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如果美国当局及日本、韩国在当今朝鲜半岛按照他们的意愿得手，美军就可能驻扎在我国鸭绿江边。接着他们就会在我国东海和南海继续和接连“要价”，制造各种事端，甚至联合其他盟国，采取更大的动作，使我国周边出现毛泽东67年前就担心三把刀子同时袭来的局面。当然，即使是三把刀子同时袭来，美国的第一愿望也是企图使我国在事关领土主权、金融、规则规制、意识形态等安全方面作出重大的实质性的让步，让其不战而屈我之兵，使苏联在一片和平之声中亡党亡国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2017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明确提出：
【“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1]】
这一判断十分重要，完全正确。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2]】
习近平同志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小组的组长。在报告起草过程中，他力主把“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写入大会报告。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强调：“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国际金融危机中的
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毛泽东主席所说的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从国际上看，1962+50大约等于2008。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是资本主义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国际机遇，也是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最为显著的特点。1962+100=2062。完全可以预言，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到毛泽东所说的100年内外即21世纪中叶之时，必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艳阳天。
为什么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出这一判断之后，随即十分明确地指出：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3]】
贫富差距鸿沟，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发展缺乏普惠平衡、地区热点持续动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的经济基础，也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根本原因。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总书记所一直思考的贫富差距鸿沟在当今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状况吧。
从全球看，2017年1月17日，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之际，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发布报告：2016年“全球贫富悬殊已达历史最严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家竟等同于36亿贫穷人口的总财产，占全球总人口一半。”[4]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从全球看，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薪资增长率为2.4%，而2017年的前5年，这一数字则减为2.1%。[5]2017年9月16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从2005年开始，全球饥饿人口开始呈现减少趋势。但2016年却同比增加了3800万人。饥饿人口在全球总人口当中所占比例也同比增长0.4个百分点，达到了11%。”[6]
从美国看，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就坦承撕裂美国无情的社会现实：“长久以来，我们国家首都的一小群人收获了执政的好处，却要人民来承受代价”。[7]2016年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说：“底层90%的人口收入停滞长达1/3世纪。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其实比42年前有所减少。就底部而言，实际工资与60年前的水平相当”。[8]美国《外交》杂志2016年1/2月号刊登的《不平等与现代化》一文中说：“1915年，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8%左右，而2011则掌握全国40%的财富”。“1965年，美国350强从业的CEO的薪金，是普通工人的20倍，现在则是273倍”。2017年11月8日英国《卫报》报道，福布斯上月发布的财富报告显示，美国最富有的三个人——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和沃伦·巴菲特三人加起来拥有248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6479亿元)，相当于半数美国人口(即1.6亿人)的财富。报告称，美国最富有的400人，身家合计达2.68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3万亿元)，超过了美国64%人口2.04亿人拥有的财富总和。这是100多年来前所未有的。
从发展中国家看，以印尼为例，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的研究报告说：“2016年，印尼最富有的4个人的财富总和为250亿美元”，“这一财富数字比最贫穷的1亿人的财富总和还多。印尼总人口为2.55亿”。[9]
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总根源，就是东欧剧变和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的急遽分化。国际金融危机自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九个年头。笔者认为，再有八年、十年，国际金融危机也走不出去。因为以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新的高科技革命和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产力，但同时也加剧着全球范围内的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贫富两极分化。
这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10]】
这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从总体和本质上说，资本与劳动的各自致富，是一个跷跷板的两头，绝不可能是共富。资本愈是富有，广大劳动群众则必然愈是贫穷。广大劳动群众愈是贫穷，社会的有效需求则必然会愈加减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得全球范围内广大民众愈加贫穷，社会的相对需求急遽减少。我们还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言，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在全球范围内，大量的智能机器人会更多地挤占现有的人工工作岗位，无人工厂会雨后春笋般地在世界各地涌现。这一进程，可能要比我们常人所想象的还要快得多;其覆盖面，可能比我们常人想象的还要更为广阔。但资本都不雇佣工人了，普通百姓都没有工资了，谁来购买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呢?各垄断资本集团之间追寻高额利润的残酷竞争——引发新的高新科技发展特别[]是智能机器人的普及——导致新的工人大量失业——社会相对需求减少——引发更多工厂破产和工人失业——加剧减少新的社会相对需求——进一步触发新的工厂的破产。以上铁的逻辑必然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不断加剧着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价值观的全面危机，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即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被极少数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内根本无法摆脱。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可以断言，更大的金融灾难必将紧随其后一些年内接连爆发。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2017年10月6日以《德意志银行预言：下一场金融危机即将到来》为题报道：“德意志银行说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更高了，几乎变成了现代生活的配料”;“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决策者可以灵活地印制化解金融危机所需的足够多的钞票”;“这也为下一次危机打下了基础”;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政府债务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70%，达到自二战以来的最高值，而上个世纪70年代时还不到20%”。[11]世界各国几乎都在成倍地超发货币，美国三大股指数连创历史纪录。这极有可能应了华尔街的那句老话：“在音乐停下之前，谁也不会停止舞蹈”。
中国的古代哲人老子有句名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当前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则深深蕴含于资本主义的危机之中。
2017年，是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伟大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任何个人、政治派别或阶级政党都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制造出一场革命。十月革命决不是由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强加给俄国的，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逻辑。由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压迫，内部政治矛盾异常尖锐，外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激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列宁所讲的那种革命形势：“‘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12]结果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统治体系的“薄弱环节”中首先发生并获得了胜利。当然，任何革命，同时又是革命者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革命导师列宁对推动十月革命的爆发和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说了这样一段名言：
【“在全世界，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压迫者“正在造成自己的对立面，而最终势必会被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对立面所埋葬。这是一条必然的客观规律。”[13]】
任何事物包括任何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必然有其内在的动力。如果说当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俄国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当今整个诺大的世界就像当年放大了的俄国。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颇像《红楼梦》中内囊空虚起来的贾府。今天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带来明天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抗，这是全球范围内的大变革大调整的根本动力;全球人类社会大变革大调整的结果，就必然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大发展。
经济全球化，决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全球化。任何生产力都承载着一定的生产关系。讲到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主要是看哪种生产关系在主导。所以，从本质上说，在今后一些年内，若没有特殊情况的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所主导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全球化即将开启一个式微衰败的新时代，世界人民所主导的公平公正合理的新的经济全球化将会从此扬帆远航。
当今之世界，正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的前夜。这颇应了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中的第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句名言。2016年热闹非凡的美国总统大选标志着美国社会开始被严重撕裂：自2017年9月份以来，多次发生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因“奏国歌时下跪”事件，以抗议美国政府种族歧视行为。2017年10月1日晚美国拉斯维加斯枪击案甚至表明，美国国内低烈度的战争已经打响。英国“脱欧”谈判谈得艰难，与此相伴的是苏格兰寻求独立也让英国当局分外挠头。在特朗普拒绝支持北约有关共同防务条款之后，德国默克尔总理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能够彼此依靠的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结束”。[14]法国社会问题丛生。2017年中国国庆长假期间，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独立公投活动与其它大城市反对其独立的游行严重对峙。如何把控“特朗普风险”则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日本广大民众在修宪问题上尖锐对立。连中国台湾也在接连出现“去蒋化”的言行。这在过去几乎都不可想象。但全世界人民却明显开始出现觉醒和聚合的迹象，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明显复苏之势。
这就有了2016年4月美国的“民主之春”运动，其矛头直指美国的金钱政治和被垄断资本操纵的各大舆论媒体。此次运动不持党派立场，120余个组织、活动团体和工会参与了这次运动，超过3500人在组织者的网站注册。
这就有了起始于2016年3月底的法国“黑夜站立运动”。这一运动的起缘是抗议法国政府企图推出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法修改草案，结果是直指其社会体系中存在已久的一系列弊病。法国有70多座城市出现类似运动。“黑夜站立”甚至向柏林、里斯本、马德里等欧洲其他重要大都市蔓延。2017年10月10日，法国又举行了540万公务员参加的“全法公务员大罢工”，矛头不仅针对《劳动法》改革，更“是为了让政府听到自己对政改的深刻不满”。
这就有了2016年9月5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下，为抗议薪资低、政府单边劳工政策改革和国营企业私有化等，有1.8亿工人包括煤矿、运输、银行等行业员工参加的大罢工。
这就有了近几年来，在以“俄历史上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俄罗斯民意测验中，往往出现斯大林和列宁位居前列甚至榜首的情况。[15]
这就有了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和尼泊尔新力量党三个主要左派政党的大联合。2017年10月3日，上述三党在加德满都市政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组成竞选联盟和合并协调委员会，待省议会和国家议会这两次选举结束后，三党将完成合并。
这就有了世界各国人民都欣喜看到，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有了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也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从根本上说，世界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犹如一块跷跷板的两头：你的合，却是我的分；而你的分，却是我的合。
任何帝国都不是万古不变的，任何帝国的万古江山都只是写在浪漫的诗篇里。只有人民的江山才能万古长青。我们还可以作出这样的预测，今后一些年乃至21世纪整个上半个世纪，是资本主义世界和价值观开始撕裂和分裂的时代，是社会主义运动和价值观开始聚合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赢得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和共赢的大好时机，是建立世界公平、公正秩序的大好时机，是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复兴和创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大好时机，同时也是有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好时机。
世界上其中包括不同社会制度的各个国家，在共同遵守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友好交往和贸易往来，当然有着共同的利益交汇点。但从根本上说，国际金融垄断集团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却是根本相对立的，没有共同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国际金融垄断集团他们所要主导的是一家独大和一家通吃的经济全球化。从长远和本质上说，世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各个发达国家的人民，要求兴起的却是公平、公正、合理的经济全球化。在我们国内，有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改革观;同样，在世界上，也有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全球化观。
从眼前和局部看，我们与美国经济贸易往来甚多，相互额度占比也相当之高。中美之间有着高度契合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但从根本和长远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则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是根本对立的。1991年前后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时，资本主义世界则是觥筹交错、拊髀雀跃。这说明，社会主义的危，则是资本主义的机。同样，资本主义的危，则是社会主义的机。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抓住了目前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抓住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大好时机。
二、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特朗普政府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时，曾这样问基辛格：
“你是燕子，还是鸽子?”山雨欲来，燕子低飞，预示着战争要来。燕子代表着战争，鸽子代表着和平。基辛格回答：“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应该说，基辛格先生很诚实。因为那时是美苏两家争霸，苏联处于进攻态势，美国为了缓解其压力，不得不决定结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封锁。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来说，有利于美苏争霸。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当政了。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都在聚焦特朗普。那么，我们要不要问上这样两句话，一是特朗普是燕子还是鸽子?二是当年的基辛格所说的“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当今的美国还需要吗?美国摆脱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主要不是依靠罗斯福新政，而主要是依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头兜售军火，自己大量赚取超额的军火利润所致。二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只占有全世界6%的人口和土地面积，却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量的2/3，外贸出口额的1/3，并把世界上3/4的黄金收取到自己的囊中。当今的美国要最终摆脱当前的较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仅靠“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可能是远远不够的。或者是主要采用所谓的软实力即巧实力，而这种所谓的软实力已经采用了30多年，虽有一定的效果，但随着中国共产党十八大的召开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确立，美国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就有了美国军机军舰频繁出入我国南海这一硬实力即军事威胁的出现。
对于特朗普当局，笔者有如下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从根本上说，特朗普现象的出现，是全球贫富两极分化及国际金融危机全面深化的结果，具体表现是美国所谓“中产阶级”日渐式微的结果。由于近些年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所谓的“中产阶级”数量的锐减，加上贫困人口的增加，一些社会学家所主张和期待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遭到严酷的寒流，美国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群迫切希望这一现状的逆转。特朗普当选，实质上是美国右翼集团利用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这一所谓的“民粹主义”兴起的结果。2007年美国的金融危机，标志其经济危机的到来;2016年美国大选，标志其政治危机到来;接着一些年内将是美国价值观危机的集中爆发。
第二，特朗普代表的是美国实业垄断集团的利益，但绝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美国实业垄断集团与金融垄断集团的联合。实业垄断集团的代表尼克松上台，是牺牲军工集团利益，拉拢金融垄断集团支持的结果;而特朗普则相反，出发点是寻求国内实业特别是军工集团支持。但在特定条件下，美国金融垄断集团与实业垄断集团完全也必然会结盟。特朗普当选，放松金融监管，股市大涨，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因此，绝不能认定，特朗普与希拉里，共和党与民主党，军工集团与华尔街，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势不两立。而恰恰相反，在其国内资本主义的政权遇到根本威胁之时，在国际上需要维护美国国家这个垄断资本总代表的根本利益之时，他们就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的那样：“资本的每一个特殊部门和每一个资本家，都同样关心总资本所使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据：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能够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兄弟们的)团体。”[16]
第三，特朗普执政的理念，就是“做你自己”，“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要把美国长远根本利益与眼前局部利益紧密相结合相统一并实现最大化。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有句名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必须要更多令人难以捉摸。我们必须不可预测！”[17]其实，特朗普在这里所说的不可预测仅是战略手段和策略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说：“从这一刻开始，——只有美国优先——美国优先”;“我们将开始重新赢得胜利，赢得前所未见的胜利”。但他同时又说：“我们将与世界各国和睦修好，但是基于以下共识：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18]特朗普总统在这里所说的“美国优先”是根本目的，这是公开昭示于人的。
但所说的“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则是为掩饰其根本目的而服务的战略和策略手段。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的优先，总是以广大弱小国家受欺凌为代价而支撑的。过去，我们常说资产阶级是虚伪的。在特朗普的就职演说中，在他宣称的“所有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利益为先”的所谓共识，又得到一个明显的例证。其实，美国从来也没有准备实行过让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以自己的利益为先的先例，更不要说让所有国家都有以自己的利益为先的权力。
苏东剧变、苏联解体以后，美国资本垄断集团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量，胃口越来越大，并通过弗朗西斯·福山早早就宣布了“历史”已经完全终结于无比美妙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尽快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便首先加紧对现存的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剿，对俄罗斯继续肢解，对伊斯兰世界出兵“侍候”，对拉美加紧打压，对非洲加紧盘剥。从一定意义上讲，苏东剧变后的美国仅考虑了自己的长远根本利益，从而犯了“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结果使其手伸得越来越远，战线拉得越来越长，最终闹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困难重重，甚至触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
也正因如此，美国不得不推出全面战略收缩的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即退出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让日本、韩国、北约增加驻军费用、宣布德国是汇率操纵国，让墨西哥自己掏钱构筑美墨隔离墙、谴责澳大利亚的难民问题等。特朗普是一个出色的商人，也是一个出色的实用主义者。在当前，他会更多看重美国眼前的利益，但也一定会顾及美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另一方面，特朗普仅是美国金融垄断集团的代表人物。特朗普当局会既讲求眼前和局部利益，又会把美国的眼前和局部利益与其长远和全局根本利益紧密有机、有效地相结合相统一，并谋取其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特朗普很不靠谱，但又特靠谱。对中国战略，如果说希拉里是文火炖青蛙，特朗普则是想快火煮青蛙。一是特朗普与台独分子蔡英文通电话，打破了37年来的禁忌，并加强对台军售，声称在台部署“萨德”。二是加紧在韩国部署“萨德”。三是日美军事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并声称在日本布置“萨德”。日韩军事情报互换的背后是美国，并企图尽快形成亚洲“小北约”。四是指责我国是汇率操纵国，企图对我国进行贸易制裁，甚至声称：“只要提高进口关税或者中断贸易，中国在两分钟之内就会崩溃。”五是2017年美国军费高达6190亿美元，比2016年大涨10%左右，占世界总军费比例由以前的30%多回升到40%左右。
而美国总统的前首席策略师班农更是预言，美中两国间5～10年内必有一战。特朗普当局上述举动，很是出人意外。所以有不少人说：“特朗普，不靠谱”。196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帝国主义的策略是可以灵活运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从资产阶级的本性不能改变而来的。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个时期，一个相当时期能够避免，这是可能的。”[19]】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20]联系学习上述两段论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特朗普当局对华政策的一系列举动进一步充分说明，帝国主义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是剥削、就是压迫、甚至就是战争的本质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
第五，特朗普很任性，但又不可能太任性。任何代理人都要受到特定集团整体利益的制约，都不可能“太任性”。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4月与习近平主席在美国的海湖庄园会晤，对华表现 “友好”，这充分说明美国企图再次称霸全球的力不从心。我们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笔者个人认为，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会晤，其主要目的一是为了朝鲜半岛，二是要让中国买他的东西。但习近平主席柔中有刚，或说刚中有柔，该让的让，不该让的坚决不让，这就为延长我国战略机遇期又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第六，朝鲜半岛是美国当局的全球战略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环顾当今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周边环境，很有必要重温一下毛泽东67年前的一段发人深醒的谈话。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的第八天即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民主党派人士周士钊谈到朝鲜战争时说：“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
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21]
随着美国经济、政治、文化危机的逐步深入，极有可能加紧对中国的各方面其中包括军事方面的围剿。美国当局深知，我国已经把我国南海和东海列入国家的核心利益，知道这是我国周边安全战略的底线，知道我国在这方面绝不会让步，他们误认为我国有可能让步的唯一方向就是朝鲜半岛。
基辛格的厚厚一本《论中国》，其结论中的一个核心和基本思想，就是“说服”、“动员”我国在朝鲜半岛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主张，主张谈判解决一切争端的立场。但我们也深知，如果美国当局及日本、韩国在当今朝鲜半岛按照他们的意愿得手，美军就可能驻扎在我国鸭绿江边。接着他们就会在我国东海和南海继续和接连“要价”，制造各种事端，甚至联合其他盟国，采取更大的动作，使我国周边出现毛泽东67年前就担心三把刀子同时袭来的局面。
当然，即使是三把刀子同时袭来，美国的第一愿望也是企图使我国在事关领土主权、金融、规则规制、意识形态等安全方面作出重大的实质性的让步，让其不战而屈我之兵，使苏联在一片和平之声中亡党亡国的悲剧在我国重演。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大国，并有着反侵略战争的光荣传统;对我国挑起一场现代化战争，对于美国来说，代价是实在太大了。即使美国要对我国动粗，也是设法挑起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先。对此，我们当然会高度警惕，又决不会让其得手。
随着事态发展的演进，我国在朝鲜半岛核武问题上的立场也越来越清晰并日臻完善、进退有度：一是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二是半岛和平机制谈判是“双规并行思路”和“双暂停”; 三是保持与朝鲜的有关民生和人道主义的贸易往来;四是决不允许美国、朝鲜在我们自己的家门口生乱、生变、生战;五是坚决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导弹;六是朝鲜半岛如此现状，主要责任不在中国，而在美国;七是朝鲜半岛的唯一出路是和平谈判解决。
应当看到，以上七点，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但也不是并列关系，有些是手段，有的则是要达到的根本目的。美国在朝鲜半岛上如此咄咄逼人，一是想让我国完全停止与朝鲜的有关民生和人道主义的贸易往来，用经济制裁的办法摧垮朝鲜政权，然后把美军驻扎在鸭绿江边，这就可以在我国东海、南海进一步同时索要新的价码。这也就很有可能出现毛泽东在67年前的所说“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的局面。二是想压我国金融无度开放，在我国点燃内乱。笔者个人认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十分清楚，并在这场错综复杂、波谲云诡的斗争中，指挥若定、气定神闲并取得最终的胜利。
三、国际金融危机中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世界中所占的份量越来越重。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已从1990年的2%攀升至2016年的15%。环顾当今全球之局势，用“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形容，应该说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将中国2017年和2018年的经济预期分别上调0.1和0.2个百分点至6.7%和6.4%。这也是2017年该组织第三次上调中国2017年经济增长预期。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和为世界经济增长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因此，谈到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世界格局，就不得不谈到中国。
从中国国内来说，毛泽东所说的50年内外：1962+50=2012。2012年，我们党恰巧召开了十八大，诞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并在2020年全面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小康社会，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后。毛泽东所说的100年内外，就是1962+100=2062，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前后，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的“第二个一百年”。
党的十八大诞生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是当今中国的政治上层建筑中最为重要的现象。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22];“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3]】
党的十八大之后，我国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出现的重大的实质向好的方面转变，就是一个十分充分的例证。这是因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并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基础和文化的上层建筑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当然，放入历史的长河之中，人民群众无疑是决定性的力量，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讲，政治的上层建筑中，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团具有决定性意义，政治的上层建筑中这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决定着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为纲领奋斗的实然的各种状况，并进而决定着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教育、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的状况。
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地保持高度一致，充分发挥政治的上层建筑中党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团对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决定性作用。
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整整进行了近40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在物质层面，主要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第二位;在制度层面，主要表现为找到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精神层面，主要表现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凝聚全体人民;在党的建设层面，主要表现为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对外关系层面，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又决不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我们也清醒清晰地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目前亟需解决的一是金融安全。二是意识形态安全。三是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四是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进一步拉大。五是党和政权内部及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严重。六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尚须全面积极稳妥推进。七是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中高级干部的正确理想信念严重缺失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亟待提高等等。
除此之外，世界格局和我国周边安全形势也出现不少新的情况。党的十八大之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正确领导下，上述问题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各方面都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多年的积累，其中一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尚需时日。
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世所罕见。只有从无比广阔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才能更加认清必然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大意义。这也为我们在广阔的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开展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客观条件。
四、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讲话，不仅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何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特点的伟大斗争?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者有如下一些体会：
第一，始终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
【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既要看到成绩和机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难和挑战，看到形势发展变化给我们带来的风险，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24]】
196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
【“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时又说：“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25]】
当今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如果看不到机遇，就会丧失信心;如果看不到挑战，就会在暖风吹得游人醉中丧失执政地位。
第二，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基本原理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有所贡献的话，笔者认为，这就是：更加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时还说：
【“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26]】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
【“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27]】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前，又一次郑重地向世人宣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毫不动摇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
毛泽东在1959年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8]】
1961年4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文化代表团时指出：
【“在我国，我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但光靠马列主义是不行的。光读马列的书不等于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必须要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29]】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说：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3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还明确表示，
【要“深入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也要放宽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1]】
这同时也向世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的坚强决心。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或者说冷战结束后到今天，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在实践上都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十分丰厚的经验教训。中国是个大党大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5强。从一定意义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正是在认真总结“左”和右的错误中汲取经验而不断前进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十八大使我国步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的历史阶段，这不是天佑中华，而是实践认识之必然。在当今中国，只要全党上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各方面的经验教训，着眼新的无比波澜壮阔的丰厚实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完全有条件创新和发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一定能够完全实现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宏伟遗愿。
第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2016年12月26日至27日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明确指出：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32]】
为着人民和依靠人民，相互依存，互为前提，高度统一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唯一的宗旨和人民这一立场，同时也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治国理政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只有为着人民，才能最大限度和最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达到为着人民这一唯一的目的。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
【“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33]】
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绝无其他任何私利。从根本上说，我们绝不是靠也绝不能仅靠技巧执政，根本是靠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一本色执政，这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舍此别无他途。
第四，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建设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的灵魂和根本保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二是坚持党的领导在于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决没有自己任何的特殊利益。三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在革命时期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需要党的领导，在建设特别是改革时期，只要有一套健全的政治体制并依靠依法治国这一方略，人民就可以当家作主了。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
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所说：
【“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34]】
第五，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和合作共赢道路又坚定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就把握住了时代潮流，顺应了天下大势，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中国的世界观与国际关系基本理念，也蕴含着中国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最后解放全人类的思想。其最终实现的现实道路，就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我们要尽最大力量与美国合作。但它是第一世界。欧盟，包括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都是第二世界。而中俄则是最为重要的第三世界即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不结盟运动(亚非拉)、联合国等，这都应是我们外交活动的广阔舞台。
另外，“一带一路”是承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经济和文化载体，是在新的形势下在世界范围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创新型运用。我们不仅要与各国政要、各国政党打交道，同时也要和左翼政党与共产党打交道，要与各国人民打交道。寄最终希望于各国人民，才能进一步从根本上赢得和平、发展、合作的力度、时间和空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着无比光明灿烂的未来。
毫无疑问，我们当然希望建设一个和谐美妙的世界，我们也必须与世界上一切国家进行全方位的外交，并尽最大气力争取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合作。但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随着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危机的逐步到来，必然会抱着“冷战思维”不放，会采取历史上采取过的甚至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各种软硬手段，企图搞垮我国。我们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也必须首先着眼这一最基本的特点。
美国“软实力”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金融、规则规制、科技和经济制裁这五个霸权上。军事霸权是其以上五种软霸权的后盾；美国当局企图运用军事这一硬霸权进一步形成威慑和控制其他国家人们心理的精神霸权。这就是当今美国军舰军机频繁出入我国南海的直接目的所在。
2016年1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坚定地指出：
【“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针锋相对，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不在任何压力下吞下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
这掷地有声的“四不”，既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威武不能屈”精神的继承，更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不怕鬼、不信邪精神的光大。我们当然要努力与美国全方位地合作共赢，但也要准备应对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挑战我们的底线。从一定意义上讲，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布局已经多年。当我们要坚决捍卫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之时，他们就可能集中一切力量进行战略收网。先以软实力为主，主要是意识形态、金融等领域，然后是鼓动街头政治，搞颜色革命等，也绝不排除在我国周边生事，唆使其仆从国在我国边境挑起局部战争。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扼住企图挑战我国主权、安全甚至分裂我国领土的侵略战争的喉咙。
注 释：
[本文是作者于2017年10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8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特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的发言，已刊发于2018年1月1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李慎明论金融危机》一书。极个别文字作了调整。]
[1]《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9日。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3]《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5月15日。
[4]《环球时报》2017年1月19日。
[5]《全球化退却：自由贸易究竟怎么了?》，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7年3月29日。
[6]《全球饥饿人口达8.15亿人》，日本《朝日新闻》2017年9月16日。
[7]法新社华盛顿2017年1月20日英文电。
[8]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新的不满》，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2016年8月8日。
[9]法新社雅加达2017年2月23日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页。
[11]美国石英财经网站2017年10月6日。
[1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
[14][美]爱德华·卢斯：《美国的朋友和敌人如何适应特朗普时代》，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17年6月22日。
[15]2017年6月26日俄《消息报》报道，俄“列瓦达中心”针对1600人进行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38%的俄罗斯人认为，俄历史上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位居榜首。在5年前进行的类似民调中，42%的人认为斯大林在国家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调查中，俄总统普京和诗人普希金并列第二，34%的受访者持这一观点。对普京来说，这是他首次在此类民调中进入前三甲。而居第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448页。
[17]多伊尔·小麦克马纳斯：“穿越混乱的推文：特朗普的飞车袭击式外交政策”，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2016年12月25日。
[18]法新社华盛顿2017年1月20电。
[1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2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27]《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2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578页。
[30]《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31]《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
[32]《对照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措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8日。
[33]《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4年12月5日。
[3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7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文章摘自《李慎明论金融危机》转自察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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