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果问中国民众，“谁对中国疫情爆发负有最大责任”会有什么结果三、COVID-19疫情防控：从中国到世界的实际情况
先看一个由民调机构morning consult在前几天对美国人做的民意调查：对美国的COVID-19的疫情爆发应该怪谁？65%的选民认为是这个时候仍然不呆在家里到处逛荡的人的错（Pence名义上是COVID-19的防控负责人）
然后还有反映民主党、共和党、中间/独立派三种不同选民的具体数字。1）62%的民主党人认为Trump有责任，但只有28%的共和党人认为Trump有责任。
这个选择是高度政治化的。民主党人当然都非常不喜欢Trump。实际上，就Trump的任何一项政策和行动征求他们的意见，都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62%这个不满意比例对民主党人来说非常之低。2）有更多的民主党选民认为CDC（国家疾控中心）及州/地方政府对疫情爆发负有责任，共和党只有少数人持这种看法。这个区别在于民主党更希冀“大政府”，认为政府要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共和党传统上则追求小政府。所以遇到问题，民主党更容易抱怨政府做得更少。
1）有七成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疫情爆发有很大责任。这个我们在本文最后再讨论。2）有六到七成的人认为责任在不好好呆家里还到处乱逛的人。这一条是非常有意思，充分反映美国人的文化内核：疫情期间不好好呆在家里到处乱逛的人，既有可能被传染，也可能进一步传染他人。崇尚小政府的美国人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承担更多的责任，只要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社会就会太平。这种把社会正常运转的终极责任放在个体的观念是美国核心的价值观。
在进一步引申到中美比较之前，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对Trump处理COVID-19的满意度及其对2020年美国大选的意味。首先看看morning consult的民意调查。全国注册选民中，有53%的人觉得Trump处理得还行。而且这个比例在过去两周中是上升的。如前所述，在绝大多数议题里，80~90%的民主党人批判Trump是很正常的。而针对COVID-19，只有62%的人认为Trump对COVID-19的疫情爆发有很大责任。为了做进一步的印证，我们再看看RCP综合的针对Trump工作满意度的民调：第一张图是对Trump的工作满意度。RCP平均值44.3。这类投票的选择都是非常党派化，大部分民主党都会选对Trump不满意，大部分共和党会选满意。第二张图是对Trump处理COVID-19的满意度。大概可以看出来，人们对Trump处理COVID-19的满意度是略高于对他总体工作的评价的（相差数个百分点）。因此，至少目前看来，如果把政治化因素都排除掉，美国老百姓对Trump的COVID-19应对是相对还算满意的。而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分权，老百姓会把不满分散到各级政府（都是民选的）去。而州/地方政府又是应对疫病的一线。所以至少在目前这个时点，我不认为COVID-19会使Trump在大选中被动，甚至相反，他可以借COVID-19的问题更进一步。1）抱怨食用和处理野生动物的人。在疫情初期，人们对湖北地方吃各种奇怪野味（包括蝙蝠）的人非常愤怒，认为是这种陋习导致病毒传播到人类身上。
2）在疫情发展中段，有更多奇怪的本地起源阴谋论，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病毒时不慎泄露等说法，一度非常有市场。3）在二月末、三月以来，开始转至“美国起源论”。这说法折射的不论是理性和逻辑，还是反美情绪（和美国人将问题推到中国身上一样），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国人对美国的一种情绪反抗。但这种情绪反抗就不在理性范畴么？普通中国人真的是在把COVID-19疫情爆发硬推到美国身上？笔者认为特朗普内心深处知道是怎么回事。虽然到今天，大部分也会支持对野味市场进行强力监管，永远防止通过野味市场再度引发病毒。
中国人非常不喜欢不遵守纪律与规则的个体。但这种情形在国内比较少见，因为在我们的体制里，人们整齐划一行动，都比较守规矩，自一月下旬大规模管控开始后，除极个别人，大多人都很服从纪律。“不听话”的人也就是在最近集中体现在各种归国同胞身上。但这个时候，国内疫情已经完全被控制，民众不会也没有理由把最初的疫情爆发怪罪到被认为是受害者的普通人身上。这是中国人抱怨的核心。民众认为，疫情爆发本质还是政府的责任——包括湖北/武汉卫健委、武汉当地公安（约谈吹哨人的人）、湖北/武汉政府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国家疾控中心……能想到的公权力主题都是责任人。尽管反感野味市场，也带着情绪反美国，但中国民众会把绝大部分真正的责任推到中国政府身上。在中国源远流长的体制文化里，政府是拥有巨大权力，但需要承担一切终极责任的终极主体。因此可以想见，如果在中国民调，可能有八到九成的人会把大部分责任推到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以下是笔者的观点，这个观点从1月下旬到现在没有变化过。1）中国经历过SARS，因为最初的迟报瞒报付出了巨大代价。从上到下，从政府到社会，从领导到普通公民，人人都不希望SARS重演。
2）SARS是一个病死率达9.6%的严重呼吸道传染病。由于对流感缺乏认识，SARS是中国民众理解呼吸道传染病的主要参照物。3）由于病死率高达9.6%，对SARS需要采取最高级别的、“零容忍”的防控（“航空安全”级别）。4）由于对SARS的巨大恐惧，也使得官方在12月时对突发出现的未知病毒是否当被理解为SARS十分警惕：如果真的是类SARS病毒，则可以避免灾难；但如果不是类SARS病毒，那就会夸大，并造成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及其他代价。这是面对突发未知病毒时的艰难选择。5）中国在1月上中旬纠结了一段时间，但由于SARS的特殊经历，最终选择了最保守的路径：做最坏打算，假设其严重性可比SARS，在对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尚不充分了解，在疫情爆发尚较早，仅仅出现个别异地案例时（1月20~22日）就采取了一系列强力行动，包括最高领导人的强力指示、启动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武汉/湖北封城封省、推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严格的非医疗干预（NPI）手段等。一切都以举国体制及各种新技术手段为辅。6）在这之后，中国才逐步建立了对COVID-19的认识，包括无症状传播的能力、传播途径、长潜伏期、针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及病死率等。7）通过全面防疫管控，中国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从1月中下旬到2月末）就基本管控住COVID-19，尽管也付出了相当的社会经济代价。但在政府看来，这一切都是必要的。8）整个战疫过程中，政府以最大诚意保障了舆论信息的最大程度公开。因此媒体能够充分报道。防疫中出现的事件，凡是引发舆情争议的，都有快速回应，且对有责任的政府人员进行处理，缓解民情不满。笔者以为这在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9）为时两个月左右的防疫，是对中国政府、社会、人民的大考。众志成城，齐心抗疫，这场战斗打得艰难，赢得漂亮。10分制，笔者给中国政府打9~9.5。这不是一个事后评估——笔者1月下旬已经这么认为，各国的应对只是印证了我当时的看法。10）之后，从韩国开始，其他国家都纷纷按不同程度和自身国情沿袭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复制的越深入、越系统、越持久，则效果越好。不参考中国模式的，则一定会遭遇疫情大爆发。11）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国家完全浪费掉了中国通过强力防控换来的数周宝贵时间及中国流行病学研究科技数据积累带来的宝贵经验。如此多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一一陷入困境。
笔者这些天又看了一些美国媒体上的关于防疫的叙事。美国人（主流白人，不分政党）心中的中国防疫故事是这样的：1、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信息管制和社会控制”上，公共治理及公共卫生十分落后，政府缺乏对老百姓的呼吸道传染病公共卫生教育，对野味市场则完全缺乏管理，导致病毒滋生，成为随时爆发的定时炸弹。
2、 12月、1月出现病毒的早期，存在系统性的瞒报、不报，对外界不披露。美国人认为中国掌握病毒的很多信息（而不是在面临突发、未知的、属性及效果不明的新型病毒，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做出重大决策），而是有意识地限制信息传播，“打压及迫害传播信息的医生”，包括动用警察力量去压制对外传播信息者。3、因为中国政府体制的弊病，耽误了非常关键的两到三周时间，使得疫情失控。中国政府没有检测即从武汉放出了五百万人，导致病毒在武汉及全球蔓延（如笔者之前文章欧盟数据日更——欧盟感染率超过中国并回看中国封城决定分析的，武汉在很早的时候就进行了封城，以全社会感染率【每百万人确诊病例】口径比较，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西班牙、丹麦等国在感染率超过武汉时均没有采取任何封城行动）。其实在正常社会里，不封城才是正常的选择，封城才是过于严厉的选择。但在美国叙事中，咬死“武汉封城封晚了，导致五百万人离开武汉传播病毒”。4、中国政府（美国叙事一般都会强调“共产党”）采用各种集权体制，广泛的强迫性的社会动员，利用剥夺个人隐私的高新技术手段、采用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控制手段，对疫情进行亡羊补牢式的控制。5、认为中国政府不是为人民福祉着想的，只是被动式的进行危机处理。过程中还会进一步减少个人权力（SARS模式重演）。6、画风一转，开始鼓吹民主体制的成功模式——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是“民主体制”的，信息最大程度的公开透明，政府对人民负责，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2) 香港、台湾都是右翼政治主导的，把防疫与反中结合，反中才是防疫的动能（与欧洲极右翼借助疫病抨击欧洲一体化及全球化是一样的）；(3) 对中国大陆防疫的成功不代表对其他国家防疫的成功。这几天这些地方的疫情都在快速增长，远远超过中国大陆；(4) 忽略了香港、新加坡这类拥有独立边境管理权限的城邦的不可比性。他们根本就不是美国或欧盟这种超级政治体的参考对象。(5) 这些东亚国家及地区的防疫都有西方没有的东亚文化元素，例如公民服从、集体主义、对大政府的期待等（当然香港是个例外）。7、总之，美国要维持的基本叙事是——民主国家防疫能力强，集权国家制造疫病，即便能够亡羊补牢式地防疫，也要付出巨大政治经济社会代价，并影响到其他国家。（由极端国家生产，然后在极端国家内用极端手段控制，然后“祸害”其他非极端国家）。8、因此，所有其他天真无邪美丽单纯善良的民主国家，都因为中国政府被耽误了，没有能够及时获得信息，被打个措手不及，正在付出惨重代价。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参考中国的东亚近邻——例如韩国——通过韩国学习成功的防疫经验。9、中国开始对其他国家（包括欧盟国家）积极援助，帮助他们防疫。这是中国希望借助疫情构建全球两极化世界（中国vs美国）甚至实现全球政治霸主的野心表现——将中国外援的动机完全政治化甚至妖魔化，闭口不提人道主义动机。
这是美国对中国防疫的基本叙事。这个故事能够帮助证明美国防疫模式OK、美国体制OK、美国价值观OK、美国未来OK。这是美国人最基本的三观。1、不会考虑WHO和公共卫生及医学领域专家的意见，所有表扬中国的说法都会被自动屏蔽。其一媒体不会报道。其二报道了也会被瞬间忘记。其三就算记住了也会认为WHO及专家三观不正，有政治意图。
2、不会考虑中国防疫模式及机制的好处、值得学习之处。就算要学习，灯塔国高傲的人民学习的也是韩国模式。3、会选择性忽略美国及其他国家相对中国有4~6周的缓冲时间、可以为疫病防控做充足的准备。美国人的故事是：“中国的瞒报使得美国无法及时应对COVID-19”。总之，责任全在中国。美国政府即便有责任，也是少部分责任。
1、美国媒体避免或羞于正面报道中国采取的有力措施。2、疫情期间，中国舆论生态圈有很大自由度，无论机构媒体还是自媒体。实际上，存在着大量批评政府的负面新闻及负面评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这种舆论多样性一个字也不会提，而是继续刻画中国全面信息管制的刻板印象。3、凡是中国国内出现的负面报道，包括对大政府的苛刻要求，都会被美国媒体利用，拿到海外放大100倍，作为妖魔中国化的素材。从李文亮（剧情被西方媒体扩大无数倍）、到武汉放走五百万人，到一切我们能想到的。国内舆论场上出现的好事外国是不会报的。国内舆论场上出现的负面事件会被无限放大，成为反华舆论的组成部分。4、美国媒体会回避COVID-19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防可控”的事实：西方凭借其先进的制度及对民众福祉的最大关注与保护，到底有没有能力在早期就控制COVID-19的输入？美国人的取态是，这样的疫病是一项“不可防不可控”的天灾，由极端政府生产。
这个国际舆论生态恐怕是国人意识不到的。我们对政府严加要求，提出质疑、提出批评，这些批评都会被美国政客及媒体放大一百倍、一万倍，作攻击中国、蛊惑全球反对中国的素材与工具。三月初，美国还是疫情的“旁观者”，那时可能觉得此事与己无关，还会稍微客观一点。现在美国疫情也爆发，作为亲历者，就不一样了。就不能客观了。美国人很难承认中国政府比美国政府更加关注人民福祉，更能保护老百姓利益（尽管美国人相信万事需靠自己）。回到本文一开始的民调。无论党派，约七成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应该对美国疫情爆发负责。美国固然有民主党共和党左右两党之争。如果说两党政客有一个什么大的共识，那就是打压中国、遏制中国、妖魔化中国。这是今时今日在华盛顿能够找到的不多的两党都能同意的政治正确。放到美国人身上也是一样的。（注：笔者在讨论“美国人”时，使用的都不是广义上持有美国护照的美国人，而是“狭义”的、传统的、文化上的、“原型”的美国人——界定美国主流价值观的白人）美国人认为，相对于两党之争、美国政府政治的种种不足而言，中国才是美国更大的威胁。妖魔化和贬低中国体制与政府是维护美国政治文化“三观不倒”的根本。如果从中国进口了一个“问题”，同时美国政府不能通过公共治理手段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问题归根结底就要抱怨中国。因此，美国白人吸毒（及致死）不是美国吸毒文化的问题、不是政府治理的问题，而是中国出口芬太尼的问题。美国制造业衰败不是美国企业/劳资模式不够与时俱进、适应全球化竞争的原因，而是因为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和异端企业文化（《美国制造》）。总之，所有问题都可以找到一个方便的出口——抱怨中国。“抱怨中国”是超越政党及政治光谱的。它可以让美国人更加团结，消化内部的问题，共同对待外部问题。这种集体意识非常之强，好比灌输到每个美国人的脑海里，流淌在美国人的血管之中。这是美国人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每个人都会出来捍卫，不容挑战和抹杀。这是真正的渗透贯穿全社会的软力量。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即便被COVID-19征服，遭遇数万人死亡，仍然会感到自己的政府和制度全人类最优秀。美国的强大不在于军舰飞机火炮，不在于跨国企业，而在于其强大的、自信的价值观。中国街头随处可见：“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这是我们追求的社会理想状态。但如果说地球上有哪个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状态，那就是美国。笔者认为美国的COVID-19将超过欧洲，成为全球第一。但这丝毫不会影响美国人对其体制的自信与热爱。
21世纪，中美大国博弈不可避免。而
中国要成就为美国这样的强国，就必须构建最强大、最有向心力、最有吸引力的政治文明。“四个自信”不再是一个愿景与追求，而是一个能够深入人心、为每个人信仰及贯彻的文化内核。要实现这一点，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作者Chairman Rabbit；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tuzhu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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