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2020年2月14日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来自中国的挑战》，图/观察者网】
——佐利克（2020）表达了什么？没有表达什么？
前世界银行行长、美国前贸易代表和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2020年2月14日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评论文章：《来自中国的挑战》。观察者网把它全文翻译发表出来。下称佐利克（2020）。在该文中，佐利克回顾了他的利益攸关方理论，对美国面对世界格局的最新发展所应该采取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些思考，而且基本没有涉及战争。毫无疑问，既然讨论的是来自中国的挑战，佐利克（2020）的落脚点应该是确立美国的对华最优策略。然而，作为美国利益的代表，有些话，似乎他不好直接说出来，或者他自己也还没有想清楚。那么，关于美国策略以及相关的种种依据，他想要表达什么呢？或者说，他应该表达的而未表达的是什么呢？对此，只能通过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才能做出回答。这种回答对于弄清美国未来真正的政策选项是不无裨益的。
一、传统军事手段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
曾经强调“美国将以军事优势为基础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曾经主张除掉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佐利克为什么没有在佐利克（2020）把战争作为一种可行的手段呢？原因可以有很多。但一个关键的原因恐怕是传统军事手段在美国战略中的定位。美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而且除了美国国内战争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美国发动的战争鲜有正义的。对其他国家的颠覆、霸权主义欺凌就更不用说了。美国在能用战争的地方就用战争。然而，美国也越来越感受到战争对其国力的消耗。这似乎依然未能阻止美国战争思维。格雷厄姆·艾利森（2019），即《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再次表达了这种观点。然而，这种观点已经过时了。第一，在其他国家处于经济极端劣势的情况下，美国发动战争都有可能遭遇失败。越战、朝战、对古巴的军事行动皆是如此。这证明，经济力量的强大并不足以保证美国军事的胜利。他们很显然都会从麦克阿瑟身上吸取教益。即使看起来美国入侵伊拉克在军事上胜利了，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也都是一个失败。美国军队的将领估计都很好地吸收了这点。有证据表明，一些上战场的美国军官其实是不乐意打仗的。第二，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开始强大起来，使得美国发动每一场同等规模的战争的代价都越来越高。而其他国家经济越强大，经济强大国家的数量越多，就越使得美国军力无法针对某个国家发动战争。因为即使美国在军事上打败了一个国家，也会面对来自其他国家必然带有自觉性的挑战。而军事上的胜利和政治上的失败的格局更是美国政界军界必须考虑的现实。美国已经无法与世界进行军事对抗了。第三，二战以后，虽然美国在全球部署了兵力，但美国历来的军事政策都是打一场局部战争。这本身、它与苏联仅仅进行间接地军事对抗以及冷战本身，等等，都已经表明，它无力与大国进行战争，更无力进行世界性的战争。在欧洲长期的一体化努力、普京今天可能寻求建立类似苏联的体制的背景下，美国继续打局部战争的欲望都会受到压制。第四，美国的军事将领估计大都不愿意与大国展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这种军事对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美国承担的代价必然是由其他国家取其国际地位而代之。因此，美国对任何一个大国的态度只能是采取“和平”（包括经济攻击、政治瓦解、颜色革命）的方法。第五，随着技术的发展，美国可能会采取技术战、生物战、网络战、金融战等方法来获得原来用武力获得的利益。这样的软战争是新型的，受到的美国国内掣肘也较少，所需要的战争投入也远比传统战争要小，其他国家还没有多少应对的经验。第六，实际上，自美国建国以来，美国的一些有远见的领导人就不大愿意使用武力。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美国政治家、军人、财经专家，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制宪会议代表及《美国宪法》起草人和签署人之一，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美国政党制度创建者）在谈及如何进行有效的外交时，曾提出“身段要软，手段要硬”的建议。他认为“以气势压人毫无用处”，应该“在温和的态度中展现力量”。既然知道汉密尔顿在外交中都主张采取温和态度了，就可以推想对战争的态度了。美国长期的孤立主义也显示了美国国内至少一部分相当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对使用军事力量的一种态度。综合以上，实际上美国部署在全世界的军事设施基本上是一种象征性的武力炫耀。毛泽东主席的“纸老虎”的著名比喻已经道出了这一点。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不过是一种隐性的威胁！今天，世界各国应该更加注意的是美国在生物基因、科技、网络、金融、信息安全、舆论等领域的攻击。美国是知道武力潜力的有限性的，因此，它更愿意使用和平的方法来达到其国际剥削掠夺的目的。就国际政策而言，和平政策向来是美国战争政策的补充，甚至是替代。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许多国家而言，美国的和平根本不是和平，而只是战争的继续，是非军事掠夺的手段。美国对包括中国、欧洲、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策的基点正是如此。既然美国看来越来越有可能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对手，让我们看看其和平政策用于中国的潜能。
据佐利克（2020），在2005年之前的30年里，美国两党的多位总统一直在尽力把中国融入到由美国设计、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这应该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根本战略意图。这是美国的好意吗？决不是！美国的这个意图就是试图把中国纳入到美国的轨道，从中国直接得到利益，并使中国成为美国从其他国家获得利益的筹码和手段。在2005年，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将走向何方：从成员到责任”（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的讲话【1】。该讲话呼吁中国不应满足于国际体系成员的身份，而是要“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这一表述是模糊的，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从美国的角度看，佐利克不过表达了一种希望中国跟美国的步调保持一致的愿望，此即他所谓该词强调的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时实际的“行为”（norms）而不是表面的“形式”（forms）。其实，真正体现佐利克这个讲话的实质的恐怕并不是许多中国学者关注的“利益攸关方”，而是该讲话标题中的“whither”一词。“whither”的中文意思是“哪里；何处；到何处；（询问将可能发生什么）怎样的情况，怎样的前途”，看似毫无可疑。可是，与其同音，仅少一个字母h的词“wither”的中文意思是使枯萎，就与“whither”的含义大相径庭了。据百度百科，佐利克1975年（本科）毕业于美国文科大学中名列前茅的斯沃斯莫尔学院，6年后佐利克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获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后又以优等成绩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有着这样一种精英教育素养又对中国颇有了解甚至被认为是中国通的佐利克在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的讲话的标题中使用一种双重“通假字”完全是可信的。“Whither China”就是“Wither China”。这与纳瓦罗对中国的观点完全是完全一致的。佐利克（2020）说“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能实现‘和平崛起’，不过应该没有国家会愿意用自己的未来去为这种可能性做赌注”，这意味着只要中国崛起影响了其他国家的未来，就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而中国崛起必然影响其他国家的未来。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崛起必然与其他国家的利益是相矛盾的，不可能做到按照美国标准来负起责任“并建设性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美国必然“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也无法在美国国内为维护这一秩序提供必要的支持”。佐利克（2020）对中国的态度很明确了。但其实，中国早在1949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就已经崛起了，就已经是一个大国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就不可质疑了。此后的抗美援朝、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经济发展成就不过是对崛起事实的进一步注解，进一步夯实。尼克松访华只不过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迟到的认可。2005年之前的30年里，美国两党的多位总统一直在尽力把中国融入到由美国设计、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去，是对尼克松认可中国崛起的背书。只不过，包括尼克松在内的诸多美国总统并没有弄懂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当中国崛起的事实迫使美国政要不得不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的时候，佐利克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显然已经不再符合邓小平当年制定的“韬光养晦”（hide your strength, bide your time）原则了。佐利克错了。韬光养晦从来不是中国的整体战略，而只是局部策略。它不是对美国的政策设计，而是对其他国家建议的回答。而且这甚至不能代表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态度，而恐怕更多是中国国内一些人对邓小平同志态度的一种臆测。有报导说，戴秉国这样解释了“韬光养晦”的由来，“苏联解体后，有国家找来让中国扛旗。邓小平曾表示，不扛旗，埋头做自己的事，不锋芒毕露，这是韬光养晦的由来，不是什么诡计”【2】。中国在崛起之后依然要寻求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中国改革开放旗帜鲜明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说实话，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中国贫困已久，对于贫困的忍耐是很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好起来，本身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崛起的内涵。对中国一些曾经穷过的有钱人而言，有钱没钱一样过。美国的一些富翁恐怕也是如此看待生活的好坏的。已有美国人发现，如果由美国挑起，阻碍中国的主权，使得“美中两个大国陷入相互的敌对关系甚至零和博弈之中，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两国（乃至全世界）即将遭受的苦难的序曲。”这显示，美国人有，也可以有理解世界灾难的足够理性。中国可以通过发表实事求是的文章来促使更多的美国人产生这种理性。只要中国生产出了这样的文章，只要这样的文章足够多，足够好，传播力度足够大，美国政界上层是能够得到这些信息的。美国教育足够发达，信息技术足够发达，美国政界人士中有足够的有经验者。美中两国完全可以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不管这种陷阱曾以什么方式呈现出来。美国不应再继续“退群”，不仅不应该退群，而且应该在群内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破坏性的作用。只有这样，才符合美国的国际形象定位。美国不应再继续恐吓、胁迫、采取战争或非战争的手段攻击其他国家。美国应该检讨自己70多年来建立的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对其他国家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应该认识到对其他国家的伤害对于美国自己并没有多大的好处，更无法阻止其他国家的兴起。对其他国家兴起的遏制、阻滞只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愤怒！美国不要打着互惠、比较优势的招牌行一己之私利吧！由美国一手遮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了给全世界的某些国家提供一种更好的理念和实践方案，为各国提供更加有吸引力的伙伴关系待遇，美国应该重塑自己的意识形态，即使不能暂时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也要认识到，美国实施由林肯、罗斯福、肯尼迪、卡特所界定的旧自由主义比实施由里根所界定的新自由主义要好些。美国应该向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害道歉！这是取信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最基本的姿态。美国商界不应该在中国市场准入问题上的心态沮丧，无论是在投资与贸易领域，还是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监管。因为中国人自己许多都没有进入市场，也不可能都进入市场。中国许多著名大学教授的年收入也不过二三十万元人民币而已。美国商界应该认识到，中国国内都已经感到生意难做了，并不是美国商人自己的感受。更何况，进入其他国家的市场的权利并不是天赋之权。不能强迫、欺骗、诱导其他国家接纳美国企业，除非其他国家的人民愿意。国家必须代表人民。美国不应该认为控制了中国，对美国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挑战了。即使没有中国，也会有其他国家对美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挑战。因为一切都是可变的。仅凭美国一国之力，是无法统治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必须由所有国家来共同统治，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来统治。这个命运共同体应该允许差异化，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让不同的模式不同的道路在时间的检验中趋同，如果趋同是不可避免的话。这样来看，佐利克发现“美国对中国只有态度，没有政策”，感觉美国一直在浪费时间、挥霍国际资本，分散力量，并未取得真正的效果，虽然并不虚假，但也不是从整个国际范围和长远视角来看问题了。这样的观点太近视了！正是因为美国国内认识存在并延续许多错误认识，且不断出现新的错误认识，甚至错误认识层出不穷，旧的问题未去，新的问题又来，所以，美国才感到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才产生类似中国古语所说的病急乱投医似的所谓和平政策。美国认识路线、政策路线都错误了，怎么可能会有期望的真正效果呢？美国地大物博，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为什么非要觊觎他国的财富呢？为什么非要阻止别国的发展呢？如果美国真的强大，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想象力和抱负的国家，需要阻止别国的发展吗？亦或是美国人太不自信了！！！美国一些鹰派人物在看待世界其他国家时，太无视自己能力的局限了。世界上没有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美国应该认识到，对于美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是让自身系统在国内运行良好【3】，而不是阻碍他国发展。美国并没有很好的工具来阻止他国的发展。关税并不是一种好方法。正像佐利克（2020）所引用的一位美国战略家所说的，“关税就像一种现代的铁甲舰，它有很厚的装甲，动力和火力却很弱；关税这种东西防守力有余，攻击力却不足”。美国即使采取某种和平的方法（如强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阻止了欧洲国家、日本发展，也只能是一时的，它所播下的这些国家仇恨美国的种子总是会发芽，会长成参天大树的。美国使用和平方法阻止其他国家的发展是与美国历来所宣称的价值观相悖的。如果“自由是美利坚的灵魂”，自由为什么不是其他国家的灵魂呢？如果在美国的统治之下，其他国家连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的自由都没有，还何谈“自由是美利坚的灵魂”呢？“美国的尊严是不可以拿去谈判的”，难道其他国家的尊严就是可以拿去谈判的吗？如果美国不愿意帮助他国，至少应该允许他国自由发展吧！！！美国不要把小布什政府所阐述美国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获得自己的自由、走出自己的道路”（“to help others find their own voice, attain their own freedom, make their own way”）的动机变成走美国的道路的动机，甚至变成走美国想要他国走的道路的动机。美国人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正在全世界失去朋友和信任了！想想是否没有从来没有得到过朋友和信任！想想是否所谓朋友和信任只是他国无奈之下的陪笑和屈从！如果连这些都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其智慧水平又怎么能够统治这个世界呢？
三、美国怎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
只有真正理解中国，美国才能制定真正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中国尤其不能容忍通过外力来迫使中国改革，也不会以这种权利的让渡来换取中国进入美国市场以及其他国际市场的通道。中国社会存在和发展需要耗费的成本完全由国内来承担。中国不会如一些国家那样转嫁成本。中国已决定让国有企业扮演主导性角色，中国不会认为这样做将削弱其经济潜力。中国认为，这不仅不会削弱经济潜力，而且会增加经济潜力。因为中国相信，国有企业即使出现亏损，也是暂时的，而且是有社会收益的。中国是从社会的高度、长远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的。中国愿意向其他国家推荐这种方案，但中国不会以债务相逼等方式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这种方案。中国不会接受美国炮制的TPP以及《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等以市场竞争的名义对国有企业提出的强制性要求。即使某个阶段接受了，也会很快逆转这个决定。因为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美国应该认识到，不能要求中国国有企业按照私有企业行事，就如不能要求男人像女人生孩子一样自然。美国不要寄希望于中国少数人，就像特朗普总统不再寄希望于中国的公知一样。因为公知本来就不应该被寄予希望的。如果美国继续做这样的无用功，就只能导致美国的继续衰落。因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是一个早已经被历史反复验证为真的公式。中国相信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相信他们会选出真正代表本国人民利益的民族英雄。中国相信各国人民完全可以在捍卫自己所理解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经济交往、政治互动、学术交流、旅游，等等。中国人还认为，世界一切都是在变革中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观点。而有些人所谓的改革，作为开历史的倒车，是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掌握大量经济资源是一个国家的福祉所在。所以，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最近出版的《国有经济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的终结？》（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书由其书名所表达的观点是无效的。如果国有经济有反击，那么，它表明的是中国改革的深化，而不是改革的终结。很显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把所有生产出来的财富都平均地分配到老百姓头上去。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少数人在每年所生产出来的财富中占据的份额太大了。也就是说，里根以来所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给予美国的实业垄断资产阶级（不管是军工部门还是IT部门）和金融资产阶级以及管理精英太多财富上的自由了，这种对财富的无节制的追求反噬了美国的国本，像波音公司一类的顶级制造企业在新自由主义“股价之上”的管理理念下，已经失去了在技术上精益求精的宝贵精神。美国人应该做的是反思自己的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政策，而不是反对中国发展国企的政策，对中国的国内政策指手画脚。中国人向来是主张入乡问俗的。中国也是向来察其言观其行的。国际事务必须由各国平等地共同来决定。不能假设世界事务的最终目标是美国和中国利益，为了这种狭隘的利益而付出努力是不值得的。因为不仅美国为了自己国家的狭隘利益无法自行其是，即使加上中国也是不行的。所以，美国人还是要切切实实搞清楚佐利克在财政部工作时的上司、时任财政部长以及后来老布什政府时期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说的“要先搞清楚该做什么，然后把事情做好”吧！这句话是不容易弄清楚的。在世界处于大变局的今天，其含义恐怕是贝克本人也意想不到的。中国也要“先搞清楚该做什么，然后把事情做好”。中华之崛起就是因为先搞清楚了要做什么（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共产主义），然后，才把事情做好的。中国现在搞清楚的，中国从长远看，还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当下要做的事情是以共享式来实现发展。所谓共享式，首先就是要依靠公有制。允许私有制有发展，但同时要引导私有制发展。很显然，中国在引导私有制发展方面做的是不够的。鼓励多于了引导。这样，实际上就浪费了时间，挥霍了资本，分散了力量，没有取得本来可以取得的发展成果。中国已经意识到，不能对共产主义只有态度，没有政策，更不能连态度都没有，因为没有态度，就没有政策。很显然，只要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无论美国采取何种和平政策，都无法根本性地影响中国。然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际上也离不开外国。这样，中国就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即怎样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又保持足够的灵活性？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容易的。在改革开放三四十年后，美国认为，自己的利益受损了，甚至一些美国人认为“美中合作没有产生任何符合美方利益的结果”。而从中国的角度看结果，中国因外汇高估、外资过多、外贸过多、外储外债过多、国内私人资本过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不足，实际上利益也受损了。中国在政策上灵活过度，而坚持原则不足了。这实际上就是对美国有利了。中国居然出版了一本由佐利克参与撰写的报告。该报告提出的把中国的国有企业比例降低到10%的目标，甚至一度也有实现的可能了。十八大后，中国就有关政策做出了调整，外汇储备降低到约1万亿美元，既增加了中国国外资产的安全性，又提高了人民币的价值。中国人民驾驭经济的能力显著增强了！中国由于两千年尊师重教的传统，学习能力是很强的。这是美国所无法削弱的。中国历来对国际关系的主张是和平共处。自进入现代以来，中国与外国发生的战争都是自卫性的，中国自身的军事建设是防御性的。中国军事建设的防御性是基于中国对军事支出、军事手段的有限性以及由毛泽东《矛盾论》所论证的正义自卫的不可战胜性的认识做出的，因而是可以信赖的。理解了中国，美国就会发现，美国必须有足够的自制力，克服垄断资本的战争倾向，克服美国国内一些政客的外因决定论，把美国自己国内的事务做好。这才是美国自求多福之路！也许这才是佐利克（2020）作为美国政治家想要表达而不好表达的含义吧！罗伯特·佐利克：来自中国的挑战，https://www.guancha.cn/LuoBoTe-ZuoLiKe/2020_04_21_547631_1.shtml。
罗伯特·佐利克：《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财经文摘》，2006第1期。
【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201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60319/110224458222.shtml。【3】http://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37880.html。（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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