国民党上上下下的双向奔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正面战场战绩平平,解放战争中迅速丢了大陆。
蒋介石面对第一战区的掘堤建议犹豫不决,这倒不是如同程潜一样忧心百姓,而是担心自己的身后之名。
其实类似方案之前就有人向他提起过,包括陈果夫(1892.10.27~1951.8.25)、姚宗(1891~1977)、何成璞(1889~1944)等人都曾和他谈及此事——国民党“人才济济”啊!另外早在1935年8月,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森豪就提出过类似方案。
只是那时事态还没如此恶化,而且这些人只会空谈方案、绝不承担责任,蒋介石也需要装好人,所以只是听听而已、并不表态。如今第一战区来了正式的报告,不能再拖了。
于是蒋介石下令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向幕僚们宣布了这个骇人听闻的决定!
得到蒋介石的肯定后,第一战区马上开始了对黄河决口的部署。决堤地点选定在中牟县的赵口,因为在此处决堤的后期影响会较小,经过短时的泛滥后,黄河会从支流的河道将洪水自动排出,这样不会太多殃及人群和耕地,设置防水障碍也相对方便。
6月4日早上6点,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1880~1951)率领一团工兵营在赵口挖坑埋炸药并成功引爆,黄河水倾泻而出!
然而很快流水将决口两旁的沙土也冲刷松动、塌坡,将决口处重新堵了起来。
蒋介石闻讯很生气,他认为这是有人不愿做这样留下骂名的事,故意出工不出力,于是他在6月5日凌晨向商震下令“这次决口有关国家民族命运,没有小的牺牲,哪有大的成就,在这紧要关头,切戒妇人之仁,必须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做,克竟全功”。
面对蒋介石的催促,商震亲赴赵口指挥再次掘堤,晚上8点工兵再一次爆破成功,然而接下来发生了可第一次一样的情况,决口又被堵住了。
日寇此时已经攻下中牟,形势越发危急,程潜与商震焦急万分。
此时新八师师长蒋在珍(1896~1952.9.14,1949年在贵州起义,后参加柏辉章组织的叛乱、被枪决)来到司令部要求到距离赵口以西40公里的花园口去掘堤——
蒋在珍如此积极地干这种坏名声的事情让程潜等人十分惊讶,其实这不奇怪——蒋在珍是黔军出身,名义上是新八师的师长,但这个部队是临时拼凑的部队,实际人数才两千多。蒋在珍本人想向上爬,脏活累活抢着干。而此人又对河工水利颇感兴趣,1938年2月17~19日就奉命炸了新乡黄河铁桥以阻止日军,算是经验丰富——
在赵口掘堤时,蒋在珍奉命率部迁徙沿途的百姓,自己也曾去现场观看,因此对决堤一事十分熟悉,所以前来请令。
7日拂晓,蒋在珍向所属部队下达了掘堤命令,动用两团一连,开工时间定为上午7点。为了保密,他下令将附近的住户迁至10华里外。
蒋在珍手下的团长熊先煜(1913~1999.9.18,1949年起义)具体操办,带人在花园口花了两天时间先挖出上宽50米、下宽5米的缺口,然后安置炸药、9日9点整引爆,这样决口无沙土塌陷堵塞,黄河水铺天盖地的涌出,汹涌的巨浪顿时淹没了下游的村庄。
蒋在珍还嫌不够,他向商震申请调集炮兵,对着黄河堤岸连开数炮,这使得缺口瞬间增大,奔涌的洪水犹如食人猛兽一般,在中原大地上肆虐开来。
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水迅速下泄,当时正是雨季,流量暴增,花园口决口快速扩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破。
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洪水汇合,一发不可收拾,奔流而下的黄河水如同黄龙,四个昼夜的奔流之下,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而去。
河水初期的冲刷范围——
最终形成的黄泛区——

三、相关影响
花园口决口后确实给日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1、战略上迟滞了对武汉的进攻,给国民党军布置武汉会战争取了时间,武汉最终于四个月后的1938年10月沦陷。需要强调的是这个迟滞并不大、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日寇很快放弃陆路、取长江水路向着武汉去了;
2、战术上对日寇造成了一定的杀伤,淹死大约2000日寇,因为日寇通过飞机侦察猜到了国民党军的意图,事先做好了到高处躲避的准备。此外另有5000多日寇死于国民党军趁机发动的进攻。需要说明的是史学界采用的是日本统计的数据、毕竟当时中国没法查证,所以数字估计是保守的,我看到各路资料中最大的数字大约20000。
另外在武汉会战前,东部地区的很多企业已开始迁移到华中地区,由于武汉会战坚持了四个多月,赢得了更多迁移的机会,保证了企业有机会再迁移到更遥远的大西南后方,而不至于沦于敌手。
然而掘堤毕竟是被动的,只是所有坏方案中不那么坏的一个。
国民党政府如果坚决抵抗日寇侵略,哪里来的千里败退、哪里来的南京屠杀、哪里来的卢沟桥事变、哪里来的九一八事变!
花园口事件之所以被称为惨案,实在是因为太惨了!
据不完全统计,被淹死的中国人接近九十万,河南民宅至少被冲毁140万余家,淹没耕地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被波及的耕地超过1100万余亩,无家可归者达480万人,一时间无数人流离失所。总共淹没44个县超过5.4万平方公里的地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10亿美元。
不仅如此,此后每年汛期黄河水都会泛滥回流、淹没农田,留下黄沙导致无法耕种,洪水之后紧接着就是蝗灾,灌溉系统被破坏、水稍退就是旱灾,对农业造成灭顶之灾,国民党驻军的盘剥可不会因为遭灾而消失,水旱汤蝗这种骇人的组合灾难就此成型。
尤其悲惨的是近九十万百姓在洪水中丧生,流亡百姓死于逃荒、瘟疫的更是不计其数,无数家庭流离失所,侥幸逃到陕西、山西等地的被称为河南担,意思是一副担子就是全部家当,穷苦程度可想而知。
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在掘堤后曾做出了疏散群众、付给百姓安家费的命令,但这个命令基本上没有落实,因为国民党内部腐烂到了极致,上上下下阳奉阴违,哪有什么执行力,最终只有少数人拿到了仅仅5元的安家费,大部分资金被各级官员收入囊中。
为了应付记者的采访,掩盖其内部的腐败、无能,蒋介石电令程潜严守消息,并宣传河堤是日寇炸毁的,直到1980年代才承认是自己干的——国民党撒谎都是低水平的,须知河水泛滥对日寇是极为不利的,它什么动机炸堤?河水泛滥对日寇的机械化部队是灾难。
由于信息的保密,掘堤时绝大部分百姓并不知情,也就没能来得及防范、搬迁,这才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灾难。总之组织混乱、结果凄惨,
日寇当时骂街的报纸:人类永远的敌人蒋介石——
除了短期的损失,长期的损失更加不可估量。黄泛区造成了1942年的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有近300万农民被饿死,造成了“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的人间炼狱。
对比日寇那点小得可怜的损失,花园口掘堤算是大大的失败了。
更糟的是黄泛区百姓丧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屡屡出现百姓帮助日寇打击国民党军的情况,甚至国民党军屡屡被百姓缴械。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一败千里,其中河南的战事最为快速,大约一个月就结束了,河南的民心因素不可忽略。
得民心者的天下,国民政府的失败是必然的,上上下下置民于水火而不顾,与日寇的兽性又何分别!
蒋介石在兰封会战中舍不得杀不战而逃的嫡系将领,充分暴露其无能和反动!如果当时严肃军纪,哪里可能战局崩盘,说不定还能实现围歼土肥圆贤二的设想,最差也会为武汉争取一段时间,何至于豕突狼奔、掘堤阻敌?
处理自家嫡系坚绝不干,掘堤淹老百姓倒是很干脆,这天下还能坐得住?
四、最终结局
花园口惨案之后的几年间,黄河故道因为河水退去,成为一片700多公里长的平原。在八路军的帮助下,群众在黄河故道开垦田地,种植树木,原先的黄沙已经成为大片良田与树木,几百万抗日军民在这里战斗生活,人们几乎淡忘了几年前黄河还在这里奔腾。
到了1946年,意欲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又打起了黄河的主意——华东解放区大部分位于黄河故道的右侧,尤其江苏与安徽的解放区像楔子一样深入国统区,与中原解放区互为犄角。蒋介石想了个“妙计”:如果把花园口堵住,让黄河回归故道,那么就能将华东解放区与中原解放区分割,使二者不能互相支援。同时,黄河回归故道后,晋冀鲁豫地区的刘邓大军将被黄河阻隔。
在蒋介石眼里,回归故道的黄河作用相当于40个师。
1946年1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党有关方面开始考察黄河下游河床,并在3月份破土动工,准备在6月份让黄河再次改道,意欲重演1938年的惨剧。
这一行为引起解放区军民的强烈抗议——黄河改道八年后,原河道已经不复存在,百姓在泥沙上辛勤劳作,形成了大片良田以及1700多个自然村落。一旦黄河回归故道,这些百姓将无家可归。
这件事很快被我们注意到,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紧急向负责黄河归故善后救济的蒋廷黻(1895.12.7~1965.10.9,后任台湾驻联合国伪代表)发电“堵复花园口,必须保证现已迁居黄河故道的人民不因黄河突然回归而受危害”。3月1日,周恩来、马歇尔、张治中组成的军调小组一起来到新乡视察,表示黄河改道一事必须协商解决,坚持先复堤后堵口。
双方先后在4月7日、15日达成《开封协议》与《荷泽协议》,约定“堵口复堤同时并进,但花园口合龙日期须俟会勘下游河道堤防淤垫破坏情形及估修修堤工程大小而定”。5月周恩来连续与多名国民党官员会谈,并与国际救济组织谈判,就黄河改道问题达成一致:黄河下游要抓紧疏通河道,所需钱粮由救济组织与国民政府机构供给。下游居民迁徙,则由各方共同负责。1946年7月22日,周恩来在上海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签订《上海协定》。
1946年5月18日,国共双方在南京达成合作修复黄河花园口大堤的协议,即《南京协议》。双方同意下游复堤工程尽快开工,材料、工粮款由国民政府从速拨给,花园口堵口工程以不给下游带来水害为前提。
然而6月下旬,汛期渐来,蒋介石背信弃义地下令花园口工程立即下石合拢,甚至命令“宁停军运,不停石运”。由于我军游击队破坏了采石场,加上黄河涨水,堵口未能成功。堵口失败后,白崇禧(1893.3.18~1966.12.2)、陈诚(1898.1.4~1965.3.5)等人多次前往施工现场视察,企图在汛期到来前完成堵口,让下游700万解放区军民葬身泽国。周恩来为阻止这一行为,一面四处游说相关官员以及美方代表,一面来到开封,把解放区治理黄河的负责人叫到一起开会,要求他们不要寄希望于国民党政权,要加快进度,尽快修复大堤。在开封期间,周恩来出席大会,公开批判蒋介石将黄河作为战争工具,争取各界支持。由于解放区军民的阻止,以及战争日趋激烈,国民党政府暂时停止了堵口。
解放区军民争分夺秒、加固下游河堤——
此后蒋介石一边继续组织堵口,一边阻挠下游河堤修复工作,甚至派飞机扫射修补河堤的施工现场!1946年10月5日,蒋介石下令重启堵口工作。周恩来以及我方人员不断斡旋,希望能延缓堵口工作,同时1947年的春汛让堵口暂停。直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大堤合拢,黄河回归故道。黄河故道下游数百个村庄被淹没,上百万人失去家园。
蒋介石又干了一件不是人的事!
虽然阻止蒋介石堵口失败,但让原定的堵口时间推迟了9个月。其间,解放区军民转运了大量物资,尽可能将损失减小到最低。交涉过程中,蒋介石政府为了战争不择手段的狰狞面目,暴露在民众面前,使其面对来自各方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黄河流域的百姓彻底对蒋介石政权失去了信心,他们宁可饿着肚子也要支援解放军。当淮海战役打响后,百姓毫不犹豫地推着小推车走向前线拥军,成为我军获得淮海战役胜利的重要保证。
蒋介石到底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后记
花园口惨案暴露了国民党低能而反动。
历史证明,低能而反动断然无法长久。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粉饰被历史淘汰的团伙。
至于大肆夸耀其降将更是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了,那是认贼作父!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方中云讯”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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