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侯外庐看来，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虽然有其特殊性并自成体系，但缺乏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要求，需要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文化动力，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革新。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1948年10月，侯外庐等乘船从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图为郭沫若（左）、许广平（中）、侯外庐（右）在船上合影。（周海婴/摄）
侯外庐开辟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从土地制度、社会结构、所有权归属等角度揭示思想发展的规律和动力，审视社会与思想的互动，“以古人之思想还诸古史之实际”。侯外庐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对纷繁复杂的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历史作出客观解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侯外庐（1903—1987）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他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并称“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体系。
侯外庐一生的学术追求，可以归结为“叩问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构建了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在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哲学史方面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近30年来，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思想史研究展开了一系列反思、修正与补充，与此同时，也存在对侯外庐中国思想史体系的误读，部分学人将其成果简单定义为“旧教科书”模式，未免有武断之嫌。
实际上，侯外庐对中国历史研究范式的探索，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体现，对于我们讨论中国文化发展出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侯外庐为什么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其学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他兼具的史学家、思想家、革命者三重身份，来理解其治学目标与学术贡献。
作为史学家，侯外庐系统考察了自商周之际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和社会历史，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
作为思想家，侯外庐通过对近3000年中国思想和社会的贯通性研究，思考中国思想和社会的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动力。
作为革命者，侯外庐既投身于民族救亡和革命运动，也“用笔杆子战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厚植历史和文化底蕴，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贡献思想智慧。
侯外庐史学研究的最终理想，正是要为中国现代化扫清思想障碍。他认为近代中国的时代课题是促成“近代的民主潮流在中国的现实解决”，学术研究的最高理想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并希望以此促进社会和思想的解放。
正如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远言之，我爱羡王船山六经责开生面的气魄，仰慕马克思达到的科学高峰；近言之，自认最能理解鲁迅先生为民族前途，交织着忧愤和信念的、深沉而激越的、锲而不舍的‘韧’的战斗。大半生来，在我追求、研究的不平坦历程中，鞭策力是共产主义拯救中国的理想”。
那么，侯外庐何以能兼具三种身份，致力于实现上述理论和现实目的？主要在于他具备“以世界眼光研究中国问题”的广阔视野，即从世界历史发展演变的宏观格局考察中国历史的演变特点，进而从学术角度发现并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
侯外庐在大学期间就关注共产主义，与李大钊交往密切；后来他怀揣追寻共产主义真理的理想负笈法国，开启《资本论》德语原版的汉译工作。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滋养和留学的经历，一方面打开了侯外庐的理论视野，另一方面也使他在当时兼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理论家等多重身份。
在侯外庐的史学研究中，这种“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研究视野，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
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中说：“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同时也反对这样的态度：或者孤立地用一句封建主义的定义来代替各个角度的全面分析，或者动不动就武断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这种态度妨碍人们对科学理论进行虚心而认真的研究。”
由此可见，侯外庐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及其理论归宿，正是要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范围内思考中国历史特点、重估中国文化价值、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寻找未来出路。
正如他在《韧的追求》中回顾：“我常注意从世界史的总范围去考察以及从各个时期中外历史的比较中去探索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自信不是削足适履。”
通过中国早期国家与古希腊城邦的比较、明末思想变迁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比较、抗战建国与欧洲战局关系、中苏关系与新民主主义建设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侯外庐为中国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现代史学必须突破传统史学“中国即天下，天下即中国”的局限，立足于中国历史问题，从世界历史视野进行中西比较，才可以发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及局限所在，才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提供真正的历史智慧。
社会史的审视，思想史的批判
侯外庐学派最为学人所熟知的研究特色是“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从史学家角度看，这种结合是侯外庐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特点；从思想家角度看，则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反思与客观审视；从革命者角度看，这种结合更体现出他清算传统糟粕、追寻中国社会发展出路的革命性思考。
侯外庐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将中国历史视为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的统一体。对此他总结说：“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我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社会史研究，二是思想史研究，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
侯外庐选择从社会史路径进入思想史研究领域，即通过社会史审视思想史，这是他与钱穆、胡适等人的思想史研究范式的根本差异。
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路径源自侯外庐对《资本论》的研究和翻译，“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历史分析法，成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的基本理论。
1936年，侯外庐与王思华合译出版中国最早的《资本论》第1卷全译本。抗日战争前夕，他独自完成了第2卷和第3卷译稿（后不幸毁于日本侵华战火），从而“填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一大空白”。
受旅法期间研读和翻译《资本论》的影响，侯外庐在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下，进而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史问题，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所有权形式、社会中不同阶级的结构关系等。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侯外庐发表《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历史阶段的了解》《周代社会诸制度考》《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等一系列社会史论著。
通过这些研究，侯外庐提出了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独特“维新”路径、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国有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发展等理论创见，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在社会史研究基础上，侯外庐考察了自商周之际至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史，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与整理。
他认为，仅讨论哲学与思想概念，是不能揭示本质的，只有从思想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济背景入手，才能发现思想演变的根本动因。
侯外庐认为，中国思想史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受“维新路线”的影响和束缚：即“旧的拖住新的”或“死的拖住活的”。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新的思想内涵往往借助旧形式？原因主要在于，经济上的土地国有制和政治上的君主集权制构成了巨大的专制力量和保守的“维新”罗网，一方面阻碍了中国古代唯物论思想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解决社会危机时缺乏革命与批判精神，而采用与旧制度和旧思想相妥协的方式；迫使他们放弃追求外在的社会与政治变革，转而追寻内心自由和矛盾的内化消解，并利用宗教等“旧形式及材料”委婉地表达新思想。
侯外庐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特点的揭示，正是他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落后性的批判，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曲折性、中国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侯外庐的学术体系将经济学、史学和哲学熔铸一体。他认为，哲学、历史学、经济学“这三样学问属于三位一体”，哲学是史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指导，“没有哲学修养，便不能裁成事物”；经济学是探索哲学和史学的基础门径；而史学则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一般思想及经济社会状况的学术回溯。
就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来说，侯外庐认为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思想史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哲学史是思想史的核心部分，世界观在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小于思想史，后者的研究对象包括哲学思想、社会思想和逻辑思想三大部分。
治思想史者不仅要研究理论化思维为主的哲学史，还应研究包括宗教、信仰及社会思潮等在内的整体思想史。
因此，在侯外庐看来，思想史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思想史也并非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
在侯外庐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哲学是研究方法论和进行批判反思的工具，经济学是研究基础和考察深层原因的途径，史学则是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追溯和整理。
在客观整理史料的基础上，侯外庐上承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思潮，批判性地研究了上起商周时代下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史，其目的正在于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追溯和反思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全面客观地评判其价值与地位，以此完成新文化运动未竟的历史任务。
他将这项研究工作视为“从新事物里剔除腐烂渣滓”，“从旧事物里提取新生契机”，探索一条独立自得的学术道路，并为中国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从这一点上说，侯外庐的史学研究正是在叩问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
“文以载道”与“经世致用”是侯外庐的学术追求。作为史学家，侯外庐主张在史学研究中讲出“民族的语言”，走出一条既不拘泥古人又不照搬西方的史学新路；作为思想家，他希望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革命者，他着力论证中国社会和文化虽有特殊性，但未来的归宿将是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
在“叩问中国文化未来出路”的学术道路上，侯外庐付出的努力和作出的贡献，具有历久弥新的借鉴意义。
纵观侯外庐的学术生涯，影响最为深远、意义最为重大的学术贡献就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研究范式。
侯外庐开辟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史视野，从土地制度、社会结构、所有权归属等角度揭示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和动力，审视社会与思想之间的互动，“以古人之思想还诸古史之实际”；提出中国思想史研究应具有世界视野，坚持“世界视野与中国问题结合”的原则；只有立足中国的现实问题与时代课题，才能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质、价值与不足作出深刻、全面的考察和反思。
所以侯外庐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对纷繁复杂的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历史作出客观解释，最终“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侯外庐开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叩问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是侯外庐治学论史的最高目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批判性整理，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创新发展。他坚决批判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封建、专制、愚昧因素，挖掘和发展传统文化中反专制、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自由法权观念等优秀遗产，以此推进科学、自由、民主思想和法权观念的马克思主义启蒙，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扫清思想障碍。
在侯外庐看来，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虽然有其特殊性并自成体系，但缺乏自我进化的内在动力，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要求，需要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文化动力，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革新。
侯外庐从史学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学术思想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进而揭示出现代中国文化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路向：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另一方面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新的中国学术形态和民族文化。
侯外庐的学术成果及其开创的学术范式，对于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具有长期而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和学术典范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哲学学院；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微信公号，原载《历史评论》2020年第4期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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