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近半年的“修例风波”，一次次地撕裂香港社会，撕裂香港和内地。再加之外部势力别有用心的干预，这一年的香港迷茫又痛苦，也让内地开始重新审视那个曾经的“东方之珠”。香港社会何时能从危机中恢复？未来“一国两制”构想会做出哪些调整？面对沉沦的香港和崛起的内地，香港人能否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对此，观察者网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解读香港2019年“修例风波”。
观察者网：您年底刚刚去过一次香港，这次去感受如何？
田飞龙：我12月初去香港，乘坐了港铁，也在香港街头做了实地考察了解，确实感觉到香港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面对被损害的一些基础设施，它的一些专业性服务，包括公共服务，能够非常专业、高效地将它们修复，提供给市民继续使用的便利，我觉得这也是香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数。
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他们12月8日世界人权日的大游行，在港铁里还是能看到，有大批的青年学生戴着口罩乘搭港铁赶往示威聚集的地点，社会运动的氛围还继续在香港存在。
另外我还感觉到，在区选之后，香港社会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新的政治共识，示威者和香港市民之间开始达成了某种基于本土价值的共识，他们开始寻着选举的轨道，追求将本土主义的一些价值，将这种完全自治的诉求进一步延伸，上升到上层管治架构，盯住了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以及后年和大后年的特首选举委员会和特首选举，所以反而现在香港街面上显得较为平静。
这些示威者通过区选，在区议会层面夺权之后，似乎也在尝试着用一种比较贴近社会民意的方式达成政治和解，共同将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建构成一个他们要继续夺权的对象，进一步巩固他们本土主义的政治共识和政治目标。这次我和香港不少人交流，他们就觉得可能像区选之前那样大规模的街头式暴力不会出现，但是仇警文化、对警权的进一步瘫痪，进一步打击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为明年9月立法会选举进一步造势，以及与国际空间更加紧密的勾连，引入外来的资源，这些是不会停止的。
正因为他们完成了区选之后这种快速的战略战术整合，瞄准体制内夺权，我觉得未来对于“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对于香港恢复繁荣稳定，以及对香港融入国家战略的发展，反而构成了更加强有力的挑战。
观察者网：这次“修例风波”也引发了一些对“一国两制”制度的讨论。香港回归22年，无论是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同，还是我们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不足之处？
田飞龙：今年是香港回归22年，以“修例风波”作为一个表征，“一国两制”确实遇到了中期危机。在两年前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总结，包括回归以来香港取得的成就，各项指标在国际排名中都靠前，尤其是回归20年，香港对内地经济现代化与国际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早期有前店后厂的港资进入内地，支持内地第一波制造业发展，后来香港的金融平台又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融资提供了非常巨大的便利，并且一批内地的人群在香港学习、工作、深造、发展，或者通过香港平台走向更开阔的国际舞台，这方面确实有很大的成功。
但是第一，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方面，还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亏欠。比如说回归以来，香港的23条国家安全立法没有完成，使得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民主进程之间始终有一种紧张，因为在“一国两制”基本法之下，中央的管制权是不直接落地的，依赖于香港的自治权来管制特区，如果23条国家安全立法没有完成，也就意味着香港始终是整个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巨大漏洞。
特别是随着中美新冷战序幕拉开，这个漏洞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就更加凸显，所以更加重了中国国家治理在香港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十九届四中全会会聚焦到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议题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现在看来，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选择本地自行立法的路径依然难以走通，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包括甚至列入附件3的国歌法的本地立法都难以顺利完成，所以23条立法在香港势必要非常智慧地寻找另外变通的路径去实现。
第二，回归22年很大的一个欠缺是教育上的欠缺。我们不讲香港大学、中小学这种专业化的教育，我觉得香港教育出问题不在专业化教育上，它的专业化教育是按照欧美标准，也是之前英国殖民地的教育标准，应该说提供了一种关于西方价值观以及分门别类的专业化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能够适应香港社会各行各业的需要。
香港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办法教会香港青年人，什么是他们的祖国？怎么样去爱国？怎么样将个人的观念和利益细化到一个现实的、具体的、政治的主权秩序当中？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欠缺，所以香港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作为所有受教育者应该接受的基础性的通识教育，一个关于人如何成为公民，成为国家一份子的教育。
恰恰是在通识教育，在将香港人教育成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意义上，香港本地的教育政策、教育体系、教材、考核体系以及整个媒体文化生态环境，没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工作，以至于香港青年人现在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精神迷茫和极限抗争的时期，出现了在“一国两制”之下自我国民身份建构的失败。有些香港青年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是香港人，甚至有的人说自己英国人，还有人说自己是美国人，但是香港人从来不是一个国民概念。而他们讲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尽管有一些人在推动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转变成英国国民，但是不符合现在英国整体的政治利益以及脱欧之后中英关系的大局，所以也不会成功，他们去台湾寻求避难，同样也碰壁了。
其实正是教育误导了他们，使得他们误以为可以和世界融为一体，和西方融为一体，实际上他们身份建构和利益关联的真正出路，还在于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和治理体系。我觉得这一次风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香港社会冷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是谁？自己的利益跟命运在哪里？该怎么样理解“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怎么样理解已经剧烈变化了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第三，回归22年来，香港管治队伍的基本建设或者叫政权建设也存在问题，应该说我们对香港公务员队伍的教育考核，甚至监督问责是不够的，使得港英的公务员长于精细化的、技术性的管理执行，但是短于风险决策，短于政治责任的承担，短于对“一国两制”深层次矛盾以及原理辩证性理解，也短于对国家战略的正确理解和配合，所以一旦遇到有关“一国两制”的重大风险，最后都把责任和压力传递到中央这边，没有起到在“一国两制”之下，由香港的自治权首先承担责任的管治意识。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重建、重整香港的管治队伍，才能够应对香港越来越本土化，甚至越来越暴恐化的这样一种恶劣的治理环境。
第四，回归以来，香港的司法体系也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和衔接到“一国两制”基本法秩序当中，他们实际上是殖民地司法在回归之后的自然延续。本来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的普通法只是香港法律体系的来源之一。但是在香港，普通法却逐渐被香港法律界建构成了凌驾性的法律体系。
再加上“一国两制”，中央管治机构怠于行使基本法上的很多管治权，包括人大司法权，这就使得中央的管治权威与香港的司法权之间没有一个日常性的工作关系，没有能够建立一个香港司法权之上的全国人大司法权，来对基本法的实施提供及时的原义阐释和监督指导。在普通法的实施过程当中，如果某些权利或者条款长期不用，那么就视同不存在，所以也引起了中央管治权很大的焦虑，也使得这次事件里香港司法权成为止暴制乱、恢复法治最薄弱的一个方面。
就像刚才我们讲香港教育非常专业的一样，香港司法也是非常专业的，不仅外聘外籍法官，本地法官接受的也是全英式普通法教育，能够做到每一个案件裁判的时候，到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判例案卷当中去查字典，去了解人家的判例怎么判的。所以使得香港的司法和法治能够获得西方信任，能够与西方的法治标准保持基本一致。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法官没有国家观念，没有办法正确理解、识别和保护基本法上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就使得香港司法在没有冲突的常态下，在中国与西方关系相对缓和的时候，能够有效地保障“一国两制”的稳定性以及受国际社会信任。但是一旦发生了矛盾冲突，一旦两制有冲突，中国和西方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罔顾国家利益，甚至背叛国家利益，做出一些在专业上正确、有技术含量，但是在政治上、在维护“一国两制”宪政秩序的整体价值上南辕北辙的裁决，这是香港司法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终于在2019年酿成了回归以来最严重的管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它的后遗症还会进一步蔓延到未来的管治时间段当中，不仅使得香港在我们国家的主场战略“一带一路”和大湾区战略中，难以积极有效地承担自己的正面角色，反而使香港现在成了国家安全和国家治理的一个负担。这也超出了小平同志设计“一国两制”时的初衷。实际上小平同志在1987年的讲话当中也预料到，香港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暴乱或者说动乱，并且提出了中央必须介入的方针政策，但是我觉得小平同志在设计“一国两制”时，肯定不愿意看到极端情形的出现。但现在从“修例风波”以及它的衍生后果来看，小平同志在1987年所担心的香港管治当中出现的情形，可能会一步步地呈现出来。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本土意识，这也是“修例风波”以来被高度讨论的话题之一。香港的本土意识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未来这种本土意识纳入到政治化渠道后，又会对香港治理带来哪些挑战？
田飞龙：香港的本土主义起源于二战之后，是一个畸形发展的过程。香港有一个从难民社会向本土社会转变的过程，历史上香港长期充当各方尤其是内地一些逃难群体的避难所，长期是个难民社会，来到香港的人其实也并没有把香港当作久居之地，只是一个占据之地，一旦内地形势缓和了，他可能回去或者通过香港跳板再去欧美世界，把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的中转站。
可是后来经过67暴动，随着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和解，随着麦理浩总督黄金10年的行政吸纳和怀柔式的威权统治，华人社会开始识别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开始珍惜这样一种家园、乡土式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本土意识。
这种本土意识如果和国家意识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能够有效理解和认同“一国两制”的香港人意识，成为爱国、爱港的一部分。但偏偏香港的本土意识，后来经过一些重大事件的负面影响，以及反对派的负面引导，不是与爱国的国家意识结合，而是与殖民意识相结合。
这样在香港人的心智当中，实际上认同有三个层次，一个是由150多年殖民历史带来的，我把它称之为殖民史观，培植的是一些我们用负面的话讲是洋奴心态，用正面的话讲是一种殖民地居民心态。这样一种心态区隔了香港人、内地人和整个中华民族之间的心灵融合，使这些人一方面面对西方的殖民者，现在的英美世界，产生一种依附者的心态，即所谓恋殖心态，同时面对内地的同胞，面对成长当中的国家，有一种虚幻的高等华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在香港社会依然存在。
第二个层次的认同就是国家层面，由传统的爱国爱港的左派基本盘构成，要将香港紧密联系和融入国家的身份认同，但是爱国建制派现在在香港受到了多方面挤压。
第三个层次是基于本土身份的认同，到了香港一代、二代、三代，逐渐生成了一种本土意识，这种本土意识如果和国家意识相结合，就是爱国、爱港。本土意识如果跟殖民意识相结合，就是本土自觉，甚至发展成“港独”。
现在我们确实看到本土意识开始在青年人群体当中越来越多地跟殖民意识相结合，把自己身份的建构朝着与国家背向而行的方向，去激进地扩展这种意识。而香港自治权范畴内的管治精英和社会文化基因对此实际上保持着一种纵容绥靖的态度，甚至被裹挟着走。在这种本土激进思潮下，精英开始丧失掉引导和塑造正确的、合理的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能力，反而非常媚俗地迁就青年本土主义的发展，使得香港社会基本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取向，越来越突破了“一国两制”的底线。
在“修例风波”当中，我们看到这些青年黑衣人的种种行为，已经不是传统泛民在“一国两制”体制框架下的和平斗争和民主博弈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诉求，要颠覆“一国两制”，建立一个他们所构想的香港政治共同体的“港独”取向了。尽管“港独”未必是所有参与运动的人即刻意识到的，或者说直接追求的，但是“港独”成了有利的未来政治符号，牵引着这些泛本土主义的运动参与人士，不断趋近于一种最后以完全自治为基础的极限政治目标，所以他们利用中美新冷战的机会窗口寻求“港独”。
这种观念或者这种行为方式完全是台湾模式的翻版。所以现在实际上出现的并不是香港的内地化，而是香港的台湾化，“港独”和“台独”相互抱团取暖，面对民族复兴、人类命共同体和21世纪中国发展的主体议程，与之严格切割，他们反而慢慢开始要登上美国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战车。所以在2019年这个特别的时间点上，“修例风波”所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整个香港和台湾本土心态的变质和异化，他们在民族复兴和美式新冷战之间，开始出现了一种选择上的困难。
一旦遇到压力逼他们选择的时候，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追随美国新冷战的战车，站到了中国人民整体利益、民族复兴事业的对立面，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一国两制”的维持条件是去冷战化，是在一个主权秩序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相处，寻找到基于民族利益、民族共识的融合之道。现在冷战再起，他们又追随冷战，用已经过时的冷战世界观和冷战秩序，来过分消极负面的评价民族复兴和人类命共同体的理想规划，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这也使得“一国两制”所依赖的去冷战化共识，在整个世界重新冷战化的分裂起点上，在香港集中爆发出来了，香港人做出了非常不审慎的，或者说是一种潜含着很大危害性的选择。
观察者网：过去我们一直强调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资本主义制度优势，但从目前来看，香港资本主义的弊端反而越来越突出。如何看待香港资本主义的衰落？
田飞龙：我们原来讲“一国两制”，内含着对香港资本主义的某种认可，甚至追求。内地尤其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那么多精英人士想移居香港，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去香港买房、工作，去了香港之后就觉得和到了欧美一样，到了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有一种被提升为高等华人的感觉，我们把它称之为香港梦，一个追求资本主义个人生活价值和发展的香港梦。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很长时间里香港是内地人追求的一个发展方向，可是今天经过“修例风波”之后开始逆转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我们之前从来不主动去研究分析和批判的香港资本主义有什么，通过这次风波我们看到，尽管有外力干预的部分，但香港本地资本主义的这种高度垄断化、家族化，与民生利益之间的直接冲突、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政府管治权被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地产商严重绑架，还有香港媒体，实际上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香港资本主义展现出了它的初级性、不公正性和不平等性特征，但是整个香港的管治权以及香港社会却没能有力展开一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运动。
内地基于“一国两制”，我们的宣传和研究也只是让我们更多地看到香港资本主义美好的一面，对它的负面、阴影区缺乏有效的研究和应对。所以这一次风波也可以看出香港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内在矛盾的爆发。所以更要检讨，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出发，引入一些社会主义价值，使香港的资本主义得到改良，这个工作是无法回避的。
这个工作必须是在“一国两制”之下，由整个香港社会产生一场对自身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的大辩论。所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近期提议成立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邀请各方社会领袖、学者以及代表人士来商讨“修例风波”的来龙去脉，还有它的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检讨的焦点绝对不应该是对准警察，否则就中了颜色革命的圈套。检讨的方向应该是香港的资本主义，它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它与社会公平、正义与平等价值，与“一国两制”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矛盾？
把这些矛盾梳理成将来香港重建的比如说10个问题，然后逐一去解决。在解决的过程中，有些是特区自治权或者香港社会本身很难充分去应对的资源不足或者权限不足，中央政府应该基于香港社会讨论的结果去帮助他们做出解决。将来“修例风波”后期治理和收尾应该朝着这样一个思路去发展，才是找到了真正的症结所在。
观察者网：此次“修例风波”持续将近半年之久，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外部势力的干预。如何看待美国近期制定的有关香港的两部法案，美国对香港的干预和遏制中国崛起之间的关系？
田飞龙：这一次美国制定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严格来讲，使得我们中央定下的“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变成一个在短期内很难完成的事情，严重破坏了“一国两制”之下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以及香港社会致力于运动收尾和社会重建的良性、理性进程。
因为这个法案为香港暴徒提供无原则、无条件的兜底保护，不管他犯了何种罪行，都对他进行保护，同时对依据香港本地法律严正执法的警察、公务人员，还有特区政府的高官，却有可能进行制裁。实际上这不是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而是一个破坏香港人权与民主的法案，因为它根本上忽视了或者说践踏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据宪法和基本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权。
另外，这个法案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坏的影响，使得一些盟友国家会跟进，会恶化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和国际地位。那些采取跟进动作的国家，尤其是他们的国会，比如像意大利国会，甚至现在加拿大国会也有这样一个动议，其实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真正的利益在哪。我觉得他们也没有受到美国过大的压力，当然有一些压力。但是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意大利和加拿大是非不分，简单跟从美国通过涉港法案来制裁香港，变相制裁中国，误解了21世纪全球化真正的领导力量，误解了自身国家利益所在，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动作。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国家是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国会的立法经常可以放飞自我，经常可以采取很不负责任的选择，关键最终还是要看执行层，看这个国家的行政当局会怎么对待这些条款，包括美国在内，我觉得在它三权分立的体制之下，还有美国社会目前高度分裂的政治情况下，美国对涉港法案的执行肯定会大打折扣。因为特朗普当局是希望用香港牌来交换一些贸易利益，并不希望让香港这个平台沉沦。
可是美国有一种越来越强的，我把它称之为是新麦卡锡主义，延用冷战的思维和方法来对待中国，试图把中国建构成第二个苏联，用曾经对待苏联的整套冷战的戏法来对待中国，所以原来作为中美合作共享平台的香港，在鹰派看来就是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们觉得香港平台更有利于中国的继续发展，认为已经让中国获益太多了，而美国获益是其次的。所以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他们可以承受美国在香港的一些利益损失。
这种想法其实也并不符合美国真正的国家利益。因为美国必须要看到和面对21世纪全球化秩序重构的现实，就是中国已经稳定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美国全球治理失败之后，有效弥补治理空间的良性行为，中国也愿意释放充分的和平善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自己的力量、经验和合作空间，并且“一带一路”也从来没有排斥美国，只是美国基于自身的帝国霸权，基于地缘政治的利益考虑，严防死守中国的崛起和发展，没有能够正面的、积极的理解和接受中国崛起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和平力量，作为世界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含义。
我觉得美国也在做最后一搏，当美国的鹰派最终发现无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力量都无法遏制中国发展，发现它对中国的新单边、新冷战的做法，越来越多伤害了美国的软实力，伤害了美国在全球和中国市场的利益时，美国战略鹰派在政治上的声势和影响力可能会下降，中美关系可能又会回到某种缓和的阶段，但是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巨人，两个巨人之间的关系和原来一个高个子一个矮个子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你是矮个子的时候，高个子可以牵着你的手，让你乖乖地在血汗工厂里给他生产消费品。当你也是高个子，你有武器，有高铁，有高科技，还有航空科技等等，这个时候原来的高个子就会始终提防着你，即便我知道打不倒你，但是也要和你keep distance。那么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了，就会进入新常态，合作竞争甚至敌意性的行动会夹杂在其间，取决于什么党派、什么人以及美国自身遇到了什么样的危机，需要借助中国议题来转移矛盾、转移注意力，转嫁风险和危机，以后会变成这样一个状态。
涉港法案是美国国会鹰派冷战思维的产物，美国的行政当局会有折扣地去执行，但是他们好像又是唱双簧，国会不负责任的立了一个法案，甩锅给行政当局。行政当局固然可以选择性执行，但是他也可以拿这个法案跟中国之间做交易，说你看这些鹰派要伤害中国利益，我可以顶住不执行，你给我什么利益？以特朗普的交易性格，他很可能会利用这个法案来跟中国讨价还价，但是香港自身的利益会被牺牲掉。
比如这次“修例风波”，香港“黑衣人”成功地颠覆和破坏了香港所有的核心价值，使得香港不再成为一个包容天下英才的地方。尤其是香港这一次渐渐开始失去中央的战略信任，开始失去内地人对香港梦玫瑰色的想象和依赖，开始失去内地资本以及精英人才进入香港、建设香港的意愿。当一个地方远离人才、缺乏吸引力、缺乏包容性，法制也开始丧失权威的时候，我觉得它走向衰落的所有条件就开始具备了。
而这些黑衣暴徒所期望的通过运动投机性地寻求移民的梦想，我觉得也不会实现。首先他们去台湾已经碰壁了，其次美国涉港法案里尽管说要接纳这些暴徒，但是以美国现在反移民的整体政策，以美国这样一种本土主义的政治正确、白人至上的新种族主义，美国只会口惠而实不至，最终最多只会吸纳极少部分政治上有再利用价值的恐怖分子，决不会兜底保护所有暴徒。
那么这些在香港犯下刑事罪行，流窜到美国的大批青年暴徒，他们对美国社会是一个很严重的负担，因为他们无一技之长，在香港社会都是失败者，在美国社会更会是失败者，美国社会绝对不会要这样的人，这些人最终也会为自己轻率的、鲁莽的，同时在法律上已经违法的行为，付出人生代价和法律代价。而整个香港社会被破坏的这些价值和影响力，也会成为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成为整个香港社会共同承受的代价。
有的时候社会在历史演变发展当中，确实会有一些偶然的、非理性的集体行为，最终也是由整个社会来买单。但关键是要痛定思痛，要引起香港社会真正反思自己错在哪里？自己误解了什么？对自己的身份和命运寻找一条正确的路径，这样才能做到运动后的良性重建。
观察者网：要实现香港的良性重建，特区政府需要哪些结构性的改变，中央政府可以给予什么样的支持？
田飞龙：我们发现这次运动冲击最严重的是基本法上奠定的行政主导体制。本来行政主导体制是要以特首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但回归以来行政主导体制就一直受到“四座大山”的挤压，第一是立法会的恶意“拉布”，第二是能动主义的司法复核，第三是保守不作为的常任公务员体系，第四是不断激进化的社会运动，使得行政主导在执行基本法，推进“一国两制”实践，推进融入国家战略方面一直作为有限。
这一次“修例风波”其实是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央对特首的支持，对特区管治团队的重建要负有更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在十九届四中全会里讲到，要完善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行政主导缺乏制度性的原因，也有团队本身管治风格、管治能力以及管治压力方面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未来在遴选特首及其他管治团队主要负责人的时候，我觉得中央可能会有更多的实质性介入，帮助特区政府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管治团队，承担起管治责任。
因为即便未来非建制派在选举中有了更多的议席，可是香港作为一个自治体，更多的管治责任还是落在政府身上，意味着很多政策落在3司12局身上，局长跟副局长搭配如何？他们推行政策的能力怎么样？他们在香港社会当中认受性如何？他们的忠诚度如何？这些年中央政府对特区主要官员有关注，但实质性介入不多，我觉得将来中央会组建更强有力的管治团队，并且要对他们进行监督问责，这些可能也都会制度化、程序化。同时在特区政府的日常管治当中，我觉得不能简单靠派钱去赎买社会的谅解，而是要找到问题，对症下药，既要做好民生的工作，也要做好发展的工作。
政府要用政策的方式来激励发展动能，鼓励不同阶层人士创业，靠自己的力量来增加财富，增强香港社会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特区政府在民生之外，还要注重利用地缘性经济战略、经济机会，帮助香港各阶层专业人士，帮助香港青年走出去，使他们获得更大发展。这样香港社会才能有一种新的狮子山精神，爱拼就会赢，才能有新的欣欣向荣的竞争发展心态。如果特区政府在危机之下只考虑怎么样去派糖，只考虑怎么样去搞好福利，只考虑怎么样去安抚那些示威者，我觉得并没有寻找到香港政治社会重建的要害。
用发展来解决问题，用与国家战略相衔接的方式，推动香港专业人士和青年人北上，获取更大的发展机会，让他们重新理解自己的利益构成和身份认同。民生或者说福利安抚，改良香港的社会保障体系，只是一种安抚和缓和政策，不应该成为“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福利制度是一个必要的部分，但是香港不能北欧化，否则香港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会丧失它基本的竞争力。
观察者网：作为媒体，我们一直关注和报道香港“修例风波”，同时也真切感受到了内地和香港民众彼此处于一个相互不理解，甚至不能够沟通的局面。您怎么看两地的舆论对立？未来在香港和内地的民心互通上，我们应该怎么做？
田飞龙：“一国两制”本身是搁置争议，是共同发展，是去冷战化，是小平时代做出的改革开放总体战略的一部分，是在一个主权秩序下释放充分的善意，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现在两地有这么大的积怨，是因为有人挑起了冷战的议题，有人价值观先行，把意识形态作为隔断深圳河两岸、两制互动联系的冰冷屏障，使得“一国两制”的整合力、生命力受到了一定的威胁。所以两地的中国人应该客观正确地认识各自遇到的问题，尤其是香港自身遇到的问题，找到正确的原因。因为现在香港人对自身困境有一个错误理解，这个错误理解当然是被教育、媒体还有西方势力所误导的，要把他们绑上冷战的战车，所以我们需要冷静下来，共同研究，找出真正的病因和问题所在。比如刚才我讲的通过独立检讨委员会，检讨出香港社会矛盾的十大问题，然后中央特区政府跟香港社会共同找到方法，共同解决这十大问题。
我觉得这才是香港社会重建的正确道路。香港社会的激进运动，是把原因找错了，是有人误导他们，我们要对冲这种误导，让人们理性地看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在中央政府帮助香港社会重建的负责任实践中，这种怨气会被消解。
香港经过殖民统治，总有些骄傲的感觉，与内地之间有一种不平等的心理关系，对自身与西方、与国家之间关系有偏颇理解。经过这次风波以及风波后的重建，会得到很好的反思和重构。这个过程可能短期内不能完成，但是我们要有耐心对待香港，就把它看做一个调皮的孩子或者一个发烧的病人，我们要有耐心去诊断他的体格，他的身体机能，找出真正的病因所在，对症下药，对症施治，共同努力在“一国两制”之下去建立一个新的香港，这个新的香港是和“一国两制”，和所有香港人真正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要有充分的耐心。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国两制”下香港的劫数是难以回避的。因为155年的殖民历史，英美在香港冷战式的严密布局，而回归仅有22年，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整套的文化和治理体系，从不熟悉到一点点开始学习，在学习当中斗争，总有一个对冲平衡的周期。
我觉得通过这次香港危机，国家治理能力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认识，都大大深化了，这都有利于增进我们关于全球治理的系统性知识，让我们了解到资本主义的优势和缺陷。我们以后在“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保护我们输出的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会遇到甚至更激烈的挑战，正好通过香港的治理，把香港作为一个练兵场，积累我们将来全球治理的知识和经验。
新时代我们是要走出去的，我们的战略是将民族复兴跟人类文明共同体相结合。无论是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道德期许，还是马克思国际主义的理想，都要求我们将世界跟中国自身紧密的联系，建立一个在伦理道德上同构的和谐世界。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对外部世界不同性质文明跟治理体系的知识。你只有理解他、懂他、知道他的长处跟短处，你才能够非常好地与他沟通，并且帮助他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任何危机都是刺激我们增加知识、增加见识、扩展视野以及提升治理能力的非常好的契机，香港2019年“修例风波”，同样也是一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契机，就看我们怎么样利用好这一次机遇来重构“一国两制”，将“一国两制”塑造为适合新时代、适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制度架构。
永远能从危机当中看到希望，这是中国成功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学习进步，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走向世界的真正秘密所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学习型政党，是最具有包容性的政党，她不是用冷战的思维来看世界，这一点就使得她的世界观、哲学格调要高于西方冷战派，高于西方的冷战思维。
如果对方以冷战的方式看我们，而我们以非冷战的方式来包容它、学习它，我觉得最终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还有中国文明本身会具有更远大的前途，甚至可以成为21世纪新一轮全球化和全球秩序的真正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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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小婷；来源：“观察者网”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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